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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案研究类学术论文怎么写 跟矛盾中的主体间性诗人兼翻译家卞之琳个案方面毕业论文格式范文

主题:个案研究论文写作 时间:2024-02-03

矛盾中的主体间性诗人兼翻译家卞之琳个案,本文是个案研究类论文写作资料范文跟卞之琳和个案研究和翻译相关自考开题报告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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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卞之琳在文学创作与翻译过程中,存有两大“矛盾”,一是译介过程中,中译外与外译中遵循的并不是同一套翻译*标准;二是在写诗与译诗过程中,写诗含蓄深沉,而译诗又热烈奔放.笔者以这两大“矛盾”为研究对象,以主体间性理论与多元系统论为切入点,探讨这两大“矛盾”背后的真实面貌,展示卞之琳在创作与译介中与一系列要素相互影响、制约,对主体间性的不断深化过程.

关键词:主体间性 多元系统论 译介 创作

一、引言

评论界对卞之琳作为诗人的研究远远多于对他作为翻译家的研究.在对其作为诗人的研究方面,从1936年起,李健吾、穆旦、李广田、冯文炳、徐迟一、闻一多、袁可嘉等文坛名人分别从不同角度对其诗歌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与评论,这一点足见当时其诗歌的地位与影响力.解放后,有关他的诗歌研究在我国内地沉寂了30年.但那时在香港他的诗作依旧声誉斐然,香港中文大学黄维梁教授称赞卞之琳的诗歌“文字精炼,含蓄富哲理,耐人咀嚼”(2006:162),而这些研究者中,张曼仪教授可谓用力最勤,经过长达十几年的潜心研究,完成了一部高水平的学术专著《卞之琳著译研究》,1989年由香港大学中文系出版,为卞之琳研究者提供了一份丰富宝贵的背景资料.80年代以来,研究卞之琳的学术论文已逾百篇.这些学术论文从诗歌形式、语言特色、创作技巧、艺术风格、审美特征等方面对卞之琳的诗歌进行了具体、深入、细致的研究,使其诗歌风貌得到了比较充分、全面而准确的发掘和展现.

在对其翻译研究方面,学界的研究还较为薄弱,并没有独立的专著对其作系统研究,只有张曼仪和陈丙莹在各自的专著中辟出一章讨论了卞之琳的翻译.此外就是新近出现的两篇硕士论文和一些见诸期刊及论文集的为数不多的散篇论文.巫宁坤《评卞译哈姆雷特》发表于1957年,开了卞之琳翻译研究之先河.孙致礼在《亦步亦趋刻意求似——谈卞之琳译哈姆雷特》一文中通过《哈姆雷特》那段关于生和死的著名独白的翻译论证了卞之琳“亦步亦趋”“刻意追求形式的近似”的翻译思想,将卞之琳在《哈姆雷特》译本中的“亦步亦趋”概括为“以五音顿模拟五音步”“尽可能行数相等”“尽可能对行翻译”以及“尽可能在原处跨行”.(1996,(2):3)张曼仪也指出卞之琳的翻译特色是刻意讲求形式的对应.此外,方平、刘重德等人也对其翻译思想提出了不同的见解及肯定.再之后就是一些论文对其翻译及译作进行了或深或浅的分析.

在国外,上世纪30年代便开始有人评介卞之琳及其诗歌.日本小说家、评论家武田泰淳一,文学批评家、美籍华人许芥星教授等对他的诗歌进行了对比研究并给予了高度的评价.陈丙莹曾在《卞之琳评传》的前言中说,70年代以后人们常可在前苏联、瑞典、加拿大、荷兰、美国等国的一些书刊上见到卞诗译介与评论.澳大利亚、荷兰还出现了以卞之琳研究为选题的博士论文.

本文将运用主体间性、多元系统论理论知识,结合卞之琳的创作、翻译之中产生的两大“矛盾”,探讨这一系列“矛盾”背后的真实面貌,分析其成因,并得出一系列结论,展示卞之琳在创作与译介中,与一系列要素相互影响、制约,对主体间性的不断深化过程.

二、“矛盾”之一

(一)表现

在译介外国文学过程中, 卞之琳立足忠实, 辨证地吸取传统的翻译理论,从文学翻译的角度提出了“信”“似”“译”的翻译思想.卞之琳明确指出自己的“信”指的是译文对原文“从内容到形式全面而充分的忠实……因为内容借形式而表现,翻译文学作品,不忠于原来的形式,也就不能充分忠实于原有的内容”(1959:41-77).在“似”的方面他认为在文学翻译尤其是在诗歌翻译中,“内容与形式、声音与意义是有机统一体,只‘信’于一方面,就损失一半,就不真‘似’,就不是较完善的翻‘译’”(1996:18).他指出翻译就是“译”,不该是“创作”;翻译不仅要忠于内容,而且要忠于形式;但是,绝对的、百分之百的忠实是不可能的,文学翻译的艺术性所在,不是做到和原作相等,而是做到在本国语言里相当于原作.

