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知文化经济理论与其对中国城市,本文是城市研究类自考开题报告范文和经济理论和启示和认知类自考开题报告范文.
城市研究论文参考文献：
张旭
摘 要：1980 年代以来,全球化与世界经济重构及其对城市和区域发展的影响成为西方地理学界研究和关注的重点.其中,艾伦· 斯科特的认知—文化经济理论为近些年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理论之一.该理论试图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和城市化之间的互动关系提供一个较为全面的分析框架,并对当前以认知—文化经济为基础的“第三波城市化”进行深入解释,一经提出就成为西方学术界关注和争论的焦点.本文首先详细回顾认知—文化经济理论的基本思想,在此基础上介绍三种对该理论主要的批评观点,最后就该理论对中国城市研究和城市建设的启示进行讨论.
关键词： 认知—文化经济；文化创意产业；新经济；后福特主义；城市研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41601163）,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2016IVA047, 2017IVB014）共同资助
作者： 张旭,博士,武汉理工大学资源与环境工程学院,讲师.x.zhang86@hotmail.com
1980 年代以来,随着“福特主义”（Fordi）危机的出现和全球化进程的加快,西方发达国家相继进入了新一轮的经济调整与转型时期.新型的经济生产方式和组织模式及其对城市和区域重构的影响成为西方人文地理和城市研究领域关注的重点.诸如“后福特经济”（Post-Fordi economy）[1]“新经济”（neweconomy）[2]“知识经济”（knowledge economy）[3]“创意经济”（creative economy）[4,5] 和“创新经济”（innovation economy）[6]等许多概念相继被提出,用于描述和解释新时期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特点和机制.在此基础上,美国学者艾伦· 斯科特（AllenScott）于近些年提出了“认知—文化经济”（cognitive-culturaleconomy）理论[7-10],试图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和城市化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提供一个较为全面的分析框架,并对当前以认知—文化经济为基础的“第三波城市化”（urbanization of the thirdwe）进行深入的探讨.该理论一经提出就获得了广泛关注,迅速成为西方学术界关注和争论的焦点[11,12].
经过30 多年的高速发展,中国目前已经进入了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的关键时期.政府确立了以“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为核心的发展目标,而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文化创意产业等各种创新型经济活动也日益成为学术界和政府关注的重点[13-21].因此,介绍认知—文化经济的概念、理论及其局限性,有助于我国学术界加深对相关产业的辩证性认识,开展符合中国情境的认知—文化经济城市理论和实证研究,从而为制定合理的产业发展政策和空间规划提供借鉴.本文首先归纳认知—文化经济理论的核心思想,在此基础上介绍三种对该理论主要的批评观点,最后结合二者讨论认知—文化经济理论对中国城市研究和城市建设的启示.
1 认知—文化经济理论的基本思想
认知—文化经济理论的核心思想是对城市化的研究必须置于对整个宏观经济系统,尤其是对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分析之中.斯科特认为,城市化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是两个相互交织、相互促进的过程.一方面,城市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产物,反映出资本主义主流的生产方式与积累模式；另一方面,城市又为资本主义的社会再生产提供了必要基础.因此,“每一版本的资本主义都会产生不同类型的城市,反之亦然”[7].借鉴“调节学派理论”（regulation theory）,斯科特将资本主义的发展划分为三个主要阶段,并指出每个阶段不仅有其特定的技术基础、主导产业、劳动力关系以及竞争机制,还产生了不同的城市发展模式.其中第一个阶段是19 世纪以工厂和车间生产系统为代表的早期资本主义阶段,其最具代表性的城市类型为典型的制造业城镇,如英国的曼彻斯特.第二个阶段是20 世纪中期以福特制为特征的大批量生产（massproduction）阶段,以芝加哥、底特律为代表的大都市区成为城市化最显著的空间表现.第三个阶段则是1980 年代以来逐渐出现的以“新经济”为代表的认知—文化资本主义阶段.这一阶段曾经被广泛地冠以“后福特主义”的称号,但是斯科特认为“后福特主义”仅仅表明新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不同于之前的“福特主义”模式,而认知—文化经济和认知—文化资本主义更能准确反映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特点和城市化特征[8,9].
