蕴藏在细节中的流行机制翻唱歌曲义化新解,该文是流行类有关论文范文和新解和流行和歌曲方面毕业论文格式模板范文.
流行论文参考文献：
■郭 鹏
唱歌曲是流行音乐的常见形式和重要组成部分.纵观新时期三十多年流行音乐史,它如影相随,始终贯穿其发展,逐渐成为一种独特且颇具影响的文化现象,由此吸引着诸多学者,围绕其类型划分、音乐风格、艺术特色和审美品评等方面展开积极讨论.尽管上述研究对翻唱歌曲进行了有益的探讨,但似乎仍没有准确抓住其核心要义.应该注意到,翻唱歌曲不仅是一种特定的流行音乐表演形式,也是文化工业精心选择的商业模式和营销策略,某种程度上反映出了流行文化的内部运行机制与潜在规律.为了突出其特质,相关研究是否应该突破传统范式,开启新的分析思路和阐释空间？鉴于此,本文拟从流行音乐运作的理论视角切入,剖析翻唱歌曲的运转原理和操作手段,揭示其作为流行制造重要模式的文化经济学内核.
一、流行运作机制中的翻唱歌曲
在关于流行服饰的研究中,罗兰·巴特从符号学角度剖析了流行运作机制.他认为,流行源于服装母体中某一元件的变化,即变项.流行在能指层面操作的是丰富易变的变项,而变化发生作用之元件则典型不变.这使得流行群体可以不断发布接踵而来的“新趋势”,而其中创新则并未达到无法识别与辨认的程度,记忆也由此变得简单容易.巴特敏锐洞察出流行体系所内涵的不断变异又永恒回归的双重属性.元件与变项间的密切融合关系,一方面揭示了流行趋势中创造性的地位以及难以察觉的事实,另一方面凸显出细节的重要地位.“一点微乎其微的东西即可改变一切；这些微不足道的东西无所不能；仅仅一个细节就可以改变其外表：细节保证了你的个性,……一个‘细节’足以把意义之外的东西变成意义之内的,把不时髦的东西变成时髦,……”①细节如此成为了巴特眼中最具生命力的流行运作模式.
尽管巴特的分析对象是流行服饰,但其对流行运作机制和流行生产模式的符号学分析同样适用于流行音乐.阿多诺曾在《论流行音乐》一文中,论及流行音乐的“标准化”及“伪个性化”特点：“符合某种特定的结构框架只是标准化的一个方面.……个性的保留,无论是假象或是现实都是必须的.”2标准化与个性确立了整体与细节的二元对立关系,诚如阿氏本人所言：“细节与潜在设计公然保持联系.”③在与“标准化”模式进行抗衡的过程中,细节成为音乐确保自身个性和流行的重要环节.然而,阿多诺并没有预见,日后一种颇具影响的生产模式——翻唱歌曲,将细节置换这一操作策略发挥到极致.如果说流行歌曲是在标准化生产模具内的程式化创作,那么翻唱歌曲则干脆脱离创作,进入到改编领域.直接挪用既有旋律,维持原作主体样貌,翻唱歌曲将重心移至歌手音色、演唱风格和编曲等细枝末节.
20世纪80年代,流行音乐的自主创作远不能满足社会文化需求,翻唱中的蹒跚学步成为文化常态,港台翻唱歌曲由此蔚然成风.然而,流行乐坛却凭借翻唱创造了奇迹,歌手张蔷借此登上美国《时代周刊》全球十大歌手榜.90年代初,早期颂歌以“改头换面”的“红太阳”歌曲之名在民间兴起,并成为这一时期独特的文化表达形式.“红太阳”歌曲的重新诠释和再度流行,展示出社会转型期间人们的特殊心态——对神圣与禁忌象征的依恋,对权威与信念不无深情的追忆以及对社会安全感与信托感的渴求.
然而,翻唱的“红太阳”歌曲的全部文化意义却不止如此.现作技术的重新包装与加工使其焕发新生.在具体操作层面,从演唱风格到编曲,从力度速度到情绪处理,它无不体现出戏仿、嘲弄和反讽的意味,消解了歌曲的原有韵味——雄壮豪迈的英雄崇拜热情被柔软甜腻的瞬时性时尚所置换.在对理想主义追忆的面具背后,它是商业逻辑的全线胜利,是消费主义文化的第一声号角,奇迹般创造了中国内地音像业的一个流行神话.
