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修昔底德陷阱的中国路径,该文是关于跨越修昔底德陷阱的研究生毕业论文范文和修昔底德和修昔底德陷阱和跨越有关论文怎么撰写.
跨越修昔底德陷阱的论文参考文献：
〔作者简介〕杨柳（1980-）,女,河南林州人,法学博士,浙江商业职业技术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大国关系及中国外交；刘德喜（1956-）,男,安徽灵璧人,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苏关系.
〔摘 要〕长期以来"修昔底德陷阱"被视作国际关系的铁律."修昔底德陷阱"理论中关于新兴大国崛起必然挑战现存大国地位的经典论述是否站得住脚？总结分析历史上新兴大国雅典和守成大国斯巴达争霸的根本原因可知,"修昔底德陷阱"是出于美国对霸权地位衰落的隐忧和西方自我建构的需要.顺应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潮流,中国运用规范性力量推动中国与世界的和平和共同发展,通过承担责任倡导建立合作共赢新型国际关系,以中国智慧塑造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中国用实际行动诠释了新兴大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可能性和避免"修昔底德陷阱"的中国方案.
〔关键词〕修昔底德陷阱；和平发展；新型国际关系；国际体系
〔中图分类号〕D8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7155(2018)02-0058-06
一、"修昔底德陷阱"并非历史铁律
"修昔底德陷阱"这一概念是从古希腊军事将领修昔底德论述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的原因中引申而来.在论述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的原因时,修昔底德这样描述,"使战争不可避免的真正原因是雅典势力的增长和因而引起斯巴达的恐惧."[1]（P21）后世的政治学家、历史学家等都对这场战争爆发的原因做了各式各样的解读,其中最著名的是美国政治学家艾莉森的观点.他认为,雅典作为新兴崛起国家引起了斯巴达这个守成大国的恐慌.为了捍卫斯巴达的权威和地位,两国走向了战争.艾莉森由此引申出,新兴大国崛起后必然挑战传统大国的势力,两国之间的冲突必然引发战争.这一理论在国际关系学界影响力很大,被认为是国强必霸的理论依据.但是,这种主观臆测预断未来的理论无法客观、全面地理解历史.同时,将战争爆发的原因简单归因于雅典单方面势力的增长实际上完全误解了原作者本来的意思,犯了断章取义的错误.
首先,雅典和斯巴达并非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的关系.雅典和斯巴达是希腊几百个城邦国家中实力最强大的两个.斯巴达是陆上强国,雅典是海上霸主.长期以来,由于雅典实力不断增强,一些实力比其弱小的城邦国家选择向雅典交纳贡款以获得雅典的军事保护,成为雅典的同盟国.受雅典庇护的城邦国家一旦遭遇外部势力侵扰,雅典负责出面保护其安全.随后,雅典凭借殖民扩张发展为海上强国,势力超越了斯巴达.两国在交战前均抱着战争必胜的野心.双方对自身实力的盲目自信和战争能使和平得到巩固的信念致使两国陷入了长达30年的战争泥潭,最终导致两败俱伤.
其次,雅典的"帝国主义"触动了斯巴达的根本利益.雅典在国力增强后迅速走上了对内征服、对外扩张的道路.雅典对斯巴达附属同盟国的侵略和干涉以及对海上自由贸易的控制严重损害了斯巴达的利益.为防止雅典控制希腊,斯巴达向雅典下了最后的战争通牒,试图阻止雅典人的持续扩张.雅典和斯巴达的战争实质是由两国根本利益冲突和霸权争夺引起."伯罗奔尼撒战争之所以爆发,其根本原因是历史学家们所说的´雅典帝国主义´,即雅典试图控制整个希腊,为此不惜动用武力."[2]目睹这场战争的修昔底德说："在这些年中,雅典人使他们的帝国日益强大,因而也大大地增加了他们自己国家的权势.当雅典的势力达到顶点并开始侵略斯巴达的同盟国时,斯巴达人感觉到这种形势不能再容忍下去了,所以决定发动这次战争[1]（P91）.