1.1 认知—文化经济的崛起
认知—文化经济理论认为,随着1970 年代末“福特主义”危机的出现,西方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出现了两个重大的转变.一方面,数据存储、计算以及通信技术的进步使得大量标准化（standardized）和常规性（routine）的经济活动不断地从发达经济体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这些活动不仅包括加工制造类的体力工作,也包括像数据处理和软件设计这样的脑力工作.这一转移极大地削弱了发达国家主要城市的制造业基础,导致其相关工作岗位的大量流失.而另一方面,一些新型的经济活动则在这些地区出现了大幅度的增长,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包括高新技术产业、商务与金融服务业,以及文化与时尚产业等等.这些工作最大的特点是具有高度的开放性、不确定性和非常规性,因此需要其从业者有较强的智力（cerebral）和情感（affective）能力,例如分析推导、逻辑判断、发散思维、叙述表达、文化感知等等（斯科特称之为“认知”和“文化”能力）.与此同时,由于这些工作的开展需要频繁的团队协作,从业者的人际交往、沟通和社会互动能力也变得愈发重要[8,9].
1.2 生产方式和组织模式的变革
认知—文化经济的崛起带来了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组织模式的变革.为了满足日益碎片化和多变的市场需求,大规模、批量化的生产方式逐渐被小规模、订制化的生产方式所取代,其结果是生产组织方式从福特式的垂直一体化模式向以弹性化（flexibility）和专业化（specialization）为特征的水平型组织模式转变,由此催生了数量庞大的小企业.与此同时,竞争的主要方式也逐渐从竞争转向以产品特性（包括符号特性）为基础的垄断竞争（monopolisticcompetition）,即产品中所体现的企业特质和地方特质日益成为影响竞争成败的关键因素.这些转变带来的结果是企业（尤其是小企业）日益依赖于一个地方所拥有的庞大并且多样的专业技术性劳动力资源,依赖于企业之间通过各种直接和间接的关联形成的复杂、密集的网络,依赖于从业者之间通过面对面（face-to-face）的交流和互动产生的知识溢出和创新,还依赖于由地方所提供的各种正式和非正式的组织机构与制度安排[22-24].因此,认知—文化经济的兴起强化了外部经济,尤其是集聚经济（agglomeration economies）的重要性,这与“地理终结”（end of geography）论[25] 所提出的技术变革将导致生产活动去中心化的观点截然相反.
1.3 空间与社会响应
认知—文化经济理论进一步指出,这种主导经济活动及其生产组织方式的变革带来了深刻的空间和社会响应.而且其影响并不局限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而是借助全球化的力量向世界许多其他地区蔓延,形成了“第三波城市化”的浪潮.在空间上,认知—文化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城市,尤其是大型城市的复兴.得益于其在集聚经济和都市环境上的优势,大城市（包括许多欠发达地区的大城市）成为众多认知—文化企业和从业人员的首选.同时,这些经济活动的分布并不仅仅局限在传统的商务区（CBD）,而是在整个大都市,甚至整个区域范围内重新配置,通过内城的绅士化（gentrification）[26] 和商业再开发,以及在地区的不断扩散和再集中（decentralized concentration）[27],形成了一系列规模庞大的全球城市区域（global city-region）[9].这些全球城市区域一般由一个或数个核心都市区及其腹地所构成,具有多中心、网络化的空间形态[28].同时,借助于先进的信息和通信技术,大小不一、发展各异的城市区域之间产生了密切的物质、信息和知识流通与联系,共同构成一个复杂的全球城市网络[29],为世界经济的运行提供了基本的空间框架.
