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忘却的青春记忆：评严歌苓的长篇小说《芳华》,该文是关于严歌苓开题报告范文和青春记忆和严歌苓和长篇小说方面硕士论文开题报告范文.
严歌苓论文参考文献：
文/史修永
摘 要：《芳华》是严歌苓最新创作的长篇小说.小说以第一人称“我”的叙述方式,讲述20世纪70年代某部队文工团青年男女的青春故事,彰显出自自然然的第一人称权威叙述的艺术魅力.小说寄寓着一代人对青春记忆的重访,凭借过去的精神资源完成对当下现实的批判,以感人至深的悲情美,在记忆的维度上体验一种青春美学,以此抗拒对青春记忆的遗忘.
关键词：《芳华》；讲述；记忆；悲情美；严歌苓
一、青春的自然讲述
严歌苓作为当今海外华语文学最具创造力的女作家,她的每一部新作的出版都会引起文坛的关注和震动.从《绿血》《一个女兵的悄悄话》到《雌性的草地》《无出路咖啡馆》,再到《穗子物语》《陆犯焉识》等,严歌苓在叙事方法上不断创新.但细读她最新创作的长篇小说《芳华》（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版）,却使笔者获得了完全不同的阅读感受.尽管这部作品还是植根于她的从军经历,尽管还是那熟悉的自传色彩,但是她对青春的讲述方式和绵延性理解,让我们感觉到这部小说与以往作品的不同.无论在叙述方式上,还是在对历史记忆的打捞上,都值得我们深入探究.
从叙述方式上看,《芳华》是以第一人称“我”的视角来自述20世纪70年代某部队文工团青年男女的青春故事.在小说故事的发生、发展和结束中,“我”始终是一个参与者和见证者.当以叙述者身份讲述故事的时候,“我”成为了一个可靠的叙述者,其叙述的方式就是“讲述”.同时,在故事的讲述过程中,“我”试图通过描写和对话的方式来展示文工团青年男女各自不同的隐秘的内心世界,使得《芳华》在叙述方式上将“讲述”和“展示”两种叙述方式有机结合起来.按照小说理论家韦恩·布斯的观点,“讲述”和“展示”是小说叙述的两种方式,“讲述”是指作家或者作家的可靠叙述者直接在作品中出现,对作品中的人物和事件进行评价.而“展示”是指作家或者作家的可靠叙述者不在作品中出现,利用客观的、非个人化的方式呈现故事,不在作品中对人物和事件发表评价.布斯认为,“讲述”是传统的叙述方式,“展示”是现代小说的叙述方式,两种叙述方式不能简单划分,不能简单断定孰优孰劣,更不能对立起来.《芳华》给读者呈现出了“讲述”和“展示”各自的艺术魅力.
《芳华》的高明之处在于,创造性地吸收了中国古代话本小说中的叙述方式“话说”的精髓,围绕叙述者来安排和组织故事情节,但又不显得像中国古典话本小说那样的程式化和模式化,而是非常自然和戏剧化地展示出20世纪70年代部队文工团青年文艺兵所生活的世界.《芳华》中多处以这样的方式“讲述”：“我正式跟刘峰打交道,是他调来半年后”“下面是刘峰的原话”“下面又是他（刘峰）的原话”“啊,我扯远了.还不到何小曼正式出场的时候”“我想我还是没有把这样一家人写活.让我再试试吧”等等.这种叙述方式有中国古典话本中的“话说”“再说”“却说”“诸位看官们”等形式的意味.这样讲述一方面使得小说让读者始终意识到“我”一个人在讲文工团的故事,在说话,在提示叙述者的存在和调动故事素材,自动地推动故事情节发展的功能；另一方面,虽然这种讲述方式体现出较强的人为性和主观性,但是这种方式使得作者在作品中能够自由出入,其修辞效果就是可以把读者直接带入文本,使得叙述者在场的同时,也将读者设置为在场的,这样就使得作者能够有效地控制叙述效果.再如在小说中,叙述者对人物和事件进行自由的发表评论.刘峰在“触摸”事件之后,被下放连队,何小曼给他送行时看到刘峰要抛弃他所得的各类奖状.“我”作为叙述者打断故事叙述,对刘峰的这一举动进行了一番评论.“你们把这些东西给我的时候多慷慨啊,好像这就是我需要的全部,可我想问你们要一点点人的感情,一点点真情,都是不行,你们就要叫‘救命’,就要口诛笔伐,置于死地而后快.……刘峰扔掉了那些奖品,等于扔掉了枷锁.”这种“介入式叙述”表明了叙述者的情感立场和对人性的尊重与反思.或许读者阅读到这里,会想到刘峰将来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冷漠无情、自暴自弃,还是放逐自己去追求自由自在.从某种意义上说,叙述者的评论舒缓了“触摸”事件的紧张气氛,达到了一定*修辞效果,同时也为接下来的讲述埋下伏笔,刘峰该如何走自己的路,成了读者的阅读期待.然而小说却让我们看到,刘峰虽然舍弃了奖品,但是并没有舍弃自己的善良与平凡,而是在接下来的不平凡的人生旅程中,将平凡作为自己人生的永恒,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诠释平凡即伟大的精神信仰.
