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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社会视角类论文范文数据库 跟足球共同体:国家、市场和社会视角下对我国足球运动进程方面毕业论文怎么写

主题:社会视角论文写作 时间:2024-02-15

足球共同体:国家、市场和社会视角下对我国足球运动进程,该文是关于社会视角类论文范文数据库跟足球运动和足球共同体和社会视角方面学士学位论文范文.

社会视角论文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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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国家、市场与社会的分析框架下,将中国足球运动的发展带入现代性的构建和反思之中,就足球运动在一百多年的历史里如何与国家、市场和社会发生联系进行了探讨,从清末、民国时期,社会倒逼下的启蒙,到建国后反映国家意志,成为国家政权建设的一部分,从引入市场机制后开启竞技体育职业化改革先河,到现如今社会治理模式和机制的全新尝试,国家、市场与社会三个系统相继出场、相互影响、逐步磨合,其过程很好地反映了我国不同时期国家治理的特征和演变.在当前背景之下,于中国足球实践场域内打造国家、市场和社会之间的新型关系,形成界限清晰、良性互动的足球共同体尤为紧要.

关键词:中国足球;社会学;足球共同体;国家;市场;社会

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0X(2018)11-0030-06

Football Community: Development of Chinese Football from Perspective of State, Market and Society

YAN Liang1,2, SUN Hongtao1, ZHANG Qiangfeng1

(1.School of P.E., Hunan Normal Univ., Changsha 410008, China;2.Research Inst. of Football Education, Human Normal Univ., Changsha 410008, China

)

Abstract:In the framework of national, market and social analysis, this paper probes into how football has been connected with the state, market and society in more than 100 years in the past on the basis of modernization of the Chinese football, which was introduced to China and developed from the period of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Republic of China. After the founding of the P.R.C, football became a part of the state’s will and power. The market mechani was introduced, the competitive sports professionali reform, the social governance and mechani tranormation reflected that characteristics and changes of state governance at different periods of time in China. At present, a new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ountry, the market and the society should be built form football community.

Key words: Chinese football; sociology;football community; state; market; society

中国足球的发展,特别是国家队的表现往往牵动着亿万球迷的心,既是进入决赛圈的举国欢腾,更是历次失败后的怒其不争.其实,现代足球在清末时期就已传入我国,从体育强国、开启民智的手段到为国家意志而服务,从开启体育职业化改革先河,再到如今的社会治理模式的新尝试,中国足球早已不是一个简单的体育项目,而是承载着国家意志和民众愿望的,事关民族复兴大业的社会现象和系统工程.2015年3月《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出台,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由国家层面为足球发展进行顶层设计,其战略高度和力度前所未有[1].至此,作为体育改革先锋的足球再次受到全国的关注.长期以来,我国的足球相关研究往往集中于教育和体育的传统领域,缺乏一种在现代性社会进程的宏大议题中加以思考的学术传统,这是由于足球乃至体育都是作为一种“西学”被引进中国的特殊背景有关[2].足球诞生于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社会中,植根于西方社会的制度、文化和舆情之中.换句话说,现代足球是在西方社会关系变迁中成长起来的一种话语体系和社会发展产物,其在中国的发展无疑是一个意义再生发和再诠释的过程.因此,从中国社会关系变迁的视角来丰富和深化足球改革与发的展理论研究显得尤为重要.本文尝试从国家—市场—社会三个人类社会体系中最重要的次级体系的相互关系出发,分析时段集中于始于晚清至今的现代足球在中国的发展演变,以期从现代性社会进程话语下,对中国足球的结构性基础、历史演变、现实状态及发展趋势进行探讨,从而为当下的中国足球改革带来新的思路.

1“国家—市场—社会”的社会学视角

国家—市场—社会的分析视角是社会学研究重要的理论视角,作为人类社会的三个基本结构领域,三者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并都具有各自独特的行动逻辑和运行机制.国家是等级权力的逻辑和科层治理机制;市场是盈亏逻辑和机制;而社会则是自愿逻辑和协商机制[3-4].事实上,国家与市场的关系是中国学者历来所格外关注的方面,然而,要想深入把握中国足球情境的历史发展,我们还必须认真审视社会这一系统.就中国足球情境来说,就像在其他社会情境一样,社会作为功能系统,其本身主要与国家(行政系统)、市场(经济系统)相关,表现为社会相对于行政系统或经济系统要发挥“市民社会”(哈贝马斯)或“有机社会”(卡尔·波兰尼)的自主功能.而在我国,足球运动的发展一直有着国家、市场、社会三者界限不清的问题.为了对中国足球有更好地解释力,本文需要对中国足球的国家、市场、社会三者的概念做进一步界定:(1)独立性.三者在相互间具有独立性,每一方面都是可以单独存在并影响足球运动的发展;(2)合作竞争性.中国足球的国家、市场和社会具有既相互合作又相互竞争的性质,而不是零和游戏;(3)现代性.形成界限清晰、良性互动的多元主体关系是中国足球迈向成熟的表现.

