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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方面论文范文检索 和重温大师智慧推进双一流建设叶企孙先生高等教育核心思想探析相关本科论文怎么写

主题:高等教育论文写作 时间:2024-0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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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叶企孙先生曾任清华大学*校长、理学院院长、物理系主任、研究院院士多职.在长期的高等教育实践中,他准确把握教育规律,深切贴合中国实际,于教学、科研和院校治理方面形成了一套颇具特色的教育思想体系.作为教师,叶企孙开启了实验教学之先河,兼用高淘汰率、通识教育理念来保证人才培养的高质量;作为科研工作者,叶企孙采用国际化战略,大力开展科研工作,创建“军事研究基地”,用科研为祖国贡献力量;作为管理者,叶企孙不拘一格延揽名师,革故鼎新,动荡时局中力推并践行教授治校思想.这些理念,不仅是中国高等教育史上弥足珍贵的财富,也是“双一流”建设背景下我们可以充分借鉴的宝贵的本土资源.

关键词:叶企孙;高等教育思想;通识教育;实验教学;“双一流”建设;高校治理

百年清华取得的巨大成就与其早期大师级人物的奠基作用密不可分,叶企孙先生(下面简称“叶先生”)就是其中一位功勋卓著却鲜为人知的杰出代表.叶先生1898年出生于上海,年轻时先后就读于清华学校、芝加哥大学和哈佛大学,曾任清华大学*校长、教授会评议员(教授评议会由7人组成)、理学院院长、物理系教授等职.此外,叶先生还是研究院院士、中国物理学会创建人之一、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表.他与陈寅恪、潘光旦、梅贻琦并称为“百年清华四大哲人”.他培养了大批杰出人才,其中包括45名院士、十几名“两弹一星”元勋,也培养了杨振宁、李政道两位诺贝尔奖获得者.由于他对中国科技事业做出的奠基性贡献,他也被奉为“中国科技大厦的总设计师”.

一流大学与一流学科的建设离不开大师的支撑与引领,只有一流的思想才可能办好一流大学、培养出一流人才.在全国甚至全民热议如何建设“双一流”的背景下,重温叶先生的高等教育思想与理念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教学方面的主要思想

叶先生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准确把握教育规律、大胆改革创新,形成了一套独特的教学思想体系,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 一扫谈玄陋习,开启实验教学之先河

一个理论家如果只是口头上而不是从思想上真正懂得实验是理论思维的基础,就很可能坠入唯意志论的深井[1].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传统的中国高等教育体系中还未开展实验教学,老师大多是照着书本学再传授给学生.著名物理学家吴有训曾这样描述:“有些欧美留学生返国开了一些高调而空虚的功课,如算学物理学等由普通至最深的课程,无不应有尽有,要是专以课程的名称互相比较,中国的大学程度似乎较世界任何大学为高,教者只是糊涂地教,学者只是糊涂地听,均在似懂非懂的微妙境地,这种高调的课程对具有谈玄传统习尚的中国人非常适合口味,结果学生对于实验常识一无训练,唯日谈自由研究实不知研究为何事,把科学的实验性完全忽略了.”[2]由此可见当时实验教学的落后状态.而叶先生自从接管清华物理系就下决心采取以实验为基础的教学方式,立志消除学生只动脑不动手的弊病.从1928年起,物理系规定学生选修实验课的学分不得少于理论课的二分之一.1932年,叶先生在《清华暑假周刊》上介绍物理学系概况时说:“本系之最浅至最深之课程,均注重于解决问题及实验工作.”1934年,“物理学系概况”中总结阐明的教学方针是“本系……科目之分配则理论与实验并重.”

考虑到物理系创建伊始实验仪器极为缺乏,叶先生便带领学生动手制造,在热力学课上他曾要求学生每人做一个温度计.此外,他还在学校建立了金工、木工工场,并要求学生选修相关课程.为了提高本系工场的技能,他还特意为系里聘请了一位德国技师.更难能可贵的是,叶先生注意到当时的中学物理教学缺少实验课,他便和物理系教员郑衍芬合作编写了《初等物理实验》一书.这也是我国最早的中学物理实验教材.实验教学不但调动了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和学习热情,而且在每一个环节上都留给学生充分发挥的空间,让学生在动手实验中加深对理论的理解,也培养了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与耐心,为学生今后的学习打下了基础.叶先生的实验教学思想一扫当时“重理论轻实验”的陋习,打破了传统的思维定势,为学生创造了一种新型的教育环境,可谓开启了我国实验教学之先河.叶先生一共培养出2名诺贝尔奖获得者和45名院士,这样的功绩与其实验教学模式密不可分.因其斐然成绩,叶先生也足可称为“工程教育大师”.