《芳华》虽然以“讲述”的方式为主,但是也把“讲述”与“展示”结合起来,而“描写”是“展示”的叙述方式,这种展示方式与现代小说中流行的客观化的内心*不一样.如果说现代小说善于用不同声音的对话来展示人物内心世界,而在小说《芳华》中则充分利用自传性的讲述方式,通过描写人物和冲突性的事件自自然然地展示青年人的内心世界.主人公刘峰从北京学习回到文工团时,小说这样写道：“刘峰胸前别着三等军功章,真金子似的,在冬天的微弱太阳里给我们增加了亮度和温度.某个二百五带头,我们挨个跟刘峰握起手来.这个刘峰,一手拎着个沉重肮脏的行李包,一只手给这么多人供不应求地握.他终于把行李袋仍在地上,咣当一声,里面的大茶缸摔疼了.刘峰走到哪里都带着他的多用大茶缸,吃喝洗漱都是它,男兵们开玩笑,还可以用它淘水救火.”在这里,叙述者是一个旁观者,他既客观描写刘峰回来时的场景,又有个人的情感偏向,表达出对刘峰形象的喜爱.对于军人而言,军功章是军人的最高荣誉,是对自身价值实现的肯定,这也向读者展示了一个积极向上、执着有为的平凡的青年人形象,向读者传递出那个时代年轻人内心认同的情感取向.这与后面小说描写刘峰因“触摸”事件被下放野战部队,放弃了记录曾经辉煌的各类奖状形成了鲜明对比,但这并没有表明刘峰的自暴自弃和心灰意冷,而在心理上表现得更加冷静,更驱使自己追求一种更加自由和平凡的伟大.这一惟妙惟肖的细节描写,创造和传递了人物的内心世界,让我们感受到主人公刘峰内心世界的变化.我们再看对何小曼的描写,在何小曼制造“胸衣”事件时,作者这样写到她被郝淑雯捉住时的表现：“一声号叫打断了郝淑雯.何小曼无词的号叫更可怕,刹那之间让我怀疑她由人类退化成了猿,叫声凄厉至极,一口气好长,一米五八的身体作为笛管,频率高的不可思议.……何小曼号叫的时候,脸色紫红,印堂却青白,鼻子至嘴巴的三角区同样发青,但她的眼睛仍然是穿过郝淑雯的.”显然,这种听觉化、视觉化和可感知性的描写将我们带入到青年人的潜意识领域,能够透过压抑之后的释放来理解主人公何小曼内心的创伤和焦虑以及得不到认同和肯定的痛苦.或者说,小说中对何小曼童年不幸身世的叙述,所创造的消极性情绪和压抑的心理世界,在这种可感知性的语言表达中得到集中展示,也因此深刻揭示出青年一代成长过程中所经历的心理阵痛.
就此而言,《芳华》吸收并创造性地转化了中国传统的经典叙述方式,同时融合现代小说的精神品质,把部队文工团的人和事讲得让人信以为真,这是这部小说与以往严歌苓小说创作不同的地方,也是这部小说的艺术魅力.正如秘鲁作家略萨所言：“为了让小说具有说服力,就必须讲出故事来,以便最大限度地利用包含在事件和人物中的生活经验,并且努力给读者传达一个幻想：针对现实世界应该自己当家做主.当小说中发生的一切让我们感觉这是根据小说内部结构的运行而不是外部某个意志强加命令发生时,我们越是觉得小说更加独立自主了,它的说服力就越大了.……优秀的小说、伟大的小说似乎不是给我们讲故事,更确切地说,是用它们具有的说服力让我们体验和分享故事.”[1]《芳华》的叙述方式不扭曲、不矫情、不虚幻、不浪漫,而是以自自然然的方式呈现一段平凡、诚实而伟大的青春年华.这种娴熟的自传式讲述方式与当前流行的以浮华、孤独、迷惘、反叛等为主题的青春文学的叙述形成鲜明的对照.《芳华》以作家从军当文工团演员的军旅生涯,以及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中做随军记者的特殊生活体验,来复活第一人称叙述者的权威性,自然而有效地呈现自己所经历的那段青春岁月和真正属于青年人的隐秘的心理世界.正因为如此,严歌苓以自己的经历、体验和反思使得小说的“讲述”具有真情实感,并将这种散发着浓浓文艺气质的青春故事分享给我们.青春世界的心理“展示”和亲眼目睹小说人物的命运沉浮,使得小说也具有真切的可信性和说服力,这就是《芳华》的形式魅力.这种自然而真诚的讲述和展示方式,诱惑着读者展开对青春的艺术想象.
