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自由和平等问题改革开放40周年社会主义实践的政治哲学反思,该文是关于改革开放类硕士学位毕业论文范文与政治哲学反思和市场经济和市场经济条件类本科毕业论文范文.
改革开放论文参考文献：
〔作者简介〕陈绍辉（1991—）,男,河南郑州人, 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与社会思潮.
〔摘 要〕自由与平等的关系一直是中西方政治哲学家激烈争论的重大问题.当代西方政治哲学认为自由和平等是一对天生的矛盾体,资本主义的根基建立在自由主义的基础上,自由主义不关心平等,而平等会消除自由,不平等又会引发资本主义的危机,由是造成了当代西方政治哲学在自由和平等问题上的窘境.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克服了这一缺陷,跳出了资产阶级政治哲学的狭隘视野,指出了所有制和物质财富的充分发展对于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自由和实质平等所具有的重大意义.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自由和平等之间是既对立又统一的,它们是具体的历史的发展着的.自由和平等可以在同一意义上实现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实践中得到了证明,它们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今后的改革和发展应注意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自由观和平等观为指导,正确处理二者的平衡关系.
〔关 键 词〕自由；平等；政治哲学；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7155(2018)05-0005-07
自由和平等是人类社会永恒的价值追求,是现代文明的基本价值观念和价值目标.现代社会中的自由和平等是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上的,缺少了这个基础,自由和平等就会变成抽象的概念.然而,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逐步进行,并走到40周年的关键节点上,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导致自由和平等的现实困境开始显现,它们相互掣肘、相互制约,表现出了不同的价值取向：自由的扩大并不一定会增进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不平等的积累将会对自由产生戕害,过度强调平等往往会走向反市场.因此,如何妥善处理市场经济条件下自由与平等的关系、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等问题是各种政治哲学流派一直思考和争论的重大问题.
一、历史回眸：政治哲学视阈下的自由与平等
在人类所追求的崇高政治价值中,自由和平等究竟是什么关系呢？如果它们之间产生矛盾,是平等应当优先于自由还是自由应当优先于平等呢？西方政治哲学家对这个问题有不同的看法.
1.洛克、卢梭与亚当·斯密的自由平等观
在封建等级制度中,经济生活是受政治生活支配和控制的,广大民众既没有自由也没有平等,自由和平等在对象和内容上具有统一性,人们争取自由权的斗争也就是争取平等权的斗争.到了14、15世纪,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自由和平等作为资产阶级政治哲学家们的口号,开始为资产阶级政治革命提供纲领、描绘蓝图.社会契约论广泛传播,与这种上层建筑价值观念发展相对应的经济形式则是从自然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化[1].市场经济是个人自由的保证,但是市场经济通常要求经济与政治相分离,自由和平等这两个曾经携手共进的概念在各自的利益对抗中矛盾开始显现,获得了不同的价值取向[2].欧洲启蒙思想家中的大多数认为,人类从自然状态发展到近代国家过程中的一个重大转变就是,为了生活在一种有秩序的社会中,也即为了保障平等不得不牺牲自己的一部分自由和权利.但是,这本身并不意味着自由是无关紧要的了,相反,让政府来维护秩序恰恰是为了保护每个人应当得到的自由,持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是洛克.洛克认为,人们让渡出一部分权利设立政府、制定法律,其目的就是为了保障人们的自由.所以,在洛克看来,只有履行保护个人的自由,政府才有存在的理由.基于这样的思想,洛克主张应当限制政府的权力,以保证个人自由的优先地位.很显然,洛克的这种个人自由优先的思想,对于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等级特权制度是有革命意义的.因此,洛克奠定了西方近代自由主义思想的基础.不过,我们在历史的发展中会逐渐发现,洛克的这种个人自由优先的思想主张是存在局限性的.后来卢梭对自由的价值做了新的解释,并对自由和平等的关系提出了新的见解.与洛克不同的是,卢梭认为在自由和平等之间,平等应当比自由具有优先地位.在他看来,由于人存在有偏私的本性,自由往往会有负面影响,而平等却是立法的目的,因而是自由存在的前提.所以,平等应当优先于自由,我们在倡导自由的同时,更应当高扬平等.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卢梭强调平等的重要性,实际上是在说明社会秩序对保证人的自由的重要性.但是,卢梭把平等与自由对立起来就是走向极端了.如果说启蒙时代的思想家还只是为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做理论准备,那么,亚当·斯密则是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发展寻找现实动力和空间[3].亚当·斯密强调通过自由竞争实现市场资源的优化配置,以此来达到促进经济发展和保障个人利益的目的.他关于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和政府“守夜人”角色的论述,将自由主义表达得淋漓尽致.但是,迄今为止,亚当·斯密的这种理想的市场一直没有出现,从单纯依靠市场经济实现资源配置的效果来看,自由是得到保证了,但是平等却付之阙如.