而在社会层面,随着认知—文化经济的发展,“福特主义”时期以“蓝领—白领”划分为特点的劳动力结构正被一种新的劳动分工所取代,其最突出的特点是形成了职业和收入都反差巨大的两个阶层.其中一个阶层是高收入的认知—文化行业从业者,也就是佛罗里达（Florida）笔下的“创意阶层”（creative class）[4] 和里奇（Reich）所说的“符号分析师”（symbolic analysts）[30].这一阶层主要从事前文提到的高新技术、金融、商务服务,以及文化创意等领域的工作.这些工作高度依赖于从业者的个人天赋和创造力,因此也为其带来了丰厚的报酬.而另一个阶层则是收入水平较低、处于社会底层的低端服务业从业者.他们的工作主要是维持城市各种系统的正常运作,并为上层人士提供服务.最典型的有保姆、园丁、厨师、门卫、佣人等等.移民和少数族裔往往是这一阶层的主要来源.斯科特将这一阶层称为“新仆人阶层”（new servile class）,并特别指出这些人所从事的工作同样需要相当多非常规的沟通、判断和决策能力.由于服务的提供往往要求生产者和消费者面对面的接触,这些工作无法像制造业活动那样被标准化和外包出去,因而造成低端服务业从业者在主要城市的大量聚集.“认知—文化阶层”和“新仆人阶层”构成了认知—文化资本主义体系中两大最主要的劳动力类型,并且通过相互作用不断重塑城市内部的社会—空间结构,形成了复杂的拼贴（patchwork）社区形态.而两个阶层之间日益拉大的收入差距,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矛盾和冲突,将成为资本主义体系和城市发展的主要障碍.斯科特认为,2008 年资本主义核心国家所爆发的金融危机正是这种矛盾的表现.而消除这一矛盾的根本办法在于用更为积极的政策干预来取代伴随着认知—文化经济发展的“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管制模式[8,9].
通过以上回顾可以看出,斯科特的认知—文化经济理论深受新马克思主义（neo-Marxian）地理学思想的影响.其最大的特点是将对城市问题的研究置于对整个资本主义体系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之中,通过对资本主义不同时期主导生产方式和组织模式的考察来解释城市经济和社会空间重构的特点和机制.这与阿明（Amin）、卡斯特（Castells）、哈维（Harvey）、萨森（Sassen）、思里夫特（Thrift）等学者关于“后福特主义”、“网络社会”、“空间重构”、“全球城市”等议题的讨论有诸多相似之处[1,31-33].可以认为,认知—文化经济理论对城市发展和资本主义二者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个较为全景式的解读.其理论框架也为研究当前全球化背景下城市化的特点及其结构性机制提供了有力的分析工具.
然而,任何理论都有其难以避免的缺陷.斯科特的认知—文化经济理论一经提出,就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和争议,其中有的批评是针对理论本身,有的则是针对其可能产生的学术和社会影响.下文主要对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三种争议性观点进行介绍.
2 对认知—文化经济理论的争议
对认知—文化经济理论的第一种批评集中在其研究的议题以及可能产生的学术和社会影响上,其中以马尔（Meagher）的观点最具代表性[34].马尔认为,认知—文化经济理论过分关注于成功的“商业城市”（business cities）的发展模式,将资本主义新经济体系中最为突出的两个阶层,即“认知—文化阶层”和“新仆人阶层”作为首要研究对象,不仅忽视了全世界大量认知—文化经济（或者说商业经济）尚未得到充分发展的普通城市,而且将不属于两个阶层,但占城市居民大多数的其他群体（尤其是最为贫困的群体）排除在研究对象之外.这种分析视角不仅对会学术研究产生错误的引导,更有甚者,还会诱使城市领导者和管理者竞相试图通过争夺世界一流城市的地位来吸引流动资本和商业精英,致使其在制定政策和进行城市规划时首要考虑的是如何通过建设各种高规格的城市设施来吸引精英阶层,而将大量普通居民的利益置于次要位置.不仅如此,这种对单一的商业发展模式的追逐还极有可能造成对城市经济和文化多样性的破坏.因此马尔认为,需要将更广泛的社会阶层纳入研究框架,以补充认知—文化经济理论的不足.马尔的这一观点与学术界广泛存在的对“世界城市”（world city）和“全球城市”（global city）理论经典研究范式的批评有异曲同工之处[35-37].
