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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相关论文如何怎么撰写 跟论莫言20世纪十年代小说民间化的历史观念相关学术论文怎么写

主题:十年论文写作 时间:2023-12-24

论莫言20世纪十年代小说民间化的历史观念,该文是十年相关毕业论文的格式范文与莫言和历史观念和年代相关在职研究生论文范文.

十年论文参考文献:

十年论文参考文献 论文十二章翻译新世纪周刊论十大关系的发表标志着人生十六七杂志

莫言的原乡色彩的小说深受神话思维、鬼神禁忌和巫术观念的影响,这使得他在对乡土社会的原生态风貌进行刻画和描摹的过程中,总是超越了时空的限制.在按照循环论、退化论、比较观等民间化的历史观念对现实生活中的人情世态、社会事件、人性弱点进行剖析和反思的时候,他更多地看到现实与历史脉络上的统一性和内在的鬼魂般的纠结.因此,“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克罗齐)的史学观,在展示现实与历史的思想精神、文化传承、文明生态等方面的复杂关系时,也为莫言穿越古今、自由地驰骋在历史与现实的时空中的文体创新和叙事策略提供了依据.正如评论家季红真所说:“泛乡土社会是莫言叙事最基本的视角,这是决定他神话思维的要素.他的视野则在时空的自由转换中,频繁地切换在历史和现实之间.”[1](P92)验之莫言的长篇小说的创作历程,从20世纪80年代的《红高粱家族》(1987)、《天堂蒜薹之歌》(1988)、《十三步》(1989)到20世纪90年代的《酒国》(1993)、《食草家族》(1993)、《丰乳肥臀》(1995)、《红树林》(1999)等跨越时空的小说,都能深切地感受到莫言对历史的往复循环所产生的悲天悯人的情怀.这种感受在20世纪十年代的中短篇小说中也有非常明显的表现,如《老》(1985)、《枯河》(1985)、《弃婴》(1987)、《红蝗》(1987)、《复仇记》(1988)、《模式与原型》(1992)、《野骡子》(1999)等文本中蕴含的现实的宿命、人性的残忍、社会的冷漠、生存的异化之类的思想主题,如果割裂了历史的维度是无法把纷纭复杂的现实生活揭示清楚或还原到位的.其实,这种由循环的历史感受牵引的现实生活中的宿命意识在古今中外的著作中都有鲜明的体现,《旧约》中说的“虚空的虚空.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就是一种典型的循环论,鲁迅的名言:“历史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2](P17)也将历史对现实的制约明白无误地表示了出来.莫言最大的特点就在于善于吸收他人的思想和历史观念,转化为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独具匠心的情节结构和意蕴丰富的鲜活主题,在历史观念、人性弱点、启蒙意识等方面将历史与现实的纠结表现得淋漓尽致.

当莫言站在野史、稗史、民间史的立场上打量和追溯历史与现实的关系的时候,他的淡化事件的是非评判、超越党派之争的立场态度、站到全人类高度的博大胸襟都意味着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历史观念拉开了比较大的距离.这种丢掉知识分子的优越感、用老百姓的思维观念进行批判、独立于庙堂的个体精神来进行写作的方式才是真正的民间写作:“民间写作,实际上就是一种强调个性化的写作,什么人的写作特别张扬自己个人鲜明的个性,就是真正的民间写作.”[3](P220-221)这种区别于精英立场的“伪民间”的抒写标志就在于作为老百姓的一员,用坊间的历史观去触摸物是人非的历史,感受历史与现实的藕断丝连的关系,看透造化的把戏之后更深切地理解现实.莫言通过《红高粱家族》《丰乳肥臀》等新历史主义小说体现的历史与现实关联的创新意义在于他“不再满足于站在历史门外追慕历史、揣摩历史,谨慎地摹写历史,再现历史;而是站在历史之中,以当代人的意识和心灵重新温热历史、自由地理解历史,以怀疑精神重新改写历史,让历史更紧地拥抱现实.”[4]?(P36)他秉承的退化史观、循环史观、比较史观都是在民间化的视野中审视现实生活与历史真实的关系,在用文学的真实介入现实和历史的时空时,补充和完善了现实生活中的人和事件与历史背景的沟通渠道.

