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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群众路线相关在职研究生论文范文 跟论党的群众路线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耦合机制有关在职开题报告范文

主题:群众路线论文写作 时间:2024-0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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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路线论文参考文献 初党结业论文国家一级刊物党的生活杂志社国家人文地理杂志

〔作者简介〕郭强(1979—),男,河北邯郸人,法学博士,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摘  要〕中国的群众路线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诠释了现代国家治理的本质内涵,科学揭示了“谁治理”“如何治理”和“治理得怎样”等国家治理的基本问题.群众路线中的“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明确了人民群众在国家治理中的主体地位,契合了国家治理主体的多元性特质;群众路线中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彰显了政府与公众双向互动的治理过程.群众路线这两层涵义也表明,治理的效果如何,应回到人民群众的实践中去检验,由人民群众来评判.因此,我们要完善以集中制为核心的党内制度体系和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根本的国家制度体系,并不断提高这些制度的执行能力,以党的群众路线的制度化来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关 键 词〕群众路线;国家治理现代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D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7155(2018)05-0012-04

纵观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怎样治理社会主义社会,在以往的世界社会主义实践中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2013年10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把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确立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第一次在党内文件中使用“国家治理现代化”这一概念.它反映了以同志为核心的党对党的执政规律认识的深化和执政理念的重大创新.彼时,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正在全党深入开展.这种历史的“机缘”源于党的群众路线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联性与耦合性.中国在长期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形成的“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诠释了现代国家治理的本质内涵,科学揭示了“谁治理”“如何治理”和“治理得怎样”等国家治理的基本问题.本文依托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外学术界对治理理论的知识积累,将“党的群众路线”与“国家治理”的理论内涵融入当代中国实际,对关联二者的耦合机制展开探讨.

一、“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与多元主体的治理结构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国家职能包括政治统治和社会管理两个方面,且“政治统治到处都是以执行某种社会职能为基础”[1](P187).政治统治实质上是阶级统治,是剥削阶级类型国家的主要职能,反映了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的对立与斗争.在无产阶级掌握政权的社会主义国家,以劳动阶级为主体的人民群众成为国家的主人,社会管理逐渐取代政治统治而成为国家的主要职能.因而,我们多是用“国家管理”来表达社会主义国家与社会、人民政府与人民的关系.然而,在“国家管理”的话语下,国家管理社会和群众.管理的主体只有政府一家.政府居高临下,公众伏而听之.如今,在党全会文件中出现“国家治理”这个概念,体现着我们党在治国理政方面从“管理”到“治理”的思想革命.国家治理强调多重主体.掌握公权力的政府是治理国家的主体,企业、社会组织乃至公民个人等各种社会主体都应当担负起治理国家的相应责任.从“管理”到“治理”,这一变化同时也意味着,政府不再只是治理的主体,而且也是被治理的对象;群众不再只是被治理的对象,同时也是治理的主体.所以说,“治理”与“管理”,虽一字之差,涵义却大相径庭.群众路线中的“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就是对人民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地位的集中定位,即人民是历史的主体,是国家的主人.这也契合了国家治理主体的多元性特质.因为作为一个历史范畴,人民群众这个概念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国家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在当代中国,它的外延涵盖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拥护祖国统一和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爱国者,既包括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军人等广大群众或社会基本利益群体,又包括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者等社会新兴阶层或社会新兴利益群体.这样,国家治理的主体与社会的主体便实现了高度的统一.

