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域一资本视域下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遴选实践反思以宝庆竹刻和花瑶挑花为例,本文是关于文化遗产方面论文范文集跟非物质文化遗产和资本视域和宝庆竹刻相关论文范文数据库.
文化遗产论文参考文献：
摘 要：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场域中,代表性传承人是具有公认的代表性、权威性与影响力的传承人.由于其命名趋向的不确定性、复杂性和区隔性,代表性传承人的遴选已然成为围绕资本及其数量而予以激烈角逐的场域.通过两项民间手工艺代表性传承人遴选实践分析,呈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场域中资本竞争与运作的文化逻辑,为提升传承影响力和有效性提供来自田野的反思性经验.
关键词：场域；代表性传承人；遴选；资本；反思性经验
中图分类号 ：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3-1332（2016）06-0096-07
一、引言
伴随后现代哲学思想在整个社会科学领域的弥漫与渗透,国外部分学者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实施与人权维护的抵触、公约政治性的隐喻、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实施主体——民族国家能否顾及地方的表述与声音等系列问题的反诘,使得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领域发生基本范式（radicalparadigm）的转变,即从物质文化的客观属性向人的主观性经验转向.这种转向延展了社会人类学对于公共领域反思性研究的旨趣,即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体系评估以及实践互动与解构中,揭示物与非物、国家与地方、名录体系内与外等客体与主体、主体与主体之间交互关系的张力与博弈.[1]在我国,从守望民间文化到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社会指导的转换不仅昭示民间文化保护战略发展思路的转向,同时也牵扯着理念的转变,即随着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国家主导层面的上移,民间文化不再是一个自律体系,而是一个关系性网络.这种关系性既蕴涵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体系项目的申报与运作之中,也体现在国家、地方、传承人、社区等保护主体与传承主体的角色定位上.[2]
作为国家政府部门对持有民族文化及其技艺的一种制度性保护对象,代表性传承人是指经国务院文化行政部门认定的,承担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传承保护责任,具有公认的代表性、权威性与影响力的传承人.[3]与一般传承人相比,代表性传承人因地位和角色确认的性质,具有凝结非物质文化遗产最高技艺代表符号的象征隐喻.
尽管学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在遗产保护中的重要性与意义已达成一定共识,但围绕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人的认定与管理等问题仍有待商榷.[4]特别是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实践活动中,由文化主体和保护主体所生成的相互关系网络即传承场域中,代表性传承人的遴选具有深刻的实践性与现实性,对遗产保护的可持续性产生了深远影响.
基于此,本文根据2010 年4 月和10 月、2011年1 月至4 月三次田野调查的访谈资料以及2015年7 月的回访,集中对代表性传承人遴选实践予以调查,旨在整体呈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场域中,不同保护主体与传承主体如何围绕代表性传承人的认定与管理,裹挟（encapsulated）不同资本,本着不同文化心态,通过主体能动性实践,呼应与接续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相关文化政策的转变.
本文探讨的宝庆竹刻和花瑶族挑花是湘中地区的两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两者于2006 年同时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既位列同一级别的文化遗产,又在名录体系中隶属于民间美术类.特别是经过长时段的田野调查后发现,两项民间手工艺无论是当前的生存环境、形态还是传承模式分别隶属经典性手工艺与习俗化手工艺两大类型（见下表）.基于整体呈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场域中资本竞争与运作文化逻辑的思考,特选取生存于不同文化生态的两项民间手工艺为调查对象,以确保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遴选实践研究的代表性和纵深性.
二、代表性传承人遴选逐力及其建构
倘若从字面意义上理解,代表性传承人冠以“代表性”这一前缀,凸显了与普通知识和技艺持有者的区分：既隐含了传承人技术的非凡,又体现了个人传承技术的自觉.然而,在操作层面上,厘定代表性传承人却是一件颇为棘手而复杂的难题,其尺度与标准涉及代表性传承人命名的内涵.海德格尔指出,命名是“说出本质性的词语,而不在于仅仅给一个事先已经熟知的东西配上一个名字.”[5]也就是说,命名不仅仅是用词语贴标签,而是要有渗透现象本质的洞察力,能够真正体现其规定性.对于异彩纷呈的民间传统文化而言,命名涉及代表性传承人掌握核心技术程度和传承发展可持续性的评判,并不具有统一标准,是一项蕴含了复杂性和多样性的实践.
