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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美的默契：情报信息与赦免交易
1942 年中国向盟军指称日本军队向中国城市散布感染鼠疫的跳蚤,引起严重的鼠疫爆发.西方媒介报道了这个消息,引起人们对日本的怀疑,但这种指称后来从舆论中消失了.
1945 年随着日本战败,美国迅速派科学家去调查和占取日本的武器技术发明,正像他们先前在德国所做的那样.1945 年 11 月最早去日本的科学代表团包括 5 名文职科学家和 4 名军队代表,其中 3 名是化学作战部的成员.经过 6 个星期的调查,他们对日本的化学武器计划没有发现什么有兴趣的东西,对其发展原子武器方面的兴趣更小.但是这些美国人在向杜鲁门总统报告的结论中提到,日本的生物武器计划可以补充美国的军事知识.代表团中的化学作战部成员之一默里·桑德斯上校写了一篇报告,简述日本在生物技术方面的进展.1946 年陆军提交了另一篇报告称, 日本研制了有效的防治鼠疫、 伤寒、痢疾等疾病的疫苗和血清,以及诊断血清、抗原和药物,包括青霉素.日本的生物战科学家则报告说,对动物疾病包括炭疽热、鼻疽病及农作物破坏媒介作了研究.在接受盘问时,日本科学家向美国代表团否认他们的生物武器有进攻的目的,以及他们对人体进行过试验.
1947 年初,美国在的陆军情报处人员邀请诺尔伯特·费尔博士重新评估日本的计划.他的任务不是评估是否应当提起战犯起诉,而是看看日本科学家有没有美国需要的有价值的资料.制定了有关计划的日本军事科学家石井四郎允诺透露重要的保密文件.
美国陆军情报处的官员把对科学资料的评价 （它对于赦免交易是很重要的）任务交给了费尔和其他几个也来到日本的化学作战部专家.但费尔 1947 年5 月到达时,美国的情报部门已经为秘密交易做了很多工作.1944 年末,斯蒂姆逊部长被告知日本可能有生物武器计划.次年军事情报部门收集到更多支持这一说法的材料.此时华盛顿也很注意不让有关生物武器的论题透露到媒体上,以防美国的秘密计划为公众所知.1945 年 9 月,美国联邦调查局的前身战略工作处曾得出结论说,日本“可能有世界所有国家中掌握生物武器资料最多的科学家” ,他们对美国构成了严重的威胁.有关日本的科学活动,陆军情报处的评论说：“不用说,这些试验结果是有很高情报价值的.”陆军情报处也成功地为当时在追捕、起诉战争罪犯的美国陆军副官署设置了障碍.1947 年 3 月,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下令由陆军情报处全权负责生物战调查,并要求一定要“严格保密”.
日本的生物战计划可能得到过日本天皇的支持.美国政府特别是主管日本占领和重建事务的麦克阿瑟将军已经决定,天皇的神化人格需予以维持,否则日本社会的整个阶层结构将会陷于混乱,可能引发对占领军的暴力.掌管战争罪犯审判的麦克阿瑟批准对天皇免予起诉,但是如果把日本科学家交付审判,将把对生物武器的整个影响网络牵扯进来.
1947 年五六月间,费尔与日本生物武器计划的构想人石井进行了谈话,费尔与他的少数同僚一道得出结论,对于日本人所能提供的资料值得与之作赦免交易.这些资料主要是对一个大的长期的武器计划的第一手记述,以及对人体进行的医学试验文档 （包括8000个显微镜切片和尸体解剖的详细数据） .令美国人特别感兴趣的是解剖的尸体中包括一些受炭疽菌侵害致死的人.费尔报告的一个补充材料中说： “由于对人体试验的顾忌,从我们自己的实验室中是不可能得到这些资料的.”
究竟是谁批准了赦免交易一直不清楚,的认可应是来自美国政府的最高层,从杜鲁门总统到国防部部长弗雷斯塔尔,或国务卿马歇尔.
费尔在 1947 年 6 月 24 日的一份备忘录确认杜鲁门和麦克阿瑟及阿尔登·怀特建议了下列决定：“从这一调查中所得的所有情报应保留在情报系统中,而不被用于‘战争罪审判程序’中.”1948 年3 月协议签署时,战争罪审判已在没有揭露日本科学家参与生物战计划的情况下结束,予以配合的日本科学家和其他一些参与计划的人就此被开释.
