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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说富不过三代,主要原因是内部不团结,经常发生纠纷.我认为要内部团结,没有纠纷,作为主事者,必须要公平,没有私心.”
正如我们在不同分析文章中不断重复谈及的,在不少人的心目中,华人家族企业的发展过程,因其历史、政治、经济及社会环境充满波折跌宕而须面对重重困难与挑战,到打下江山,创下基业后,又受复杂的传承接班问题所困扰,这意味着他们若想实现富过三代的理想、持久发展,确实需要面对无数障碍与困阻,极其不易.具体而言,要将父辈打下的江山代代相传下去,既须克服一系列传承接班的问题,又须在这个过程中妥善处理由此衍生或相伴相随的分家问题,可见传承接班的过程其实隐藏着不少险阻与危机,任何处理欠善,必然会引起灾难性后果,所以绝对不容小觑.
创一代不愿放手情结的负面效应
众所周知,传承接班问题并非单方面的事情,而是牵涉双方,甚至触动多个层面的问题.简单来说,传承接班是交棒者和接棒者双方的互动,不能只考虑一方的角度与意欲.也就是说,不是只有交棒一方焦虑、担忧与一厢情愿地硬要接棒一方接棒,就能如愿以偿实现目标,还须考虑接棒一方的意愿、能力与积极性,更加不容低估的是过程中的际遇.可见如果只考虑一方的立场、看法,不顾及双方感受、想法,以及社会现实问题和多方面配合,硬性执行、强行接棒的结果,轻则会破坏双方关系,重则可能会毁掉交棒者毕生建立的基业,同时也可能会给企业及社会造成难以弥补的伤害.
我们检视郑裕彤接近40年的整个传承接班—从郑家纯1972年进入新世界发展之时计起,至2012年他正式接任新世界发展主席一职止—可相当清晰地看到,尽管他们并没有白纸黑字的接班路线图,却有一套完整的计划和思考,而这套思考则兼备了言教和身教两个层面,并且很早便开始执行.目的是希望通过耳濡目染将操赢计奇的陶朱之学,融入他们的心坎中,为子孙后代接掌家族企业,并可精通商道打下最实质基础.
到郑家纯进入实际接班进程时,我们可以看到,郑裕彤一方面将儿子安排在身边,不仅亲授管理和领导的窍门,同时也协助其建立政商人脉关系,强化社会资本；另一方面则将一些重大发展项目交托于他,一来考验其指挥统筹之能力,二来则藉此测试其独立应对困难与应变之道.当郑家纯在不同时期通过了一系列考验,才逐步交托给他更多更具挑战性的项目或责任.可见郑家纯逐步走上权力顶峰的过程其实并非外人想象中的顺利和容易.
尽管郑家纯是在通过了精明干练父亲的考验后,才逐步登上了权力顶端的,但第一次交棒仍让郑裕彤“大跌眼镜”,因为郑家纯接手后的连番激进投资,随即碰到了形势逆转,令新世界发展陷入债台高筑的危机.为此,郑裕彤高调“复出”,目的自然是“力挽狂澜”,但此举无疑给传承接班带来打击,尤其削弱了新领导权威与地位的建立,也说明创业一代有过于注重企业发展、留恋企业和不愿放手的情结（Rosenfeld,1998）,这确实是计划交棒一代不可不察的问题.
理由很简单,接棒一代在走上领导岗位之初,难免会碰到西方谚语所说的一些“磨合问题”（Teething Problem）：不但与不熟悉的生意伙伴需要时间适应,就算是投资部署及营运决策等,也未必能十分顺畅,更不用说郑家纯接班之时碰到了前所未见的政治与投资环境逆转,因而令固定资产的价值急跌,这种因为局面急变所产生的债务问题,实在非战之罪.那时郑裕彤突然高姿态“复出”,从传承接班理论的角度看,实在甚具争议.
从“事后孔明”的角度看,当经济环境及投资环境稳定下来后,各种固定资产的迅速反弹,这与郑裕彤是否高调“复出”其实并没有关系.但郑裕彤当时高调“复出”所造成的最大负面效果,是给儿子的领导地位和权威带来最为致命的打击,令他难以树立领导威信.事实上,因为经历那一役,郑裕彤当然领导权威更大、名声更响,但郑家纯的领导地位则更为低落,对传承接班产生负面冲击.同时,郑家纯则需要一段不短的时期,才能逐步恢复其领导威信,就算到了今天,仍然给人留下当年的负面印象.