2.当代西方政治哲学家自由平等观的新发展
当代西方政治哲学派别发展过程中实际上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局面：一是以罗尔斯为代表的左翼自由主义平等主义；二是以哈耶克、诺齐克为代表的自由至上主义；三是以科恩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平等主义,它们都是围绕如何解决二战后资本主义世界中出现的新的经济矛盾而展开的.罗尔斯的理论是为改良的资本主义辩护,哈耶克、诺齐克的理论是为纯粹的资本主义辩护,而科恩的理论是为取代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辩护[4]（P4）.这些当代西方政治哲学领域伟大而智慧的头脑之间相互辩难、攻讦,各自为对方提供有价值的批评和思考,从而形成了当代西方政治哲学领域自由与平等之争蔚然大观的局面.罗尔斯从“正义”出发,将正义作为自由和平等的平衡尺度,试图调和自由和平等之间的张力.罗尔斯认为制度正义应该是自由和平等的交集,他站在整体和宏观的角度,尽可能客观地去设计社会的基本政治结构,而避免系统内的组织和个人选择正义与否会对社会正义产生影响[5].在“无知之幕”的原初状态下,人们不应该仅仅由于在自然天赋方面的不平等就遭受不利,要通过秩序安排保证人们的基本自由权利,而且要鼓励有差别的物质激励.这样罗尔斯一方面允许差别原则的存在,另一方面又主张必须把差别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当利益分配与实现明显不均衡时,社会的基本经济结构能够通过自身的机制予以纠正或补偿,即实行所谓的“矫正正义”.罗尔斯的“正义原则”和“差别原则”表现出了对实质平等的关注,在西方国家引起了广泛重视.但是,罗尔斯是一位改良主义者,他坚信要改良西方社会体制关键在于改变占主导地位的功利主义的正义观,它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西方现行的制度,从而使得西方社会中自由和平等之间仍然横亘着一条巨大的沟壑.
而以哈耶克、诺齐克等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者反对罗尔斯运用国家权力实行收入再分配制度,坚持自由至上主义原则,主张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他们认为市场经济体制作为一种经济制度和体制与当代政治哲学的正义制度原则是相吻合的.在哈耶克看来,在市场经济中自由是首要的价值,自由的合理性就在于它为个人的自主选择提供了更多可能性空间.哈耶克对“社会正义”的观念加以否定,他在《社会正义的幻象》中写道：“‘社会正义’的概念是全然空洞的,无意义的.”[6]（P9）这种近乎原教旨主义的立场认为社会正义不过是“海市蜃楼”的“幻象”和“准宗教性的迷信”,他反对罗尔斯的“起点平等”和“结果平等”,坚持“机会公正”和“过程公正”,认为只要遵守“机会公正”和“过程公正”,那么由此产生的结果无论是好是坏都是正当的[7].与此同时,哈耶克主张我们必须摆脱对事实平等的信念.这是因为每个人的自身情况存在差别,如果一味强调平等地对待每一个人,就会对自由造成奴役和控制.实际上,如哈耶克这样的自由至上主义者对市场自发、自由秩序*性的赞美并不能掩盖由此造成的矛盾和冲突.结果,不平等的扩大最终也必然会损害自由的价值和权利,这是哈耶克的自由主义的危机,也是当代资本主义的危机.同样,奉行自由至上主义的诺齐克也把自由的权利看成是至高无上、不可侵犯的,站在“自我—所有权”的立场上,诺齐克认为在每个人都以自由的方式获得正当财产的情况下,获得不平等的结果是自然的.因此,每个人有权去支配自己的财产,任何以私人财产名义为代价缓解不平等的做法都是对“自我—所有权”的一种侵犯,是不正义的,国家无权对个人财产进行强制性的分配.这些无疑是在为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平等做辩护.