在这一实践过程中,某项技艺的持有者历经权利主张、价值评估和社会命名程序,转变为具有代表性的传承人,显现出以符号为意象的差异性逻辑.在《区隔》中,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指出“场域中取得合法地位的行动者,同时也获得场域加诸其上的被掩饰的…‘符号资本’（symboliccapital）.符号资本使得行动者在场域的博弈中取得的战利品呈现出合法表象.”[6]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场域中,这种“合法表象”直接转嫁为代表性传承人评定前后在经济价值与社会声望上的分殊,与一般传承人相区隔.
正是由于每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命名趋向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以及天然的区隔性,使得技艺持有者上升至代表性传承人的这一过程中,代表性传承人的遴选已然成为围绕资本类型和数量而予以激烈角逐的场域.
(一)个人象征资本的累积
作为身体化形式存在的一种文化资本,宝庆竹刻技艺的习得以及磨砺通过代际传承方式予以生产与再生产.这种代际传承方式主要依靠业缘和亲缘纽带得以实现与延续.在众多的宝庆竹刻从业人员中,ZJT 和HHM 二人从艺经历真实而生动地刻画了不同传承方式下两种技艺风格积淀路径以及社会阶层分属所累积资本对代表性传承人入选的影响.
1945 年,家境贫寒、年仅十二岁的ZJT 为了减轻家庭经济负担,只身进入邵阳“松竹石”竹刻店当学徒.历时四年多跟班学习,他基本掌握了宝庆竹刻的刀刻技法.1950 年,在全国社会主义改造的潮流下,“松竹石”竹刻店并入“新民竹艺联营社（即邵阳市竹艺生产合作社）”, ZJT 正式成为联营社刻工,开始独立创作.经过近十年的潜心钻研,ZJT 逐渐形成了“运刀拙重圆浑,刀笔言简意赅、一气呵成”的个人风格,获得了“铁笔Z”的美誉.与ZJT“师承进门、自创风格”的从业经历不同,HHM 出身竹刻世家,自小被父亲送进私塾,研修诗词、书画与金石,具有“雕工精细、刀法洗练、构图讲究”的艺术品质.在宝庆竹刻业内人士眼中,两者竹刻艺术风格迥异,后者刀法、构图设计与明清时期的“金陵竹刻”和“嘉定竹刻”颇为相似,书卷之气与金石品味并重,而前者行刀粗犷、自由,作品大气磅礴,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相形之下,正是ZJT 持有竹刻技艺的地方性特征使其在代表性传承人遴选中,增加了不少入选的胜算.
除了个人技艺文化资本孕育方式的不同导致了艺术风格的迥异,以致影响个人入选代表性传承人的机会外,宝庆竹刻传承人前期积累的政治资本[7]与社会资本也持续性地发挥效用,成为影响评估代表性传承人的潜在因素.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期,在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中,由于ZJT 家庭作坊帮工身份和HHM 家庭经营作坊的缘故,两者社会阶层分别划归为“贫农”和“手工业资本家”,分别于1950 年和1956 年进入邵阳市竹艺生产合作社担任雕刻师.1955 年,ZJT加入中国.当时,在当时高度政治意识化的年代,由于贫农的出身成份和党员的政治成分,ZJT获得了参与人民大会堂装饰艺术制作的政治任务以及作品参与评选、交流的机会,技术职位和荣誉称号逐年丰厚（见下表）.
相较ZJT 党员与“出身好”的家庭背景等个人身份所累积的政治资本赢得了个人技术职位的升迁和厚重的个人荣誉,HHM 的个人技术经历相对单薄.在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推荐表上,我们大致可了解其从艺经历、主要艺术成就和代表作：
从艺经历：出身于宝庆竹刻世家,祖上在邵阳开办“新华盛”竹艺坊.十四岁时,因日本军队入侵邵阳而辍学,随父HBL 学习竹刻,主修翻簧竹艺.1956 年,加入邵阳竹艺厂,任雕刻师并带徒传艺,直至退休.现仍坚持手工雕刻竹艺.
