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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那几秒,我连怎么说都想好了.他们肯定问我：‘你是金锦寿吗？’那我就回答：‘是啊,你们要逮捕我吗？’”
本刊记者 徐雯 发自温州 图 余日迁
编辑 周建平 rwzkjpz@163.com
62岁的金锦寿有着190cm的个头,走在温州最繁华的五马步行街上像一根瘦长的竹竿.2014年12月5日温州市局龙湾区分局宣布“犯罪嫌疑人金锦寿不构成职务侵占罪”之前,他是一名已经逃亡海外5333天的通缉犯.在一封日期显示为2013年11月28日的通缉令上,金锦寿一米九的身高被描述为“中等体型”.
作为温州第一批投入市场经济热潮的商人,金锦寿很早就拥有比普通人更多的财富.他曾创立温州双鲸箱包公司,1997年又和温州顺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合作成立龙湾顺生箱包厂.根据当时温州市审计事务所的资产评估报告书,该箱包厂的评估值为三百六十多万元.
2000年3月27日,金锦寿与妻子带着申请签证必须的局出示的无犯罪记录证明,前往意大利客户处考察.4月25日,温州市局龙安区分局签署特大经济案件立案报告表,称金锦寿利用职务之便向银行贷款90万后,携带其中的40万潜逃出国.
金锦寿得知被国内警方通缉,担心自己的安全,迟迟不敢回国.
他从意大利辗转到西班牙,并利用西班牙“大赦”的机会取得了合法居留权.
在马德里的15年,他利用仅剩的3000美元和“温州商人”的头脑,再次建构起自己的生意网络.他化名金树,当上马德里温州同乡会常务副会长.
金锦寿藏身西班牙,几乎断了与国内的联系.曾经估值三百多万的经营性资产以188万的被拍卖.
他的人生因一纸通缉令而改变,也因一纸撤销令而改变.
2014年7月22日,中国部署机关,从即日起至2014年年底,开展“猎狐2014”缉捕在逃境外经济犯罪嫌疑人专项行动.当年12月5日,温州市局龙湾区分局撤销了金锦寿职务侵占案,办案人员经过重新调查认为,金锦寿案系经济纠纷,属于民事法律关系,应归民事法律调整,不应纳入刑事法律范畴,所谓的“携款”、“潜逃”均证据不足,也没有足够证据证实其有非法占有资金的目的,因此不构成职务侵占罪.12月19日,金锦寿从温州龙湾国际机场入境.几天以后,《温州都市报》以“海外躲藏十五年终自首”这样的标题报道了“金某”的回国.
这三年多,金锦寿将西班牙的生意交给了妻儿,自己留在国内申请国家赔偿.
2016年年底,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支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以局并未有实际羁押为由驳回了金锦寿的申诉.2017年9月15日,金锦寿向最高人民检察院提出申诉,要求国家赔偿,截至2018年1月25日尚未有回复.
他从借住的岳父岳母家搬出,目前独居于五马步行街附近一间二十多平米的公寓.房间朴素,除一张两米宽的大床,摆不下多余的家具.外出时,金锦寿依然对时尚,一身皮衣皮裤,高帮皮鞋上沿都镶着金色金属.他也努力重建五湖四海的社交,中年政府官员、青年酒店厨师,都能聚在一起吃饭.他的钱包里依然有少量的欧元,他还是更习惯说“到中国去”.
对金锦寿的采访分两次进行,一次是在温州市中山公园附近的一家茶餐厅,另一次是在他租住的公寓内.关于这个15年的流亡故事,他有自己的版本.以下为金锦寿自述.
通缉
2000年以前,我对自己的人生规划挺好的,就是做企业,然后一直发展壮大.这一点上,我一直领先别人.1980年代初我在国有企业人事科工作,别人还不知道什么是下海时,我就下海了.当时箱包生意做得很好,1990年北京亚运会的时候,我的品牌甚至成为过组委会指定产品.
后来我就开始做出口生意.1999年7月,意大利华人客户说现在那里流行化妆箱,我就去了一趟欧洲.考察回来后我开始做这个产品,以牛皮、猪皮为材料,外面再用中国古典的花布包起来,出口到国外一个能卖22美金.那时候经常供不应求,光化妆箱一个品类,我一个月就能卖一千两百多只.