科恩是一位社会主义平等主义正义论者,他反击诺齐克、挑战罗尔斯,建构了一种以社会主义理想为底色的平等主义正义论.科恩相信马克思主义中最富有成效和最重要的东西是它的平等主义思想,社会主义之所以比资本主义优越,原因在于它更加平等,因此更加具有合法性和正当性,这是科恩为社会主义作辩护的内在逻辑[8].并且,科恩指出罗尔斯正义论中一处关键性的问题在于,他的社会基本结构仅仅包含强制性规则,而哈耶克、诺齐克所强调的自由至上主义以程序正义之名掩盖了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与人之间实质的不平等关系.因此,科恩坚持平等主义社会主义立场,指出阻碍大多数人自由的不是社会主义而是资本主义,他通过两种野营旅行模型的对比,表明其所倡导的社会主义平等主义的优势和原则.科恩设想第一种模式遵循平等共享原则,每个人在野营中所携带的果实、锅具、食用油、钓鱼竿等可以在平等原则的基础上共享,并且允许个体之间大量差异的存在.第二种模式基于市场原则,人们对所需用具在严格私有的基础上,都先保证个人的优先选择权,强调其获得与付出必须完全等值.在这样一种环境中,那些与群体成员有明显差异的参与者,很显然将逐渐丧失在此环境中生存的权利[9].借助野营旅行模型,科恩阐明了“平等原则”和“共享原则”的重要性,并指出共享原则是比平等原则更高级的正义原则,他可以纠正天赋差异、选择偏好、运气差别、社会不幸和自然灾难等导致的不平等现象.科恩认为社会主义平等主义的可欲性在于他将社会强制性规则（如法律或制度等）和个人选择的非强制性结构（如惯例和习惯等）结合了起来,将社会正义和个体正义结合了起来,将国家制度和社会风尚的双重作用结合了起来,从而使得社会主义的道德原则高于资本主义,它显现了对社会弱势群体强烈关注的问题意识与现实关怀.科恩在道德层面为社会主义作辩护,并为真正有效的经济原则做铺垫,他主张利用互惠和关爱实现社会正义和平等的诉求,使得社会主义介入了道德语言的争论之中.为了凸显社会主义的魅力,科恩明显地表现出一种反市场的倾向,这有悖于历史发展的潮流和方向.再者,他的野营旅行模型仅是小范围内的体验,不同于社会日常生活,其成员间的关系也不同于日常生活关系,分析方法有失严谨性[5].因此,这种社会主义虽然是可欲的,但其实是不可行的.
二、现实窘境：在自由与平等夹缝之间的西方政治哲学
如上所述,自由与平等曾经是资产阶级反对封建统治阶级的两大法宝,在历史上它们曾有着共同的“敌人”和相近的内容——封建统治阶级.然而,当资产阶级政府建立以后,特别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自由和平等这两个关系紧密的伙伴却在各自的利益对抗中获得了不同的政治经济内容：自由是资本家的口头禅,平等则是工人阶级的控诉辞,也有人说富人多要求自由,穷人多要求平等,可以说自由与平等之争是现代社会两大对立阶级的生存发展权之战.当代西方政治哲学之间的一切辩难、攻讦就是围绕它们而展开的,这样当代西方政治哲学就被夹在一个自由主义的原则和它的不平等结果中间,这一窘境暴露出当代西方政治哲学领域中自由和平等理论的核心难题.