作为构想者的日本军医
早在 1927 年石井就向上司提出了生物武器计划的构想.1928 年石井开始了为期两年的世界周游,以增广细菌学见识.他此行的目的是想对西方生物学的最新技术有更多的了解.他手持外交信函访问了德国、法国、苏联和美国的研究实验室.
回国后石井被聘为著名的军医学院的免疫学教授.在他离开期间,1929 年发生的经济崩溃终止了日本的自由主义.从政府手中攫取了控制权的军方转而以纳粹德国和法西斯意大利为楷模和盟国.石井的生物武器计划得到了最高军事阶层特别是极端民族主义者和公共卫生省负责人的支持.不久他就获得批准在医学院建他自己的实验室,在实验室里,他以字母“A”和“B”来区分高度保密的进攻性武器和防御性武器.
1932 年,石井在进行的“A”试验出了安全问题,由此得到许可转移到“满洲国”,在那里他得到关东军的通力合作.开始据点设在哈尔滨城北,因保密上的困难,转而在距城南 100 公里处建了一个有高墙围着的院落——中马监管所.监管所可容纳 500 到 1000 名犯人,两年后因一伙越狱者炸毁了设备,石井的上司立即同意投资建了一座新的更大的研究院落.
新的看守严密的工厂设于哈尔滨城南 24 公里处,那里有 10 个村落,统称“平房”.1939 年建成的工厂有 7 座水泥建筑,包括实验室和药品库,3 个焚化炉,几个没有取暖设备的附属建筑和 1 个供石井私人双翼飞机用的机场.计划受到严密保护,凡在那里工作的日本人的信件都要受到检查,出行受到限制.1941 年“平房”改名为 731 部队.位于哈尔滨城北的安达是 731 部队的室外炸弹试验场,那里实验使用的也是人体.
1936 年日本与德国和意大利签订了《反共产国际条约》,最终断绝了原来与英国及其在亚洲的属地（日本想在那里称霸）的结盟.1936 年日军又组建了 100 部队,名为关东军抗动物流行病马匹保护部队,由军队兽医若松右二郎领导,他本人也于1948 年获得美国的赦免.若松的极端保密的设施位于长春以南 6 公里处,面积与“平房”差不多.
731 部队和 100 部队是一个研究附属系统的中心,这一系统后来扩大到中国的其他城市.参与其事的还有日本的学术机构和医院,包括在京都大学和的大学,石井经常以高薪和开拓性实验的许诺从这些机构中招聘科学和技术人员.1939 年在南京的 1644 部队（731 部队的附属机构）加入了这一计划.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随着日本的占领区从中国东部沿海扩大到法属的印度支那、暹罗和缅甸,细菌武器附属机构也作为前哨阵地在那里建立起来.
这些小的中心在何种程度上从事了基础研究和疫苗生产以外的人体试验是不清楚的.731 部队也进行了防御性工作,每年生产 2000 万支疫苗,其中主要是斑疹伤寒疫苗,对炭疽热、鼠疫、气性坏疽、破伤风、霍乱和痢疾的研究也是计划的一部分,此外还包括对医用的血液制品的研究.
1945 年日本人在撤离之前炸毁了设在中国的731部队、 100部队及其他有关机构, 文件也被销毁,这使得石井等人保存下来的资料更为稀缺.
日本的生物武器研制活动
美方特别感兴趣的是石井可能研制的有关机械运载系统（炸弹、炮弹、喷雾设备等）,以及有关实际生物武器攻击的报告,但美国人最终发觉可学的东西甚少.日本人企图但并未能发明任何实际可用的炸弹,虽然研制了 9 种不同类型的投弹,但都没有实际散播细菌的能力.在石井的指示下,在五至六年时间内实地试验了 2000 多枚钢体炸弹,试验对象是被绑缚在现场的活人,其中许多是被弹片击中后死去的,而不是被生物细菌感染而死.石井也试验过从低空飞行的飞机上播撒细菌,但没有成功.他也试图把生物武器与飞机及战略进攻计划联系起来,但并没有掌握这样的技术.与日本化学武器计划进行了一些联合试验,看来也用过活人做牺牲品.