然而,在卞之琳将自己的诗歌翻译成英文的过程所遵从的翻译*与其在英诗汉译过程中所遵从的翻译*不一样.自译过程中,译文体现了汉语新诗的内容却没有保留形式,传达了原诗意象所指,却未保留意象原有的表现方式,在格律和韵律方面也没有保留原诗的节奏和押韵方式.例如卞之琳的新诗《春城》,描述了日寇侵略下麻木不仁的北京城的一派乱象,题目并未直接点题,但在其自译时,并未按照其翻译思想同时兼顾形式与内容,而是直接译成Peking,原题的魅力消失殆尽,还有其他一些自译诗也无一例外.又如自译诗《无题三》,原诗是一首格律诗,通篇采用脚韵,但译诗中毫无韵律可言.在《音尘》的英译文中,原文中以素描形式出现的“绿衣人”“远人”“地方”分别被具体化为“the postman”“my friendfrom afar”“the town”.

(二)原因

“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在中西文化对比中,形成了一股对民族文化失望的情绪以及对西方文化膜拜的心理,处于这个时期的卞之琳自然也会带上这个时代的印记,自译时以遵循目标语的翻译规范为主也就不足为奇.

“五四”以来,从旧诗(词、曲)发展出新体的白话诗的革命并不彻底,多数情况是引入的西方诗歌失去了原来的面貌,身为译者,卞之琳也为中国新诗发展前景堪忧.为扭转这种局面,他认为首先必须如实介绍西方诗歌,以供中国新诗在发展过程中借鉴.因此,在翻译西方诗歌时,他对原作“亦步亦趋”也就不难理解了.

埃文佐哈尔在多元系统论中强调翻译文学是作为一个系统运作的,它其中一个表现就是翻译规范行为策略都是如何受其他相关系统的影响,并进一步强调,如果翻译文学处于次要地位,那么它就代表了多元系统中的一个边缘系统.它对处于中心地位的系统无法发挥重要影响,甚至会成为一个保守的因素,保留传统形式,与目标系统的文学规范保持一致.那么对卞之琳来讲,处于这样的劣势状态下,要想达到译介中华文化的目的并满足自身的利益诉求,必须服从目的语规范,这也是当时文化输出的最佳手段.

(三)第一大“矛盾”中的主体间性审视

陈大亮在《翻译研究:从主体性向主体间性转向》的论文中指出:“主体性必然离不开主体间性,离开主体间性的主体性是一种虚无.翻译主体研究是一个包括作者、译者和读者甚至包括出版者、赞助人等在内的复杂群体主体系统.翻译主体研究不应该以译者为中心,无视其他主体的存在,而应该把作者与读者的主体性包括在内,从主体间性角度以一个专门课题进行系统的理论讨论,从理论上解决作者、译者与读者之间的主体间性关系.”(2005:6)

在第一大矛盾中,卞之琳将主体间性进行了深化.译英文原诗过程中,他首先作为译者,从自己的读者身份出发,与原诗作者和原作进行了对话.他说,译著“译得比原著还好,……就是对原著欠忠实,既算不得创作,又算不得翻译,当然更不是艺术性翻译的理想.文学作品的翻译本来容易惹动创作欲不能满足的翻译者越出工作本分.实际上,只有首先严守本分,才会出艺术性译品”(1984:654-655).而这一“忠实”,即是在参与翻译的过程中,充分考虑到原诗作者的生存年代、地理环境、人文特点、风俗习惯等因素,从而产生对原作者思想意识的映射,在诗歌中,形式是其灵魂,卞之琳的“亦步亦趋”兼顾形式与内容,正是在与原作者平等对话过程中产生的灵感火花,当然,卞之琳自己也承认,完全的兼顾两者是永远无法企及的理想状态,受自身水平、人生阅历及价值观等影响,难免掺杂主观因素,因此,卞之琳没有将“亦步亦趋”推向极端,他在主张“亦步亦趋”的同时,认为译者需要对译文作相应的变通.他倡导“亦步亦趋”,但不是生吞活剥,不是词对词的、佶屈聱牙的硬译、死译.这样在译作中,既有原作者的声音,也有译者的声音,从而构建起他与原作者和原作的主体间性.

