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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岁的王阳明“百战归来白发新”,遭逢父亲的丧事,守孝期间,过了几年“文谈闲雅”的散淡日子.庙堂的纷争渐行渐远,他只管讲学.
仰慕者闻风而至,其中有个来自陕西的儒生叫张思钦,客程跋涉数千里,想请王阳明为自己刚去世的父亲撰写墓志铭.其用心,自然是借对方的如椽之笔来揄扬父亲的名声,以至不朽.
平常人家虽无功业可颂,但至少像王安石写墓志铭那样可以赞赏死者的人品“君既与兄元相有爱,称天下”,也可以感慨死者的际遇“然终不得一用其智能以卒.噫！其可哀也已”.总之,真心想写,还是有话可说的.
然而,王阳明并没有因为张思钦远道而来、诚意满满就一时心软.他没有简单拒绝,倒是鼓励对方：与其借他人的手笔,不如靠自己.你要是成了圣贤,父母不就成了圣贤的父母.今天我们知道叔梁纥的名字,难道不是因为他是孔子的父亲吗？王阳明的观点跟《孝经》所提到的孝的终极目标“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是完全吻合的,都是把孝引向实践的层面,完全功利化.
在王阳明的鼓励下,张思钦不但放下了恳求墓志铭的执念,还心悦诚服地拜倒在王的门下,很有点像许巍的歌曲《故事》里唱的那样“也许是出发太久,我竟然迷失在旅途.”
为什么说他“迷失”了呢？其实仔细想一想,我们会发现人类的许多思维错误都和缺乏统计学知识相关,尤其需要重视“大概率”和“小概率”.能成为圣贤自然是最好,但属于“小概率”,孟子不也说“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余岁”,五百年才出了一个孔子.王阳明许他一个灿烂的明天,可他肯定不可能“向天再借五百年”,等到看淡了壮志豪情,发现请名人写墓志铭才是次优方案,也是最为明智的选择.
人们往往对强度有更深刻的认识,比如成为圣贤,有那么多仰慕者追随,尽享“振臂一呼,应者云集”这样高光时刻所带来的荣耀；但是对概率却不太敏感.比如因害怕空难,很多人对坐飞机充满恐惧,但实际上坐飞机是最安全的出行方式,据国际航空运输协会发布的统计数字,坐飞机出行的死亡率极低,只是空难事件总被媒体大肆渲染,才让人忽视了它极小的发生概率.
德国经济学博士多贝里在《清醒思考的艺术》这本书中举了一个例子.有个叫马库斯的男人,瘦瘦的,戴着眼镜,爱听莫扎特的音乐.根据以上描述,以下哪种情况可能性更大？（1）马库斯是卡车司机；（2）马库斯是法兰克福的文学教授.绝大多数人都会选（2）,这是错误的,因为在德国卡车司机要比法兰克福的文学教授多得多,也就是说,按照概率来说,选（1）的可能性要大得多.大多数人选（2）是因为被问题中的精确描述误导了.
同样,面对王阳明的鼓励,再加上个人的感情偏好,张思钦偏离了“纯粹的理性”的道路,在做判断的时候,忽略了“最有可能的情况是什么”.
后来,张思钦果然没有成为圣贤,所以谁也不知道他的父亲姓甚名谁.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人生阅历的丰富以及对王阳明先生“事上磨炼”这一思想的体悟,他自然会变得越来越成熟.万维钢说：“成熟等于对小概率事件的接受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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