最后,雅典和斯巴达的战争是同盟国之间的战争而不是两国间的直接对峙.战争爆发前,雅典和斯巴达曾经因波斯这一共同的外敌并肩战斗,赶走了希腊世界的外敌,随后签订了三十年停战协议.当外部威胁消失后,两国最终因彼此间利益的冲突和各自结盟国家间的战争破坏了这一协定.这是两国奉行对外扩张和霸权主义的必然结果.以艾莉森为代表的西方学者出于维护国家利益的需要曲解了修昔底德的本意.由修昔底德描述雅典和斯巴达爆发战争的那句话引申出"修昔底德陷阱"的概念是霸权国对大国崛起引发的国际体系中权力结构变动及霸权地位被取代的隐忧.
二、"修昔底德陷阱"理论背后的真相
有学者研究了自1500年以来出现过的15次新崛起的大国挑战既有大国的案例,其中11次以战争收尾.如果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间的战争确实无法避免,那么,历史上二者之间未发生战争的4次案例说明,"修昔底德陷阱"并非人类不可避免的悲剧.因此,深入分析霸权国与新兴国之间战争的真正原因才能找到上述问题背后的真实答案.
1．美国对霸权地位衰落的隐忧
"修昔底德陷阱"理论长期被奉为国际关系的铁律.然而,历史上新兴大国与既有霸权国间的战争并非不可避免.二战结束后,苏联成为唯一能与美国抗衡的大国.在长达40多年的时间里,美苏争霸却从未引发战争,原因是美国和苏联没有放弃过通过对话沟通解决争端.而雅典和斯巴达却几次在关键时刻中止谈判,召回了使者.如果说真的存在"修昔底德陷阱",那么雅典和斯巴达也是自愿陷进战争中的,因为事情本可以有和平解决的方式.因此,大国崛起并非导致战争的根本原因.这种简单地描述新兴大国与传统强国之间关系的方法,一方面是霸权主义和冷战思维在当今世界的延续,另一方面也是美国为向全世界输出、自由、人权等西方价值观念的理论需要.根据这一理论,"新兴国家"是战争的罪魁祸首,只有把"新兴国家"改造成理性的"国家",世界才会有真正的和平.
冷战结束后,美国为防范新兴大国的崛起,维持霸权地位,炮制了一系列国际关系理论,将其作为干涉其他国家内政、打压新兴大国崛起的合法依据,如修昔底德陷阱、历史的终结、霸权稳定论、权力转移论、和平论、中国威胁论、文明冲突论等.这些理论在为美国外交政策提供合法性的同时也反映了美国的两种矛盾心态：对霸权的极度迷恋和对霸权衰落的隐忧.
第一,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关于美国霸权是否衰落的争论不断见诸各大媒体和学术文章.2015年6月,美国现任总统特朗普宣布竞选时,就曾警告,"我们正变成第三世界国家."以"历史终结论"而闻名于世的福山更是在2017年撰文《美国已成为失败国家》,提出美国的制度失灵、社会问题增多将会使美国逐渐失去世界领导地位,从而要面临一个后美国时代,而"最有可能取代美国的是中国"[3].尽管美国对世界的领导能力在短期内不会被取代,但经济危机给美国带来的是硬实力的重创.虽然奥巴马时期的量化宽松政策给美国经济下滑带来了逆转,美国经济依然陷入了长期的复苏乏力阶段.
第二,在制度建构领域,美国对国家制度的垄断地位受到挑战.二战后美国构筑了一系列国际制度主导国际事务.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和北约等,都是美国称霸世界的手段.但美国主导的国际制度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利益为出发点的,这在很大程度上损害了非西方国家的利益.随着国家力量的不断增强,新兴国家在国际社会取得了更多的发言权,这对美国的霸权垄断造成了强烈冲击.