1.自由主义为何不关心平等
自由主义者认为,自由推动了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在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的价值序列中,自由位列第一.自由是社会发展的前提条件,任何一个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都要以自由为底蕴,而不是平等.自由主义者坚信“从自由出发,我们可以自由地走向平等；而从平等出发却无法自由地取得自由”[10].因此,只要政治哲学的出发点是“自由”,那么由此而产生的结果就是公正的,即使人与人之间产生了差别,那也是应当的.因而他们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现实上都默认了这种政治经济差异的合理性,并把这种不平等的政治经济安排看作是正义的.像哈耶克、诺齐克之流都极力反对分配正义,以及由政府去调节社会收入分配,而罗尔斯的自由平等主义虽然强调了平等原则的重要性,但是其依然是一种形式平等.当自由与平等不可兼得或者在现实中发生矛盾冲突时,自由主义者会毫不犹豫地舍弃平等而为自由摇旗呐喊.正如诺齐克在其著作——《无政府状态、国家及乌托邦》中所极力申辩的那样,由自由出发而引起的社会财富和收入方面的差距,不足以构成一种需要采取政治行动来予以纠正的不公正现象,甚至给美国社会构成一块心病的黑人与白人之间总是存在的不平等现象,也可以用人类遗传基因的不同来解释.因此,新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要么努力打发掉社会不平等问题,要么甚至为此辩护,这是不足为奇的.但是,对平等之理想观念表现出不耐烦情绪的,甚至也包括那些当代西方政治哲学领域的左派人物,戴维·古德哈特就说道：
由来已久的对“差距”（贫富之间）的固恋正是问题之所在.一种第三条道路的公平理论应当明确表明,所谓的差距不足为重——或者至少表明其重要性在最底层的人的生存机遇的重要性之下.如果最底层的人的生存机遇在稳步地改善,那么,富裕的人变得更富有并没有什么问题……讲究“差距的思维模式,基于一种过时的财富创造的得失所系的观念.在19世纪的一个矿区村庄里,很明显矿主的财富在一定意义上讲是矿工贫穷的原因.过去有所谓的血汗工厂,今天的情况已经大为不同了.穷人的贫穷并不创造富人的富裕,反之亦然.比尔·盖茨并不是通过剥削西雅图的穷人才积攒起一笔1500亿的财富的[11]（P18）.
戴维·古德哈特关于比尔·盖茨的言论,充分显示了第三条路的追随者们对超级富豪所持有的恭敬态度,这当然代表了英国左翼方面政治哲学的某种转向.在笔者看来,倘若左派不矢志于平等使命,那么就不能说它的存在有任何意义.古德哈特对差异思维的蹩脚抨击,至少做到了让人们关注到当代对自由与平等思考的混乱状态.这种混乱状态也不难理解,自由主义历来是资本主义的基础,资本主义爱好自由需要自由,它对于平等的态度则暧昧得多.无论如何,资本主义兴起与繁荣的土壤是自由主义而并非平等的理念是没有问题的.现如今,自由主义作为资本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从政治领域到经济领域再到意识形态领域,都确立了自由主义的统治地位.在资本主义国家,无论是左派还是,支持自由主义的人士在政治光谱中的分布相当广泛.自由主义对于促进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和繁荣曾经起到了非常革命的作用,因此,自由主义至今仍是资本主义国家中占有人数最多的政治哲学派别,令几乎所有持平等主义立场的政治哲学家倍受压力.在自由主义者看来,与自由相比平等就像是一个带有乌托邦色彩的理想.在保护自由价值的原则下,他们往往对平等的价值不闻不问,即使有些自由主义者也注意到了没有平等的自由是危险的自由,但是他们仍然是站在自由主义的立场上去关心平等问题,关心平等问题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实现自由,这不得不说是当代西方政治哲学中的普遍现象.