二、青春记忆的重访
从某种程度上说,文学创作是作家记忆的复现,创作者用文学的形式为读者揭示了一段色彩斑斓的历史.严歌苓展开丰富的想象,重访自己经历的青春足迹,在《芳华》中将那段动人的青春记忆复现出来,揭示隐藏在厚重的时间内核之中的本真性的青春原貌.小说中这样写道：“短短一个小时的自由,我们得紧张地消费.阴暗角落偷个吻,交换一两页情书,借一帮一一对红调调情,到心仪的但尚未挑明的恋人房里去泡一会儿,以互相帮助的名义揉揉据说扭伤的腰或腿……那一小时的自由真是甘甜啊,真是滋补啊,及至后来游逛了大半个世界拥有着广阔自由的我仍为三十多年前的一小时自由垂涎.”这是作者记叙文工团生活的一个精彩片段,从其中我们看到严歌苓对青春往事的追忆和眷恋.借助这一记忆性片段,严歌苓向读者复现了那一代人如此动人而美好的青春时光.随着时间的流逝,属于部队文工团员们的真正过去渐离渐远,青春的真相不可复得.严歌苓试图极力想要挽留和重现青春生命的真实体验,在对过去的美好想象中拥抱属于青年人的瞬间而永恒的感觉.
在小说后半部分,作家将时间放在了当下,所刻画的青春形象在时间的冲洗下走向了暮年.在青春与年老的两个时间界限下,对于老年的刘峰、何小曼、林丁丁等人物来说,第一人称“我”只能很现实地面对在他们身上所发生的一切,面对现实没有了青春的想象而是冷静的对待和沉思.“我”明明知道那个纯粹的过去不可能返回和再现,那个不可遏制地绽放着青春和的芳华也不可能等待我们去挖掘,“四十年了,那座排练厅早被碾压到大马路之下,让城市现代化给化了.那些留着我们年轻倒影的镜子呢？那些萦绕过我们琴音歌声和欢笑的冬青树呢？那些徘徊过我们秘密恋人的骑楼呢？粉碎得连渣子都没有了”.但是,往事会因为人与人在突如其来的相遇时突然浮现,附着在生活的某个细节上,会把整个过去的世界全部带到我们眼前.
因此,《芳华》也是严歌苓的怀旧之作.这种对似水年华的追忆,一方面表明作家以文学的形式抗拒对过去的遗忘,并在有序、美好而珍贵的记忆世界中体验和思考,使得生活变得更加有意义；另一方面则是借助对消逝的文工团文化的记忆和想象,通过对过去青春时光的价值筛选和甄别来平衡现代人紧张而浮躁单一的日常生活,这也昭示着现代社会的快速发展与现代人情感失衡之间的矛盾冲突.
《芳华》在怀旧的层面上,让严歌苓重新体验了一遭20世纪70年代的生活,包孕着她的想象和虚构的这个生活完成了一次与现实的对话,而这种对话在对当下青年人的描写上体现出来.小说中这样描写“我”和刘峰的女儿刘倩见面时的场景：“我悄悄盯了刘倩一阵.因为她四分之三的时间生活在手机上,所以我盯她盯得无所顾忌.她那个拇指是她们这代人的,在手机屏幕上可以跳舞,可以弹琴,敲字飞快.”这里的刘倩代表着当下年轻一代的精神形象.显然,这一代人已经告别了宏大叙事和革命的精神现实,沉溺在消费文化、娱乐文化制造的幻象之中.手机等电子媒体以一种隐蔽而强大的力量占据着现实,改变着现代人特别是青年人对社会的认知以及自我的生存方式,进而造成青年人的精神危机和.在刘峰的葬礼上,小说这样写道：“我看出来,她（刘倩）从没把它（父亲在中越战场的故事）看成与她相关的事.本来也是,之于父亲的年代,她是局外的,甚至在心里带些鄙薄地偷笑.我想在她脸上看到一点怜惜,都没有.”从这里,可以看出,曾经经历过、战争的一代年轻人与当下年轻人出现代际断裂,精神传承和价值延续无法在年轻人身上实现.因此,严歌苓在重访青春记忆的过程中,有着相当明确的现实批判性和精神取向.换句话说,之所以复现如此动人的青春记忆,暗含着对当下青年人对青春的不尊重、漠视的批判,启示青年一代青春需要历练、需要精神信仰.