2. 限制招生人数、实行淘汰制,只为“重质不重量”

为保证教学质量,叶先生一直奉行“重质不重量”的原则,在清华物理系招生规定上则体现为:招生人数务必限制,不宜超过14人.据清华物理系第八级毕业生、中科院院士王大珩回忆:“高于我班的学生,每班仅七八人,至我同班十人.”[4]这足以看出叶先生对“重质不重量”原则的坚守.

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大学教师之所以为教师,本质上不在科学研究而在人才培养[5].为了保证人才培养质量,清华大学物理系严格地实行了淘汰、转专业制度.物理系是清华当时淘汰率最高的院系.有资料显示,其淘汰率1929年为54.6%,1930年升至69.4%,到1932年竟高达82.8%.“淘汰制”不仅是筛选、淘汰的意思,还含有因材施教的意蕴,即发现学生不适合物理专业却在别处有天分,便劝其转到其他专业学习.例如,胡乔木同志曾是清华物理系的学生,在入学谈话中,吴有训主任发现他谈吐优雅、文史功底深厚,便劝其转到历史专业.后来,胡乔木担任和政治局秘书长达25年,被誉为“一支笔”.“此重质不重量之方针,数年来颇有成效.民国十八年本系毕业生施士元先生现任大学物理系主任,周同庆现任国立北京大学物理系主任,王淦昌先生现任国立山东大学物理系教授.数年来国内物理学之臻于隆盛,实与本系对于青年所施之教育有密切关系.”[6]在日常教学中,叶先生也以“重质不重量”为指导原则,他并不要求学生多做题,认为习题的作用不过是帮助学生更深地理解课程,只要认真思考、知道如何解题便可.老清华物理系本着宁缺毋滥的原则选拔学生,通过转系和高淘汰率来保证学生质量,这对于当今大学如何搞好精英教育仍有启发.

更重要的是,秉承着一切为学生的信条,叶先生绝不受条框的束缚.1946年,西南联大受政府委托推荐优秀研究生去美国深造,其中物理系有两个名额.除了已确定的朱光亚,还剩一个名额不知如何分配,因此物理系主任就请叶先生推荐.尽管选拔的基本资格要求是具有研究生学历,但叶先生还是毅然推荐了年仅19岁的大二学生李政道,这成为了西南联大轰动一时的重大新闻.叶先生的做法并不是心血来潮,李政道极其出色的课业成绩让他宁愿顶着压力突破规定.而事实证明,叶先生的确独具慧眼,李政道在去美国11年后,与杨振宁一起摘取了诺贝尔奖的桂冠.

3. 提倡通识教育,培养综合能力

通识教育作为一种教育理念,目的在于培养通融识见、良好德行和健全人格的完整的人,其精要在于对多元价值的尊重、甄别与选择,对多种知识的通融和开放灵活的思维精神与方式,促使学生形成通识精神[7].通识教育思想贯穿了叶先生的整个学习、执教生涯.他认为,学生应该先得到全方面的发展,然后才谈得上是某一方面的专家;人的生存不可能脱离社会,学术的发展和创造也需要多学科的综合.因此,他希望在通识教育的思想下培养出具有宽广知识面并能适应竞争环境的学生.

叶先生的通识教育理念来源于他的教育经历.他年轻时就读的清华学堂奉行“全人格”教育.斯时所说的“全人格”是建构在该校奉行“三通——中西会通、古今融通、文理会通”基础上的.这种得天独厚的气氛和开放性的教学环境使得他一直秉承着通识教育的思想.据钱伟长回忆,除了物理系的全部课程,他还曾全面学习了定量和定性分析、有机化学和物理化学等化学课以及全部的化学实验课,还有数学专业的高等分析、微分几何、近世代数、集合论等课程.此外,在叶先生的直接鼓励下,他还旁听了机械系和航空系等专业的主干课程.在这种“通识教育”思想影响下,钱伟长乃至整个清华物理系的学生都打下了较为宽广的基础.

二、科研方面的主要思想

在科学研究方面,叶先生重视实验及科研工作,重视通过特种研究服务国家并倡导国际化战略,为我们留下了弥足珍贵的思想财富.