第三,美国文化霸权也面临危机.美国长期以来大力宣扬其文化的优越性,将推广美国价值观作为其全球战略目标.美国文化的渗透和侵蚀引发了非西方文明国家的强烈不满.近年来西方文明和伊斯兰文明间的对抗和敌视越来越激烈.
2．西方自我建构的需要
"修昔底德陷阱"理论为西方观察中国提供了恰当的视角,这种视角用西方的话语表达就是"中国威胁论"和"中国机遇论".这两种分析框架看似是对中国问题复杂性或中国崛起原因的解释范式,其实是西方通过分析或描述他者来自我建构或者以自我想象来看待中国.至于中国的真实情况则并非是他们极力探寻的.西方人脑海中的中国并不是中国真实的模样."西方国家投射在中国身上的种种积极和消极的幻想更多地揭示出来我们自己的而不是太平洋彼岸人们的期盼和焦虑.中国威胁论范式代表了西方恐惧的一面,而中国机遇论范式则展示出其幻想的具体一面."[4]（P83-84）
中国威胁论是基于西方尤其是美国关于自己被上帝赋予的经济军事优势和领导全球的天赋权利的定位.作为全球的主导者和全球安全的提供者,古老东方大国的迅速崛起有取代其领导者地位的可能性,美国必然将中国视为威胁.亨廷顿指出："中国的霸权将削弱美国和西方在东亚的影响力,迫使美国接受其曾极力避免的情形：世界上的一个关键地区被另一个大国所主导控制."[5]（P256）进攻性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米尔斯海默毫不掩饰中国崛起对美国的威胁,"中国可能和平崛起么？我的回答是不.如果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中国继续它令人印象深刻的经济增长的话,那么,美国和中国可能就会卷入一场有相当潜力变成战争的激烈的安全竞争."他认为中国可能会试图像美国支配西半球一样支配亚洲."具体而言,中国会力图最大化它自己与它的邻国,特别是日本和俄罗斯之间的力量差距.中国会意图确保它是如此地强大,以至于亚洲没有一个国家有能力对它构成威胁."[6]美国担心中国作为后发崛起国家重蹈西方对外侵略扩张的历史.中国崛起后是否会走西方侵略扩张老路的不确定性使美国产生了恐惧心理.美国担心中国崛起后寻求地区霸权,就像美国十九世纪在西半球所做的那样.中国威胁论"话语的这种自传性在许多中国威胁语汇都有明显的体现,这些词汇都直接来自于西方或美国的经历"[4]（P115）,它理解的不是真正的中国,而是西方过去的殖民历史和殖民在现今的投射.苏联和东欧的解体让西方没有了共同的敌人,一直以来维系美国和西方国家内部团结的共同敌人消失了,作为意识形态和道德标准的美国的领导地位不复存在了.寻找新的敌人成为美国和西方达成新的共识的基础.冷战后福山历史的终结、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和米尔斯海默的大国政治的悲剧为西方世界树立了新的敌人形象.这个敌人就是不同文明的、不同政治制度、不同发展模式的国家.中国威胁论正是殖民的心理想象及对美国霸权衰落隐忧的产物.同时,这一理论也为美国对华遏制政策的合理性提供了依据.
与威胁论相反的论调"中国机遇论",似乎是西方对中国正面积极的评价.一方面,中国成为了全球最大的出口和消费市场,西方越来越依赖中国的经济；另一方面,西方需要与中国一道共同维系西方主导下的国际体系.因此,西方试图用引以为傲的、自由、人权的价值观变革中国的政治体制,使其成为化和负责任的大国.这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的使命,也是美国的自我想象在对华关系上的投射."机遇论并不是基于平等地位的基础之上,不过是西方的自我幻想.中国机遇论范式如同中国威胁论范式一样,表明西方观察者无力超越用自身经历和来看待中国.一开始为了探寻一个不同的世界即中国,然而中国机遇论这一范式自始至终很少偏离西方自我解读的轨道."[4]（p116）美国通过遏制中国崛起维护其霸权地位,通过意识形态渗透使中国变成一个负责任的、合作的、符合西方利益的大国.总之,由修昔底德陷阱引申出的中国威胁论和中国机遇论两种范式不过是对中国这一他者的话语建构和对西方的自传式表达.
