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希腊史》看色诺芬的斯巴达情结,该文是希腊类有关学士学位论文范文与色诺芬和《希腊史》和斯巴达情结相关学士学位论文范文.
希腊论文参考文献：
赵青青
内容摘 要：色诺芬多数作品表现出的对斯巴达的极大兴趣使得不少学者将其归为亲斯巴达派.虽然《希腊史》中色诺芬在某些史实取舍方面偏向于斯巴达,然而,他对斯巴达的霸权政策多有暗示,对其国内社会状况的记述欲言又止,书中的阿格西劳斯也并非《阿格西劳斯传》中描述的那样充满美德.因而,色诺芬对斯巴达的情结最多只可说明他对斯巴达有一定的感情,但还不足以证明他是亲斯巴达分子.
关键词：色诺芬 《希腊史》 斯巴达情结 斯巴达霸权
色诺芬作为希腊古典时代三大历史学家之一,著述颇丰,且多数作品都表现出对斯巴达的极大兴趣,在其最具代表性的著述《希腊史》中极详尽地阐述了斯巴达由盛转衰的经过,更是著有专门讨论斯巴达人生活方式的文章——《斯巴达政制》.由此可见,色诺芬对斯巴达这一希腊传统强邦有着特别的情结.然而,色诺芬对斯巴达的这种青睐是为称颂斯巴达政体还是意在讽刺斯巴达精神,学界有着不同看法.就此问题,笔者从《希腊史》[1]中略探究竟.
色诺芬出身于雅典贵族,一生经历丰富,特别是他参加波斯王子小居鲁士与其兄波斯国王阿塔薛西斯争夺王位的斗争再而重新返回希腊（斯巴达）的经历极具传奇色彩,不得不说他因这一行为而在很大程度上被雅典人视为“雅奸”,进而导致他被母邦判处终身放逐,同时这也造就了他与斯巴达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无怪乎连亚里士多德都认为色诺芬是在赞美斯巴达的生活方式.的确,色诺芬在《希腊史》中多次称赞斯巴达士兵的浴血奋战,甚至用一章的篇幅来赞美弗琉斯人对拉栖代梦人的忠心耿耿,并对某些史实如泰吉拉之战、第二次海上同盟、那克索斯海战等或只字不提或轻描淡写,色诺芬对史实取舍的这种方式不免使人将他归为亲斯巴达派.然而,就此断定色诺芬是亲斯巴达分子是否过于草率？
一、《希腊史》中斯巴达的霸权政策
色诺芬虽然在《希腊史》中多次赞美斯巴达将领及其士兵的英勇善战,但在字里行间对斯巴达好战喜功及称霸政策的描述仍然清晰可见.
公元前399年,国王阿基斯率军入侵爱利斯.在斯巴达人看来,他们与爱利斯人结怨已久：爱利斯人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曾与雅典人、阿尔哥斯人和曼丁尼来人结盟；爱利斯人不允许斯巴达人参加奥林匹亚竞技会的赛车与竞技比赛；爱利斯人鞭打斯巴达人利卡斯；爱利斯人不允许阿基斯前往宙斯神庙进行祈求战争获胜的献祭.色诺芬写道“所有这些事情的后果,是激怒了拉栖代梦的监察官们,公民大会作出决定,对爱利斯人加以惩罚”.[1]106然而,斯巴达入侵爱利斯对外宣称的口号却是要求爱利斯人允许边远地区的城镇独立,其对这场侵略战争性质的美化显而易见.斯巴达在爱利斯大肆掠夺,俘获了大量牲畜和奴隶,取得了大丰收,最终迫使爱利斯屈服——边远地区的城镇独立,与斯巴达结为盟友.
公元前387年,“大王和平敕令”签订.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这则敕令是关于希腊诸城邦达成和平协议的约定,然而,作为这一敕令受益者的斯巴达在实施过程中无不体现其霸权政策.在阿格西劳斯的军事威胁下,底比斯放弃了以波奥提亚人的名义宣誓的要求,科林斯也遣散了驻扎在其城内的阿尔哥斯人的军队.从色诺芬叙述过程中所使用的语言——“出于对底比斯人的仇视”、“阿格西劳斯向双方发出警告”[1]195——不难看出斯巴达已然将自己视为“和平敕令”的维护者,其行径意在巩固已有霸权.