主要艺术成就和代表作：HHM 为祖传竹刻手艺,擅长竹簧阴刻和浅浮雕,作品线条明快,构图讲究,刀法流畅,善于用诗、书、画、刻并举的手法.其代表作有竹簧浮雕作品《西厢记》、《四美图》,竹簧阴刻六边形花瓶、山水图座屏、山水方形花瓶、山水挂屏.HHM 还精于竹簧作品的器型设计和模具制作,是目前存世的竹刻老艺人中唯一掌握器型设计全套技艺的传承人.[8]
从以上寥寥数笔的个人从艺经历和成就可以看出,与ZJT 丰厚的社会名望相比,HHM 自进入合作社以来,几乎无缘各种技术交流与作品参展.时至今日,即便论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的遴选,HHM 一直强调个人出身与政治身分是落选的主要原因：“ZJT 是员,而我不是,就是因为这个政治成分,我在竹艺厂一直受到排挤.当时,我个人出身成份也不好,是手工业资本家的后代,哪有机会参赛,更别说去北京参加装饰人民大会堂的政治任务了.现在回想起来,真是一步落后,步步落后.”随后,笔者访谈宝庆竹刻其他从业人员以及门的管理人员时,他们都不约而同地重复并证实了HHM 的说法与判断：“HHM 师傅出身于地主家庭,按照当时的说法是出身不好,因此当时无论是评奖还是参加活动,他都没机会去,所以没有评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的一些硬件东西.尽管技艺比较高,但没有文字记录有关突出技艺的点滴材料,所以没有评上.”[9]
显然,在代表性传承人的遴选中,历史性的个人出身成份与政治成分的归属持续发酵,皴染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评选中文化管理部门对个人技艺的技术评定与道德评判.
作为文化资本的一种形式[10],身体化技能通过家承或者师承的方式获得并转化为个人精神与身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岁月磨砺中,个人以技术身体化方式打磨、模塑独特风格,沉淀为一幅幅作品予以呈现,完成个人文化资本的累积.与此同时,在社会主义改造的背景下,个人出身成分与政治成分等政治资本的放大,成为谋取社会荣誉和名望等社会资本的有效途径,政治资本转化为社会资本.在代表性传承人遴选的场域中,个人政治资本、社会资本与文化资本的累积一一予以比较、权衡和清算,并在代表性传承人命名后,三者再次圆满地完成资本之间的转化与生产.
(二)技艺的经验性创新
在个人长时段经历中,宝庆竹刻代表性传承个人资本借助社会政治意识的推波助澜,实现了资本累积、生产与转换.花瑶挑花代表性传承人的遴选则离不开个人生活经历对技艺创新的影响.与众多花瑶妇女早期生活经历类似,FXM 七八岁的时候,便在母亲、祖母和姊妹的带动下,开始学习挑花.直至八十年代初,FXM 以花瑶民族代表的身份,进入一所中等学校学习,开始了与其他花瑶妇女完全不同的人生轨迹.1983 年,FXM 刚毕业便担任村妇女主任.由于工作原因,FXM 常往返于村与乡政府.