如果说“红太阳”歌曲立足于特定时段社会文化氛围与精神结构,其流行有必然的一面,那么这之后的翻唱歌曲,更多的则是歌坛刻意选择的流行制造模式和营销策略.21世纪伊始,选秀热浪此起彼伏,《中国好声音》《我是歌手》等歌唱类真人秀节目的异军突起,将流行音乐卷入了视觉文化漩涡.这里,观众不断提升的审美鉴赏能力以及对于优质音乐和实力声音的期待与渴望与高水准的电视节目制作形成良性互动和历史性合拍,顺应了社会文化发展的必然趋势.在以收视率为核心的商业逻辑指引下,综艺节目不会为“创作”冒险,拒绝原创成为常态,翻唱歌曲则成为这一时期重要的音乐形式和流行运作模式,并达到了较高的水准.一首首经典歌谣成为重新诠释的对象.国内外资深音乐人的重新编配,专业录音师的修饰美化,现场乐队的动态演绎以及翻唱歌手的再度诠释,于表现形式上形成完美统一,制造出全新的音响效果,如此打造出一场场美轮美奂的视听盛宴.
可以这样讲,80年代的翻唱带有较多模仿痕迹,以“以假乱真”为至高境界；90年代的翻唱有意识地强调重新诠释,融入特定翻唱者的个性因素,力求有别于原唱；而21世纪的翻唱则视翻唱本身为一项专业技艺,以对原作的拓展、超越甚至解构程度为准绳,旨在实现美学层面的大胆突破.由此可见,翻唱歌曲不仅是一种特定的怀旧模式,也是精巧的装饰工艺和流行制造有意识的操作性策略.它利用经典固有形象给流行一份文化上的安全感,拒绝成为冒险性的文化实验.它给予细微之处以极大的文化权力,通过细节置换,增加自身新异性和市场竞争力,实现创造性和意义的再生,从而为进一步流行提供保障.它类似于巴特所言的转型,将历时性引入流行体系,“不再是作为复仇似的现在,不再轻轻一抹即销蚀了过去的所有符号,而是以一种慰藉的方式引入的.因此,融合的时间,新的‘做事’以及符号系统的表达,这三者结合于转型中”④.翻唱正是原作转型后的结果,其水准亦随着社会文化环境的发展变化而不断提升.
二、翻唱歌曲个案分析及文化阐释
一首老歌,经过全新改编,再度进入大众视野并成为新的音乐风尚.对其研究不仅在于考察音乐发展流变的文化性状,也在于深入流行文化的深层肌理,揭示流行流转的运作机制及其修辞策略.2015年7月,台湾原住民歌手舞思爱·羔露在第四季《中国好声音》舞台上,以一曲老歌《如果没有你》进行翻唱,赢得了现场观众的热烈反响和评委老师的一致好评.
该曲创作于上世纪40年代,词曲均出自作曲家严折西之手,是电影《柳浪闻莺》（1948）的插曲.歌词直白浅露,情浓意切,以传统的女性闺怨情怀为潜文本,大胆注入恣意妄为的爱情追求体验和主体意识,闪动着特定年代难能可贵的人性光辉.歌曲结构简洁精巧,aaba曲式⑤易学好记.上行和弦琶音弱起动机,接下二度模进展开,构成鲜明动听的音乐主题.而简易的爵士和声、探戈风格的配器⑥与节奏模式也为原曲增添了一分异域风情和迷醉滋味,并使之具有热烈的音乐性格.这种特别的歌曲韵味,由歌手白光以其高傲无羁的妖娆姿态、慵懒柔靡的磁性嗓音和真切实在的咬字吐词,拿捏得恰到好处,并添加了一股放浪形骸的野性味道.依现在的眼光和标准来看,原曲在编曲手法、演唱技巧和录音技术等方面还略显稚嫩,甚至有些粗糙,但也正是由于这些特征,才凸显其鲜明的修辞效果和文化意义,使其成为特定时代的文化符号.