“大王和平敕令”的签订使斯巴达的霸权行径更加猖狂——因曼丁尼亚在科林斯战争中与拉栖代梦人为敌,公元前385年斯巴达派阿格西波里斯率军入侵曼丁尼亚,迫使其拆毁城墙,建立了亲斯巴达的贵族政体；[1]197-199公元前382年,斯巴达集结一万人的军队在泰琉提亚（后战败,相继改由阿格西波里斯、波里比亚德斯出任统帅）的统率下出征奥林苏斯,经过三年的围困,奥林苏斯终于公元前379年成为被迫追随斯巴达的城邦；[1]200-203,206-209,213为维护本邦霸权利益,惩罚弗琉斯派的言而无信,公元前381年,阿格西劳斯率军出兵弗琉斯,历时一年零八个月的围困迫使弗琉斯屈服,其事务悉由阿格西劳斯全权决定.[1]199-200,210-213可以说,斯巴达通过这一系列军事行动“极大地稳固了帝国的基础”.[1]213
通过对以上斯巴达军事行动的例举,不难看出,色诺芬旨在揭示斯巴达所推行的霸权政策,虽然色诺芬并未曾明确提及,但从其行文中可知一二.在描述斯巴达对爱利斯的入侵时,色诺芬提到了拉栖代梦人出兵的真实原因（爱利斯与斯巴达素有结怨）及对外宣称的冠冕堂皇的理由（要求爱利斯允许边远地区的城镇独立）,对比之中的讽刺含义显而易见；对于“大王和平敕令”签订后斯巴达所取得的优势地位,色诺芬明确表明其主要依靠所谓的“安塔基达斯和约”取得,因为斯巴达“与其对手的力量对比势均力敌”,[1]196其暗含之意无非是单就斯巴达自身的力量无法实现；色诺芬对斯巴达出兵曼丁尼亚、弗琉斯、奥林苏斯的叙述完全可以看作是色诺芬对其依靠“大王和平敕令”取得优势地位进而狐假虎威这一判断的例证.总之,色诺芬或对比、或暗示、或例证来揭示斯巴达的霸权政策,可见他在理性上并非偏袒斯巴达,而是有自己的认识与判断.
二、《希腊史》中斯巴达的国内状况
色诺芬在《希腊史》中对斯巴达的记述并不囿于其军事行动,对其国内状况也有或多或少的插叙,且不论色诺芬是有心插入还是无意为之,从中我们都可以窥见斯巴达的生活并非像某些亲斯巴达分子描述的那样美好.
公元前397年,基那敦策划,事泄被杀.公元前398年,阿格西劳斯继承王位,在一次献祭中得到凶兆,之后进行了多次献祭依然如此,不久便有人向监察官们禀报说以基那敦为首的一批人密谋实施.从告密者口中得知,基那敦并非享有全权的斯巴达人,他与其他几位首领准备以一些简单的工具如刀、剑、叉、斧等作为武器进行起义,并且他相信他们的行动一定会得到黑劳士、涅奥达摩德斯、次等的斯巴达人和庇里阿西人的支持.了解了这些情况后,斯巴达诱捕了基那敦——名义上派他去执行任务,实际将其逮捕.基那敦被押解时,明确道出了自己策划这次行动的目的,即“在拉栖代梦,我不想比任何人低下”.[1]114虽然色诺芬在记述此事时采用了一种平铺直叙的方式,而且没有明确提及斯巴达国内斯巴达人与黑劳士、庇里阿西人等之间的不平等,但从这场未能发动的“”的策划者、目的以及支持者三个方面不难看出,在斯巴达,斯巴达人与这些没有或部分享有公民权的臣民之间的矛盾十分尖锐.