2.平等是否会消除自由
虽然人们平等地行使自由权,但事实上却会造成彼此之间相当严重的不平等结果.这种不平等具有一种累加效应,作为结果的不平等又可以转化为下一轮起点的不平等,当不平等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引发社会冲突甚至动荡.为了保持社会秩序的安定,防止不平等的扩大,就需要限制一些人的自由[12].早在雅典时代,亚里士多德就认识到不平等会导致城邦的内讧.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有着专制传统的大国,他们对平等的追求远较自由更加强烈,所以“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成为了脍炙人口的名言.与自由相比,平等是一个国家稳定的根基.即使是在以自由为价值的国家,执政党的合法性也必须建立在适当平等的基础上.失去了平等,一个国家的政治存在也就失去了合法性,实际上没有平等的基础,真正的全民自由也不会实现.
在研究中,笔者发现平等主义者之所以坚信平等是一件好事,是因为它会改善穷人的生活状况,最底层者的生活存在着不必要的艰难,这是甚至包括自由主义者也会认可的事情.但是,平等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争论的问题关键不在于此,而在于平等主义和自由主义能否得兼.如果不能得兼的话,对平等的关注是否会对自由产生影响；如果会产生影响的话,是应该自由优先,还是平等优先？即使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也有一部分社会主义的平等主义者坚持平等优先的原则,对平等的关切是政治社会至上的美德,特别是在现代社会中,平等的价值已被提高到妇孺皆知的地步.但是,平等的敌人往往试图以这样的方式来为他们的敌意辩护：他们宣称自由和平等的价值即使不是在原则上至少也是在实际上是相互对立的.可以证明,人们的技能是千差万别的,因而,一些人势必比另一些人能够取得更大的成就,这种趋于不平等的自然倾向只有通过对个人才能和抱负的极权主义镇压才能抗衡,这必然要妨害人们的自由,这是自由主义者所坚决反对的.休谟在1751年就精辟地道出了全部真谛：“每个人所拥有的天赋是非常平等的,但是,人们接受的文化教育和个人的努力程度的不同,则很快地打破了这种平等.最严峻的是要观察最初出现的每一个不平等,最有效的司法是要惩罚和纠正这种最初的不平等.许多当权者一定会很快地堕落为暴君.”[13]（P112）
从中可以看出平等在现实中的困境：对平等的追求最终导致了不平等和专制的结果.这种“平等悖论”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它是西方政治哲学中平等概念所固有的矛盾体现.平等观念的致命弱点在于它必须依靠权威——即塑造“共同权力”才能实现.自远古时代,在物质资源极其匮乏的状态下,平等的实现就依赖于强者交出猎获物由首领在群体成员间进行按“需”分配,以此制服强者并抑制人们恶的天性.一旦共同权力产生,它就意味着氏族成员间的不平等开始出现,一些人要听命于另一些人的权威或者领导才能塑造氏族成员之间的平等,这样平等的产生实际上是以不平等为条件的,这就是“平等的悖论”[14].正是在此意义上,亚里士多德指出“人是政治动物”.至今,政治共同体仍是我们赖以维系的生存方式,它从国家层面代表着一种“社会正义”的力量,这种力量更多的指向社会成员之间利益的共同性,也就是说它不能以个人的意志或为准绳,这样就有可能破坏或者牺牲一部分群体成员的利益,尤其是在关于利益分配问题上社会平等原则注定是反自由的,甚至无论是何种意义上的平等都是反自由的.这是因为自由意味着一个人能够不受他人阻碍的活动,自由权也就意味着防范公共权力及他人对个人的侵害,其终极指向是个人,是为个人的意志和利益而服务的,那么它必然要求公权力对个人权利干预越少越好.如果不能以国家的力量强制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去追求平等,那么社会的平等是不可能自发实现的,这是平等和自由之间的内在冲突[15].总而言之,由于平等主义者一定要受到他们所生活的人类物质条件性质的限制,他们必须取得具有强迫性质的政权.同在一个社会中,如果人类存在的基本条件是靠强迫所决定的,那么,这个社会就是一个不自由的社会,平等主义者必须在自由和平等这二者中间作出选择,这是不可避免的.面对当代西方政治哲学中自由与平等的窘境,西方政治哲学家提出自由和平等在任何时代、任何真实的制度中都绝无可能在同一意义上实现.