三、防范"修昔底德陷阱"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战略路径
"修昔底德陷阱"的本质是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间能否和平共处的问题.对中国而言,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就是要在崛起过程中,在本国核心利益不受损失的前提下,避免与大国产生冲突或战争.迄今为止,中国已经用实际行动证明了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可能性.中国通过参与和构建国际体系证明国际关系可以是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而非竞争争霸的.在中国的倡导下,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正在建立.中国以自己的和平发展推动了世界的和平与共同发展,通过融入、变革、塑造的方式推动国际体系更加公正完善.
1．规范性力量：中国和平发展推动世界和平与共同发展
规范性力量是一国所倡导的、被国家社会共同认同的文化观念、制度模式、外交理念等方面的行为准则或规范.伊恩.曼纳斯认为："规范性力量有三个层面的分析框架：一是国际行为体所推广的规范准则；二是国际行为体为了推广、促进这些规范所采取的行动；三是这些行动所产生的结果."[7]自建国以来,中国外交就体现出鲜明的中国特色和丰富的规范性内涵.1953年,中印在关于西藏问题的谈判中第一次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955年,在印尼召开的万隆会议上,五项原则得到了29个与会国家的认同,成为规范国与国之间平等交往的重要准则.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外交实践,中国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成为中国与其它国家建交的基础和原则,在解决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促进世界和平与国际友好合作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外交理念和原则为世界大多数国家和国际组织所接受,是中国对国际社会外交理念的巨大贡献.然而,冷战结束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将反映西方中心主义的、自由、人权等理念作为普适性价值规范在国际社会加以推广.中国一直以来主张的和平共处、独立自主的外交价值观未成为国际社会的主流.近几年,中国综合国力跃居世界第二,在国际规则的制定上拥有了更多话语权.中国的外交战略也开始调整：从韬光养晦到有所作为,再到积极进取；从发展成熟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到坚持和平发展、共建和谐世界；从主张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决定自己的立场和政策,到主张以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这些发展趋势集中体现并构成了中国在全球事务中倡导的外交主张,即既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发展自己,又以自身的发展来促进世界和平.中国不再重复后起国家战争崛起的老路,而是走出了一条和平发展的新道路.
中国不仅以和平的手段实现了富强的目标,而且在自身崛起的过程中为世界提供了两个重要的公共产品,即和平与发展.在和平问题上,中国自建国以来始终恪守万隆会议上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长期奉行独立自主和平外交原则.在解决地区冲突与争端上,中国反对外部势力单边干涉,强调冲突方以和平手段协商解决.如针对朝核六方会谈及伊朗核问题提出的谈判"三步走路线图"和"双层战略"等倡议、针对叙利亚政治问题提出的"六点主张"和"四点倡议"等,都为解决地区及全球争端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在国际社会引起了良好反响,为地区实现和平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大国关系上,中国致力于建立不结盟、不对抗、互利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在周边关系上,中国按照亲诚惠容理念和以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方针深化周边国家关系,消除了一些周边国家对中国崛起的担忧,妥善处理了有较大争议的边界争端问题.
在发展问题上,一方面,中国的发展为世界提供了巨大的发展机会.中国国内广阔的市场和巨大的消费潜能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引擎.另一方面,通过亚投行、"一带一路"、地区多边及双边自贸区建设以及向世界能源、资源和基础设施等领域的投资,中国对各国的经济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累计贡献率已超过美国.中国特色的发展模式不但成为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典范,也为其他国家的发展问题提供了新的选择.