然而,正是在这种精神断裂、背弃和忘却的困境中,《芳华》为当代年轻人开出了一剂良药,那就是青春要有信仰,要坚守信仰.在这个意义上,小说与当行的青春文学在创作主题上有着根本性的区别.如果说,青春文学聚焦一代年轻人的校园青春生活及其成长的过程,在展现青年成长历程中的孤独、怅惘、反叛与伤感的同时,也在努力彰显他们对纯真浪漫之情的追寻,那么,《芳华》将青春放在“文化大革命”和“中越战争”的特殊历史时期进行全放位展示,在极端和复杂的历史洪流中,向我们呈现出那段历史留给青年人的精神价值以及那一代年轻人为维护自己的精神信仰而值得付出的沉重代价.主人公刘峰在文工团是“名人”,是“雷峰”,乐于助人,朴实厚道.对林丁丁的爱情表白却让他背负上政治上的公开批判,受到党内严重警告被下放连队伐木.中越战争爆发,刘峰参战,在战斗中失去一条手臂.在承受政治斗争和战争给自己造成的创伤的同时,他并没有失去作为一个好人的意志和信仰.从部队转业之后,刘峰虽时时处在人生低谷,却从没有放弃对善良的坚守和对人性的呵护,恪守平凡即伟大和永恒.“我们是信仰平凡即伟大的一代人,平凡就是功劳,就是精英,好几十年我们平凡得美滋滋的.时代有它不可告人的用心,教导我们平凡了更平凡,似乎我们生来还不够平凡,似乎刘峰的一生没有被埋没在平凡中”.不容否认,刘峰的一生寄寓着对时代的反思和批判,更为重要的是,他也诠释着青春有精神信仰才有力量、才有意义.如果说,青春文学的创作取向倾向于为自由而自由,为反叛而反叛,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过度追求率性而为,沉静在忧伤的情绪中,对生活缺乏积极的态度,对社会缺乏深刻的反思和批判,甚至没有了价值判断,自然在实现了反叛的满足之后陷入一种空虚和无意义的境况,那么,《芳华》在完成严歌苓与那个“芳华”时代的对话之后,则对当代年轻人的精神现实进行了深刻反思.换句话说,严歌苓在对青春记忆的重访中,揭示出被历史遮蔽的支撑一代青年人的精神信仰,并将其转化成精神资源对现实进行批判.从这个意义上说,严歌苓以亲历性的记忆和想象性体验为那个时代的年轻人建立了一份青春成长的精神档案.
三、青春的悲情美
《芳华》这种自传性质的青春书写并不是简单的个人记忆,也并不指向自恋式的个体感伤与情感抚慰,而是指向对一代青年人所遭受的精神创伤和苦痛的普遍同情.毋庸置疑,在对青年人成长过程中的创伤和痛楚进行审美观照时,我们不难发现其中蕴含着催人泪下的悲情之美.
小说悲情美的产生和体现与两位年轻人刘峰和何小曼的成长有着紧密的关系.在故事的叙述中,严歌苓将刘峰和何小曼两位主人公设定在充满波折的际遇和严酷的环境中.刘峰是文工团里公认的活雷锋和英雄,暗恋上了独唱演员林丁丁,找机会专门为她开小灶,暗地里为她争取入党的机会.一个偶然的机会,刘峰与林丁丁单独相处并在慌乱的表达中向她示爱,而将其抱在怀里的时候,林丁丁突然破口大喊：“救命呀！”.在那个“讲人坏话的大时代”,这一声呼喊却让刘峰承受着政治上的惩戒和*道德上的责难,由一位受人崇拜的英雄变成了一个无耻的“军二流子”.然而,青春旅程的痛苦遭际并没有使刘峰堕落,他依然对生活投入了满腔的热情.参与中越战争,继续发扬不怕苦和不怕死的战斗精神,依然保持英雄本色,成为军人崇拜的英雄.走向社会之后,他直面自己的惨淡命运,不惜一切的拯救一个,始终保持一颗悲悯和善良之心,直到患绝症去世.鲁迅先生认为,悲剧就是把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在20世纪70年代的政治情境下,年轻人自然纯真的情爱观念和美好的价值理想遭受到挑战,主人公为此遭受心灵的考验与磨难.因此,《芳华》的悲情美表现为特殊而极端的年代对青春生活的破坏和对美好生命的吞噬,这构成了小说最天然的底色和审美品格.