及早启动交接棒的优势
从另一角度说,由于郑裕彤很早便启动了接班的进程,在20世纪80年代末交棒时他只有60多岁而已,仍身壮力健,所以才可在那个危机关头“ 复出”,挑起重任,这是及早安排接班的一项重大优点.如果他太晚启动接班进程,相信很难有那个扭转乾坤的机会.更须重视的是,有了那次接班过程中的波折与挑战,郑裕彤也有了更为深刻的反省,让他在思考和计划接下来的安排时,明显变得更为长远深邃,并具体地反映在如下三个层面上：
一、他不再公开宣布退休,虽然大量工作已交给了儿子,以免授人以话柄,影响以郑家纯为核心的领导团队；
二、孙辈已长大成人,家族的生命周期有了大的变化,因而想到了培养第二梯队接班,以防不测；
三、他察觉到传承接班的过程触碰到了分家析产的问题,因而两者必须同步进行,有效处理,藉以消弥家族内部潜在矛盾与纷争.
吸取教训—建立第二接班梯队为此,在接着的岁月中,吸取了前一次教训的郑裕彤,不久又启动另一轮的传承接班部署,而这次的安排则更为全面和深入.既在日常管理上将工作交给儿子,不直接干预,亦不轻言退休,让自己参与公司管理时留下弹性；又开始推动孙辈参与集团的管理,并以当年训练儿子的方法,略加一些变化后用于孙辈身上,逐步建立起家族的第二接班梯队；至于更为关键的,则是决心将使家族发迹的旗舰企业周大福珠宝上市,藉以消除家族内部潜在的利益冲突与矛盾.对于第三点,当郑家纯被问及周大福珠宝上市的主要目的时曾经做出的回应,则可作为一个重要注脚.他这样回应：“是为了减少争执,以及希望通过政府和公众的监管,将公司规范化.”（陈志辉、谢冠东,2012）
就是这个防止家族内部潜在矛盾与冲突的问题,传媒最为关注,郑裕彤去世后,更成为坊间谈论的话题,因为近来不少大富家族常闹争产官司,更不用说有分析指出接班一代上台后,家族掌控上市公司股票会大跌六成云云.到底郑裕彤家族会否跌进那样的泥沼呢？郑家纯当然常会被问及,他的回复虽没新意,却有一点值得深思.先看他怎么回答：“我们相处得相当融洽,完全没有争执,希望将来都保持……争产纠纷其实跟本身的性格亦有很大关系,如果两兄弟都是想斗的,就当然唔掂（不妥）.”（《明报》,2012年3月8日.
与不少富翁不同,自少已指腹为婚的郑裕彤从一而终,婚姻绝不复杂,夫妇二人一生育有两子两女,子女数量也并不算多,因而不会像那些婚姻复杂、子女众多的大家族般内部潜在矛盾激烈.更为重要的是,虽然郑家纯只有一位胞弟郑家成,但因郑家成笃信佛教,乃虔诚佛教徒,因而被形容为“性格温和、安守本分”,此点相信是郑家纯觉得家族内部没什么兄弟内斗,大家“相当融洽,完全没有争拗”的重点所在.
富过三代关键在于消除家斗
众所周知,家大业大而婚姻感情复杂的富家大族,其内部争斗必多,如何化解内部矛盾,防止亲人争家产,对簿公堂,甚至是兄弟阋墙,实乃重中之重.鼓励子女向多专业、多生意、多层面的多元化发展乃方法之一；安排他们在家族企业中负责不同业务、不同部门,或驻守不同地区各展所长乃方法之二；郑家成笃信佛教信仰,养成温和不争、安守本分性格,对郑氏家族而言,显然是另辟蹊径化解家族内部矛盾另一方法.
当然,除此之外,按郑裕彤的思考,将家族企业上市,也是有效解决问题的方法.下文让我们引述郑裕彤本人对于家族企业如何可以走向更美好明天,又如何减少内部争斗的一些观察和感受.他这样说：“下一代怎样想,我不知道了.要把家族企业管理好,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建立完善的架构.坦白说,我的子孙不会代表我.