公元前370年冬,底比斯将领伊巴米浓达和佩罗皮达斯率军攻入斯巴达本土,由于城内的妇女没有习见战斗,不习惯滚滚浓烟,便慌张叫闹.[1]271虽然此处色诺芬所用笔墨很少,但却是他着重强调的一个团体,这一叙述方式给人一种欲言又止的感觉,似乎色诺芬想要给以某种暗示.或许,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给出了答案——“（斯巴达妇女的慌张）使斯巴达男子受到自己妇女的纷扰比所受敌军的袭击还要严重”.[2]86由此看来,没有法律约束的斯巴达妇女的放纵不仅使其严重失德,而且还影响或者说是破坏了邦国的政治与军事,虽然这在斯巴达强盛时期并不明显,但在其走向衰落,遭到外敌入侵核心统治区时,斯巴达妇女失德带来的负面作用越发突出.可见,当时斯巴达在遭受外患的同时,还出现了“后院起火”的内忧.
三、阿格西劳斯的不义之举
阿格西劳斯是色诺芬笔下的一个关键人物,对色诺芬有知遇之恩,色诺芬也著有专门记述阿格西劳斯生平事迹的作品——《阿格西劳斯传》,其中对这位斯巴达国王充满赞美之词.然而,在《希腊史》中却可以看到阿格西劳斯对将领惩罚不严、支持斯巴达霸权政策的一些表现.
公元前383年,斯巴达将领腓比达斯集结军队在底比斯城外安营扎寨后,未经邦国授权便支持底比斯亲斯巴达分子列昂提亚德斯建立了亲斯巴达政权,对腓力比达斯这一违反“大王和平敕令”的行径,阿格西劳斯并没有严惩不贷,反而说“如果他的行动对拉栖代梦有害,他必将受到惩罚,但如果对城邦有利,则是符合由来已外的惯例——‘统帅在外,有权自主行事’”,[1]205结果,斯巴达维持了对底比斯卫城的占领,并派驻军队,承认了占领的合法性.
公元前379年,斯巴达国王克列奥姆布洛图斯在惩治底比斯政变无果准备返回时,令斯福德里亚斯统帅部分军队留驻塞斯皮埃,不料斯福德里亚斯听从了底比斯人的劝告,前去攻打比雷埃夫斯.此举同样没有得到本邦的授权,并违反“大王和平敕令”,引起了雅典人的不满,但最终由于阿格西劳斯认为他是履行斯巴达人职责的好战士而被宣判无罪.[1]214-221
通过以上例证,包括前文所提到的阿格西劳斯拒绝弗琉斯派和谈的建议,执意进攻一事,不难看出色诺芬《希腊史》中的阿格西劳斯并非传记中记述的那样集各种美德于一身,在处置违反“大王和平敕令”的部下时,他的评判标准并非这一协订,而是是否对本邦有利,这也就与斯巴达在和平敕令下狐假虎威的霸权行径相呼应,表明阿格西劳斯对斯巴达的霸权政策持支持态度.
不可否认,阿格西劳斯对色诺芬的知遇之恩以及斯巴达对他的土地赠予,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色诺芬对斯巴达的政治兴趣,但这最多也只能说明色诺芬对斯巴达有某种偏向,并不能明确体现出色诺芬是亲斯巴达分子,正如虽然色诺芬被雅典判处终身放逐也不能说明他不再热爱他的母邦（色诺芬后来将两个成年的儿子送回雅典参加骑兵队）.况且,“阿格西劳斯并不是那种与色诺芬意气相投的人”,[3]252他缺乏色诺芬的谦虚和持重,两个志不同道不合的人是无法在政治倾向上保持一致的,这也就无怪乎色诺芬在《希腊史》中多次暗示斯巴达及阿格西劳斯的霸权政策,而他之所以没有明确指出斯巴达所推行的霸权政策,或许仅仅是与他对斯巴达的情感有关,并非因“亲斯巴达”而为之.
参考文献
[1][古希腊]色诺芬.希腊史[M].徐松岩译注.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3.
[2][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 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3]刘小枫编.苏格拉底问题与现代性——施特劳斯讲演与论文集·卷二[M].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
（作者介绍：赵青青,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西方古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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