人民群众是国家的主人和国家治理的主体.那么,国家治理的终极目的就是要为人民谋利益,更好地保障人民权益,更好地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即“一切为了人民”.人民利益是关乎国家和社会稳定的关键因素之一,因而谋民生之利,解民生之忧,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是深层次的国家治理,有事半功倍之效.领导人民治理国家,就是要支持人民当家作主,保障最广大人民群众获得各项切实的权益;创造更加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畅通人民群众创造幸福美好生活的渠道,使改革和发展的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既确保最广大人民的整体的、长远的根本利益不受侵害,又根据实际情况尊重差异、包容多样、考虑个别,保障每个人合法合理的自由和权益.而且,检验国家治理的成效,也要以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即“最终要看人民是否真正得到了实惠,人民生活是否真正得到了改善,人民权益是否真正得到了保障”[2](P5).这既是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的题中之义,也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根本价值指向.正如同志曾指出的,“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因此,“我们一定要始终与人民心心相印、与人民同甘共苦、与人民团结奋斗,夙夜在公,勤勉工作,努力向历史、向人民交出一份合格的答卷”[2](P5).党的十八大以来,从“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到“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从“坚持人体地位”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从“人民是阅卷人”到“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都表明“人体”“以人民为中心”“人民至上”,已成为贯穿以同志为核心的党治国理政的主旨主线.

如果说,“一切为了人民”规定了国家治理的终极价值,那么,“一切依靠人民”则揭示了国家治理的力量源泉.人民群众是治理国家的主体,其生成机理是: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拥有国家最高权力,但是人民群众不能人人都直接参与国家事务管理,只能通过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把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权力委托给自己信任的机构和人员,而人民在授权的同时也给自己留下了监督被授权者权力运行的权力,以防止人民的公仆变为人民的主人;而且,除了把权力委托给自己选出的代表外,不同的社会群体还可以依托代表本群体的群团组织,以组织化的集体行动参与国家治理,同时基层群众还可以直接参与社区和单位的自治管理和决策.这种组织化的参与也符合现代国家治理的发展趋势,但是需要指出的是,我国的群团组织和社会组织不同于西方国家的压力集团,而是连接执政党、政府同人民群众之间的“桥梁和纽带”.这样,人民群众便成为治理国家的授权主体、监督主体、参与主体,同时也是国家治理的利益主体和评价主体,在治国理政的过程中拥有终极的裁定权和最高的评判权.因此,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就是要发挥人民的主人翁精神,坚持依法治国这个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珍惜并用好人民给予的权力,自觉让人民监督、评判,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积极投身于治国理政的全过程.正如同志所强调的,“中国的一切执政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治理活动,都要尊重人体地位,尊重人民首创精神,拜人民为师,把政治智慧的增长、治国理政本领的增强深深扎根于人民的创造性实践之中,使各方面提出的真知灼见都能运用于治国理政”[3](P296).因为在他看来,“我们党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2](P367).

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与双向互动的治理过程

从“管理”到“治理”,言辞微变之下涌动的是一场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公众从一元单向治理到多元交互共治的结构性变化的制度形塑.管理的运作模式是单向的、强制的、刚性的,而治理的运作模式是复合的、合作的、包容的.在“国家治理”的话语下,政府更多地选择协商与合作的方式,加强与其他社会主体的协同共治,形成治理合力,提升治理效能.而这种政府与公众之间的双向互动正好与群众路线中“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理念相契合.正如同志所指出的,“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4](P899).这就有利于加强政府与社会、领导者与群众间的沟通、合作、协同,在治理主体间构建起网络化的互信互惠协调机制;厘清治理主体的权责配置,规范权力主体的行动行为,形成社会制约权力的监督机制;畅通治理主体间的信息交流渠道,形成透明运作型的治理机制.这样便有利于构建起良好的上下互动的治理格局,既让群众诉求成为政府决策的基础,又让政府的决策能为群众所知并得到有效的执行,使各治理主体主动性得到最大程度发挥,进而达到国家治理的理想状态.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在国家治理过程中的运行机理便是:领导者深入到群众之中,充分发扬,让各阶层、各方面的群众将自己的利益诉求充分表达出来,从中收集各种各样的意见信息,直到出现的基本都是重复信息为止,然后对这些个别的、分散的信息加以分析和综合,剔除出那些不合理的乃至错误的成分,把那些合理的正确的成分集中整合起来,化为对现实社会情况系统的一般的理性认识,并据此制定路线、方针、政策;尔后,再回到群众中去执行这些路线、方针、政策,并使群众认识到它们符合或基本符合他们的根本利益,使其转化为人民群众改造世界的强大物质力量.当然,人民群众也要在实践中评判这些路线、方针、政策是否达到了预期效果,是否解决了他们的实际问题,是否符合他们的根本利益.因而,在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和执行的过程中,必须保证信息的准确传输和监督的有效跟进,让人民群众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监督权得到全程的尊重和落实.由此看来,与当前流行的各种源于西方的公众参与模式相比,群众路线的亮点就在于:它强调决策者必须主动深入到人民大众中去,而不是坐等群众前来参与.正如同志所讲,“领导不是百事通,不是万能的.要做群众的先生,先做群众的学生.领导干部要放下架子,甘当小学生,多同群众交朋友,多向群众请教.要真正悟透群众是真正的英雄”[5](P126).他强调的“中南海要始终直通人民群众”,道理就在于此.这就要求我们在治国理政时“在人民内部各方面进行广泛商量”,要“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以“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3](P292),因为“在人民内部各方面广泛商量的过程,就是发扬、集思广益的过程,就是统一思想、凝聚共识的过程,就是科学决策、决策的过程,就是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过程”[3](P293).这就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奠定了深厚的基础并凝聚起强大力量.

