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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世界类硕士论文范文 与江文也的内心世界《江文也全集》代序类毕业论文题目范文

主题:世界论文写作 时间:2024-0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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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次炤

版《江文也全集》一直是我的一个愿望.这不仅是因为江文也的作品数量众多、质量上乘、风格多样、体裁丰富、题材广泛,而且还因为在江文也丰富多彩的众多作品背后深藏着极为深刻的历史、社会、文化、艺术、哲学和美学的意蕴以及他的内心世界.

江文也是一位极其复杂的作曲家,他一生坎坷、经历颠簸、内心矛盾,但又是才华横溢、多才多艺、身怀抱负.江文也多重的人生经历和他多元的音乐创作一脉相承,伴随着历史变迁和社会变革,不同的文化影响和艺术环境的碰撞,不同的哲学思考和审美追求的冲突,造成了江文也创作定位的不确定性和创作风格的迥异性.而这一切都源于他的内心世界.

江文也出生在台湾,六岁随父母定居厦门.他的启蒙教育是在厦门由台湾总督开办的日文学校,13岁去日本读书,中学毕业后听从父亲安排就读电器机械专科学校.由于喜爱音乐,从声乐活动开始逐步走入日本音乐界.1938年“日伪”时期受聘北平师范学院音乐系任作曲和声乐教授,从此定居北京.台湾—厦门——北京,看起来并不是太复杂的迁移,却赋予江文也十分复杂的经历.

从江文也的出生来看,他无疑是台湾籍的中国人.然而,他的启蒙教育是在日本文化背景下度过的,同时,当他完成早期教育之后即刻赴日本读书,直至28岁才回到中国.因而,江文也的血液里流淌的是中国人的生理基因,而他的文化血脉中却渗透着日本文化的基质.再从他学习和从事音乐的道路来看,更离不开日本社会的音乐活动和文化生活.江文也的音乐生活是从声乐演唱开的.1930年他随日本声乐老师阿部英雄学习声乐发声,两年后,他从高等工业学校毕业的时候参加了哥伦比亚唱片公司的应聘考试,顺利通过并被录用.同年,他以“江文彬”为名参加当时由《时事新报》主办的日本第一回音乐大赛声乐组的比赛,成功入选.第二年又在同一项音乐比赛中顺利入选,也因此开始奠定了他在日本的声乐演唱地位.江文也有极高的音乐天赋,他虽然不是音乐科班出身,但却屡屡在音乐比赛中获奖.在1934年第三回音乐大赛中,江文也以作曲家的身份参加比赛,他的管弦乐作品《来自南方岛屿的交响素描》中的第二乐章《白鹭的幻想》,在决赛中荣获第二名.同年12月,江文也被推荐加入“近代日本作曲家联盟”,成为当时日本重要音乐组织的一员.该组织后来改名为“日本现代作曲家联盟”,旨在推动日本艺术音乐的创作,反对当时在日本泛滥的流行音乐.从1934年加入联盟至1938年回到中国,江文也在短短的4年时间里创作了各类题材的音乐作品近三十部.在这期间,他曾5次荣获日本音乐大赛作曲奖,获奖作品包括4部管弦乐(《来自南方岛屿的交响素描》《盆踊主题交响组曲》《俗谣交响练习曲》《赋格序曲》)和一部合唱(《潮音》).同时,江文也创作的管弦乐《台湾舞曲》于1936年在柏林举办的第十一届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会艺术竞赛中获奖.当时,由于日本占领台湾,江文也又是“日本现代作曲家联盟”的成员,所以他只能以日本作曲家的身份参加比赛.毫无疑问,江文也的音乐启蒙教育和最初的音乐成就都是在日本生活期间取得的,这是江文也整个创作生涯的重要时期,无论在创作思维上还是作曲技能上都为以后的音乐道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江文也毕竟是一名中国人,一名台湾籍的中国人.幼年时生活中的乡土情谊深深地植根于他的内心,这是永远磨灭不了的家乡情结.音乐心理学家玛克思·格拉夫认为“童年记忆”是作曲家创作的心理源泉,那是存留在作曲家潜意识里的记忆,对作曲家创作风格的形成起到重要的作用.格拉夫认为欧洲许多伟大的作曲家,包括巴赫、海顿、舒曼、穆索尔斯基、柏辽兹、勃拉姆斯、瓦格纳、德彪西等,在他们的作品中都能找到童年记忆的痕迹.{1}江文也出生在台湾淡水,六岁随父母到厦门,但依然经常回台湾走亲访友.年幼时所接触到台湾的自然山水、风俗文化以及民间艺术都深深地积存在他的潜意识记忆里,成为他创作冲动的源泉和音乐风格形成的基质.正因为如此,江文也早期的创作生涯虽然在日本度过,但他依然念念不忘台湾故土和家乡音乐.早在1934年4月,他创作的第一部钢琴曲就命名为《台湾舞曲》,同年6月他把这首钢琴曲改写为管弦乐,成为他最早的乐队作品.1934年创作的女高音与室内乐《四首高山族之歌》,1935年创作的男高音与室内乐《五首高山族之歌》以及1936创作的声乐套曲《台湾山地同胞歌》,都是与台湾原住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声乐作品,不能不说是他潜意识里的童年记忆所引发的创作冲动.1936年创作的三幕歌剧《泰雅之恋》(《高山族之恋》),最终虽然未能完稿,但他的创作出发点依然是对台湾民族的怀恋和热爱.在这里,我们不得不提到作曲家齐尔品对江文也的影响.齐尔品1934年至1937年之间曾四次到过日本,江文也在这期间认识齐尔品并随他学习.齐尔品倡导音乐的民族风格,他希望中国作曲家的创作应该具有中国风格.这一创作观念深深地影响着江文也,他们之间的关系犹如齐尔品夫人李献敏所说:“不但建立了师生关系,而且彼此间维系着最高的尊敬与情感.齐尔品昵称江文也为’Pien’,而相对的他‘江文也’亦称齐尔品先生为’Apina’.齐尔品先生待他犹如自己的儿子.”{2}受齐尔品邀请,江文也与齐尔品于1936年到北京和上海考察中国音乐,这是他第一次接触到中国两座大都市的文化和生活,在这期间,他创作了钢琴组曲《断章小品》十六首,无疑是他创作中国大陆题材音乐作品的尝试.《卖糖小贩的金芦笛》《午后的胡琴》《月下琵琶》《北京正阳门》,这些标题都说明江文也开始意识到自己不仅是台湾人,也同样是一名中国人;他的民族风格创作之路,不仅立足台湾,还应该立足整个中国.也许,正是出于这样的想法,江文也于1938年受聘于北平师范学院音乐系任作曲和声乐教授,并在北平成家,养儿育女,直至逝世.