1.大力开展实验科研工作,奠基清华学术重镇,谋求中国学术独立

叶先生认为,一流的大学必须开展科学研究、谋求学术独立,以此才能改变中国落后的科学状况.因此,叶先生创建清华物理系之后,便把实验室建设当作重点来推进.为了顺利开展科研工作,叶先生做了很多努力:开设实验室;为维修实验设备筹备金工、木工厂;开设有专门书刊的图书室;委托师从居里夫人的施士元购买放射性元素镭,叮嘱吴有训从美国购买电子管设备等.叶先生的不懈努力,使得从国外学成归来的教授们可以继续进行科学研究.据赵忠尧教授回忆:“回国时几乎没有停顿,好像从这个实验室走进另一个实验室那样,很好地保持了思维的连贯性和科研的持续性”.由此可见,清华大学物理系的实验室在当时应该具有世界水平[8](P154).叶先生开展的研究工作不仅仅局限于物理方面.当年,清华大学在兴建礼堂时,为减少花费,取消了消减回声的设备,以至于学生听演讲时往往听不清.叶先生知晓后,便带领学生展开研究,不惜牺牲休息时间经常实验到深夜,花费两年时间终于找出原因并顺利解决这一问题.这也是当时国内关于建筑学方面最为先进的研究.

正是叶先生在清华物理系所营造出的这种重科研的浓厚氛围,使得清华学生在走出校门、出国留学后,科研能力丝毫不落于人后.大学将科研、教学和培养科学后继人才的工作结合在一起,这一点在当时是别处没有的.科研工作是进行科学培养工作和提高科学后继人才素质的前提[9].在世界高等教育史上,18世纪俄国彼得一世创设了以研究为主的科学院之后,俄国教育开始蓬勃发展;德国洪堡在柏林大学实行教学和科研相结合的教育思想,使得柏林大学扬名成为欧洲高等教育的中心;叶先生重实验室建设与科研工作,则奠定了清华作为中国学术重镇的基石.

2.重视国防特种研究,创建最早的“军事研究基地”

叶先生早在冀中抗日时就深感国防之薄弱,因此,他在西南联大担任特种研究所委员会主席后就将目光转向了国防研究,希望能用尖端科技解决国家实际问题.他先后创办了农业研究所、无线电研究所、航空研究所、金属研究所以及国情普查研究所,统称特种研究所.特种研究所除了“为国储才”的考虑外,还有“为国效忠”这一深层含义,其目标是阻止日本间谍及汉奸的破坏内容.这也是国民政府和清华大学的秘密协议.航空研究所的任务是研究飞机构造、飞机制造材料和风动实验;无线电研究所注重研究短波军用无线电机、秘密军用无线电话以及培养专门电讯人才;金属研究所则辅助国家工业机关解决所用钢铁及其他金属质料等问题;农业研究所研究农产品之病虫害问题和从农产品中提取国防所需原料问题等;而国情普查研究所则注重普查方法和专门人才的培养.从以上各个研究所的任务中可以看出,这些研究所和初期的清华实验室是两个概念,其研究深切符合战情需要,甚至将其称为中国最早的军事研究基地也不为过.当时的特种研究所获得不少世界前沿性的科研成果,不少人成为此后中国各学科的奠基人,叶先生则是他们和中国多个领域现代科学事业的铺路人[10].

3. 践行国际化战略,促进国内外学术交流

在叶先生看来,闭门造车式的“科学研究”是行不通的,而开展对外学术交流不仅可以吸收国外科研工作经验的精华,也有利于我国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当时清华大学有一规定:学校教授每六年可休假一年,教师可利用这一年时间自行到国外游学以吸收先进知识,.这一传统被清华大学传承至今.叶先生本人就曾利用休假到德国柏林大学、哥廷根大学进行深造,物理系教师吴有训和萨本栋等人也曾先后到美国学习.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清华理学院就先后邀请美国信息论创始人维纳、法国学者郎之万、英国学者狄克拉、丹麦物理学家玻尔等人来清华讲学,以便让学生了解世界科学发展最前沿的观点.为了及时报道理学院的科研成果,叶先生还创办了《国立清华大学理科报告》,分成三种:数学与物理科学(Mathematicala nd Phy s ic a l S c ie nc e s)、生物科学与心理学(Biological Sciences and Psycology)、地质学与气象学(Geology and Meteorology).学院许多研究人员的成果都曾刊登在上面,引起了国内外的关注.另外,无论谁去欧洲,叶先生总要让他去旧书铺替院系收买国际著名科学家的著作文集或者科技学报书刊.