“以前我们瑶族的头巾,由两丈左右的彩色花带依头形盘绕而成的,约两斤多重,每天光缠头巾最少得花上半个小时,很繁琐.那时候,我在村里任妇女主任,时常要坐班车去乡政府开会.由于班车次数少,人又多.每次坐车,头巾都被挤得散落下来,腰带和绑腿也松垮了.每次下车,我都要重新整理,很麻烦.”[11]
日子一长,这段辛苦的奔波经历诱发了FXM改良花瑶“彩色头巾”的想法：
“刚开始,我是以海绵为芯,将中间挖一个洞,用彩色编带沿边缠绕.做成后,穿戴是比以前方便了.可是时间一久,海绵内芯容易变形.后来,我将农村常用的竹斗笠为骨架,将其倒置过来,用彩色编带缠绕,解决了海绵变形的缺陷.而且,在花瑶,海绵也不多见,比较难找；竹子到处都有,所以大家比较容易接受.我是94 年做成了第一个花斗笠.大概95 年的时候,这种新式斗笠就在花瑶流传开来了.”[11]随着花斗笠的流行,FXM 着手改进花瑶腰带与绑腿的设计与制作.1995 年和2002年,经FXM 改良后的扣带式绑腿和袜套式绑腿逐渐为花瑶妇女接受、模仿与追捧,成为花瑶服饰新的替代品.在这一过程中,FXM 个人生活经历的深刻体会,萌发了改革与创新挑花服饰的想法,为后来顺利地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凸显了个人技艺创新的影响力.
显然,宝庆竹刻与花瑶挑花代表性传承人遴选中,无论是个人资本的累积还是基于个人生活经历的创新,自反性地证明了经典性手工艺与习俗化手工艺分别在技艺生产和生活情境中获得其生存与发展的事实.宝庆竹刻代表性传承人在集体组织化的生产中,催化了个人资本的积淀；花瑶挑花代表性传承人基于个人生活经历的体会,创造性此调整了挑花技艺的内容与形式,积累了个人对花瑶服饰保护、传承与创新的心得,成为了花瑶地区挑花技艺的代言人.
三、官位资本[12]的介入
在宝庆竹刻代表性传承人评选中,入选门槛趋向于技艺行业发展中个人各种资本的累积.换言之,衡量代表性传承人的标准在于个人所拥有资本的种类与数量.这一评定尺度与宝庆竹刻行业的发展历程息息相关：从松散性的个体作坊到组织化的联营社、合作社、集体企业、地方国营企业,宝庆竹刻从业人员完成了从自由个体的手工业者到有组织归属的社会主义工人角色的转变.这一深刻变化为代表性传承人积累个人的社会资本与文化资本预设了以行业技艺评价为主的规则.
“一切文化都有自己的一套政治操作规则.”[13]与宝庆竹刻行业历史的清晰化道路不同,花瑶挑花技艺作为族群身份的标识,依附于当地人日常生活穿戴的服饰得以存续,其技艺的评价趋向于乡土社会群体自在的评判.然而,在自上而下的政府管理体制运行下,这种评判却又不可避免将主导意识渗入乡土社会管理体系中.这一状况与乡土社会的权力认识观念转变密不可分.1956 年9 月26 日,临近的溆浦县划两丫坪区、岩下塘乡和隆回小沙江区虎形山合并,成立隆回县虎形山瑶族乡.随着科层化管理体制触角的延伸,国家权力通过垂直性嵌入,即有效单位的建制实现了对花瑶社会的渗透与整合.随即,花瑶社会由自洽的自然社区向行政社区转化.国家权力运作弥漫其间,不动声色地改变了花瑶人原有的生活逻辑和文化规则.在乡土社会中,花瑶人原有的以个人威望、辈份年龄和办事能力三个要素定义瑶王的规则随之改写,将国家权力体系中官位权重者称为瑶王.在国家社会管理体系中,瑶王凭借自己占据的职位和等级等官位资本,为花瑶社会争取国家配置性资源和利益.此时,在花瑶社会中,乡村社会权力象征与国家权力代表合二为一,既实现了国家权力对乡土社会的规训与控制,也使乡土社会能主动融入国家事务管理体系中谋取自己的权利与福利.
2002 年至2013 年[14],在人口不足万人的花瑶族群中,SDY 曾先后担任县人大副主任和县人民政府的副县长,是名符其实、权重位高的瑶王.在其任职期间,他向上跑项目、争取资金,向下联合热衷花瑶文化研究的民间文化爱好者,共同开发花瑶的自然与人文资源,并将其打造成“新*八景”,成功入选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因此,在花瑶人眼中,无论是官职还是对花瑶社会的贡献,SDY 是当仁不让的瑶王.