由此可见,石井所制定的战术从技术上来说是简单的. 一种是把敌军部队诱入一个以前的战场,事先秘密地在那里进行疾病污染；另一种是通过低空飞行的飞机空投或利用间谍散布,把受鼠疫感染的跳蚤大量散播到平民居住区.1939 年石井得到一次利用他的生物武器的机会.那年夏天日本人想从苏联手中夺取诺门坎边界的控制权,那是蒙古、内蒙古和“满洲国”交界的地区.8 月,苏联元帅朱可夫率领 3 个师、5 个机械化旅来到该边界,他们在那里包围和打败了日本人,战斗中日军 1.5 万人损失了 1.4 万.日军在撤退时,一支由石井训练的敢死队殿后,以伤寒、副伤寒、霍乱、痢疾等病菌污染了哈拉哈河.这一做法对苏军的影响不得而知.
1940 年有 5 个月,石井组织了对中国南方海港城市宁波的攻击.石井利用跳蚤引发鼠疫,并企图用伤寒和霍乱菌污染水源.日军以飞机散播污染的小麦和小米.据报道,该城市和地区有 1000 多人因此致病,100 人死亡.第二年和 1946、1947 年宁波及附近城镇都发生了鼠疫,一些水运和食品运输可能受到这一破坏行动的影响,但在战争环境下,日本人难以对此进行检测.
1942 年,石井参与了在中国东南沿海省份的大规模的艰苦战役.例如,日军在从玉山、金华、福清等城市和周围实行战略撤退时,石井手下的 300多人留在后边散播细菌和污染水源,3 架飞机在战斗机的保护下空投细菌和沾染鼠疫的跳蚤.日本人所希望的是,没有戒备的中国军队进入这一地区时被霍乱、痢疾、炭疽热、鼠疫、伤寒、副伤寒等瘟疫侵害.虽然石井后来称他的细菌攻击取得了很大成功,但更可能的是自食其果.那些无知的日军士兵显然自身受了感染,致使 1000 多人死亡.很快石井的威信下降,被撤销了 731 部队的领导职务,调往南京任职.
日军也进行过食物和水源的污染试验.在浙江省的战斗中,有 3000 多战俘被发给受伤寒和副伤寒菌污染的食品,然后将其释放回家,在他们不知情的情况下传播疾病.发放食品的过程被拍摄下来在日本放映,以示关东军对中国农民的关爱.受污染的食品还被发放给日本士兵,他们把这些食品摆放在路上,让饥饿的中国老百姓和军人食用.
作为赦免交易,日本生物战科学家不但提供了他们的实验室记录,还向美国军事科学家报告了他们所进行的12次使用过生物武器的实地 “试验” 详情,除了以上提到的,还有对中国其他城镇的鼠疫传播.随着战争结束的临近, 在日本垂死挣扎之际,石井试图说服日本军事当局使用生物武器,但遭到他的上级的普遍反对.但此前在 1941 年,日军曾考虑在当年以生物武器攻击菲律宾,1942 年又把澳大利亚、印度及萨摩亚群岛列为可能的袭击对象,之后是缅甸和新几内亚.
秘密的泄露
战后公众知道日本军队制定了一个生物武器计划,但对于计划的细节——人体试验的资料和囚犯的待遇——人们不是很清楚,而此后多年,日本、美国和英国政府都对此予以否认.有关日本对中国城镇的生物袭击,他们含糊其辞,似乎中国人的报道不可靠.从日本科学家那里所得的证明中国人所言非虚的旁证,本来可用来矫正这种看法,但这些证词和报道都被秘而不宣.
2000年美国国会通过了 《日本皇军揭秘法案》 ,要求“对美国所保存的有关日本皇军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活动的保密记录和文件予以公布”.日本政府对此保持缄默.2000 年受理中国受害家庭起诉案的日本法庭承认犯有很大的错误,但不会赔偿.与此同时,对日本计划的国际学术调查仍在继续,新的材料还在提出,有时是出人意料的.例如,2000年在靠近俄罗斯边境的海拉尔的一个贮库中,发现了日军撤退时留下的重约 200 公斤的有关生物武器计划的文件.
（摘自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生物武器：从国家赞助的研制计划到当代生物恐怖活动》 作者：[ 美 ] 珍妮·吉耶曼 译者：周子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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