中国的和平发展没有阻碍其他国家的发展,反而带动并促进了周边国家的发展.中国没有进行军事扩张、掠夺资源、争夺霸权,而是通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抓住经济全球化的机遇,走出了一条不同于以往西方大国崛起的新路,以和平的手段实现了和平的目标.总书记提出,"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不是权宜之计,更不是外交辞令,而是从历史、现实、未来的客观判断中得出的结论,是思想自信和实践自觉的有机统一."[8]（P263）中国向世界传递的和平与发展的价值理念和具体行动影响和带动了部分地区乃至全球的和平发展.中国的和平发展,是和平、开放、包容的发展.这种发展理念正在引导各国将国内治理、国际合作的目标转到和平与发展层面上来.正如英国诺丁汉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与政治学副教授王正绪所说,"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的崛起具有明显的规范性作用.中国的崛起不仅仅是地缘政治、地缘经济的崛起,而且是和平与发展这两个价值观的崛起."[9]
2．责任与担当：推动建立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
2013年3月,总书记访问俄罗斯时,首次提出了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此后,总书记在多种场合强调,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把合作共赢理念体现在政治、经济、安全、文化等对外合作的各个方面.2015年9月,总书记出席联合国成立70周年系列峰会期间,在联合国讲坛上提出,要继承和弘扬《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2017年10月18日,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呼吁各国人民同心协力,推动建设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
纵观世界历史,有太多大国争霸祸及自身、殃及世界的惨痛教训.如何避免大国权力不均衡引发的安全困境？如何有效抑制美国及其西方盟国的霸权主义行径,维护发展中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利益？中国的回应是主动探寻不同于以往的国际关系,以"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回应各方对中国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期许,在处理国与国间、地区与全球热点问题上承担起大国应有的国际责任,建立以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
中国提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重点在于"新"."新型国际关系"的提出有着深刻的内涵.其一,新型国际关系是合作共赢的而非竞争冲突的,各国应合理地对待双方存在的分歧或对立,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走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的新路.合作是手段,共赢是目标.经济全球化和信息一体化使各国紧密联结在一起.单打独斗的老做法和赢者通吃的旧思维成为世界和平与发展的绊脚石.正如总书记所说,"不能身体已进入21世纪,而脑袋还停留在冷战思维、零和博弈老框框内,要跟上时代前进步伐."[8]（P261）因此,中国与世界上120多个国家建立了贸易伙伴关系,通过合作把各方利益紧密联结在一起,从而形成了真正的"命运共同体",让各国共享中国发展的成果.在推进大国协调合作上,中国率先把建立伙伴关系确定为国家间交往的指导原则,坚持对话与协商化解争端与分歧.如,中俄携手共同解决叙利亚、伊朗等地区热点问题,树立了大国关系的典范.
其二,人类面临许多共同挑战,任何一国不可能独自应对.因此,各国应坚持对话解决争端、协商化解分歧,寻找共同利益交汇点,从事双边、多边甚至全球范围的"选择性"合作."中国推出´一带一路´计划,牵头成立亚投行,贯通欧亚大陆,连接亚洲经济圈和欧洲经济圈,促进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促进文明之间的交流与合作."[10]中国在反恐、救灾、网络安全、打击跨国犯罪等非传统安全领域开展了一大批合作项目,提升了各国共同应对挑战的能力.中国还与有关发达国家一起开发作为第三方的发展中国家市场.这种合作方式是中国的一大创新,实现了相关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双赢、多赢与共赢.
中国已经走出了一条和平发展的新路,正与各国一道走出一条合作共赢的新路,使各国人民共享平等尊严,共享发展成果.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不同于传统的国际关系,它主张对话而非对抗、结伴而非结盟、合作而非冲突、共赢而非零和.以合作取代对抗,以共赢取代独占,在合作中互惠互利,让合作各方都有所获或各得其所,充分体现了中国作为大国的责任意识和担当意识.
