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时期农学著作全面的特点与社会原因,本文是发展方面有关毕业论文开题报告范文与农学和宋元和社会原因研究相关论文范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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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农学著作是中国传统农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农史学家王毓瑚和石声汉认为,农学著作是以讲述广义的农业生产技术以及与农业生产直接有关的知识著作[1],即以生产谷物、蔬菜、油料、纤维、果树、桑蚕、畜牧兽医、林木、花卉、某些特种作物（如茶叶、燃料、药材）等为主题的书籍和篇章.
对古代农书的研究整理从20 世纪初开始起步,五六十年代取得了辉煌成就,涌现出一大批农学史专家,如万国鼎、石声汉、王毓瑚、梁家勉、胡道静、李长年等学者.时经历了停滞期,十年代进入繁荣阶段,据粗略统计,这一阶段每年发表的农书研究文章均在10 篇以上,有时达到20 篇左右[2].如石声汉的《中国古代农书评价》[3]、彭世奖的《略论中国古代农书》[4]、王达的《试论明清农书的特点及其成就》[5]等.21 世纪以来,仍有许多专家学者关注农书研究,如康君奇的《略论中国古代农书及其现代价值》[6]、徐瑶的《明清时期关中农书研究》[7]等.这些专家关注的主要是农书价值、明清农书,对于宋元时期的农学发展及农书研究却很少.宋元时期是中国农学全面发展的阶段,要了解古代农学发展的过程及其基本情况,最完整的资料还是古农书[8].笔者从宋元时期农学著作全面发展的概况、特点和原因进行分析研究,了解其社会发展水平、农业生产状况、人们生活状态等,希望为现代农业科学、农业技术和农业科学研究提供参考.
1 宋元时期农学著作的概况和特点
据《隋书·经籍志》记载,隋及隋朝以前,共有农学著作5 种.宋元时期,农学著作数量增加,仅《宋史·艺文志》中记载就有农学著作107 部,423 卷篇.元代统治中国虽然不足百年,但农学著作却成就斐然,大型农学著作有《农桑辑要》、《王贞农书》、《农桑衣食辑要》3部,这在整个中国农学史上都是罕见的.宋元之交,还有许多小型农书,如《种莳直说》、《韩氏直说》、《农桑直说》、《农桑要旨》、《士农必用》、《务本新书》等.据王毓瑚《中国农学书录》的著录,从春秋战国到唐代以前近1400 年里的农书总计为30 余种,而隋唐宋元近800 年的时期里,共有农书170余种.
宋元时期农学著作不仅数量增多,而且内容涉及广泛,地域十分宽广.唐以前,中国农学著作如《汜胜之书》、《四月时令》和《齐民要术》等都是以黄河流域的农业生产为主要对象.宋元时期,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出现了不少反映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农业生产知识或南北兼顾的各类农学著作,并在此基础上出现了全国综合性农学著作.如《四时纂要》、《农桑辑要》、《王祯农书》、《农桑衣食辑要》等.专业性农学著作新出现了桑蚕、茶叶、花卉、果树、蔬菜、农具等方面的专著,如北宋秦观的《蚕书》、宋徽宗赵佶的《大观茶论》、欧阳修的《洛阳牡丹记》、蔡襄的《荔枝谱》、陈仁玉的《菌谱》、王祯的《农器图谱》等,都是具有开创性和代表性的重要农学著作.
2 宋元时期农学著作全面发展的社会原因
宋元时期,中国传统农业在全国范围内得到蓬勃发展.农学著作不仅数量增多,为前1000 余年的4.5倍,内容也继续充实丰富,这与当时的农业政策、文化发展、科技进步、社会风俗、对外交流等密切相关.