对于这个问题,我是比较想得开的.企业不一定要由家族内的人管理,应是有能者居之.如果家族成员喜欢做别的事,我也让他们去做……其实,我把周大福看成是个大家庭,在里面打工的,都是周大福的家族成员.以往说富不过三代,主要原因是内部不团结,经常发生纠纷.我认为要内部团结,没有纠纷,作为主事者,必须要公平,没有私心.”（周大福企业文化编制委员会）
令人叹息的是,郑裕彤去世4个月后的2017年1月28日,郑家纯突然脑中风入院,虽然有消息称他没生命危险（《苹果日报》,2017年1月29日）,但不容否认的事实是这一事件一定会左右郑氏家族的传承与接班.这里不得不佩服的,是郑裕彤在生前已经做好第二梯队— 孙辈郑志刚、郑志明和郑志恒— 接班安排,并已基本上完成了重大考验与集团内部的多种业务与投资重组,令无论是周大福珠宝或是新世界发展均有了更高和更大的透明度,因而不至于令整个家族及旗下众多企业受到太多不明朗因素困扰.
当然,由于郑家纯的感情生活较父亲郑裕彤复杂,他的突然中风,显然仍隐藏着难以预料的巨大风险,甚至有可能触发家族内部的矛盾与纷争,因为郑家纯育有两名非婚生儿子：郑泽弘和郑泽然,而两人现在仍年幼,正在求学中,其生母显然成为争取或维护他们权益的最重要人物.可以想象,郑家纯中风康复后,家族及企业中的领导角色应会有微妙转变.由于健康是极不稳定的因素,家族成员之间又可能会为了维护本身利益而明争暗斗,而任何稍有不慎的处理手法,都会牵动到家族及企业原来的平衡,给家族及企业的发展造成障碍,家族上下实在不可不防.
发挥家族企业的持久力量
再来说说极富争议的新任美国总统特朗普,由于他的口无遮拦,提倡的内外政策极富争议,以及委任他女婿和亲属等在政府中担任要职等问题,当时临近离任的奥巴马曾作出警告说：“不要尝试像管理你的家族企业一样管理白宫.”（not to attempt to run the WhiteHouse…like the way you would manage afamily business）（BBC,8 January 2017）诚然,奥巴马提醒,作为总统应该公私分明、公正廉明,不应令自己及家族卷入任何利益冲突,尤应将家族企业与国家事务分开,但显然奥巴马对家族企业存在一定程度的误解.更为重要的是,他的说法也可以更好地让我们了解到,家族企业在美国这个全球市场经济的桥头堡,原来也如此生机勃发,家族企业的领军人更可当选为美国总统,领导这个全球经济最发达的国家.反观我们的文化,家族企业的发展不但长期受到抑制,而且总是被贴上负面标签,连家族中人也对家族企业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负面印象与感受,令人叹息（郑宏泰、高皓,2016）.
如果说奥巴马对家族企业存在误解,是因为家族企业其实是人类历史上一个最具生长韧力的组织,与教堂、政府及学校般的组织一样,和人类历史共存共荣、同步前进,这些组织既有光明一面,也有阴暗一面,不能一概而论.但家族企业充满发展动力,更属长久以来创造就业与推动经济前进的一股不容低估的力量.因此如何有效发挥家族企业的力量,是不同社会都十分重视的一个政策范畴,作为政府部门实在不可不察.香港,乃至“亚洲四小龙”过去可以取得令人艳羡的经济成就,其中一个关键因素便是因为这些经济体拥有无数家族企业,是支撑经济的中流砥柱.从这个角度看,如何确保家族企业顺利接班、持续发展,不但关系家族本身的荣辱兴衰,也关系到一个经济体起落跌宕.最后,我们想指出的是,曾与特朗普有生意往来与合作,最后又闹至对簿公堂,并可将之击败的郑裕彤,曾在香港这个地方书写了传奇,其子孙的接班安排更可谓独树一帜,这些故事相信不会因为郑裕彤的离去告终,而是仍会如其家族企业一样传承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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