三、大学治理方面的主要思想

叶先生曾经担任系主任、*校长、教授评议会成员等领导及管理职务,并积累了宝贵经验,在大学治理方面形成了一系列重要思想.

1.对抗国民政府、推选梅贻琦担任校长,并倡导“教授治校”思想

在北洋政府频繁更替的动荡时局中,各个势力都觊觎清华校长的位置,但清华内部仍能维持较为平稳的环境,叶先生功不可没.从1926年起,曹云祥、罗家伦、乔万选、吴南轩先后任清华大学校长.在校长频频更换的情况下,叶先生认识到,只有让既有学识又是政局之外的人任职校长之位才能防止政客染指清华.以他为首的少壮派教授立即向南京政府施压,利用舆论和群众的力量,将梅贻琦先生推选出来担任校长,从此开启了梅先生在清华主政的生涯,也因此在高等教育史上留下了梅先生治理清华的佳话.清华原有的体制是由政府任命的校长一人总领学校事务,直接体现出“外行领导内行”的缺陷.而叶先生力推教授治校思想,在清华园内推动创设教授会、评议会以及校务会议,他自己就是教授会七大评议员之一.“教授治校”的精髓在于学校事务并非校长一个人说了算,而是把所有关乎学校发展的事拿到教授会上去讨论,进行决策.这样不但体现了的精神,还能够以高效率、高水平的事务*促进全校的团结.“教授治校”的另一个好处就是能够在外界时局动荡下保持学校内部稳定,实际上这是一种的改革,把不懂教学的封建官僚的让位给公众推选的最懂科学与教学的人,实行治校.也正是在叶先生倡导并实践“教授治校”思想这一段时间内,清华达到了黄金时期.

2. 注重顶层设计,完善留学学科布局

清华大学的前身为留美预备学校,留美名额的分配按照各省所出庚子赔款的比例来确定,留美的专业则由学生自己来定.1933年,清华恢复选派公费留学生,接管这一工作的叶先生认为当时的选派模式极不合理,不但不顾及国家的需要,还造成了人才浪费.因此,他在主管留美工作后采取了三项改革措施:第一,废除各省名额旧例,改为全国范围内招生择优录取;第二,留美学生所学专业不再自行决定,而是根据国家需要和世界科学的发展趋势而确定;第三,为节省国家开支,提高留学效率,已考取各专业的人必须在国内补修该专业的课程一年并为其指定国内最好的导师[11](P225).著名光学家龚祖同刚入清华时主修核物理方向,后来叶先生找他谈话提及目前很多强国出于军事考虑都在研究光学,但我国在这一领域还是空白,正是这次谈话促使龚祖同考取了光学专业并进入柏林大学学习.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后,龚祖同放弃博士答辩,毅然回国建立了我国第一个光学工厂,我国光学事业才得以起步.

“学科布局”在不同时代的表现形式不尽相同,也许今天必须以大规模学科建制才算得上学科布局,而在早期的发展当中,只要能培养出一两个顶尖人才就完成了“学科布局”的使命.一流学生培养有赖于建设一流的专业,一流专业则要有优势学科作为支撑[12],在这方面叶先生也极具前瞻性的战略目光.钱学森当时考取留美生的原定专业是铁路机械,后在叶先生的引导下改为航空工程;1934年,叶先生出人意料地减少了物理专业名额,转而增加了一门新的留美学科——高空气象学,后又劝说学生赵九章转学气象.叶先生掌舵清华留美事务多年,为钱学森、李政道、王竹溪、赵九章、龚祖同等学生选择留美的专业尽不相同.这些专业并不都为叶先生所熟悉,但他总能独具慧眼预见到世界科学发展的前沿,为中国科学世界填补了一块块空白.在一个现代国家中,如果每个人都重视科学,使科学能够有日新月异的进步,那么这个国家没有不强盛的[10].