退化论史观对历史与现实中人物的生命烛照

退化论史观是莫言在自由自在、生动活泼的民间文化的浸润中感受最为深刻的历史观念.民间对待现实生活的灰暗和苦难的制胜法宝,便是历史上传奇化的人物和事件对疲惫的心灵的精神鼓舞作用,由此产生的祖先崇拜意识便是在时间的过滤和淘洗之后放大的英雄业绩,在后代的灵魂中的显影和定型.莫言认为:“历史是人写的,英雄是人造的.人对现实的不满就怀念过去,人对自己不满便崇拜祖先……事实上,我们的祖先和我们差不多,那些昔日的英雄和辉煌大多是我们的理想.”[5](P24)这种把祖上的英武和灵光无限放大的阿Q精神架起了历史与现实相互沟通的桥梁,历史上的祖先由“麻雀变成了凤凰、野兔变成了麒麟”,现实中的孙子就像“饿了三年的白虱子一样干瘪”就是莫言的新历史主义小说最突出的表现主题.《红高粱家族》 (1987) 中的爷爷余占鳌、奶奶戴凤莲、二奶奶恋儿、罗汉大爷、余大牙、哑巴等人的杀人越货与精忠报国都遵循个性张扬、自由自在的生命理念,让生命的烈火雄风在敢生敢死、敢爱敢恨的因缘激发下展示得淋漓尽致.《丰乳肥臀》(1995)中的司马库的生命强力通过*、潜力、死亡的浓墨重彩的铺陈和渲染充分展示了出来,他和来弟的、和寡妇崔凤仙的通奸表现的野兽般的力比多冲动,在被捕渡河时的机智从容和四面楚歌时的韧性乐观显示的生命潜力,在为拯救一家人的生命而自投罗网的大义牺牲精神都凸显了健拔豪迈的英雄品格.不管是作为“还乡团”的头目还是打日本扒铁桥的抗日英雄,表面的身份不同背后呈现的是一样的爱恨分明、率性而为、自由坦荡、豪爽义气的血性汉子的内在本质.这样,莫言在对原乡色彩的乡土人格的理想形态注入元气淋漓的刚健人性和原始兽性的综合因子的时候,他就“撇弃了一切既定的生命程式,还原了一个真实的生命世界,在‘文明/愚昧’的二元对立模式的反驳中,寻找一种新的生命理念,并将这一理念还原民间,创造了一个血性的野性的生命神话.”[6](P352)相比较祖先们的英雄业绩和狂放不羁的自由心态,作为后代的懦弱子孙在种的退化和文明束缚的双重作用下导致的先天缺失、后天不足的阉寺状态,让他们在祖先的比照和映衬下越发显得孱弱和瘦小.这种对社会底层民众生活的关注与表现显示出莫言“具有浓郁的人道主义情怀,”[7](P164)在“哀其不幸”与“怒其不争”的辩证思维中包含着莫言“理解之同情”的悲悯意识,但主导因素还是在二者的谱系对比中强化对人种退化的批判色彩和居安思危的隐忧意识.这在他的成名作《红高粱》中就将这种民间的退化观念和忧虑思想表达得淋漓尽致.在《红高粱》中借助叙事者之口对祖先的人格魅力发出了由衷的赞叹的同时,也深切地感受到了现代文明熏陶下血性基因的匮乏导致的人种的退化:“他们演出过一幕幕英勇悲壮的舞剧,使我们这些活着的不肖子孙相形见绌,在进步的同时,我真切感到种的退化.” [8](P2)这并不是故弄玄虚的危言耸听,在《弃婴》(1987)中回乡探亲的军人“我”抛弃先入为主的进化论机制和观念来观察印象中的钟灵神秀的故乡的时候,发现“红高粱家族”的后代已经成了“种的退化”的标本:“我以前总以为我的故乡是个人杰地灵的地方,几天的奔波完全改变了我的印象.我见到了那么多丑陋的男孩,他们都大睁着死鱼样的眼睛盯着我看,他们额头上都布满了深刻的皱纹,满脸苦大仇深的贫雇农表情.他们全都行动迟缓,腰背佝偻,像老头一样咳嗽着.我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了人种的退化.”[9]?(P381)这种“出窝老儿”的与年龄极不相称的没有生机活力的老态龙钟与老舍在《二马》中写的如出一辙:“民族要是老了,人人生下来就是‘出窝儿老’,出窝老是生下来便眼花耳聋痰喘咳嗽的!一国里要有这么四万万出窝老,这个老国便越来越老,直到老得爬也爬不动,便一声不出地呜呼哀哉了!”[10]?(P34)相差半个世纪的两部作品所反映的人种退化问题是如此惊人的相似,只能感叹历史与现实之间岁月的流逝、生命的进化独与我们民族无关.现实中无论是小孩还是大人都是缺少生命活力和勇敢胆识的窝囊废,甚至如《复仇记》(《青年文学》,1988 年第 11 期)中的孪生兄弟面对着仇人老阮亲自砍下的双腿吓得唯唯诺诺、望风而逃,为父报仇的传统*道德和价值观念都难以支撑兄弟二人的英雄气概,面对仇人的神态自若、将双腿用尺子量好、用斧头齐整砍断、亲自送给兄弟二人并再三询问还需要什么的言行举止就将复仇的反讽意味表现得淋漓尽致,复仇寓意的逆转更显示出后代的性格懦弱与血性的匮乏.莫言对种的退化的隐忧实际上是对隐喻的国民劣根性的反思和批判,他甚至希望借助西方的蛮强种性来改良被过熟过烂的传统文化浸染的温顺、胆怯、保守、退隐的人格根性,这突出地表现在他20世纪90年代创作的史诗性小说《丰乳肥臀》上,瑞典牧师莫洛亚从欧罗巴带来的龙种播到高密东北乡的土地上收获的却是跳蚤,徒有金色的头发和漂亮的脸蛋的上官金童却是一个一辈子吊在女人奶头上不思进取的废物,难怪亲生母亲用挑战的、发狂的声调说:“你给我有点出息吧,你要是我的儿子,就去找她,我已经不需要一个永远长不大的儿子,我要的是像司马库一样、像鸟儿韩一样能给我闯出祸来的儿子,我要一个真正站着撒尿的男人!”[11]?(P508)外甥媳妇耿莲莲说他“更像一只饿了三年的白虱子”就是对他的苍白、懦弱、无力的生命状态的恰切比喻.由此可见,在20世纪十年代的文化语境中发生的一些文学思潮和文化热点并没有妨碍莫言进一步思考人种退化的问题,退化论的历史观贯穿于他创作的始终.