而主人公何小曼出现在刘峰的生活中加深了小说对青春悲情美的呈现.何小曼是文工团的“拖油瓶”,童年丧父,与母亲一起委曲求全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父爱的缺失和炼狱般的家庭,使得何小曼在文工团过着屈辱与抗争、孤单与热望的生活.由于何小曼身上有浓重的“馊味”,没有男文艺兵愿意跟她一起跳舞,而刘峰却主动提出陪她跳舞.小说这样写到两人跳舞时的情境：“小曼多么欠抱,她心里知道.可是除了爸爸,谁也不要抱她.从第一次的抱,到这一次,一个女孩子成了女人.他（刘峰）的力量让她第一次为自己的轻盈骄傲.他把她放在肩上,她从镜子里看到他们的和谐,那样的和谐就是信赖,就是亲昵.”在与刘峰的接触中,何小曼是自然的、放松的和自信的,在那样美妙的时刻,也产生了对刘峰的爱恋.在刘峰下放连队的头天晚上,何小曼登门造访,收下刘峰抛弃的所有奖品并一直保存着.后来,他们走到了一起,但他们不是恋人,也不是情人,只是亲密无间的好朋友.何小曼懂得那个一直将林丁丁藏在心里的刘峰,“会爱的刘峰,只在他想起他的小林,梦见他的小林的时候才复活一下.而她也用几十年才明白了一桩事：她只能爱这个善良过剩的男人”.刘峰和何小曼之间错位的爱和悲剧收场,使得小说彰显出对善良的坚守和对爱的忠贞与残酷的现实形成的强烈冲突,也建构起小说情节相互激荡产生的悲情美.这种对善良的坚守和对爱的忠贞,与林丁丁和郝淑雯虚荣的爱情以及对爱情婚姻的不负责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进一步反衬出刘峰和何小曼的朴实无华的美和坚韧纯真的悲情美.
从以上的分析我们能够看到,《芳华》通过情节的缜密设置和冲突的编织,昭示着人们在打击与抗争、美好与悲情、失去与拥有的悖论中不断反思和超越自我.“生命的真实存在没有在失败中丧失,相反,它使自己完整而真切地被感觉到.没有超越就没有悲剧,即便在对神祉和命运的无望抗争中抵抗至死,也是超越的一种力量.”[2]《芳华》中的刘峰和何小曼在严酷的生活、坎坷曲折的人生面前选择坚韧的人生态度,保持纯真无私的心灵,勇敢地直面困难的精神是对现实悲剧的超越,也是对生命的真实存在的审美表达.它所蕴含的感人至深的悲情美,在青春记忆的维度上建构了一种青春体验美学,最终使人们的感情得到净化,让审美主体获得了价值和美感.
《芳华》不是严歌苓在讲述一个有关个人经历的感伤故事,而是通过自传的方式讲述一段暖暖的活的青春史,是对她自己“芳华”时代的对话和致敬.正如孟繁华所说：“那个时代并未终结,它一直和我们生活在一起.而且——人生之短暂、人生之无常,是任何人都无从把握的.但是,好人会被记住,他合乎人性,他会温暖我们.”[3]因此,《芳华》是通过回望和重访那段曾经的青春年华来抒发一个特殊青年群体的情感,同时通过悲情美的彰显和心灵的震撼介入与反思当下生活,特别是反观当下青年人的生活,以此启示人们重新深刻反省那个时代和我们当下生存的时代.
参考文献：
[1]略萨.给青年小说家的信[M].赵德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29.
[2]雅斯贝尔斯.悲剧的超越[M].亦春,译.工人出版社,1988：30.
[3]孟繁华.芳华的悲歌——评严歌苓的长篇小说《芳华》[J].名作欣赏,2017（2)：60-61.
作者简介：史修永,博士,中国矿业大学中文系教授,文艺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文艺理论、当代文学研究.
本文评论:此文为适合不知如何写青春记忆和严歌苓和长篇小说方面的严歌苓专业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以及关于严歌苓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相关职称论文写作参考文献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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