2.1 国家政权的农业政策和措施对农学著作的产生发展至关重要
中国古代朝廷一项基本职能是劝课农桑,无论皇帝嫔妃还是各级地方官吏,都以劝课农桑为己任,而宋元时期朝廷设立了专门的劝农机构和劝农官,劝农走上专业化.宋元时期人们认识到“人之本在勤,勤之本在於尽地利,人事之勤,地利至尽,一本於官吏之劝课”[9].劝,是鼓励；课,是考察.《陈敷农书》中的《稽功》一篇提到“上之人倘不知稽功会事,以明奖罚,则何以劝沮之哉”.各级官吏通过考察农民的农业生产成绩,用奖勤罚懒的办法来提高人们的生产积极性.《王祯农书》的《劝阻》篇也鼓励和帮助农民提高劳动生产率.宋元政府通过成立农事管理机构,颁布有利于农业生产的重农劝农措施,编辑、印刷发行科技书籍等来促进农业发展.
宋代设立农师制度和劝农使.政府每年都要考核农师,主要是考察所课种植的功绩,如果考核认为不能勤力者,则要另请高明取而代之[10].宋真宗天禧四年（1020 年）,诏诸路提点邢狱朝臣为劝农使,其职责是“取民籍视其等差,不如式者惩革之；劝恤农民,以时耕垦,招集逃散,检括陷税,凡农田事悉领焉”[11].同年,宋真宗下诏刻印《四时纂要》及《齐民要术》,“以赐劝农使者”.在刻印前人著作的同时,宋真宗还下令朝臣编纂了一部12 卷的《授时要录》.宋代还有官刻农书《大农孝经》、《本书》等.
元代非常重视农业生产,“农桑,王政之本也”.先后颁布了一系列发展农业的政策,“世祖即位之初,首诏天下,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本,衣食以农桑为本.于是颁《农桑辑要》之书于民.”[12]1273—1286 年,从世祖到顺帝多次向全国所属各州县颁布官修农书《农桑辑要》,总数达20000 余部；“中统元年,命各路宣抚司择通晓农事者,充随处劝农官.二年,立劝农司,以陈邃、崔斌等八人为使.至元七年,立司农司,以左丞张文谦为卿.司农司之设,专掌农桑水利.”[13]同年,又颁布了《农桑之制一十四条》.1271 年,元朝各地成立“社学”,选择德高望重又精通农事的人为社长,“社长专以教劝农桑为事”[14].对提高农民学习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具有很大的激励和促进作用.所以在元世祖时代,家家富裕,人人丰足,全国共有11633281 户、53654337 人[15].成宗大德8 年（1304 年）下诏刊刻王祯《农桑通诀》、《农器图谱》、《谷谱》等书,并颁布天下[16],以使百姓重视农业生产和农业技术.
2.2 读书人官场失利是宋元时期农学著作猛增的主要原因
对于中国传统的读书人来说“学而优则仕”,读书的目的在于科举做官.然而读书和做官之间并不等同.科举的结果使一部分读书人走上了仕途,一部分名落孙山.宋元时期走上仕途的人并不意味着从此告别农桑,有许多人做了地方官,仍要劝课农桑、推广农事,各级官员仍要把加强农业管理作为自己的主要职责,并且农桑是年终考核的主要内容.他们每年春秋两季要发布劝农文,鼓励农民积极努力生产,“当职久处田间,习知穑事”,它以通俗的语言、简练的文字和容易上口的形式来介绍重农思想和农业知识.如朱熹的《南康军劝农文》中“高田种早,低田种晚,燥处宜麦,温处宜禾……”就是他在南康任地方官时,结合当地农业生产中存在的技术问题发布的劝农文,提出了一系列相应的技术措施,又如真德秀的《泉州劝农文》和《福州劝农文》[17]、高斯德的《宁国府劝农文》.他们在劝农的同时,进行农业科学技术研究,并将自己的成果总结归纳成农学著作,如王祯就是出任宣州旌德县令和信州永丰县令期间写出了《农书》；鲁明善在安丰路任职时“讲学劝农”“复葺农桑为书以教人”“修农书,亲劝耕稼”,撰写并刊刻了《农桑衣食撮要》.