比如,“五年规划”作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南针”,业已显现出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的独特制度优势.而“十三五”规划制定的过程本身就体现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治理过程.2014年6月,国家发改委和各地方政府专门开通了“建言‘十三五’”微信公众平台,聆听并采纳公众建言.各界群众在普遍认可“十二五”时期巨大成就的同时,也提出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函待解决的诸多突出问题,如发展动力问题、发展不平衡问题、人与自然和谐问题、发展内外联动问题、社会公平正义问题,等等.党根据群众的意见,于2015年10月在十八届五中全会上作出了《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确立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并围绕这五大理念谋划了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蓝图.而这个《建议》从起草到形成,经历了征求意见、基层调研、座谈讨论等多种形式联系群众的过程.期间,同志先后三次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两次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6],在梳理各方面群众意见的基础上对《建议》起草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指导性意见.根据全会《建议》的精神,国务院委托国家发改委,通过网站留言、电子邮件、手机短信、来电、来函、来访等多种形式、多种渠道广泛征求公众意见,并在广泛专题咨询、充分沟通协商、深入研究论证的基础上形成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的草案,经过国务院常务会议和全体会议审议,并由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后,于2016年3月由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审查并表决批准.这样,从《建议》到《纲要》,执政党的主张便通过法定程序变为了国家意志.由此也可以看出,“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双向互动的治理过程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一个不断循环往复的过程.“十三五”规划从“建议”到“纲要”的形成过程,就是一个不断讨论、起草、修改,再讨论(直到都是重复意见为止)、再修改(直到修改不下去为止)的过程,集中体现了“——集中——再——再集中……”的中国治理逻辑.

三、党的群众路线制度化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党的群众路线运用到国家治理过程中,就是要求领导者决策必须敬畏民意,但它如果缺乏制度化的形式,就有可能使得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无法及时有效地传递给决策层,进而在一定程度上造成政治信任的流失,另一方面也可能因为过度的政治动员使人民群众对群众路线的实践产生疲惫感.这就需要依赖一套利益表达机制、利益综合机制、利益协商机制和信息沟通机制,在领导者与群众之间建立起制度化的联系,从而减少政治沟通中不必要的障碍,也有助于防止公仆与社会大众的疏离.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制度的英文为System,意在表达制度系统性、整体性与协同性的有机统一.从这个层面看,我们日常当作制度来使用的“要求”“规定”等.严格地讲只能算作制度的要素,而不属于制度范畴本身,只有这些规定、要求等要素形成的网络和系统才能称之为“制度”.因而,同志强调,“我们要坚持以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推动制度创新,坚持和完善现有制度,从实际出发,及时制定一些新的制度,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2](P10).这就需要站在国家和民族根本利益的高度,超越部门和地区利益,进行全局性的顶层设计,从到地方各个层级,从政府治理到社会治理各个领域,构建起一套内容协调、程序严密、配套完备、有效管用、密不可分的统一的制度整体,以最大限度地挣脱既得利益的束缚、摆脱“牛栏关猫”的困境.