2000年3月,我就想去意大利再买一些好看的样品,工厂生产后能送到广交会上给其他客户看.那时候很少有人愿意花几万去广交会的,但我不同,我很注重市场.所以3月底,我和爱人每人带了2000美元,又去意大利米兰拜访客户,看看能不能建立长期的关系.之后没多久,厂里就经常来.我当时没考虑别的情况,就想要不早点回去.到4月底,我打电话给局的朋友想问问到底怎么回事,结果电话一接通他就说：“你是通缉犯,现在要通缉你了！”
我觉得通缉犯是仅次于杀人犯的罪名,吓得一下子就把电话挂了.当时法律又不健全,我特大刑事犯罪的罪名,抓住被毙了怎么办？我觉得大难临头,要崩溃了.那天我就和爱人说：“现在咱们可能回不了国了.”我爱人哇的一声就哭了出来.我父亲1976年去世,母亲1997年去世,但她父母都还健在.儿子也在国内.其实理智想想,我企业经营得好好的,儿子还在国内读高中,怎么会为了四十万潜逃呢？
到了第三天,我和一个朋友的朋友吃饭,正好有一个意大利领事馆的官员在,我就问：“能不能在这里办一个身份,来去方便一些.”后来我们就去局问情况,其实我心里怕死了,这是在自找麻烦啊,万一护照一扫,就把我抓起来怎么办？幸好那时候网络不发达,对方还告诉我,现在西班牙在大赦,提供护照和无犯罪记录证明就能办身份.于是5月4日,我就从米兰坐火车去了巴塞罗那.我当时根本没有什么对策.你的国家想通缉你,你还有什么力量去想对策？
到巴塞罗那的第一站,我们住在一个远方亲戚家.第一晚我爱人洗碗时还看见了米、油、盐,第二天早上起来想煮粥,就发现这些东西都不见了.我就明白这是赶客,亲戚怕我们滞留在那里.所以第二天我们就去外面租房子了.
我那时候好像得了神经病一样,不敢在路上走,怕遇到中国人,怕被中国人认出来我是通缉犯,所以到商场买东西都叫爱人去.我在家窝了三个月,眼泪没少流.后来钱快没了,我就叫爱人去卖鞋.她一个月赚三千多人民币,扣掉房租,吃穿用度省一点,勉强维持生活.
后来西班牙居留申请递上去,我就收到了一张回执.在街上如果遇到查身份,给他看那张回执基本上就不会被遣送回国,我胆子慢慢就大起来了.我在一个办身份的律师楼里认识了一个跑政府关系的外国朋友,一开始她很好奇：“你这么好的条件,怎么会跑来欧洲？”她怀疑我护照是假的,就偷偷拿到巴塞罗那领事馆去问,结果查出来护照没问题.我是后来看见护照里夹着领事馆的资料才发现的.她的行为反而让我心安了很多,这说明我在外国是清白的.后来我们成了很好的朋友,我和爱人在她家借居了个月,开始去外国语学校学习西班牙语.
我认命了,打算就在西班牙生活下去了.
发展
我出国的时候,儿子才18岁,还在读高中.以前家里条件好,突然之间父亲变成了通缉犯,家里的财产都没了,他受的打击很大.周围肯定有很多人说他是逃犯的儿子,所以没几个月他就辍学去肯德基打工了.
2001年5月份,我胆子大了一些,就让我爱人通过公用电话亭给家里打出了第一个电话.我记得非常清楚,当时是在中国人的地盘买了一张电话卡,我爱人没说几句话我就在旁边提醒她不要多说.我怕电话太长会被国内追踪到.当时主要是想让我儿子把护照材料弄出来,所以还是得谨慎一些.个月后,我们一家在巴塞罗那团聚,没多久又搬到马德里.
