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印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本文是关于服务贸易类研究生毕业论文范文跟外商直接投资和服务贸易和复杂度方面毕业论文范文.
服务贸易论文参考文献：
摘 要：文章选取了1982-2012年的相关数据,比较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印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实证检验表明：外商直接投资总体上对中印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均具有正向的影响,但对印度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要更大更显著.中国应该积极引导外商直接投资,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实现制造业与服务业发展的良性互动.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 服务贸易 出口技术复杂度 中国 印度
中图分类号：F7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7）09-082-03
一、引言
外商直接投资能够通过资本与劳动力的流动对东道国服务业生产要素的配置产生影响,进而对东道国服务业的发展以及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产生影响.值得一提的是伴随着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发展,服务业的性质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在过去,人们认为服务仅仅只能在国内消费,需要面对面的进行交易,如餐饮、理发.但是,随着技术的改变,现在越来越多的服务可以被储存和进行数字化交易,不会受到过多贸易壁垒的影响.因而,服务具备了商品的性质并且变成了可贸易商品,这导致了通信、银行、保险、远程访问服务、呼叫中心、教育等现代服务业的快速发展,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也随之发生了改变.在过去几十年里,中国和印度这两个文明古国在实现了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外商直接投资、服务贸易也得到迅速增长.然而,外商直接投资对于中印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又会有何影响呢？
关于外商直接投资对印度服务贸易影响方面的研究,殷凤（2009）表明外商直接投资与印度的服务贸易出口额和总产出存在长期的协整关系,但是外商直接投资对印度服务贸易出口额和产出没有显著的影响.而关于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服务贸易影响方面的研究,大多数研究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对服务贸易的发展存在正向影响,如孟静（2008）、戴枫（2005）等.虽然,陈虹等（2009）发现外商直接投资对服务贸易影响力度小,王新华（2010）则指出长期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与服务出口、服务进口均是替代关系,短期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与服务出口、服务进口是较弱的互补关系.还有一些学者就外商直接投资对服务业结构的影响方面进行了探讨,如崔日明等（2012）认为外商直接投资通过技术进步效应和收入增加效应优化了中国服务业的结构；庄惠明等（2013）指出中国服务业的出口结构与外商直接投资流入结构相一致,但存在服务业结构发展不合理等问题.
虽然国内外学者在外商直接投资分别与中国、印度服务贸易关系的研究方面,获得了许多有意义的结论,但关于外商直接投资对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影响方面的研究较少,而针对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印度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关系的比较研究还尚未发现.目前,关于中国与印度服务贸易的比较研究方面,陈怡（2006）、刘新英和李清（2008）、黄庐进和王晶晶（2010）、蒋庚华（2011）、张波（2012）、周少芳等（2013）等学者主要从中国与印度服务贸易的发展水平、贸易竞争力指数、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和结构特征等方面对中印服务贸易进行了比较研究.研究结果表明虽然中国在服务贸易总量上超过了印度,但中国服务贸易整体竞争力相对于印度有显著的劣势,印度服务业出口结构主要以知识技术密集型为主,而中国服务贸易出口则以劳动、资源密集型为主,印度服务贸易结构要优于中国.
在此,笔者利用整理与计算所得的1982-2012年相关数据,就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印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进行了比较分析.
二、中印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分析
1.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测算.笔者借鉴豪斯曼等（2007）的方法来构建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指标.豪斯曼等（2007）认为出口数据能很好地揭示出口产品的生产率,因此将商品的出口复杂度指数作为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间里所出口产品的生产率的*变量.这一指标暗含了李嘉图的成本比较优势理论,即某种产品如果更多地由富国出口,则其技术含量较高,处于国际分工价值链的上端；如果更多地由穷国出口,则其技术含量较低,处于国际分工价值链的下端.根据这一理论逻辑,来构造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指数,以此来反映一个国家服务贸易出口的状况.
根据豪斯曼等人对产品出口复杂度的定义,以c表示国家,i表示某一项服务业,Yc表示c国的人均GDP,Xc表示c国的总出口额,Xic表示c国服务业i的出口额,定义第i项服务业的出口技术复杂度指数PRODYi为：
由（2）式可看出,C国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指数SEXPY是第i项服务的出口技术复杂度PRODYi的加权,权重是某一项服务出口额占一国服务贸易出口总额的比重.
2.中印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演变.笔者选定了66个国家（地区）作为样本国,这些国家（地区）的服务贸易出口总额占据了世界服务贸易出口总额的80%以上,时间跨度为1982~2012年,选定的具体服务行业为运输、旅游、通讯服务、建筑服务、保险服务、金融服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专利和特许费、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并将运输、旅游和建筑服务归类为传统服务贸易部门,通讯服务、金融服务、保险服务、专利和特许费、计算机和信息服务以及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归类为现代服务部门.样本国家（地区）的人均GDP的数据均来自于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指数数据库.服务贸易数据来自联合国贸发会议统计数据库.根据公式和数据可分别计算出中印总体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传统服务部门与现代服务部门的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经测算中印总体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变动趋势如图1所示.
从图1中我们可看出,在1982-1999年中印总体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相差不大,比较接近.但2000年以后印度总体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要比中国更高,但近些年来,中印总体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之间的差距有缩小趋势.