在花瑶,正是SDY 集乡土社会权力与国家管理权力于一体的特殊身份,在地方社会事务管理上拥有绝对的话语权.在花瑶挑花代表性传承人的遴选中,他巧妙地运用自身裹挟的官位资本对花瑶社会的影响力,释放了个人权重于谁扮演代表性传承人角色的偏好,左右了地方门的申报以及最终结果.在形式表达上,县级门以管理体系的主张与诉求最终将结果正当化（officialisation）.2010 年4 月,原市文化局主管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申报的QBL还原了当时花瑶挑花传承人遴选的情景：“2006 年报送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时,市文化局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都深入传承地亲自逐一进行考察.根据我们当时考察的情况,选定的是FTM；而由于姻亲关系,SDY 偏向于选择FXM.基于以上情况,文化局同时上报了FXM 和FTM 两人的申报材料.根据我们的意见,FXM 尽管在花瑶挑花的创新上有一定的贡献,但已搬至城里居住,且在县政府部门上班.而居住于大托村的FTM 一直扎根地方,坚持带徒传艺和设计新图案.所以,当时我们就提出异议”.[15]
最终,在2007 年国家出台的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名录中,FXM 却如愿以偿,榜上有名.2008 年,鉴于花瑶乡土社会民众的集体情绪,在市门协商与干预下,县门只能折中妥协,将FTM 与FXM 一道以县政府名义确定为花瑶挑花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其中FTM 为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两人每人每月都享受800 元的传承补贴费用,遂形成了花瑶挑花传承人“台前幕后”[16]的内外两分制局面：花瑶挑花国家、省级的对外展示与宣传,大都由FXM 负责主导；对内招徒传艺,一般由FTM 和FXM 共同承担.届时,在权力与资源合谋之下,FTM 个人身份和处境颇为尴尬：享受“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的称号,却又一次次在外出宣传展示机会前被遗弃和失语.
权力与资源是一对孪生子.权力是一种对资源的控制能力,资源是巩固权力的源泉.[17]从广义上讲,资源是能动者为完成其所做的一切而在其活动过程中予以运用的手段, 它们内嵌于社会体系的再生产过程之中,包含了配置性资源与权威性资源两种形式.由于社会体系具有某种程度的跨时空的连续性, 因而资源也就存在于不同的时空中并构成它们的社会体系的结构属性.[18]随着现代性话语的渗透,乡土社会文化权力与国家管理权力结构逐渐弥合与对接,个人对资源的调配、占有与利用比以往更甚.在代表性传承人的遴选中,SDY 利用官位资本赋予的权威资源为自身的裙带关系网络谋取利益和名望,倾轧了乡土社会业已根深蒂固的社会契约性.原本由花瑶主体决定其文化技艺代表的集体表决难以分庭抗礼,只能退避三舍,持续性地发挥余力,演化成当下花瑶挑花传承人内外二分制的特殊现象.随后,在花瑶挑花技艺的保护与传承活动中,FXM 以国家正式命名的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的称号,获得了对外宣传与展示的机会,并将这一命名获得的社会声望与影响力转换为权威资源,为其传承谱系谋取相关荣誉与福利如技艺评审、外出宣传与展示.由此可见,代表性传承人的评选暗含了权力与资源得以源源不断地生产、转移、获得、再生产的实践过程,二者可谓如影随形,密不可分.
综上所述,个人资本的累积、技艺经验性创新与官位资本的介入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遴选场域中较为突出的三股逐力,左右了代表性传承人的确认与厘定,真实而生动地阐述了名录制度下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衍生性管理制度——代表性传承人确立的真实图景：国家与社会、民众与围绕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遴选,表达了各自的倾向与偏好.申言之,政治资本与社会资本的积累、官位资本的介入共同推动并促成了代表性传承人遴选的最终结果.