以克鲁斯特曼（Kloosterman）为代表的学者则对认知—文化经济理论的普适性提出了质疑[38].克鲁斯特曼认为,虽然正如斯科特指出的那样,当前全球主要城市的转型和发展的确表现出许多共同的特征和趋势,但是不同国家和城市之间依然存在各种经济、社会、文化以及制度上的差异,而认知—文化经济的发展则是深深地嵌入（embedded）这些独特的地方环境之中的.城市不同的经济基础、制度框架、社会文化特征、空间形态,以及在全球城市体系中的地位构成了一个个独特的“滤器”（filter）,影响着认知—文化经济在具体地域的表现形态.这些“滤器”不仅改变起来非常缓慢,而且常常表现出自我强化和路径依赖（pathdependency）的特征,从而对城市发展的模式产生持久性的影响.因此,虽然“每一版本的资本主义都会产生不同类型的城市”,但是资本主义本身的多样性（更不用说像中国这样的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差异巨大的发展模式）却会催生不同类型的认知—文化城市经济和社会形态.因此,克鲁斯特曼认为有必要拓展认知—文化经济理论的认识论基础,将不同的国家制度、城市历史、社会经济文化基础以及与全球经济的独特联系纳入认知—文化经济的分析框架,并且通过比较研究探讨不同的地方环境如何对认知—文化经济的产生、发展和空间表现产生作用,从而构建出更具多样性和包容性的认知—文化经济发展理论.克鲁斯特曼的这一观点得到了斯科特本人的认同[8].
苏贾（Soja）则从资本主义和城市之间的关系上对斯科特的理论进行了补充[39].他指出,虽然斯科特承认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与城市化是互为影响的两个过程,但是其分析框架更多地集中在资本主义发展对城市社会和空间结构的影响上,而苏贾更强调城市本身（尤其是城市空间重构）对资本主义发展的作用.苏贾认为,城市空间重构是通过对生产在不同尺度上的空间和社会关系进行再组织来满足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城市化本身是和资本主义演化一样基本的具有革命性的转变过程.因此,对城市发展的研究不仅要关注“新经济”,更要关注“新地理”（new geography）.这种观点深受哈维和列斐伏尔（Lefebvre）等学者空间理论的影响[32,40].苏贾还指出,除了资本主义外,其他形式的力量（例如种族和性别）同样会对城市空间和社会分异产生重要的影响,而以阶层（class）为核心的认知—文化经济分析框架则很容易忽视这些因素的作用；同时,城市规划和公共政策并非完全被资本主义利益所主导,贫困和弱势群体的声音也可以通过一些社会运动得到传播；因此,在很多情况下,这些非资本主义的力量会对认知—文化经济在城市的发展及影响产生重要的平衡作用,而斯科特的政治经济学分析视角未能充分关注这些因素.
总结以上观点,可以看出学者们对认知—文化经济理论的批评（或者说担忧）主要集中在其相对狭隘的研究议题、过分结构化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以及可能对政策产生的错误引导上.这种视角使该理论无法对城市多样的发展路径、不同的社会诉求以及可能存在的替代方案给予充分的关注.然而,学者们也纷纷承认,这些局限并不掩盖斯科特的认知—文化经济理论对城市发展理论的巨大贡献.无论是认知—文化经济理论本身,还是围绕其产生的争论,都对当前我国开展相关研究和城市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3 认知—文化经济理论在中国城市研究和建设中的适用性探讨
随着中国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步伐的不断加快,以知识和创新为核心的新型经济活动将在国民经济和城市发展中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认知—文化经济理论及其衍生出的讨论对于我国开展在新经济背景下的城市研究以及制定相关产业政策和城市规划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但需充分探讨其适用性.