有些读书人在官场失意后转而写农学著作,沈括是北宋的大科学家,曾在许多地方做官,晚年在一个叫梦溪的地方隐居,著有《梦溪笔谈》、《茶经》、《梦溪忘怀录》.《梦溪笔谈》虽是科技经典,但包括了许多与农业生产技术相关的内容；《茶经》是一本茶学专著；《梦溪忘怀录》则是一本山居系统农书.元代的汪汝懋曾任国史编修,后弃官隐居讲学,写成《山居四要》.
另一些读书人科考屡屡失利,再无意于仕途进取,转而躬耕自给,写作农书.“夫治生之道,不仕则农”.宋代的陈翥,早年闭门苦读,却一次次科考无望,于是“退为治生”,在西山种植桐树,写就了《桐谱》一书；隐居江淮一代20年的林洪写成《山家清供》.
元朝由于蒙古族文明程度比较低,部落贵族的世袭制是元代官吏铨选的主要途径.“有元一代,吏治混乱,仕途多门,私门请托、党徒攀援可以入仕,以刀笔吏也可跻身要职,凭借资产获得高位.而深通儒术的士人却大多被排斥于仕途之外.”[18]元朝实行民族歧视政策,汉人在宋亡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内很少在做官[19].做不了官的汉族知识分子转而熟悉农业,编写农学著作.元代统治者又非常需要农学著作,他们原本是游牧民族,进驻中原后逐渐认识到农业的重要性,由于他们不熟悉农桑,迫切需要尽快掌握农业生产知识,于是成立了许多专门机构,组织编纂农学著作,而自古以农耕文化为主的汉人,在外来文化入侵的情况下,读书人也只有通过写农学著作来保留自己的文化.因此,在元朝出现了很多综合性农学著作和蚕桑专著,如《王祯农书》、《务本新书》、《士农必用》、《蚕桑直说》、《农桑要旨》、《农桑辑要》等.
2.3 文化艺术发展和科学技术进步对农学著作的促进作用
宋元时期是文化和科学技术发展的鼎盛时期,宋词元曲是中国文学史上的璀璨明珠,代表着文学之盛.在科学技术方面更是熠熠生辉,中国古代“四大发明”有三大发明是在宋元时期出现并得到实际运用的.此外,建筑、桥梁、纺织、医学等方面都有了长足的进步,农学也取得辉煌成就,涌现出陈旉、王祯、鲁明善等一批大农学家,农学著作空前增加.
文学艺术的发展对农学著作产生了深刻影响.北宋政治家、文学家王安石与梅尧臣之间的农具诗涉及到许多农学内容.在王祯编撰《农书》“农器图谱”时就选录了他们的诗,其中王诗五首、梅诗一首[20].宋人最重梅花,有关梅花的诗作很多,并出现了《梅谱》.文学家欧阳修的《洛阳牡丹记》、范成大的《范村菊谱》、陆游的《天彭牡丹谱》等农学著作不乏浓郁的文学色彩.如欧阳修的诗《田家》：“绿桑高下映平川,……林外鸡鸣春雨歇”描绘了桑树掩映平畴万里,林外春雨初歇,一声鸡鸣打破山野宁静的幸福田园生活.
图谱类农学著作的出现是农学与美术绘画的完美结合.宋人郑樵指出：“图谱之类,学术之大者”“若欲成天下之事业,未有无图谱而可行于世者.”“图,经也；书,纬也.一经、一纬,相错而成文.”“见书不见图,闻其声不见其形；见图不见书,见其人不问其语.图至约也；书至博也.”他特别强调图的作用,指出“非图,不能举要”“非图,无以要通”“非图,无以别要”“为天下者,不可以无书,为书者不可以无图.图载象,谱载系,为图所以周之远近,为谱所以洞察古今.”正是由于有了这种认识,宋元时期出现了一系列图文并茂的农学著作.据统计,宋代谱录类共有82 种,占宋代全部农书105 种的78%[21].如曾之谨的《农器谱》、楼璹的《耕织图》、综合性谱类著作《全芳备祖》、程棨的《耕织图》等.