翻唱版从多个角度对原曲进行拓展与突破,呈现出焕然一新的艺术风貌,展示出新时代流行工艺的较高水平.歌曲通过不同的编曲方式变化重复：前面以轻描淡写的乐队音响,烘托音乐的空灵感；后面改换现代平滑爵士曲风⑦（Smooth Jazz）,自由灵动、清新优雅,令人耳目一新,放克（Funk）基本律动中,贯穿着错综复杂的节奏切口、细碎节奏和重音移位,充分彰显音乐的技巧性.之前的平静衬托出音乐此时的崭新生机,而新音乐风格的凸显与强化需要多重要素的配合,和声由此得到“再配”⑧.七和弦的普遍使用产生迷离梦幻般的音响色彩和丰满的艺术表现力.以前两乐句的音乐分析为例⑨,我们将进一步展示和声运动的细微之处.a句沿用Ⅱ—Ⅴ进行,在开始处与原曲保持一致,带给人某种色彩、风格或基调方面的熟悉感；从第3小节开始,和声语言产生较大变化,对以主—属进行为主的原有单纯色调有所超越——以同功能Ⅲ级和弦置换主和弦,接连续五度进行⑩,后带入Ⅳ级,造成音响色彩的瞬时黯淡,最后通过替代和弦Ⅱ的引入,致使低音半音化下行,在对旋律长音进行润饰之后,止于Ⅱ级和弦,现代感十足；从始至终,内声部贯穿着下行半音线条（e1-#d1-d1-#c1-#b-b-#a-a-#g）,充满张力,更增加了音乐的细腻、精巧之感：
a1句与a句保持平行关系,在原曲中和声语汇基本统一,在翻唱中则展露出更多对比因素和加大的拓展力度.五度循环链条被进一步拉长,Ⅲ级和弦由自身Ⅱ-Ⅴ进行所引入,置换第2小节属和弦；连续的离调激起音响波澜,在动荡与稳定、紧张与缓和的更迭态势中,产生刺激、激励之感,并导致旋律变形；动机直线上行,到达高点,消融、合并了后一个模进语汇,生成巨幅正波旋律,形成情绪的高涨；尔后出现的平行进行则营构出积极的音乐推进态势和开阔的音响空间,其中bⅦ级的使用造成了调式色彩的游离：
综合观察,乐段通过首部和声风格提示和尾部结构性终止,与原曲保持联系,又以较高的和声节奏密度和色彩浓度对其实施加工和改造,进行了充分的内部填充与润饰,从而实现了整体保持与细节置换的辩证统一：
对于翻唱而言,演唱方式的创新与个性同样十分重要,而音乐语言的大幅度变化也对其提出更高的专业性要求.此处,调门升高小二度,有助于翻唱者的技巧发挥与声音展现.不同于原唱略显刻板老成的唱腔,舞思爱声音清透干净,音色细腻多变,通过大量滑音、装饰音和衬腔技巧,对旋律进行自由加花处理,带有一定即兴性.而二者之间的文化差异性亦十分显著.原唱以灵魂陪伴歌曲,侧重思想交流、文化表达和信息传递,具有较强的时代意识形态特征,而翻唱则强调歌者身体的物质性,以嗓音的“微粒”（巴特的用词）,参与到一场无关内容理解和情感表达的意指游戏.其中呼吸的停顿与贯通,声带的松弛与紧绷,力度的抑制与释放,控制得当、收放自如,旨在以丰富细微的艺术表情,加工、协调字词、曲调乃至音响的意趣与欢愉.
演出结束后,歌手表达了自己的意愿,与导师不谋而合:为各式老歌注入新鲜元素,使之成为新的流行.这看似不经意的简单表述却蕴藏着流行群体对于流行机制和接受规律的谙熟：成功的关键之处便在于翻唱与原作之间充满张力的运作空间.仅就这次表演而言,翻唱将历时性概念输入自身系统,带来一份跨越半个余世纪的稔熟与亲切,分享着怀旧的情怀与经典的荣耀,却又以多重要素的集体异变与重新整合对原作实施解构与改写,强化了全新的音乐特征、艺术风格和修辞效果,给人以新意、趣味和刺激之感.在这扭曲的时间里,音乐成为音符狂欢和“微粒”闪烁的重构场所：乐音的冲撞与摩擦、音响的跌宕与张弛、嗓音的纹理与动静得以充分彰显,意义由此获得新生.通过细节置换,荡然、纸醉金迷般的上海老歌蜕变为华丽精妙、灵巧跳动的时代新曲.或者说,它本身并无意义,唯一的意义仅在于差异性,在于转型.面对音乐细节的变异,歌词黯然失义,沦为音符赖以栖居的纯粹物质层面的音节形式和声响空壳.它的滑落、遗失或壅塞,使情感成为造作和强迫性的,剩下的只有被竭力放大的能指细节.以形式耗尽内容,抽空内涵反衬外部转型效果,翻唱在无限开放的意指过程中,生成新的倾听体验和阐释空间.