首先,认知—文化经济理论强调聚集经济的重要性,认知—文化经济活动会首先在产业结构复杂、人才密集和环境优越的大城市得到发展,从而带来一种不均衡的空间发展效应.这与中国长期以来以低端制造业为主导,以中小城镇为基础,自下而上的城市化模式存在很大的差异[41,42].因此,对中国认知—文化经济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是考察相关经济活动在中国的兴起如何对现有的城市体系产生重构作用.即不同类型的认知—文化经济活动如何在不同等级、不同规模和不同发展阶段的城市中分布,从而重新塑造城市间的等级关系和经济联系.目前已经有研究开始关注认知—文化类经济活动在我国不同空间尺度的不均衡发展效应[43,44].从政策的角度,认知—文化经济对空间的需求与传统制造业活动存在较大差异,这一特点意味着地方政府和规划人员在制定政策和规划时需要改变单纯依靠土地政策和税收优惠来吸引投资的发展逻辑,而要对新型经济活动的发展条件和特点具有比较深入的了解,在此基础上结合自己城市（或区域）的基础选择合适的认知—文化产业类型,并制定有针对性的政策和规划方案[45].从而避免盲目竞争“高端行业”（如金融、商务服务、高新技术等）带来的投资损失和建设浪费.
第二,认知—文化经济理论主要是建立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经验之上的,其核心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组织模式的考察,这与我国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主体的发展模式存在较大差别.例如,在解释中国城市的发展路径与发展模式时,和地方政府的政策和行为是至关重要的因素[46],而在斯科特的理论中,政府的作用很少被讨论.同时,中国幅员辽阔,不同区域和城市之间在发展水平、发展模式、地方环境上均存在较大差异,很难用某一种经验或者理论模型来解释.正如克鲁斯特曼指出的,国家制度、城市发展历史、社会经济基础等因素均会对认知—文化经济的发展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因此,在进行中国认知—文化经济研究时,不能仅仅停留在寻找中国城市与西方经典理论之间的切合之上,或者照搬国外经验来指导中国城市的发展建设,而应该立足于不同区域和不同城市的发展历史和现状,通过扎实的案例研究来揭示中国认知—文化经济发展的独特性,进而构建出具有中国特色的认知—文化经济理论.在此基础上,国内学者还应主动参与国际主流学术界的理论争鸣,推动整个城市发展理论,尤其是“南半球”（global south）理论范式的发展和完善[46,47].
第三,认知—文化经济虽然对城市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但是正如马尔的批评所指出的,其对一个地方发展（尤其是社会发展）也会带来不可忽视的消极影响,如收入差距的扩大、财政投入的转移、对弱势群体的（空间）排斥等等,而这些影响在斯科特的理论中较少涉及.因此,在开展我国的相关研究和规划时,有必要对认知—文化经济的负面效应给予同样的重视.尤其是对弱势群体给予特别关注,如由于产业升级导致失业的制造业工人、低收入的底层服务业人员,以及无法被认知—文化经济所吸纳的其他群体,探讨如何通过社会再分配机制以及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的完善来调和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矛盾,从而构建和谐和可持续的社会发展模式.
最后,斯科特的认知—文化经济理论不仅忽视了地方和区域的多样性,同时也掩盖了不同经济活动之间的差异.这一理论将许多不同类型的经济活动和产业门类纳入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9],其隐含的一个假设是这些经济活动具有很多共同的特征.然而,不同类型的认知—文化经济活动在行为和空间特征上却可能存在很大的差异.例如,一些经济活动的开展需要相关参与者之间大量、频繁的面对面接触、交流和互动（如管理咨询和教育培训）；而另外一些活动则以个体从业者独立工作为主,或者主要借助虚拟通信技术进行交互（如独立艺术创作和后台数据处理）.这些不同类型的经济活动在组织方式、空间分布以及对城市设施的需求上必然存在很大的差别,而斯科特的结构性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对于揭示这些差异作用十分有限.因此,有必要拓展认知—文化经济微观尺度上的研究,加强对个体层面的关注,探索不同类型认知—文化从业者的行为特征和需求特点,从而提供更为丰富的理论视角和更为精准的规划建议.
上文点评：上述文章是一篇关于经典城市研究专业范文可作为经济理论和启示和认知方面的大学硕士与本科毕业论文城市研究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论文写作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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