3．中国智慧：塑造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
总书记指出,"什么样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对世界好、对世界各国人民好,要由各国人民商量,不能由一家说了算,不能由少数人说了算.中国将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建设,努力为完善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同世界各国人民一道,推动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11]这种理念反映了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在参与国际秩序的过程中,通过主动融入、变革自己、影响世界再到全面塑造等参与方式的改变,为建设动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体系贡献了中国方案.
第一,改革开放是中国逐步融入国际社会的动力源,让中国积极全面地参与到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中.在已有的国际规则下,中国尽力完成其在地区与全球事务中的应尽责任而不是"另起炉灶".这一时期,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关系更多的是获得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的认可.在经济领域,中国积极参与全球多边贸易体制,在国际贸易、投资、服务和技术转让等方面与其他国家紧密合作,全面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在政治与安全领域,中国参与国际维和行动和人道主义救援,在国际和平与安全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提出的"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新安全观推动了亚洲区域的合作与安全.
第二,在全面融入国际体系并完成自身变革后,中国提出以负责任大国的身份,以渐进、、和平的方式,参与国际秩序的建设与变革.首先,中国方案和中国理念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成为引导国际秩序变革的力量.比如,在执行联合国"建设和平"任务时,中国与西方的做法截然不同.中国更加重视当事国的民生和经济发展,因而更受当事国欢迎,更被国际社会所认可.这种"发展和平"的实际活动及其理念,可以弥补西方国家只关注"和平"的做法[12].其次,中国参与国际体系变革的实践推动了世界治理模式从霸权治理逐渐转向多元治理.长期以来,霸权治理被西方国家认定是国际治理的合理模式,认为世界结构体系的稳定和正常运转需要霸权国的维持并长期提供国际公共物品.这种治理理念依靠的是霸权国的意愿而不是能力.当霸权国出于对国家利益的考量而有选择性提供或不提供国际公共物品时,国际秩序的稳定就会受到威胁.面对国际治理模式的缺陷,中国主导创立了亚投行,在参与国际金融治理方面走出了一条新路.当前世界体系已从单极转向多极化,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大国的加入势必带来多元化的治理模式.最后,中国在与国际秩序的互动实践中将关系治理作为规则治理的补充,影响了国际秩序的发展.中国与近70多个国家和国家集团建立了伙伴关系,增强了国际治理的有效性.中国以平等合作的方式参与规则的制定,通过对话协商推动国际关系的化,共同分担责任,不仅确保自身的利益和发展,还在体系内寻找与其他国家的利益交汇点,通过合作实现互利共赢."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的建立及亚太自由贸易区的建设等无不体现了中国将合作共赢的伙伴关系作为国际体系变革目标的决心.
第三,针对现有国际秩序中存在的种种弊端,中国努力与第三世界国家一道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平公正的方向发展."现有国际体系对中国而言是一柄双刃剑,一方面中国更加积极地参与国际秩序构建,不断增强在国际事务的影响力和发言权.另一方面,现有国际秩序是西方利益和权力分配的产物,西方主导下的市场体系限制了中国的实力增长和利益拓展,中国常常处于被动和不利的地位."[13]在大国关系上,为避免国强必霸的历史悲剧,中国强调塑造结伴不结盟的新型大国关系.在与东亚关系上,提出亲诚惠容的地区秩序观,积极探索大国合作共赢的新模式,推动国际秩序的建立.面对国际金融秩体系失序,中国回应国际社会期望、承担大国责任,在地区和全球两个层面推动了国际秩序的重塑.在安全领域,中国推进东亚国家的安全合作,引领东亚安全秩序的变革.中国将继续在地区和全球两大层面发力,推动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为完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贡献中国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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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淑芳）
收稿日期：2018-03-01
该文评论：上文是一篇适合不知如何写修昔底德和修昔底德陷阱和跨越方面的跨越修昔底德陷阱的专业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以及关于跨越修昔底德陷阱的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相关职称论文写作参考文献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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