集中制是党的根本组织原则,也是我国国家机构的根本组织原则,而群众路线中“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过程与集中制中“在基础上的集中和在集中指导下的”的过程也是基本一致的.集中制是群众路线在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中的运用.无论是执政党的决策,还是国家的决策,都有经过征求意见、实际调研、专题论证、政治协商等充分发扬、集中群众经验和智慧的过程.因此,我们要健全以集中制为核心的党内制度体系.比如,我们要完善党内制度,尊重党员主体地位,保障党员权利,尤其要畅通普通党员表达意见和参与决策的通道,以党内带动人民,保证决策的制定更加符合群众的意愿;完善党内监督制度,加强对党的领导机关和党员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的监督,规范各级党政主要领导干部职责权限,保证集中正确的意见进行决策;强化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维护党的权威,保证全党的团结统一和行动一致,使决策作出之后能够得到迅速有效的贯彻执行,让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

在当代中国,作为执政党主要是通过国家政权来实现对人民群众的领导的.因此,构建自觉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的长效机制要融入到完善国家制度的过程之中.比如,我们要完善人民代表大会这一“支撑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根本政治制度”,健全立法公开征求意见、人大代表依法履职、人大代表密切联系群众等机制,使人民的意志更好地通过权力机关上升为国家意志,从而找到尊重人民群众首创精神和政治精英智慧的平衡点,努力使每一项立法都符合宪法精神、反映人民意愿、得到人民拥护;适应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完善作为党的群众路线在政治领域重要体现的社会主义协商制度,构建程序合理、环节完整的协商体系,健全决策前和决策中的协商工作机制,促进广泛协商、广大群言、广集民智,在治国理政时在人民内部进行广泛商量,努力形成共识,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从而在政治生活中建立起必要的过滤器与安全阀,避免或者减少人们由于缺乏审慎的思考和理性的反思所导致的偏颇和冲动;完善基层制度,健全基层选举、议事、公开、述职、问责等机制,扩大群众的有序参与,增强群众的依法自治能力;完善司法制度,健全人民陪审员、人民监督员等机制,拓宽人民群众有序参与司法的渠道,从而明确群众参与国家治理过程的具体权利和程序,保障其参与有据、参与有序、参与有效.

“令在必信、法在必行”.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如果说,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强调制度的完善,那么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则强调制度的有效执行,即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治理国家,实现治理范式的转型升级,提高制度自身的可操作性,进而把既有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国家的效能.正如同志所讲,制度“既要有实体性制度又要有程序性制度,既要明确规定应该怎么办又要明确规定违反规定怎么处理,减少制度执行的自由裁量空间”[7].在实际工作中,提高制度的可操作性,就是要把制度完善与制度落实、制度条文的细化与制度实施的监督机制结合起来,杜绝制度条文成为“稻草人”“睡美人”的状况;坚持把制定实体性要求和程序性规范结合起来,尤其要加大制定违反规定的惩戒性机制的力度,使各项制度彼此衔接、相互配套,杜绝一切制度漏洞,使制度能够发挥出应有的效应.正如同志所强调的,“制度一经形成,就要严格遵守,坚持制度面前人人平等、执行制度没有例外,坚决维护制度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坚决纠正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各种行为,使制度真正成为党员、干部联系和服务群众的硬约束,使贯彻党的群众路线真正成为党员、干部的自觉行动”[2](P379).党的群众路线能不能转化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法宝,关键看制度的完善程度和执行能力.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3]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4]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5]文献研究室.论群众路线——重要论述摘编[Z].北京:文献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3.

[6]《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的说明[N]. 人民日报,2015-11-15.

[7]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的纲领性文献[N].人民日报,2009-1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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