三、翻唱歌曲文化批判
在经济逻辑成为价值衡量的主要标准,消费观念浸透社会生活各个层面的当代文化语境中,翻唱的精进与成功代表了后现代历史主义美学在音乐领域的胜利.其美学原则是“对往昔形象进行拆解和非简单化,……以众多的方式重新阐释过去,……”12引用和拼贴是其主要操作性手段,细节置换则是其独到眼光.这样,翻唱歌曲既熟悉又新鲜,既经典又流行,同时萌生重温的适意感和戏拟的快感.
应该说,翻唱歌曲对社会音乐生活不无裨益,如传承经典,在某种意义上从侧面对年轻人进行历史性教育,又如以老歌为导体,将新异难解的音乐语汇与专业知识一道传播普及,使其走下云端,让艺术获得一种平易可触的亲和性.但是,表象背后同样也隐藏着重重病灶.它那花样翻新的细节置换与风格重构,抑或以高超现作工艺将经典与流行进行无痕拼合,都明显展露出打着“美学广告”的媚俗品质,成为贴有艺术标签的精美商品.“过期”的经典不会再生创作源泉,花里胡哨的细节操弄也不可能再造经典.空洞而苍白的文化景观中,充斥着大量饰有精美花边的重复之物,无休止制造着文化泡沫.在商业利润的诱惑与驱使下,最优秀的音乐家也难以幸免沦为娱乐机器诱导、操控和支配的对象,反映在其实践重心正在从艺术上的锐意革新转向矫饰主义的细节把戏.这种表现手段在美学上是腐败的,在心理上是游戏和投机的,复制并加强了消费主义的文化逻辑.流行工业进入了功利的成熟期,以制作工艺相当纯熟的翻唱歌曲实现文化霸权并获利.面对伟大机制的独白与施压,任何文化都显得苍白无力、脆弱不堪,并只能表现出欣然接受的态度.这不禁使我们联想起美国批评家格林伯格对后现代主义绘画所做的批判：“商业性的坏趣味伪装成高深的‘标新立异’,向艺术的完整性发起挑战.”13无独有偶,翻唱歌曲则以零碎细节的操弄赏玩与后现代式的引用拼贴僭越了系统化的艺术创造与构思,造成了原创生产力的衰竭、作品的匮乏以及音乐发展的阻塞.这正是为什么当今翻唱歌曲水平达到如此之高,而原创音乐作品从数量到质量再到势头,其成就却远不及上世纪十年代的原因.
翻唱不能代替原创,它无法成为涤荡心灵、启迪智慧的家园.它的过度编码和琐碎细节恰是反想象力、反升华和反隐喻的.它利用与歌曲主旨无关的各种前卫技巧进行外部包装,颠覆了原曲形式和内容的对应关系及稳定性,以所谓审美的名义,放逐了情感表达与心灵沟通,由此导致了传统象征体系和表征逻辑的坍塌与崩溃.这里,一种变态的听觉形态学昭然若揭：歪唱盛行；曲解、误读、解构、反讽泛滥；意义被磨平,以换取感官的惊喜与愉悦；音乐彰显其作为声音快感之科学的时代意义.一个能够感知快乐的前景固然令人欣悦,一个不再背负思想重负的未来亦使人快慰,但一个全然不去追问意义的时代是否便能构成一幅乐观的图景？
① ［法］罗兰·巴特《流行体系——符号学与服饰符码》,敖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70—271页.
②3 ［德］阿多诺《论流行音乐（上）》,李强译,载《视听界》2005年第5期.
④ 同①,第323页.
⑤ 该曲式由三个重复性的主题乐句a与对比性的桥句b组成,不仅容易使人记忆和认同,并且适于歌曲的批量生产,常见于上世纪20至50年代的美国叮砰巷（Tin Pan Alley）流行歌曲.由此可以推断作曲家受到了来自西方流行音乐的影响.参看［美］大卫·李·乔伊纳《美国流行音乐》,鞠薇译,人民音乐出版社2012年版,第11页.