1938年至1948年,这十年是江文也音乐创作的高峰时期.期间创作的体裁涉及管弦乐、钢琴、独唱歌曲、合唱、舞剧音乐、宗教歌曲及戏曲配乐.在为数极多的音乐作品中,几乎全部都是中国题材或中国风格.比如:钢琴作品《北京万华集》、钢琴叙事诗《浔阳月夜》、钢琴奏鸣曲《江南风光》,独唱曲集《唐诗五言绝句篇》《唐诗七言绝句篇》《宋词·李后主篇》《水调歌头》《垓下歌》(项羽词),合唱曲《中国民歌合唱集》,管弦乐曲《古都素描》《孔庙大晟乐章》,舞剧《香妃》以及为古曲《万里关山》和京剧《西施复国记》《人面桃花》的配乐等等.此外,江文也于1946年至1947年创作的众多的宗教圣咏也都是根据中文译词创作的富有中国音乐风格的作品.作为学习和研究民歌的副产品,这期间江文也还编创了《中国民歌集》.从这十年的创作和音乐活动来看,江文也俨然是以中国作曲家自居在实践齐尔品倡导的“中国风格”的音乐创作.

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时任北平艺术专科学校的教授江文也创作了郭沫若作词(长诗《凤凰涅槃》片段)的合唱《更生曲》,并在欢庆北平和平解放的联欢会上首演.正如歌词中写到:“我们更生了,我们更生了”“春潮涨了,死去的宇宙更生了”,这无疑是江文也对新中国的诞生所表达的思想和感情.新中国成立后直至1957年“反右运动”,这八年间江文也创作了《第三交响乐》,管弦乐《俚谣与村舞》《汨罗沉流》,弦乐合奏《小交响乐》,钢琴奏鸣曲《狂欢日》《典乐》,钢琴套曲《乡土节令诗》,钢琴随想曲《渔夫舷歌》,钢琴曲《杜甫赞歌》,小提琴奏鸣曲《颂春》,修改完稿钢琴三重奏《在台湾高山地带》,歌曲集《林庚抒情歌曲集》以及合唱《更生曲》和《真实的力量,只有在行动中产生》(巴金词).看得出来,在新中国的阳光沐浴下,江文也的创作灵感源源不断.遗憾的是,1957年秋天,江文也在“反右运动”中被错划,同时被撤销教授职务,降低薪金,调离作曲系,先后到函授部和图书馆工作.这以后,他的作品被禁演,他的创作受到种种限制.从1957年开始,如此多产的作曲家竟然三年未有新作,直至1960年才创作了《木管三重奏》和改编完成合唱曲《台湾山地同胞歌》.四年后,1964年为纪念郑成功收复台湾300周年而创作了《第四交响乐》.此外,他还改编了七十多首台湾民歌,附有钢琴伴奏和小乐队伴奏.从1957年至1966年将近十年的时间里,江文也受到种种限制,只能在暗处创作和整理了极少数量的作品.接着便是文化大革命,江文也遭抄家,家中珍藏的乐谱、唱片、手稿(包括《第四交响乐》)和书信均被抄走.1957年,江文也47岁,正是作曲家创作的黄金岁月,令人痛心的是,这大好时光却被政治运动所冲垮,一直延续到“”结束.