莫言虽自谦为不是思想家,但他对人种退化的思考也包含着丰富的哲理意蕴.当他把眼光从人文景色转向广袤的大地的时候,“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地域风光对人种的影响和制约就成为了他考察的目标.他发现退化论的史观不仅适用于人种的变异,对自然景物也同样适用.《红高粱》(1986)中我爷爷生活的年代高粱的红色早已融入他们的血液之中:“八月深秋,无边无际的高粱红成洸洋的血海.高粱高密辉煌,高粱凄婉可人,高粱爱情激荡.”[8](P2)物产丰饶、人种优良、民心高拔健迈的故乡心态是天人合一、物我混融相互激荡的结果.到了孙子“我”受现代文明的熏染成为了“可怜的、孱弱的、猜忌的、偏执的、被毒酒了灵魂的孩子”[8](P373)的时候,故乡红得像血海一样的红高粱已被郁郁葱葱覆盖着高密东北乡黑色土地的高粱所代替了.“它们空有高粱的名称,但没有高粱挺拔的高秆;它们空有高粱的名称,但没有高粱辉煌的颜色.它们真正缺少的,是高粱的灵魂和风度.它们用它们晦暗不清、模棱两可的狭长脸庞污染着高密东北乡纯净的空气.”[8](P372-373)作为一个乡土之子从自身切实的观察和感受中体会到的现代文明对人种的进化戕害确实发人深思,显示了作者站在民间立场上的忧思和焦虑意识.