从传统服务部门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来看,由图2可看出,总体上,中国传统服务部门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要高于印度.虽然2000年前中印传统服务部门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比较接近,甚至印度呈现更快的增长趋势,但2000年后,印度传统服务部门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出现较大幅度的下降,此时中国传统服务部门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比印度传统服务部门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具有明显的优势,上升也比较快.在2009年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传统服务部门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有较大幅度的下降,随后又保持平稳增长.印度在2000年传统服务部门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有较大服务的下降,随后变化比较平稳,在2009年金融危机的影响下其传统服务部门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再次出现小幅度下降,但在2011年又有所回升.
从现代服务部门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来看,由图3可知,从2000-2012年中国现代服务部门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相对印度较低,但其差距在逐步缩小.由于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2009年印度现代服务部门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有较大幅度的下降,随后表现较为平稳；而中国并没有受到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其现代服务部门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整体上表现出平稳的增长态势.
三、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印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影响的实证分析
1.变量的选取和计量模型的设定.笔者主要探讨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印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所以,分别选取中国和印度的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为被解释变量,外商直接投资为解释变量.此外,模型中还设有两个控制变量,分别为经济发展水平和服务贸易开放度.笔者的计量模型设定如下：
SEXPYt等于β0+β1FDIt+β2∑Xt+μt（3）
其中,t表示年份,β0为常数项,μ为误差项.SEXPY为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自然对数形式；FDI为外商直接投资的自然对数形式；X为控制变量,其包含经济发展水平（PGDP）、服务贸易开放度（OPEN）,这些变量在回归中均为自然对数形式.其中,经济发展水平用人均GDP表示；服务贸易开放度用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表示.
2.数据来源和说明.笔者实证分析所用的中国和印度相关数据的时间区间为1982-2012年.外商直接投资、服务贸易进出口额相关数据来自联合国贸易和发展委员会统计数据库；国内生产总值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的世界经济发展指标统计数据库.
3.回归结果分析.考虑到检验结果的稳定性,笔者首先以外商直接投资作为基础变量,并依次加入经济发展水平、服务贸易开放度等控制变量对全样本采用OLS回归方法进行估计,结果如表1所示.其中,（1）、（2）、（3）为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影响的回归结果,（1’）、（2’）、（3’）为外商直接投资对印度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影响的回归结果.
由表1中（1）与（1’）式的结果,我们可以看到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印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相比较而言,外商直接投资对印度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更大.当加入了经济发展水平和服务贸易开放度控制变量后,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影响的显著性发生了改变,但总体上外商投资对中国与印度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较为显著,这一结论与我们的预期相一致.就经济发展水平变量而言,（2）和（3）的结果均表明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经济发展水平变量对中国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但由（2’）和（3’）的结果表明经济发展水平变量对印度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没有显著促进作用.就服务贸易开放度变量而言,（3）和（3’）的结果均表明服务贸易开放度对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这说明开放度提高能促进服务业效率的提升和出口技术含量的升级.
四、结论与启示
外商直接投资不仅可以优化东道国的物资资本和人力资本,还能迫使政府部门完善服务业市场监管体制,形成与国际接轨、并与外资相配套的制度环境；还会对一国的基础设施、产业政策等方面产生良性的互动.与此同时,外商直接投资所带来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将促进东道国服务业技术水平的提高,从而推动服务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并进一步提升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水平.
通过中印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演变,我们可看出虽然中国传统服务部门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比印度更高,但是总体上印度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要高于中国；并且印度现代服务部门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也要比中国更高.印度在服务贸易结构优化升级方面表现出一定的优势.印度在近些年来充分利用其自身优势,如：高素质的劳动力、人文资源和计算机与信息技术的专长等,其信息技术产业和金融产业等现代服务业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印度通过调整服务贸易结构逐渐改善其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做法值得我们借鉴.另外,通过实证分析发现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与印度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均具有正向的影响,但对印度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要更大更显著；同时,服务贸易开放度对中印两国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也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然而,经济发展水平对中国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要比印度更为显著.在此,通过外商投资对中印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影响的比较分析,我们得到如下几点启示：
1.积极引导外商直接投资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实现制造业与服务业发展的良性互动.对于中印两个发展中的大国来说,中印两国根据各自的比较优势,采取的是两种不同的增长战略.中国采取的是一种较为传统的制造业导向型的增长战略,而印度则采取的是服务导向型的增长模式.进而在国际生产网络下,中国主要参与制造业的分工,而印度则主要参与服务业的分工.在政策的导向下,印度服务业的发展自然要快于中国.中国在参与制造业分工的同时,应发挥自身优势积极推动通讯服务业、建筑服务业、计算机信息服务业、保险服务业、金融服务业、版权和许可证服务及其他商业服务等生产者服务业的发展,实现制造业与服务业发展的良性互动.对此,中国应不断扩大贸易开放领域,在承接制造业外包的同时,大力承接服务外包,引导外商直接投资流入生产性服务业,以此推动中国服务贸易的转型升级,并促进中国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建立健全相关产业的协调与支持机制,促进先进制造业的发展,并引导外商直接投资流向更加高端的制造业,进而带动中国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
2.积极引导外商直接投资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推动中国服务业转型升级.由于传统服务业对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的空间是有限的,在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我们应该重视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在有序推动服务业开放的同时要合理利用外资,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人文环境和市场环境,从而使更多的外资流向现代服务业,在做好国内技术承接的同时,不断优化服务业结构,以此推动中国服务业的转型升级以及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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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江西省委党校 江西南昌 330003）
（责编：吕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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