1976年,十年文化大革命终于结束,科学的春天、文化的春天到来了!江文也很快投入到工作中,开始整理家中少量的书籍和乐谱,准备大干一场.如同他在手书便签中写道:“继续奋斗下去,用尽到最后一卡的体热量.然后倒下去,把自己交给大地就是了.”{3}如此浪漫的情怀和执着的内心,任何人读到它都无不为之感动.1978年,江文也开始酝酿一部大型管弦乐创作,标题为《阿里山的歌声》.一颗炽热的心被禁锢近二十年,一旦得到复燃它发出的光和热可想而知.江文也求成心切,想追回逝去的年华,他日以继夜地创作,很快就完成了《阿里山的歌声》五个部分管弦乐配器的初稿,分别是《山草》《山歌》《丰收》《月夜》(日月潭)和《酒宴》.遗憾的是,1978年5月4日凌晨四点,江文也突发脑血栓症,送医院治疗,但由于住院时医院发错了药,导致病情恶化,造成长期瘫痪.《阿里山的歌声》终究在冥冥中消失,它未能再继续,它带着无限的思念和希望陪伴着作曲家度过了整整5年……1983年10月24日江文也离开了人世.

江文也是一位悲剧式的人物.悲剧的人生经历所酿成的心灵苦酒一直在迷醉着他的内心世界.江文也早年的音乐活动主要在日本,他的成名也隐约作为一名日本作曲家出现.但他在日本人的眼里永远是二等公民,获得的荣誉也永远是第二.回到中国后,他拒绝受聘北平敌伪组织“新民会”之职,显然他是有政治立场的.但作为一名作曲家,他却又接受了为《新民会会歌》等歌词谱曲,这又造成他作为一位艺术家在艺术创作上的永久遗憾.为此,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江文也在中国音乐界被看做是一位日本作曲家,而日本人又带着种种偏见对待这位中国作曲家.因而,抗战结束前后,接踵而来的遭遇一直在折磨着他.1945年6月江文也遭到北平师范大学音乐系日籍系主任的革职.此时,他在中国已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不得不每周骑毛驴到北京郊区门头沟同乡开办的“宝福煤矿公司”挂职.抗战胜利后,他依然留在北平,拒绝了朋友约其同往日本.数月后受京剧名角言慧珠的约请为京剧配乐.但是,正当他开始恢复作曲之际,却又遭到政府当局逮捕,在战俘拘留所,原因是当年他曾谱写过《新民之歌》等敌伪歌曲.在拘留所拘禁十个月后江文也予以释放.在以后长达三年的时间里,江文也主要致力于宗教音乐的创作,受北平方济堂圣经学会之约,他创作了众多中国风格的宗教圣咏,直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新中国成立后最初的年代是江文也音乐创作的又一个高峰,遗憾的是,1957年的“反右运动”他被错划,受到了种种不公正的待遇,并限制了他的音乐创作和音乐活动.在这长达十年的经历中,江文也的创作冲动和艺术理想几乎完全被禁锢在政治枷锁中.随即而来的又一个十年,那就是灭绝人性的人间灾难——文化大革命.江文也的艺术人生在他最旺盛的年华里被压制了整整二十年,这二十年甚至占据了他全部创作生涯的一半时间…….1976年“”结束,正当江文也充满投入创作之际,无情的病魔又夺去了他的创作权利,直至他离开人世.这悲剧人生所酿成的苦酒必定在浸泡着他的心灵,外界压制、内心矛盾、生活遭遇、事业受挫、政治迫害、疾病缠身,这一系列人生悲剧充溢着他的一生,江文也的内心世界注定充满着悲情和矛盾.