三、哲学反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对自由与平等矛盾关系的超越
当代西方政治哲学之间的争论彰显了这样一个深刻的矛盾,即自由与平等存在着冲突,同时也预示着左翼自由主义平等主义、自由至上主义、社会主义平等主义的解决之道有一定的合理性,也存在各自致命的缺陷.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为指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跳出了西方政治哲学家关于自由和平等的悖论,对自由和平等的关系给予了科学说明,至今仍然保持着不可超越性,我们要用科学的自由观、平等观去迎接这个伟大的、更富于挑战性的时代.
1.要明白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在何种意义上拒斥和研究自由和平等问题的.自由和平等是马克思和恩格斯非常关注的价值范畴,马克思主义自诞生以来就一直在探寻自由和平等,认为自由和平等的真正实现关系到人类的解放问题.但马克思和恩格斯注意到资产阶级革命中所提出的自由和平等具有虚伪性,甚至一度拒绝使用“‘自由、平等、博爱’这样的旧口号”、拒绝把“社会主义看作‘平等的王国’”等[16]（P325）.不仅如此,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极力鞭笞资产阶级的自由和平等观念,让许多人误以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拒斥自由和平等的政治价值.其实,马克思和恩格斯之所以很少从正面论述自由和平等问题,而且一贯拒绝将自由和平等作为理论范畴来使用,是因为他们认为“自由、平等”是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统治的旧口号,在资产阶级革命完成以后它们就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并且转变成了剥削和奴役无产阶级的遮羞布；而且,自由和平等是具有严重片面性的口号,缺乏辩证法的性质.在资产阶级“自由、平等”的旗帜下,人们只注意到自由和平等的权利,而忽视了自由和平等的义务,于是产生了“自由/平等等于正义”的神圣公式,从而抽象地拒斥一切不自由和不平等,这是缺乏任何积极内容的,只表现出了十足的虚妄和激进主义.自由和平等在当时是一个被不同阶级所鼓吹的旗帜,势必会模糊科学社会主义与其它主义的界限,引起人们思想混乱[17].因此,马克思恩格斯拒斥自由和平等这样的口号是有特定背景和含义的,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各种自由观和平等观进行扬弃,从而确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自由观和平等观.其核心要义是自由和平等是具体的、历史的、不断发展着的过程,而不是永恒真理；自由和平等是商品经济的必然要求,但是资本主义社会中商品经济条件下的自由和平等只是一种假象；自由和平等的科学内涵就是消灭阶级；自由和平等的实现必然要求生产方式的彻底改造；自由和平等的要求不能超出经济结构及社会发展的水平.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是从人的现实社会性而不是从抽象的“人性”出发研究自由和平等,是在生产方式而不是分配方式层面研究自由和平等,是用政治经济学而不是*学的方法研究自由和平等,是从现实社会经济关系而不是用抽象的社会模型研究自由和平等,是把自由和平等的诉求看成是社会变革的“征兆”而不是塑造社会的原则,从而用这样的方法论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自由观和平等观[18].