3. 不拘一格延揽名师,严肃法纪

哈佛大学校长科南特有言:“大学的荣誉不在它的校舍和人数,而在它的一代代教师的质量.”[13]叶先生也曾对学生讲过:“我教书不好,对不住你们,可是有一点对得住你们的就是我请来教你们的先生个个比我强.”清华大学物理系成立之初只有梅贻琦和叶先生两位教授,之后叶先生陆续延聘了吴有训、萨本栋、任之恭、周培源、赵忠尧等一批优秀教师.为给教师营造良好环境,他大力创设实验室、购买实验设备,以便让国外归来的教师能够继续从事科学研究.叶先生还将吴有训的工资定得比自己都高,以此彰显对人才的尊重,甚至先后辞去物理系主任、理学院院长的职位,推荐吴有训来接替自己.就物理系而言,1928年吴有训、萨本栋的到校,标志着它开始走上兴旺发达之路.从此之后,我国物理学之栋梁多出于清华大学.1932年中国物理学会成立时,清华大学的会员人数最多,足以说明当时的清华物理系具备了国内最强的师资研究力量[14].

在培养与选聘人才上,叶先生既有坚定的原则,又热心爱护人才,提携后进,不搞近亲繁衍,并有意识地吸收非清华的毕业生来校任教[15].华罗庚的故事大家耳熟能详,当年他到清华任教引起了相当激烈的讨论.在清华人眼中,只具有初中学历的华罗庚发表的几篇论文不过是灵光一现,他留在清华与那些留过洋、受过高等教育的教授相比资历差得很远.而他之所以能够以初中学历、从一个杂货店的店员破格执教清华,正是得益于叶先生的慧眼识才.华罗庚在给叶企孙侄女的信中曾写道:“道及叶企老,不觉泪盈眶,他对我的爱护是说不尽的,而他的千古奇冤我竟不能设法寻根究底,殊难为人.”[16]叶先生不拘一格的作风,不仅体现在“聘用教师”上,还体现在“辞退教师”上.据施士元回忆,一些同学向叶企孙反映了某教师教学不负责任的情况,叶先生核实后,第二学期就将这位教师辞退了.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叶先生敢于破格提拔人才,也敢于顶着压力辞退不胜任的教师,这与当前很多领导干部为官不作为、怕得罪人等为官行为和心态形成了鲜明对比.

四、对当今高等教育的几点启示

叶先生的教育思想不仅深切符合高等教育原则和规律,在实验教学等方面更是开创了时代的先河.深谙教育规律的叶先生不仅为清华大学的创建及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其思想经过了百年高等教育践履洗礼之后仍然熠熠生辉,对于促进当今高校办学、推进“双一流”建设仍具有启示意义.

1.人才培养方面,坚守底线,尊重常识,加强通识教育,统筹推进一流建设

后大众化时期,我们所有高校面临一个共同的问题,是大学“放水”,毕业标准、及格标准太低,而且在毕业之前为了保证学生毕业,还形成了以“清考”(清理考试)集中“放水”的潜规则.如果高等教育正在变成没有底线、没有准则、怎么混都行的场域,一流人才培养岂不是空话吗?当前政府对大学的评价中,就业率、毕业率成为重要指标之一,使得本该属于大学的学术权力无所适从,高校不仅不能严控毕业标准,反倒在进行集体“放水”,以此提升毕业率从而保证就业率,这就是本末倒置.美国大学平均毕业率至今只有60%左右,难道这能证明美国高等教育质量低劣?

实践性作为教育的本质属性告知我们,实践教育是现代教育理念、教育模式、教育实践的有机统一[17].今天高等教育规模空前巨大,然而实验、实践和实习环节都存在很多问题,“轻实践”、“假实习”、“被就业”的问题屡见不鲜,实际上学生没有真正到岗实习,而是开个“明”敷衍了事.很多方面“”,甚至“集体”、“制度化的”也司空见惯,几乎成为一种行业风气.不知这股妖风从何而来,这值得反思与追问.这些问题本不该成为问题,因为这是为学、育人的最基本常识.今天制约高等教育质量的关键不是什么玄妙规律,恰恰是因为没有对常识的尊重而导致的“常识性危机”.对大学的严格监督和有效激励必须切中肯綮,设置对高校实习、实验、实践教学的监督和抽查机制,从而保证实践教育质量.这远比评估就业率重要得多.

在当前的学术讨论中,几乎所有的校长和学者都有一个共识——“双一流”建设不能忽视本科教育.反过来说,大家都发现争取资源、学科建设、科学研究吸引了高校的过多精力,本科教育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而在研究型的一流大学,问题更严重:许多一流大学把科学研究摆在第一位,研究生教学摆在第二位,行有余力才应对本科教学[21].这些高校不能真正重视本科教育,放水、缩水的景象与当年叶先生之“重质不重量”的做法形成了鲜明对比.一些高校虽然目前已认识到通识教育理念的重要性,并进行了多次改革尝试,但还远远不够.