江文也的音乐创作不仅数量极多,而且风格多元.他早期的创作思维无疑受日本作曲家的影响较多,所写的音乐作品中带有明显的日本风格,即使在台湾题材的的管弦乐曲《台湾舞曲》中也体现出“日本与台湾相混合的风格”{4}.由于江文也早期的音乐活动主要在“新兴作曲家联盟”的环境中开展的,该联盟主张运用西方现代作曲技法进行音乐创作,江文也自然成为西方现代技法的实践者.但从另一方面看,齐尔品又从观念上引导他重视中国民族风格的音乐创作.自从江文也随齐尔品回大陆考察民间音乐之后,对中国民族、民间音乐的热爱和风格追求一直伴随着他以后的创作道路.江文也创作中的民族风格还体现在对台湾地域风格的重视和情感选择上,“台湾音乐语言始终是他音乐创作的母语”{5},也一直成为他音乐创作中的风格支柱.从早期的成名作直至他未完成的“天鹅之歌”都离不开台湾的乡情.此外,江文也又是中国风格宗教音乐的创作者,在他被拘禁十个月后,突然把创作重心转向宗教圣咏;然而,在宗教圣咏的创作中他依然念念不忘中国风格.他音乐中的中国风格不仅依附于民族民间音乐,同时,也把视野投向中国“古谱”和“古典音调”.江文也的创作风格虽然渗透着中国音乐的语言因素,但从他的创作观念来看,那种强调个人感情表达和乡土情结的出发点,无疑充满着浓郁的浪漫色彩.从1949年开始直至他逝世,除去1957年至1976年近二十年的政治运动外,江文也的音乐创作又带有明显的现实主义倾向.无论是合唱曲《更生曲》还是管弦乐曲《汨罗沉流》,都体现出鲜明的现实主题和时代表达,这既是社会环境的要求,也是作曲家的一种风格尝试.江文也的创作风格在古典与现代之间、东方(中国与日本)和西方之间、台湾与大陆之间、世俗与宗教之间、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之间显示出极为复杂、多重、丰富的艺术体验,那是一个极其宽广的艺术天地,它紧紧地怀抱着江文也的内心世界.

江文也的内心世界里虽然装着一个极其广阔的艺术天地,但它依然深深地带着无限眷恋的乡情和民族音乐的抱负.在江文也的音乐生活中,台湾题材始终贯穿着他的创作历程.从他的处女作钢琴曲《台湾舞曲》,直到他的天鹅之歌交响乐《阿里山的歌声》,历经了《来自南方岛屿的交响素描》《生蕃之歌》《泰雅之恋》《在台湾高山地带》《台湾山地同胞歌》等众多作品,这些充满着乡情的音乐创作不能不使人们自然而然地把江文也纳入台湾作曲家的行列.“在江文也的心中深藏着台湾情,而这份与台湾风景人文,特别是与山地有关的动态和声影,是他音乐生命发迹与结束时的创作泉源”{6}.1938年,江文也到北平定居后,开始专注于中国民族音乐的研究和创作实践.特别是1940年他创作了大型现代管弦乐作品《孔庙大晟乐章》,把自己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和崇敬之心倾注在这部作品之中.在动笔前,江文也曾赴北平国子监孔庙参加祭孔典礼,聆听祭孔仪式音乐.听后他感慨地说:“这祭孔仪式中所含有的音乐性,是世界无类的,它在音乐美学上,也许可以有一种‘东方音乐美学’的新学说诞生的可能性.”{7}之后,江文也开始收集和研究古代音乐文献、研究祭孔所用的古代乐器,作为中国音乐研究和创作的历史依据.1941年完成了专著《中国古代正乐考——孔子音乐论》.

江文也对中国民族音乐的发展有着远大的抱负,他在《写于“圣咏作曲集第一卷”完成之后》一文中深情地诉说:“我知道中国音乐不少缺点,同时也是为了这些缺点,使我更爱惜中国音乐.我宁可否定我过去半生所追求底那精密的西欧音乐理论,来保持这宝贵的缺点,来创造这宝贵的缺点.”{8}可见,在江文也的内心世界里深藏着中国民族音乐的远大理想,即便存在着缺点,在他看来依然是宝贵的.他甚至可以舍弃自己半生的追求,而回归到作为一名中国人应该具有的民族音乐文化的精神世界之中.他说:“我深爱中国音乐的‘传统’,每当人们把它当做一种‘遗物’看待时,我觉得很伤心.’传统’和‘遗物’根本就是两样东西.”‘遗物’“并没有血液,没有生命”,而‘传统’,“就是在气息奄奄之下的今天,可是还保持着它的精神—生命力.”他还认为对传统不仅应该珍爱,还“应该创造一些新要素”给与其丰富与发展.{9}江文也的民族音乐抱负鲜明地体现在他一生的创作中,从最初“台湾风格”的不自觉追求,到后来倾注大量心血“中国风格”的自觉创造;从最初海岛地域的小我民族主义,到后来中华音乐文化的大我民族精神;江文也的内心世界经历了一场风暴般的洗礼,这洗礼的真正动力正是来自他潜意识里的中国情结.