因为我很懂箱包批发,所以就帮一个私企华人老板做管理.做了五个月,就出来想自己做事.当时中国贸易不能做,中国电话不能打,我就想能做什么呢？
我观察到华人圈子这么大,连个通讯录都没有,就开始做电话本.那时候我没有交通工具,就靠走路挨家挨户地找中国人要名字和电话号码.有一天晚上鞋一脱,脚底有20个泡,挑完第二天照样走.我当时主要是靠卖封面和内页广告赚钱,一个广告2000欧.第一本黄页时赚钱就很厉害,有八万多欧,我准备了八个多月,总算印出来了.我又把黄页本送到中国货行里卖,一本卖八欧,就这样赚了第一桶金.
后来我就开始帮华人做名片、广告牌,也租了一个办公室做律师事务所,请一个律师帮忙处理华人在当地的法律问题.我在当地叫金树,护照名字一直还叫金锦寿.
我的公司逐渐做大了,西班牙四通商务公司在马德里也有些名气,那边华人就选我做温州同乡会会长.我肯定不能当的,万一要经常去北京开会呢？我就借口公司的事情太忙.有人会问我：“你怎么十多年都不回国？”我就回答我怕坐飞机.其实我的理由根本站不住脚.因为回国投资有一些优惠政策的,有些人还想花五万欧、十万欧买一个会长当当.我推辞一次之后,他们就知道我肯定有问题,我也知道他们知道我有事儿,但都不敢挑破.他们怀疑我在国内是做官的,贪了钱逃到了国外.因为这样的人确实也有,比如我碰到过温州市局的一个原科长,贪污后逃到西班牙,在巴塞罗那海边摆摊卖货.
其实国外对我一点吸引力都没有.我在温州做企业时,老板很少的.很多是我出国这十多年发展起来的.那时候贷款很好贷,也不存在资金荒、借.一直到之后,才传出温州老板跳楼跑路的新闻.
我在西班牙,刚开始真的很恐惧,行业转换不用说,连人格都转换了.在那里不仅是低级,而且是犯罪的,所以只要和别人有一点点意见冲突,我都会依别人的意思办.我没有选择,有些原来可以拒绝的东西,我也不敢拒绝.我也没有很多社交,朋友出去吃饭就是为了谈事.大家都知道我有事,怎么还会走得近呢？
前些年我试图联系过温州的律师,他们要求我先回国.我觉得我不能往火坑里跳.后来慢慢稳定之后,也就无所谓了.我经常做梦,梦到我回到温州,见到了以前的老邻居.可在梦境中稍微清醒一点,就又会想：我的护照是怎么过关的呢？
回国
2013年,我在西班牙待满10年,没有犯罪记录,完全满足入籍条件.当时我很纠结,因为入籍之后,中国就真的很远了,我的事情也不可能再翻案了.2012年时,我岳母来西班牙告诉我：“你岳父很想你,你可不可以什么时候回去看看他？”我那天眼泪哗哗就流了下来.我和她说：“等60岁吧.2015年如果还不平反,我就入西班牙籍,到时候就能回去看老人了.”
结果2014年,59岁的时候,事情有了转机.因为“猎狐”行动,我的档案被重新调了出来.现在法律严谨很多,一查说没罪,就通知我姐姐,让我回温州.我一开始怀疑他们骗我,就要求先撤销案件再回来.
这些年我一直很关注中国的新闻,网易、搜狐什么都看,也会上网搜“金锦寿”这些信息.发现我能有500块钱奖励,我就想我怎么这么贱？那通缉令上的照片,还是我二十来岁时候拍的,也不知道我多高,这些信息随便问一下就能知道的.我二十多岁时,东北有两个一米八以上的逃犯逃往温州方向,我骑自行车去上班还被拦住问话,就因为我一米九零.身高是最起码的特征,可局好像开玩笑一样,一点也不认真.
因为自己的事情,我也关注一些纠正了的冤假错案,比如浙江的张高平、张辉叔侄,河北的聂树斌和内蒙古的呼格吉勒图.这点上国家是有进步的.所以我就赌一次,要抓就抓吧,反正我没罪,现在法律健全了很多,我还有说话的机会.