循环论史观对历史与现实的反思和叩问

循环论史观在民间的广阔市场显然也影响了莫言的创作理念.熟读《三国演义》的他自然知道历史的发展“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规律,生活中千年不变的小亚细亚的耕作方式形成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永恒轮回仿佛与历史的发展无关,这种无可记载的哀矜的边缘历史正是乡村生活的“常”与“变”的轮回交替的真实写照.所以,《红高粱家族》中的土匪余司令无论是伏击日本鬼子的汽车队还是联合冷支队、偷袭胶高大队都没有逃出历史循环的埃舍尔怪圈.无论是情节的安排、结构的布局、展示的主题都与《三国演义》中表现的在私人利益的指挥棒下联合或打击对方的循环厮杀相类似,以实利相交的朋友与敌人的划分标准,在民间就变成了“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的循环模式.特别是在《高粱殡》(《北京文学》,1986 年第 8 期)中,通过饱读诗书、熟知历史、深谙谋略的五乱子与爷爷余占鳌谈论赶走日本人之后、天下交给谁治理的国家大事,充分表现出民间受皇权意识影响的史观,改朝换代但换汤不换药的朝代更替模式培养的是家国一体的固若金汤的观念.表面上对国家和党派不感兴趣只知道杀人放火的我爷爷实际上最心仪的是遵循老祖宗的章程做铁板国的皇帝.所以在听到五乱子的历史观和治国方略“中国还是要有皇帝!我从小就看‘三国’‘水浒’,揣摸出一个道理,折腾来折腾去,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天下归总还要落在一个皇帝手里,国就是皇帝的家,家就是皇帝的国,这样才能尽心治理,而一个党管一个国,七嘴八舌,公公嫌凉,婆婆嫌热,到头倒弄成了七零八落.”[8](P289)颇有相见恨晚的知音之感,等到五乱子给他筹划怎样治国平天下登基称帝的谋略之后,老成稳重、见过世面的余占鳌竟然被强烈的兴奋刺激的失态,“狼狈不堪地滚下鞍来”[8](P290).由此可见,即使是乡间的英雄人物和精英知识分子念念不忘的也是陈腐的宗族观念、封建等级制度和皇权意识,民国推翻了满清皇朝的帝王制度但没有彻底根除千百年来形成的根深蒂固的皇权崇拜和膜拜意识,后来的高晓声在《李顺大造屋》《陈焕生上城》等系列小说中表达的“他们的弱点不改变,中国还会出皇帝的”观念,确实反映了历史的鬼魂对现实生活中的人们的思想观念的纠缠真的如怨鬼那样执着,莫言在20世纪80年代的系列中篇小说对历史的还原也同样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