2.西方政治哲学家只是在自由和平等的狭小圈子里来讨论未来的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马克思主义则看到了所有制问题对于实现自由和平等的重大意义.人类把自由平等从观念变为实践,从理论形态变成现实制度,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甚至面对了血与火的考验.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在人类历史上由于阶级的存在,等级制度在很长时间是社会的基本制度,不同的社会阶级占有不同的社会资源,处在不同的社会地位；由于奴隶主与奴隶、封建主与农奴的关系是压迫与被压迫、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所以,严重的阶级对立和残酷的阶级斗争完全摧毁了古老而朴素的自由平等观念.近代以来,在启蒙思想的推动下,以法国大革命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消灭了封建制度,建立了资产阶级作为统治阶级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尽管在自由、平等的现代政治哲学观念的推动下,资产阶级建立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政治制度,但是,由于经济平等是政治平等的必要条件,或者说,人们的经济地位最终决定着人们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而资本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经济剥削,存在着资本对劳动的剥削,也就是资本的拥有者仍然能够剥削劳动力的拥有者,因此,资本主义社会不是一个真正自由平等的社会.所以,真正意义上的平等——不允许凌驾于众人之上的世俗权威和相互竞争的自由观念只存在于废除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实行财产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制度之中,私有制条件下的自由和平等在理论上都不具有可能性,私有制本身即意味着两极分化.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批判那种无视所有制关系的改变,从而妄想用自由、平等的现代神话来探讨它的实现这一做法.例如,马克思明确指出：“工人阶级企图实现的社会变革正是目前制度本身的必然的、历史的、不可避免的产物”[16]（P113）.他在致弗·阿·左尔格的一封信中指出：“在德国,我们党内流行着一种腐败的风气,在群众中有,在领导人中尤为强烈.同拉萨尔分子的妥协已经导致同其他不彻底分子的妥协：在柏林同杜林及其‘崇拜者’妥协,此外,也同一帮不成熟的大学生和过分聪明的博士妥协,这些人想使社会主义有一个‘更高的、理想的’转变,就是说,想用关于正义、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女神的现代神话来代替它的唯物主义的基础”[19]（P627）.由此可以看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并不是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框架内来讨论自由与平等的神话,而是强调要将自由与平等的根基深深扎根于现实的唯物主义的土壤,要改变资本主义私有制为社会主义公有制.他们确信经济平等最终必将实现,这主要根源于马克思主义对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正确把握,资本主义社会的固有矛盾是不可克服的,共产主义社会将打破私有制的壁垒,人类的经济平等最终将会到来.
3.马克思主义强调自由和平等的充分实现应该依赖于物质财富的大力发展,而不仅仅是分配制度问题.要描绘马克思所设想的那种共产主义条件下的生活,方法之一就是设想一支爵士乐队,在其中每一个乐手都寻求他作为一个音乐家的自我实现.尽管打算寻求他自己的实现,这种实现不同于整个乐队的实现,也不同于单个音乐家同伴的实现,但是他仍然最大限度地实现了他自己,同时其他每一个音乐家也最大限度地实现了自己.另外,旁边还有一些天资较差一点的人,他们不是通过演奏而是通过欣赏来获得满足,他们的出现进一步提升了乐队成员的实现.在物质产品极大丰富的条件下,乐手像听众一样追求他们各自不同的爱好：没有谁非得扫大街或终生作为一台机器的附庸.每个人都由他的涉己目标所指导,然而在这幅图景中却没有任何让平等主义者感到担忧的不平等.因此,尽管人类活动是一场相互支持彼此的自我实现的音乐会,但是没有任何人把促进他人的自我实现看做某种义务,这并不是说,没有人关心他人在音乐上的实现,除非他们是爱发牢骚的人,否则他们就以此为乐,正是良好的物质禀赋保证了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所有人自由发展的条件.
