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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者以变应变论文参考文献：
喻清录
孟子师承孔子嫡孙子思,请教：“牧民之道何先？”子思日：“先利之（先给利益）.”孟子疑惑： “君子所以教民者,亦仁义而已矣,何必利？”子思日：“仁义怎么能离开利益呢？利益是仁义的完美体现.”数十年后孟子成名,去见梁惠王,梁惠王问：“先生千里而来,能给我带来什么利益呢？”孟子回答：“君何必日利,仁义而已矣！君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日何以利吾家（封地）,士庶人日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
《资治通鉴》开篇就记述了这件著名史事.司马光评论道：“子思讲利而孟子不讲利,看似矛盾,实则一致,因为对象不同.子思讲利是对百姓而言,百姓贫困,不给利益就谈不上仁义；孟子不讲利是对梁惠王而言,梁惠王寓甲天下,如果给他也讲利,他就会更加盘剥百姓.”
子思、孟子的思想其实源于孔子.孔子强调治国方略应因地而异,齐国国君问怎样治国,他说“节省财力”；鲁国国君问怎样治国,他说“了解大臣”；叶国国君问怎样治国,他说“安抚人民”.弟子子贡请教：“他们问的问题一样,您的回答却不一样.难道治国方略也有不同？”孔子说：“齐国建造园林宫殿无休无止,所以说为政在于节省财力；鲁国有三个奸佞大臣愚弄国君,所以说为政在于了解大臣；叶国都城狭小人民难以安居,所以说为政在于安抚人民.他们的国情不同,治国方略能一样吗？”
孔子、子思、孟子、司马光的论述告诉人们,说话要看对象,治国理政要看国情民情,不能教条地僵滞地沿袭（模仿、套用）前人、别人、自己以往的经验,以变应变才是智者的选择.
就治国理政而言,中国历史上最能体现这种思想的是“武侯治蜀”的故事.
诸葛亮主政蜀汉后,针对前益州牧刘璋“大赦不断,民不畏法”的弊端,法令严峻.蜀郡太守法正劝谏“愿缓刑弛禁以慰民望”,诸葛亮对日：“君知其一,未知其二.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慧,岁岁赦宥,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何益于治！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则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则知荣.荣恩并济,上下有节,为治之要,于斯而著矣.”致使蜀汉大治,为北伐中原奠定了基础.《三国志》作者陈寿评价： “诸葛亮为政,军旅数兴而赦不妄下,不亦卓乎？”
可与“武侯治蜀”相媲美的,还有二人.
隋文帝时,岐州刺史梁彦光治政宽仁, “合境大化”,政绩天下第一；后来转任相州刺史,沿袭岐州经验行政,但相州民风诡诈,蔑视政令,给他起了个绰号“戴帽饧（比喻软弱无能）”,讽刺他懦弱无能,文帝听说后罢其官.一年后,文帝打算起用梁彦光为赵州刺史,而他自告奋勇再入相州,“改弦易调,变其风俗”,文帝嘉其精神,准其请.梁彦光二进相州,以霹雳手段打击犯罪,狡猾之徒纷纷潜窜,合境惊骇；接着普及教化,每乡设立学校,聘请山东大儒讲授圣贤之书,人民感悦,耻于争讼,风俗大改.梁彦光两治相州而效果迥异,证明理政模式应因地制宜,墼守成规就会事与愿违.
唐文宗大和五年（公元831年）八月,陕州观察使崔郾转任鄂岳观察使.鄂岳囊山带江,地处百越、巴蜀、荆汉之要冲,民聚为盗,横行江中,劫掠舟船,杀人越货,官府不能治.崔郾莅任,立即训卒治兵,造艨艟(mengchong,战船)大船追剿,捕得有血债者数百人斩杀不赦,一年之内江中平静.崔郾在陕州以宽仁为治,从不鞭打百姓,而到鄂岳严峻刑罚,前后判若两人.有人问其故,崔郾说： “陕州土瘠民贫,吾抚之不暇,尚恐其惊；鄂岳地险民杂,夷俗懔狡为奸,非用威刑,不能致治.政贵知变,盖谓此也.”
崔郾这“政贵知变”之说,蕴含着“智者不袭”思想,可谓“治国之真谛,理政之要诀”.
（潘光贤 摘自《洛阳日报》2016年1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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