莫言在20世纪90年代的长篇小说《丰乳肥臀》中更多地表达的是对历史上革命循环论的反思和叩问.民间“成王败寇”的历史观念是没有是非原则的价值判断的,有的只是对历史风云中强梁人物的由衷赞叹和向往.革命抛弃了宏大的意识形态理念赋予的正义性、正确性和必然性的内涵支撑,就成为了民间走马观花、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没有道义的闹剧.在以母亲上官鲁氏的坎坷一生贯穿起来的历史发展脉络中凸显的是各种党派和政治势力的循环绞杀,打着神圣的革命旗号实际上都是中饱私囊、坑害老百姓的高密东北乡的蠹虫.无论是沙月亮的汉奸别动队与还乡团司马库的火拼,还是抗日大队鲁立人对司马库的反扑,无论是司马库杀了沙月亮还是鲁立人以革命和人民政府的名义毙司马库,包括众多无辜的士兵在战场上成为革命旗号下的炮灰都是历史的循环.革命的起源、价值意义、是非功过都是一团说不清道不明的乱麻,看到的是只是革命对反革命的镇压与反革命对革命的疯狂报复.正如鲁迅所说:“革命,反革命,不革命.革命的被杀于反革命的,反革命的被杀于革命的,不革命的或当作革命的而被杀于反革命的,或当作反革命的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并不当作什么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反革命的.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革革……”.[2]?(P532)对普通的老百姓来说,不懂政治、感悟不到党派之争的正义与非正义之间的区别,切身感受到的是“暂时坐稳了奴隶的时代”和“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的交替循环.这种循环观念还体现在莫言对人的生死轮回的佛教思想的借鉴和讲究怪力乱神的齐文化的影响上.在民间的乡土社会中佛教的因果报应深刻地影响到了现世生活的人们,因为人们坚信死后进入阴间经过阎王爷生死簿的功过是非的宣判之后,只要是行善之人就可以善有善报投胎转世到富贵之家.地域文化中有神论的盛行,自然对崇奉多元神的乡间产生对万事万物的敬畏感和神秘感.莫言在青少年时代受佛教文化和齐文化的熏陶形成的轮回观念确实具有比较浓郁的“魔幻”色彩,季红真在谈到莫言作品中的轮回死亡形态时说:“正是由于中国民间把死看作生的延续,才有生的执著与死的悲壮,也还是由于在这样神秘的生死意识中升华起来的朴素生存信仰,能够诞生出豪强气息极浓的本色英雄,并且口头创造出无数英雄的史诗.”[12](P109)也许由于莫言在乡到太多的鬼故事和自身的现实经历的相互发酵,这使得他在20世纪十年代的小说中出现了一系列有关人死后生命轮回的故事.《草鞋窨子》(《青年文学》,1986 年第 2 期)中的五叔讲的老光棍门圣武家住的“阴宅”,显然是指穿一身红缎子的女鬼住的地方,深更半夜“女人就在他身后叽叽嘎嘎地笑”和“一个小黑孩赶着匹小毛驴在屋里格登格登地走”,描绘的自然都是阴间的事情.《天堂蒜薹之歌》 (1988 )中被车压死的四叔夜里托梦给四婶,嘱咐她 “有朝一出狱,把钱取出来,拿出一百元,给我扎座金库,多装进些财宝,阴间和阳间一样,干什么事都要走后门,没钱玩不转.”[13]?(P190)《奇遇》(《北方文学》,1989年第10期)中的邻居赵三大爷死后念念不忘生前欠我父亲的五元钱,专门在清晨等我回家探亲时交给我玛瑙烟袋嘴抵债.特别是《战友重逢》(《长城》,1992 年第 6 期),对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中牺牲的战友钱英豪阴间生活的浓墨重彩的描绘,让活着的人窥见了革命烈士在墓地仍然列队军训、抛弃个人情感、舍小家顾大家的英雄风采.诸如此类的小说反映出莫言在前辈蒲松龄的影响之下谈神说鬼的高超技艺,但也在不经意之间流露出投胎转世、生死轮回的生命观念.