通识教育不能只是一种自我标榜的口号,而应真正落实到各所高校的培养方案、课程设计当中,这也是立德树人的本意之一.目前,从条件上来看,一般来说,研究型大学、高水平重点大学具备较好的“通识教育”条件,而普通二本高校、民、应用本科、高职高专如何开展通识教育,在课程设计以及学生知识结构的构建等方面则需要更多的实践智慧.取消文理分科虽然是一个很好的改革起始,但通识教育思想的加强还有赖于多方面协调配合.

2.科研方面,去除浮躁功利心理,注重长远前瞻性,使其为育人之手段

目前中国高教面临的最大问题之一是功利主义,而急功近利恰恰是限制个人和国家创新能力发展的最大桎梏.搞科研不能只着眼于眼前的蝇头小利,应将目光放于长远利益.当人们还在责难旧中国的当政者不重视、不关心科学时,叶先生则一步一个脚印地肩负起改变现状、使科学在中国生根的历史重担.由于长远地考虑到祖国要发展就必须实现学术之独立,他立足于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需要,提出了培养专业急需人才的建议.反观当前功利化、短期化的学术评价、科研评价,以“双一流”建设为例,如果对所有“双一流”的资助对象进行“硬考核”,势必南辕北辙、欲速不达.对于“双一流”建设对象,一定要留出少数的学科、单位实行“免考核”制度,让他们去自由探索,这样才能保证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平衡,保证当前需要与未来发展之间的平衡,才能真正实现建设“双一流”的初衷.“我国科技队伍规模是世界上最大的,这是我们必须引以为豪的.但是,我们在科技队伍上也面对着严峻挑战,就是创新型科技人才结构性不足矛盾突出,世界级科技大师缺乏,领军人才、尖子人才不足.”[19]领军人才和大师级人物的成绩,是因为考核评价还是因为对未知世界的好奇使然?是外在世界的功利需要还是内在的一种追求?默顿的研究结论是基本上各占一半.但是,就目前的学术环境而言,科学家受到的外在世界的功利性激励较大,而没有留出一定的空间供他们进行超越功利的探索.当然,科学研究除了创造知识之外,也有人才培养的功能.国内外教育实践表明,本科生早期参与科学研究既是培养创新型人才的重要途径,也为促进学科发展和提升科学研究水平提供了生力军[20].高校的一切工作必须以育人为前提,出于制度环境和大学自身定位的某些偏差,我们扭曲了教学和科研的关系,但两者归根结底理应是途径不同、目的相同的人才培养手段.

3.院校治理方面,优化行政学术权力,建构大学精神

当今中国大学存在一个悖论现象,一方面是大学自主办校的“改革求新”,另一方面是大学上下争权力、求利益的“生动图景”[21].而这一问题的病根所在就是学术精神、大学精神的式微.多年的大学改革之路正是偏于权力和分配的纷争,从而漠视甚至违背了大学精神.大学精神凝聚着大学的理想与宗旨,并为学人提供价值坐标的标杆,是大学存在与发展的精神动力[22].没有精神的大学就是没有灵魂和生命力的大学.建构大学精神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建构大学精神需要自我主观意识的重构,努力塑造潜心向学的纯粹校风.另外,师资队伍、校园环境等条件的建设也无一不彰显着大学精神的内涵.

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之间的难题一直影响着中国高校健康发展,而大学、学院治理涉及到的任何问题也都脱离不开学术和行政的范围.我们总在泛泛地谈“弱化行政权力”、“去行政化”,而行政权力和行政职能都是大学的重要组织要素之一,既不可能去掉,也很难削弱,“优化”行政权力更符合未来的改革设计.在学术问题上坚决“去行政化”,在行政问题上加强“科学化”、“服务化”和“职业化”,这才是优化行政权力的根本.

叶先生为我国高等教育奉献了一生,为我国科学教育事业的开创做出了突出贡献.他的办学思想和实践不仅具有史料价值,对于今天的高校管理、人才培养也颇具现实意义.面对经济社会转型发展、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要求,我们需要以创新的勇气和智慧找准着力点,在推进高等教育现代化进程中砥砺前行,继承老一辈教育家的思想并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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