印刷术的发明为农学著作的出版提供了极为便利的条件.宋代的杭州即是一个以印刷业出名的地方,《四时纂要》最早的刻本便是出自杭州的施元吉家.天禧四年宋真宗下诏刻《四时纂要》和《齐民要术》,“以赐劝农使者”.随着农书的刊刻,人们可以读到更多的农学著作,为农学知识的普及提供了条件,同时也促进了更多农学著作的出版问世.相应的,农学著作的出版业促使了印刷术的进步.如元代王祯在印刷《农书》时,修正木活字使其大小划一,排字上版求其平整,还创造了转轮排字架,既提高了排字效率,又减轻了排字工的体力劳动,为农学著作的出版提供了更为便利的条件.据记载,隋唐宋元共有农学著作170 余种,与印刷术的发明不无关系.
2.4 人口增长和中外交流发达使农业著作呈现多样化发展
据史书记载,春秋、战国时期全国约有2000 万人,到了唐代天宝十三年（754 年）唐王朝所控制的人口为5300 万,宋代人口又有所增加,据学者们的估计,到12世纪初,中国的实际人口有史以来,首次突破1 亿[22].人口的增加给农业带来了极大的压力,宋代出现了“田尽而山,山乡细民,必求垦佃,犹胜不稼”的局面[23].当时福建一带更是“水无涓滴不为用,山到崔嵬犹力耕”.人口的压力使统治者想尽各种办法发展农业生产：宋初兴建营田、屯田以开辟田地,“天禧(1017—1021)末,诸州屯田总四千二百余顷”[24],可以解决部分军粮所需.淳化四年在岭南诸县下诏：“劝民种四季豆,及粟、大麦、荞麦,以备水旱,官给种与之,仍免其税[25].”宋元政府采取了无偿提供、推广创新工具的办法,促进农业恢复和发展.淳化五年,铸造踏犁数千具送往宋州,据称,“踏犁之用,可代牛耕之功半,必.耕之功则倍”[26].踏犁的形制在南宋周去非的《岭外代答》和元代《王祯农书》中都有记载.又发明了水转翻车、水转筒车、水磨、水碾、水转大纺车等,据《王祯农书》记载,水转翻车以水力代力,“日夜不止,绝胜踏车,工役既省,所利又溥.”[27]通过各种方式造田,主要有梯田、圩田、架田、沙田和涂田等形式.南宋诗人范成大在《骖鸾录》中记载了他游历袁州（今江西宜春）时所看到的情景：“岭阪上皆禾田,层层而上至顶,名曰梯田”.王祯说：“架田,架犹筏也,亦名葑田.”《陈旉农书》记载：“若深水薮泽,则有葑田,以木缚为田坵,浮系水面,以葑泥附木架上而种艺之.”
宋元时期,丝绸之路往来日益频繁,促进了中外交流的发展,也促进了科技发展和农学著作的多样化.范成大的《揽绺录》、《骖鸾录》、《吴船录》,陆游的《入蜀记》,耶律楚材的《西游录》等虽说是地理著作,但内容不乏对农业情况的记载：《骖鸾录》记载安徽休宁林业状况：“休宁山中宜杉,土人稀作田,多以种杉为业.”《吴船录》中记载眉州种荷的情形：“城中荷花特盛,处处有池塘,他都种荷者,皆买于眉州.”《入蜀记》描述了大江中架田的情景.随着中外交流的加强,人们的思想观念也有所改变.元代官修农书《农桑辑要》中,记录了甘蔗、茶叶等物种的引种情况：“盖不知中国之物,出于异方者非一,以古言之,胡桃、西瓜,是不产于流沙葱岭之外乎？以今言之,甘蔗、茗芽,是不产于牂柯、邛、筰之表乎？然皆为中国珍用,奚独至于棉麻而疑之！”元代随着葡萄酒酿造的大发展,《农桑辑要》和《农桑衣食撮要以》中均出现了葡萄栽培技术的内容.