2014年12月19日,我经迪拜、香港转机从温州国际机场入境.那天在香港,我又被吓死了.飞机刚一落地,广播里就说所有乘客不要动,然后十来个香港哐哐哐就上来了.我赶紧把护照塞给我老婆,说可能要来抓我了.就在那几秒,我连怎么说都想好了.他们肯定问我：“你是金锦寿吗？”那我就回答：“是啊,你们要逮捕我吗？”
我手机里有撤销通缉令的证明,但网上还有通缉令.大概六七年前,我妹夫和一个朋友结伴送女儿去无锡上学,警方还把那位朋友当成我错抓了.所以国内有布控,警报还没有解除,我还是害怕.后来直接就从我身边走过去,我这才知道机舱后面有一个扣在椅子上的逃犯,其实是来抓他的.
后来顺利回到国内,朋友们都很热情.2015年,同学、同事、朋友,天天喝酒应酬,但我感觉和他们的想法都不太一样了.他们讲的大都是家庭、子女,这和我的目标不一样,我不会考虑老了以后身体怎样,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他们说我运气好,要不然怎么在欧洲生活,还买了房子？几年前我去非洲索马里的时候也想过,如果我当时是去索马里或者埃塞俄比亚考察,那就完了.幸好去的是西班牙,吃得比较卫生,空气也好.我学了西班牙语、开车,也学了电脑.
有一次我在路上遇到以前的邻居.他问我：“你国家赔偿的钱怎么样了？”他又说,你命真好,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我说你知道我十几年的磨难吗？我说你们的追求跟我的不一样.我的追求全给耽误了,要是那十几年我留在国内的话,说不定是中国的比尔·盖茨呢？
困局
很多事情都不可挽回了.
我以前目标定得很高,要在温州箱包业做到最好.有个朋友以前在我手下做箱包,我已经成规模出口的时候,他才刚刚起步.现在他已经有十几亿身家了吧.我想如果我在国内的话,也不会比同行差,但有时候也反思,万一在国内自己吃不干净的东西、生活不规律,会不会寿命变短？
我有三个最好的朋友,一个亿万富翁,去年6月癌症死掉了,钱赚了几个亿,有什么用呢？还有一个朋友,被坑了,又生了尿毒症.另一个颈椎不好,头歪了,走路也不方便.我虽然承受了很大的压力,但比起他们还算幸运.
有些人在中国,钱赚了,命也没了.以前温州搞房地产毁了一批人,他们把企业资金都拿出来炒楼,后来又借,越借越多后来就死在了这上面.我有几个同学自杀了,也有些跑路了.他们说我要留在国内肯房地产、,我说我不会,因为我父母经常说做的人会短命的.我在国外,没有语言、没有基础,怎么生存下去？也很容易犯罪、堕落的.虽然我被当成通缉犯,但我做人还是有标准的.
我的家庭也因为这15年的通缉发生了很大变化.一开始儿子很恨我,刚到西班牙时他很逆反.我也觉得对不起他,把他一个人留在国内吃了很多苦.他一直以为我是真的携款逃走了,直到平反后态度才有所好转.因为我的事情,他的婚事也黄掉过几次.谈了国内的女朋友,对方要求家长见面,我回不了国,他们就知道了我的情况.
2007年,我已经考虑在西班牙养老,就在距离马德里市区五十多公里的地方花60万欧买了一座庄园,一千平方米左右,有花草虫鱼,有孔雀.后来突然撤销了通缉令,我的人生规划就再一次被打乱了.现在西班牙的生意已交给儿子打理,勉强维持运营.我在温州处理一些法律上的事,花费都靠积蓄.2000年以前,我还有四五笔没有收回的款项,也在尽量追讨.这些都只能靠打听,找街坊邻居问,但十几年人员流动太大,找起来太费劲.
当然也有一些好事.
我从小和姑妈关系很好,表姐来西班牙看我时,我就让她转告姑妈,说我以后一定回去看她.2014年底我回国时,她已经92岁,记不太清事情了.结果那天晚上我去看她,15年没见,我就在门口喊了她一声“小阿姨”（温州部分地区方言中,阿姨是姑妈的称谓）,她坐在黑黑的屋子里,马上就叫出了我的名字.上个月她刚刚去世,幸运的是我没有留下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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