其次,作为译者,在当时社会背景下与本国读者进行了对话,他翻译的文学体裁多种多样,但都相当贴切、自然、地道、流畅,符合汉语习惯,但他同时又未完全受读者期待规范束缚,由于当时社会背景下国内对英语诗歌的认识并不十分准确,卞之琳译介这些西方诗歌的目的是处于传授知识的层面,所以他不大可能考虑国内读者的期待,在他看来,他们的期待本身是欠妥当的,宁愿不被认可,也不会违反自己的初衷,从而取消了与读者之间的二元对立,而是与原作者、原作以及读者等要素之间互相渗透,互相依存,从而保留了原诗大部分的韵味,有助于加深中国读者对西方异质文化的了解,对中西方文化交流与碰撞起到良好的衔接作用.

自译诗过程中,他作为原作者、译者,与国外读者进行了交流对话,在当时的本土文学处于弱势地位的多元系统中,为尽可能使译作在国外出版并使读者接受,在目标语读者、目标语文化、委托人、原语文化一系列主体的合力作用下,遵循了西方的翻译规范*,对中国文化走向西方也起到了促进作用.

整体来看,卞之琳以原作者、译者、读者的三重身份,与国内读者、国外读者在原语文化和目标语文化中进行互动,并不单一局限于顺从某一主体,而是积极切换,积极把握各种因素,对文学翻译的主体间性进行深化,无疑拓展了中西文化交流的空间,既拓展了国内读者视野,同时又为国外读者了解中国铺平了道路,功不可没.

三、“矛盾”之二

(一)表现

卞之琳写诗含蓄,译诗热烈.写诗与译诗在他的文学生涯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两者相互影响、彼此推进,犹如车之两轮、鸟之双冀,具有很强的互动互补性.诗人在诗中力避感情的外露而追求智慧的凝聚,就是在情难自禁时,他也是寓火热的情感于深沉含蓄的抒情之中.然而卞之琳翻译的许多诗歌都是情胜于理,属于主情诗,诗中表现的情感或热情奔放、或缠绵凄婉、或苦闷忧伤,与其创作形成了鲜明的反差与互补.

(二)原因

卞之琳生性内敛含蓄、拘谨敏感,与张充和不冷不热、若即若离、似恋非恋地交往了十四年之后未能修成正果,这段未果的恋情是卞之琳心中久久无法愈合的伤痛,这对他创作诗也产生了一定影响.而且鉴于当时诗歌创作的流行趋势,新月派很大程度上不是诉诸情感,而是诉诸智性.陈国恩称赞卞之琳的诗“凝练饱满,充满智慧的律动,张扬着生动的诗情,显现出智慧美与诗意美的结合”.诗人最负盛名的短诗《断章》“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更是在浓浓的诗情画意中形象地表现了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相对相通的关系,诗中所传达的哲学中的相对观念是无可辩驳的.

然而人毕竟是有感情的,压抑的情感需要以某种方式得到抒发和释放,于是他译诗时,多数选择情感炽烈的主情诗,如译了爱吕亚的《恋人》“她站在我的睫毛上,她的头发卷在我的头发里,她有我的手掌的形状,她有我的眸子的颜色.她消失在我的影子中,就像一块石头落入天弯”,拜伦的《想当年我们分手》“想当年我们俩分手,也沉默也流泪,要分开好几个年头,想起来心就碎,苍白,冰冷,你的脸,更冷是嘴唇,当时像真是预言,今天的悲痛”等,词句大胆率真、热情奔放,有如情感之汹涌奔腾.

(三)第二大“矛盾”中的主体间性之审视

第二大矛盾中,卞之琳写诗同时译国外的诗,同样的以原作者、读者、译者三重身份出场.自身性格、情感经历及当时诗歌创作流行趋势奠定了创作诗以理智寓于其内的基础,而译介国外诗的过程中,并未由于自身主观性的原因带入到其中去,反而选择一些与自己创作的诗风格大相径庭的诗,一方面把曾经刻意深藏的炽烈感情借译作之手表达出来,形成自身理智与情感的互补,另一方面也让国内读者在读他创作和翻译的诗的时候,领略他的不同风采,同时他的译作又不同程度影响他的创作,读者也可以从译作与他的创作中领略到完整的卞之琳,一个时而内敛时而奔放的诗人.就这样,一个原作者、译者、原文读者、译文读者的关系网形成交互,使这一文学翻译的主体间性进一步深化.

四、结语

卞之琳先生作为一位出色的诗人兼翻译家,无论其诗作还是译作皆字字珠玑,堪称经典,作为诗人,他的创作是智性的花蜜酿成的美酒,满足了他理智上的需要;作为翻译家,他的译诗则是情感的浓墨绘出的画卷,满足了他感情方面的需求.从主体与主体之间互为对象的认识论角度来看,本文对卞之琳以原文读者、译者、原文作者三重身份,围绕其与原作、原文作者、译入语读者、本国读者,译入语文化、本土文化、赞助人这个复杂的关系网之间的相互渗透、契合、碰撞与交流中进行了分析,并抓住其中两个主要矛盾生发出其中隐含的主体间性,为卞之琳先生的译作与创作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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