民间独特的比较史观是莫言实现古今对话的制胜法宝

民间独特的比较史观对莫言20世纪十年代小说的素材选择、主题提炼、谋篇布局等方面都有明显的关联和影响.“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仍”“有抬轿的就有坐轿的”“都要好,孬给谁”之类的泯灭是非价值判断的比较史观,打破了辉煌的历史与不如意的现实之间壁垒森严的界限.设置祖先的辉煌业绩作为炫耀的资本,对照今人的庸庸碌碌产生的羞愧之情作比较是莫言穿越时空、实现古今对话的叙事意图,特别在早期的《红高粱家族》中更是如此.《高粱酒》中的奶奶违背生活常识独出心裁地在鹿背上栽梅花、让蝈蝈出笼和唱歌的剪纸艺术,充分地说明了她是一个不受理性约束的富有创造性和审美性的女强人.后代对她的独立果敢、天马行空的自由精神发出了由衷的赞叹:“奶奶剪纸时的奇思妙想,充分说明了她原本就是一个女中豪杰,只有她才敢把梅花栽到鹿背上.每当我看到奶奶的剪纸时,敬佩之意就油然而生.”[8](P125)相比较奶奶造物主般的生气贯注、主动意识和创新精神,作为孙子“显得像个饿了三年的白虱子一样干瘪.”在故乡的“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的历史上,《奇死》中的二奶奶恋儿以她诡奇超拔的死亡为高密东北乡的大地涂抹了辉煌的色调,也唤起了深受现在理性和文明熏染的后代心灵深处某种昏睡着的神秘感情.和二奶奶的容光焕发、精神健硕的自然状态相比:“二奶奶衣衫裙裾翩翩,一如入殓时的情景,她的实际相貌比我想象的要年轻、要漂亮”[8]?(P371),我在二奶奶的铜镜中看到了“我的眼睛里的确有聪明伶俐的家兔气”[8](P372)的异化面貌;二奶奶的指示迷津的声音所包含的大度的思想与我在城市中学来的没有生命体验的浅薄思想相比也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她的声音里透露出来的信息说明她的思想比我的思想要无边地深刻;她的思想宽厚、凝重、富有弹力而又安详坚固,我的思想像透明的笛膜一样在空气中颤抖.”[8]?(P371)因此,面对着祖先蔑视人间法规的不羁心灵、健拔豪迈的文化心态、创造惊天动地奇迹造成的巨大压力,后代在感到相形见绌的同时,也萌发了追随纯种红高粱的精神图腾来救赎自己在都市生活中被异化的勇气和决心.所以在小说末尾的献词中写道:“谨以此书召唤那些游荡在我的故乡无边无际的通红的高粱地里的英魂和冤魂.我是你们的不肖子孙.我愿扒出我的被酱油腌透了的心,切碎,放在三个碗里,摆在高粱地里.伏惟尚飨!尚飨!”[8](P374)在这种“招魂”文体中体现的“抉心自食,欲知本味”的解剖精神,正是在与祖先的不屈不挠、蓬勃旺盛的野性生命精神的比较中获得的拯救充分文化化了的柔弱生命力的药方.即使是退化为父子反目、兄弟阋墙、姑嫂勃谿、通奸的“食草家族”,父辈中的某些行为仍然是后代的楷模.《二姑随后就到》(1988)中的父亲在向后代讲述他跟随两位表哥残忍地杀害杀他的大爷爷和大奶奶的经过,展示了轰轰烈烈的食草家族辉煌的历史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浅薄的我们“坐在通风良好的宽敞的门楼里,目送着钢铁般坚强的父亲光膊赤足走向被强烈阳光照耀着的田野,感到我们自己的灵魂像被雨水浸泡过的草纸一样苍白.”[14](P275)年老的父亲仍能在历史与现实之间不断变换视角,宛转自如地讲述过去的事情,仍能够在一遍一遍的讲述中不断加入自己的生命感悟,让后代觉得趣味无穷,这种能力和水平也让逻辑思维混乱、想象力贫乏、创造精神缺失的后代感到汗颜.