⑥ 原曲由小型探戈乐团伴奏,包括手风琴、钢琴、小提琴、大提琴和单簧管等乐器,时而合奏,时而突出某个乐器,间或穿插线条化的对位和走句式的连接.
⑦ 这是流行于上世纪十年代的一种爵士风格,采用现代电声乐队,律动感强,音响和谐,听起来轻松柔和、令人愉悦,适合用作背景音乐.参看Mark C·Gridley, Jazz Styles: History and Analysis.-8th ed., Prentice Hall, pp. 326-327.
⑧ “和声再配”（Reharmonization）是改编工作中的专门性拓展技巧：对原先配置的和声进行改造和补充.原版对增补和改写起到十分重要的引申和启发作用,二者共同促成新的和声语言,为旋律增光添色.参看Dariusz Terefenko, Jazz Theory: From Basic to Advanced Study,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2014, p. 358.
⑨ 和声分析基于笔者对电视节目中音乐音响（约从1分17秒至1分55秒）的记谱.乐谱以钢琴伴奏和人声旋律形式呈现,标有英文字母和罗马数字式分析,并附原曲和声进行,以供相互观照.
⑩ 此类和声语汇被彼得·K·温克勒称作“五度循环模式”（circle-of-fifths paradigm）,在流行音乐中极为常见.参看Peter K·Winkler, Toward a Theory of Popular Harmony, 载Allan F·Moore, Critical Essays in Popular Musicology, Ashgate, 2007,pp. 251-274. 在特德·辟斯看来,“寻找邻近的五度进行”是和声再配实践中极为实用的操作性手段.参看［美］特德·辟斯《爵士作曲——理论与实践》,赵仲明译,人民音乐出版社2009年版,第105页.
12 在Ⅱ-Ⅴ-Ⅰ进行中,Ⅴ7可由与之根音相距三全音的另一个属七和弦所替换.二者内涵同一组三全音,其进行方式也是相同的,由此互为三全音替代和弦.此处实以D7对#G7进行替换,DMaj7则是D7的一种变体形式.参看Mark Levine, The Jazz Theory Book, Sher Music Co., 1995, pp. 260-263. 温克勒认为,尽管三全音替代和弦会导致和声进行低音半音化,但其仍属于五度循环模式.参看Peter K· Winkler, Toward a Theory of Popular Harmony, 载Allan F· Moore, Critical Essays in Popular Musicology, Ashgate, 2007, pp. 253-257.
13 ［美］马泰·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顾爱彬、李瑞华译,译林出版社2015年版,第313页.
郭鹏 音乐学院在站博士后
（责任编辑 金兆钧）
该文总结,此文为关于对写作新解和流行和歌曲论文范文与课题研究的大学硕士、流行本科毕业论文流行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相关文献综述及职称论文参考文献资料有帮助.
中国流行音乐 特点与翻唱
【摘 要】在中国流行音乐的阶段性发展的过程中,演唱的多元化越来越突出,音乐的传统概念及其壁垒被打破,进入社会主义特色的音乐发展道路 随着时代的发展,逐步紧跟世界音乐发展的步伐,受到世界音乐的影响,同时.
上世纪80年代流行文化大盘点
港台歌曲·追星上世纪80 年代初,中国大陆流行乐坛可谓群星璀璨、金曲如潮李谷一的乡恋、朱逢博的白兰鸽、王洁实与谢莉斯的校园晨曲、朱明瑛的大海啊故乡、苏小明的军港之夜…&he.
国外老人流行动物疗法
对于老年人来说,有宠物相伴,能提高他们的自我认知能力和生活满意度,与其他人的沟通也比独居时更顺畅 “动物疗法”不仅在治疗抑郁症、精神疾病、自闭症方面有很好的疗效,对治疗其他疾病.
儿时翻蜈蚣
文＼刘希四月天,最适合翻蜈蚣 蜈蚣是一种陆生节肢动物,又称百足虫,黑而细长,它若咬到人,被咬的地方必定马上灼热、红肿、剧痛 一般的人看到它的样子便有些毛骨悚然,但对于农村娃来说,这蜈蚣可是好东西,娃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