2.5 城市的繁荣和商业经济的发展对农学著作的影响
宋元时期,城市不仅是政治、经济的中心,也是农业技术和人才的中心.城市作为政治中心集中了各地最优秀的农业人才,甚至皇帝也要不时地进行农事观察和实验.宋真宗在推广占城稻时,将占城稻种于玉宸殿附近进行实验观察.宋代洛阳牡丹天下第一,其附近诸县之花,莫及城中者.同时城市又以经济中心的优势吸引能工巧匠,培育出许多蔬菜、花卉,不仅为城市人口提供所需的供应,多余的还可以用来观赏、销售.《梦华录》记载：“大抵都城左近,皆是园圃,百里之内,并无闲地.”南宋都城临安则有“东门菜、西门水、南门柴、北门米”的说法,“东门菜”就是“盖东门绝无居民,弥望皆菜园”.据记载,汴京有一名叫纪生的菜农,靠种菜养活一家30 余口,临终前告诫儿孙们：“此土十亩地,便是青铜海”,可见种菜的经济效益要比种植粮食好得多.
宋代一些文人雅士有钱又有时间,他们沿袭了唐代赏花、“斗花”的社会风尚,以洛阳、杭州为盛.“近时士大夫之好事者,尝集牡丹、荔枝与茶之品,为经及谱,以夸于市肆”[28].从而为“芍药谱”、“牡丹记”等之类的花谱类著作的兴盛奠定了基础.牡丹、菊花、芍药、海棠、兰草、梅花、玉蕊、荔枝、柑橘、桐树、笋、菌等12 种园艺作物在宋代才开始有专著记载.宋代园艺著作的数量,见于记载或现存者约有62 种[29].也出现了专门的农业技术队伍,根据《中国农学书录》的记载,宋代有农书著录为100 余种,其中涉及花木栽种技艺的达30余种[30].
宋元时期,商业经济的发展直接影响着农业生产和农学著作的宣传导向.宋代荔枝的生产就受到商业资本的操纵,闽、广等地的荔枝开始以商品身份大量涌入北方市场乃至海外一些国家.荔枝“初著花时,商人计林断之以立券.若后丰寡,商人知之,不计美恶.”农民在初春荔枝开花时就签订了买卖合同,他们有大量的时间去做佣工.买断经济林是商业资本侵入农业的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更多的情况下,是通过因素来影响农业生产的发展及种植导向.农学著作《农桑辑要》就对苎麻的比较价值进行过计算：“此麻一岁三割,每亩得麻三十斤,少不下二十斤.目今陈、蔡间每斤价钞三百文,已过常麻数倍.善绩者,麻皮一斤,得绩一斤.细者,有一斤织布一疋；次,一斤半一疋；又次二斤、三斤一疋.其布柔韧洁白,比之常布,又价高一二倍.然则此麻,但栽植有成,便自宿根,可谓暂劳永利矣.”[31]这样低投入、高收入的农作物当然受到农民厚爱,农学著作进行大力推广宣传也在情理之中.
3 结语
对古农书的研究已有近百年的历史,中外许多专家、农史学者对农学著作进行宏观探讨,或者针对某一部著作进行研究,具体到一个时期或朝代的主要是清代,对宋元这个时期的研究几乎没有.笔者比较全面系统地分析宋元时期农学著作空前发展的概况、特点及其社会成因,弥补了这一时期农学著作研究的缺失.希望对了解这一时期的国家农业政策、文化科技发展水平、社会经济繁荣、对外交流等情况提供一定帮助,对人们研究农业生产状况、农学著作发展原因等做出微薄贡献.宋元时期农学著作蕴含的许多传统农业的精华,对现代农业科学及技术也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本文结论:上述文章是一篇关于农学和宋元和社会原因研究方面的发展论文题目、论文提纲、发展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参考文献的相关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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