莫言在20世纪90年代的小说中不再将爷爷—父亲—儿子之间的生命力退化的差序格局作为相互比较的主题,当他的视角从家族文化的狭小天地转移到十字街头的现实生活的时候,通过插入的情节或偶尔的评论,在历史与现实的比较中发现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现状,对过去的追怀和缅想,正是为了促使市场化的今天童心已泯、真情难觅、投机取巧、追名逐利的社会乱象逐渐走向良性循环的发展轨道.特别是在中篇小说《三十年前的一场长跑比赛》(《收获》,1998 年第 6 期)中,莫言以不太遥远的过去淳朴的风气和真挚的人性作为参照系,与以追求实利、功利和名声的现实相比较的良苦用心昭然若揭.在过去,大羊栏小学的五一运动会在县领导高风同志的支持和关怀下实际上已升格为县里的春季运动会,创造了被省体育届的人士认可的运动会的金牌含金量比全省运动会的金牌还要高的奇迹.“这样的奇迹大概只有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才可能发生,那时人们的思想其实蛮开放的,没有那么多清规戒律,也没人把成绩看得太重,大家把运动会看成了盛大的节日,人人参加,个个高兴,绝对没有现在的运动会这样多的猫儿尿,什么高价雇用国家队的退役运动员冒充农动员,把全国农动会搞成了假冒伪劣运动会,什么喝鳖血的,吃疯药的,那时人民比现在要纯洁一千多倍,不像现在这样有那么多不健康的思想.”[15](P58-59)宽松自由的环境条件和重在参与的健身目的,真正体现了“和平、友谊、进步”的奥林匹克宗旨.没有清规戒律和奖牌意识产生的焦虑和压力才让每一个运动员超水平发挥创造人间的奇迹,以平和的心态对待竞赛的成绩、运动会成为了人人参与的盛大节日、绝假纯真的实实在在的运动精神都为如今的运动会弄虚作假的行为树立了改正的标杆.那时候人的感情的纯洁和官员的廉洁自律也是非常值得今天的社会珍惜的稀有元素,地区革委会主任秦穹视察运动会时,和老百姓一样用粗磁大碗到大缸里舀水喝,“现在的地委书记,给他一根金条他也不会跟我们这些草民在一口大缸里舀水喝.”[15]?(P59)那时百姓和官员的鱼水之情也是如此的真挚和美好,为了欢迎地革委秦主任前来视察,赵红花的妹妹赵绿叶因为低血糖晕倒在地也不愿回家休息.“由此可见我们对秦主任的感情是很真的.现在当然不行了,现在别说是一个地区级干部,就是美国总统来了,让我们去欢迎,我们也不一定愿意去.”[15]?(P59)莫言在小说中不断地在历史与现实之间穿插闪回作比较,就是要达到知古鉴今的目的.正是这种比较史观使得小说扩大了生活容量和思想意蕴的同时,也为喧嚣浮躁的当今社会敲响了警钟.

莫言在乡土文化的浸染下深深感到历史传承和积淀的惯性力量远远大于现实生活中的变革力量,历史的古老鬼魂对现实生活中的人们的行为举止、思想观念和文化心理纠缠不休.正如鲁迅所说 “我们一举一动,虽以自主,其实多受死鬼的牵制.将我们一代的人,和先前儿百代的鬼比较起来,数目上就万不能敌了”[16](P313)因此,莫言更多地站在民间的立场上远离政治意识形态的牵制和纠结,“非常高明地将自己的态度和立场及小说的内涵和思想潜沉于刻意经营的 ‘形式—叙述’空间之中”,[17](P202)作为一种小说叙事的方法和策略所蕴含的民间化的历史观念不仅充分的说明“有意味的形式”和“有形式的意味”的辩证关系,还鲜明地表现出聪慧和狡黠的莫言对庙堂文化的某些弊端善意的嘲讽背后流露出的隐忧和悲天悯人的情怀.所以,他从人类的高度俯瞰人性的健康自由与懦弱异化的内在机制,表现出来的循环论、退化论和比较论史观确实启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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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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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冯济平

上文点评:上文是关于莫言和历史观念和年代方面的相关大学硕士和十年本科毕业论文以及相关十年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写作参考文献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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