江文也历尽人间辛酸,一生极为波折,但他的内心始终装着一腔坚韧而不屈的沸腾热血,在他那颗对艺术执着追求的持久的心里奔涌,化作无比强大的力量.正因为如此,江文也尽管伤痕累累,他终究还是一名成功者,他的艺术精神和音乐抱负一直延续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早在1932年,江文也刚刚步入音乐界不久,就撰文写道:“在这个世界上,如果同样要受到烦恼的洗礼,那么,为了艺术(我)能受更深的苦恼.……并非想把艺术故意弄成难以理解的东西,而是为了能有诗人的情感及作曲家的热情能受更大的苦恼.”{10}这分明是一位作曲家对自己艺术追求的真实表白,为了艺术、为了音乐,他情愿承受一切苦恼.令他没有想到的是,他的一生竟然真的充满着苦恼,甚至痛苦和折磨.可悲的是,一位原本可以有更高成就、更多作品的天才作曲家却因来自社会和政治的种种影响,而阻碍了他的音乐道路;可喜的是,江文也有一颗永久而执着的心,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和遭遇,他依然向往着自己的艺术追求,在万般压力之下依然挺拔在音乐艺术的神圣境地上.

江文也从未放弃过他的艺术追求,即使在政治重压下,他依然坚持.十年“”催残着每一个人,在那个年代,很难说还有人他的心灵或肉体没有受到过摧残.和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江文也被迫下乡劳动,而且劳累成疾,但他还是坚持阅读日文音乐书籍和整理资料.江文也的心永远向着光明的一面,即使在极度失望的境况下,还是充满着希望.1972年6月,他给在湖南农村插队的三儿子小工的信中写道:“你应该理解这场风神的即兴演奏,在我过去不短的途中,我是碰到了不少次的这种风神的恶作剧的.我这五六十年是不平凡的,崎岖险恶,有牢狱、有贫困……旋风的恶作剧,也只不过是舞台上的一个场面…….我相信,你是不会为一时的风神恶作剧而丧失信念的.你看,不是午前灿烂的阳光正在照耀着你身上的每一个细胞吗?”{12}这是一封家信,但也是江文也内心世界的写照.他的心里装的是悲情和矛盾,装的是宽广的艺术天地,装的是深深的乡情和民族音乐的抱负,装的是中国人的文化情结和对中国传统艺术的执着追求,装的是一腔热情和沸腾的血!那是一颗持久的心,伴随着江文也富有诗意的人生心途永远跳动着…….

最后,衷心祝贺《江文也全集》的出版,深切地感谢所有为《全集》的出版付出辛勤劳动的编辑者、出版者和资助者.希望这部《全集》能够作为一份音乐文化遗产,激励当代人和后人为继承和发展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和艺术传统作出努力.

{1}玛克思·格拉夫《从贝多芬到肖斯塔科维奇—论作曲心理过程》,叶琼芳译,春风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346—348页.

{2}{6}1987年李献敏写给郭宗恺的英文信,郭宗恺译.郭宗恺《江文也早期钢琴作品音乐风格之源起与蜕变》,选自梁茂春、江小韵主编《论江文也》文集,音乐学院学报社2000年版,第205—206页,第195页.

{3}{7}江文也手书便签,俞玉滋编订《江文也年谱》,同{2},第79页,第67页.

{4}{8}汪毓和《不断向民族文化传统贴近》,同{2},第146页,152—153页.

{5}梁茂春《台湾音乐创作的第一座丰碑》,同{2},第185页.

{10}江文也《声乐家谈自己的方向及研究题目》,转自李麟玉《从战前日本音乐杂志考证江文也旅日时期之音乐活动》,同{2},第21页.

{11}曹永坤《江文也在日本》,同{2},第58页.

{12}江文也于1972年6月23日写给在湖南插队的三子小工的家信.转自俞玉滋编订《江文也年谱》,同{2},第78页.

王次炤音乐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张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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