4.自由与平等作为矛盾的统一体是既对立又统一的.西方政治哲学家把自由和平等看作是相互对立的两极,他们认为自由和平等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冲突.但是马克思主义认为大量的自由问题其实也是平等问题,平等问题也是自由问题,所谓争取自由实际上往往只是在争取权利的平等.另一方面,人的平等要求有二重性,既要求平等又要求超越,所以平等的问题又包含了允许不允许人们（通常是能力比较强的人）打破平等、追求并实现超越的问题.如果不允许超越,人类社会就会渐渐进入一种均匀的状态而不再有发展,所以自由的问题本质上大多可以归结为平等的问题[20]（P1）.而且,在现代社会中,自由和平等是政治体制中两个必不可少的要素.在本质上它们是有密切联系的,而且有时是互为条件的.比如说,没有自由的平等和没有平等的自由,同样都是不可想象的.根据政治体制的内在要求,社会的平等是以个人的自由为前提条件的,就时间的顺序而言,自由是应当先于平等而实现,平等则体现了自由价值的最高意义.“自由首先到来,是根据这个简单的认识：如果没有自由,人们甚至无法提出平等的要求”、“使平等失去自由‘表达’的能力,它们就会变成鸦雀无声和荒谬无稽的平等.”[21]（P66）因此,关于自由和平等的对立统一关系,对于我们继续深入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应当是有启发意义的.在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中,我们不能脱离实际去争取自由和平等,也不能把争取自由和争取平等看作是不相干的两回事.
5.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自由和平等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历史的.如前所述,当代西方政治哲学家都把自由和平等看作是先验的或超阶级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自由观和平等观则实现了一个彻底转向,它是从实际出发,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根据,拒斥西方政治哲学家在抽象层面上关于自由和平等的无休止争论.我们说辩证唯物主义,而不是唯心主义或机械唯物主义,就是以可以观察、可以验证的客观事实为基础,必须能在实践中找到依据,还要经受实践的检验.我们说历史唯物主义,而不是历史唯心主义,就是说自由和平等的实现必须遵循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马克思和恩格斯拒斥关于自由和平等的抽象理念,针对当时资产阶级思想家、空想社会主义者和国际工人运动中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流派上演了一场“自由、平等大合唱”,可谓南腔北调、鱼龙混杂,制造了空前的思想混乱,他们已经明确指出资产阶级政治哲学中自由和平等的原则是抽象的,而实际中自由和平等的要求则是具体的历史的,这就决定了在阶级对抗的社会中自由和平等的口号必然是一个无法达成共识的矛盾的概念[22]（P184）.这样说,不是说马克思恩格斯反对自由和平等待人,而是因为他们认为诉求那样的唯心主义和抽象理念之争根本不可能实现关于人类自由和平等相统一的理想.因此,我们在讨论自由和平等的问题时,就要有量变与质变的观念,而不能把这个问题绝对化.事实上,绝对的自由和平等是不可能有的,世上没有两片绝对相同的树叶,也没有两个绝对相同的人,不同的工人在天赋和需求方面有所不同,例如,“一个劳动者已经结婚,另一个则没有；一个劳动者的子女较多,另一个的子女较少,如此等等”[16]（P304-305）.马克思和恩格斯承认劳动者的“出身和天赋的不平等是不应得”的,因为它们是由偶然因素造成的,但这种弊病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是不可避免的,自由与平等能否真正在同一意义上得到实现在于社会制度处理它们的方式,这种自由和平等也许不会马上到来,但在我们的社会中它们正在一步步得到实现.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自由和平等是极端对立的两极,相反,自由和平等可以在同一意义上实现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社会主义的历史实践证明,平等不是自由的敌人,平等并非像保守主义者甚或一些自由主义者所认为的与自由格格不入.自由和平等在社会主义制度中,既是工具性的善,也是内在固有的善.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实践中,自由和平等不但没有出现逆反的现象,反而是自由和平等共同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要注意我国目前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的自由和平等还不是完全的自由和平等,自由和平等在我国进一步发展的空间还很大,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征程中,我们要以马克思主义的自由观和平等观为指导,正确处理二者的平衡关系,在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的问题上,要讲辩证法、两点论,“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都要用好,努力形成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有机统一、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格局,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我们相信,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自由观和平等观不但能够在同一意义上实现,而且将引领我们创造更加繁荣和美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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