四、结语
与1989 年出台的软性法律《保护传统文化与民俗建议案》相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3 年制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其保护理念的一个明显转变在于“改变以往简单地记录与保存遗产的方式,更加注重对草根实践者的尊重与认识；把文化传统的生产者与遗产视为须臾不能分离的一体,将遗产视为一种过程与实践,而不是毫无生气的产品（products）.”[19],以此确立了文化传统生产者（传承者）保护与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实践的关联性与重要性. 随之,我国自上而下陆续建立四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保护制度.在国家厉行主导的代表性传承人命名与认定趋向下,由于代表性传承人认定与管理的意识化、集权化和制度化,使得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呈现脱域化倾向.[20]
在这一过程中,群体传承的花瑶挑花和个体传承的宝庆竹刻置身其中,通过各级文化主管部门设置的条件和要求,推选出代表其技艺最高成就且具有自觉保护意识的代表性传承人.期间,代表性传承人认定与管理遭遇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不同管理体系下代表性传承人定位取向,充满了代表性传承人角色的确认与业内评价,自身定位与国家期待之间的张力.显然,这一代表性传承人遴选运作过程的剖析只是反映了当前名录保护制度下,不同民间美术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不同文化生态背景下,所经历的不同遭遇.尽管随着名录保护制度以及其衍生管理体系的逐步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取得了一些实质性进展,但围绕代表性传承人的“代表性”,进而反思主导下的保护体制,既是当前保护机制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生态面临的种种不适、解决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实践影响力和有效性的重要话题,也是后申遗时期非物质文化遗产管理制度与体系研究的重要指向.
注 释：
[1] 谢菲：《国外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研究述评》,《贵州民族研究》,2011年第3期.
[2] 谢菲：《国内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的三种趋向》,《重庆文理学院》,2012年第2期.
[3] 参见2008年审议通过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认定与管理办法》.
[4] 刘秀峰、刘朝晖：《非物质文化遗产与代表性传承人制度：来自田野的调查与思考》,《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
[5] [德]海德格尔：《荷尔德阳森林诗的阐释》,商务印书馆,2002年.
[6] 张意：《文化与符号权力——布尔迪厄的文化社会学导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
[7] 杨美惠：《礼物、关系学与国家：中国人际关系与主体性建构》,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其政治资本的定义为：“政治资本是由下列个人身份而享受的资产：(1)党员；(2)出身好的家庭背景（即下层阶级）；(3)有权势的官员.”
[8] 邵阳市文化局主持调查编写：《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调查表》（2006年3月11日）.
[9] 访谈对象：ZZF,时间：2010年9月,地点：邵阳宝庆竹刻研究所.
[10] 在实践理论中,布迪厄将文化资本划分为身体化形态、客观形态和制度形态三种形式.
[11] 访谈对象：FXM ,时间：2011年4月,地点：隆回县总工会.
[12] 杨美惠：《礼物、关系学与国家：中国人际关系与主体性建构》,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其官位资本的定义为“由占据着的职位和等级所提供的社会资本,这些职位和等级能得到别人所不能得到的、想要的商品和机会.”
[13] [英]特德C.卢埃林著：《政治人类学导论》,朱论译,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年.
[14] 2013年,SDY因收受贿赂判处五年有期徒刑.
[15] 访谈对象：QBL,时间2010年4月,地点：邵阳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16] 由于平时共同出席各种宣传展示活动的原因,邵阳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传承人熟知花瑶挑花技艺传承人的实情,将其精辟地总结为“台前幕后”予以调侃.
[17] 周大鸣、石伟：《遗产旅游与乡土社会——关于灵渠文化遗产的旅游人类学研究》,《广西民族研究》,2011年第2期.
[18] [英]安东尼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三联书店中译本,1998年.
[19] Noriko Aikawa. An Historical Overview of the Preparationof the UNESCO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for theSafeguarding of the Intangible Culture Heritage ,Museum International,vol.56,2004.
[20] 马翀伟、代世萤：《非物质文化遗产：日常生活事象的脱域、入域与发展》,《思想战线》,2012年第5期.
责任编辑：葛政委
文字校对：夏 雪
上文总结：这是适合不知如何写非物质文化遗产和资本视域和宝庆竹刻方面的文化遗产专业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以及关于文化遗产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相关职称论文写作参考文献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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