2中国足球运动发展重要节点的社会学分析

2.1社会倒逼下的启蒙与辉煌:清末—民国

阿伦·古特曼这样描述欧洲现代体育在全世界的传播事实:“一个国家接受和引进现代体育的能力本身就是该国家工业发展的一个指数.”[5]体育传播史研究的这个观点很好说明了现代体育与社会发展的密切关系.现代足球在清朝末年传入我国,而当时的中国社会是典型的“低度组织化社会”(Under-organized Society)[6].国家对基层的控制力薄弱,“庙堂”和“江湖”之间分化,仅仅依靠乡绅来联系.而另一方面,清政府的政权建设则出现了杜赞奇所说的“国家政权内卷化”状态,即国家徒有扩张和建设,却无收益,社会治理失效,无法转化为另一种高级模式[7].以至于在面对西方文明时表现出政治、经济和思想的全面落后.但也就是在这段艰难的岁月里,中国开始了她的现代化进程之路,中国大地开始了一系列变法维新、救亡图存的社会运动,军国民、西学、新式体育等在中国知识份子引领下广为传播与发展.在这种大形势下,足球在中国的传播就变成了中国人心目中的一种文化自觉,同时也是各类学校一项迫不及待的工作[8].此时,清政府已经无力左右时局,这场声势浩大的运动注定只能由社会力量发起.

随着清政府门户的逐步放开,与其他新式体育一起,现代足球运动也开始在中国活跃起来.三纲五常的古老*道德思想和“生于斯,死于斯”的乡土情怀[9]遭遇了兴起于工业革命,反映平等精神和工人地位提升的现代足球[5],这场东西文化交集注定给中国带来文化上的现代性启蒙.随后,足球运动在国内发展迅速,到了民国以后,足球运动成为中国最受欢迎的西方体育运动之一[10].从远东运动会足球赛的表现来看,中国队是当仁不让的亚洲霸主.远东运动会一共举办了十届,除了第一届获得亚军,中国队连续获得9届足球冠军,在亚洲体坛获得“铁军”之称[11].此时中国足球运动的发展,主要还是依靠民间力量,没有得到国家的支持,市场系统功能也不成熟,所以,经费拮据一直使中国足球运动的发展举步维艰[12].以至于亚洲球王李惠堂在1929年这样讲到:“乐华(沪上著名球队)成立以来,因陋就简……良以会中经济,常感困难……得广东俱乐部诸热心家之爱护,踊跃捐输,不虞库乏……是以最紧先务,决为筹款建筑会所场地,俾图发展于将来.”[13]即使到了1936年的柏林奥运会,此时国家依然没有拨款,中国足球队只好自筹资金,提前两个多月出国,靠沿途打比赛的门票收入作为参加奥运会的经费[11].就在这种困窘之中,中国足球运动在民间力量的帮助下依然获得快速发展.到抗战前期,地方足球会或体育会纷纷成立,学校足球教育日臻完善,社会足球赛事和组织在全国全面展开,足球运动发展到了一个巅峰.1937年,日本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社会动荡,足球运动的发展难以为继,最终从辉煌逐渐走向衰落.

在清末至民国这段时间里,中国足球运动发展是取得了斐然成就的,虽然总体上仍停留在业余层面,可这些业余的群体有着非业余的文化和精神.在积贫积弱的背景下,国家已然没有能力主导足球运动的宣传和发展,这个时候,社会先行一步,在传教士、留学人员和进步人士的持续作用下,足球作为西学东渐的载体,以学校为支点,在全国获得较好的普及和提高.中国足球国家队得益于民间力量的支持,用一系列的胜利击碎了“东亚病夫”的污名,振奋了亿万国民.1923年的第六届远东运动会在日本大阪进行,日本队原以为胜券在握,结果决赛以1:5大败于中国队,上海的《申报》将号外《中国足球铁军,堂堂十年连胜》传回国内,大胜日本的喜讯广为流传,也让“甲午战争”以来备受压抑的中国人大出一口恶气[11].可见,在国家缺场、市场不彰的情况下,中国足球运动的发展获得了社会这个系统的有力支撑.可以说,此时的社会也已经不仅仅是社会,它还发挥了一部分政治、文化功能,中国足球也承载了强国强身和西学东渐的社会意义和社会符号.

2.2国家全涉下的发展与波折:建国—1991年

1949年,中国通过比国民党组织化程度更好的革命政党组织体系,完成了建立新中国的历史伟业,顺应了中国作为超大规模型国家的再组织化的历史要求,形成了国家()“全涉型”(All-inclusive)的国家组织结构,即通过确保执政党党组织体系在国家机构体系、事业单位体系、社会组织体系和企业组织体系等中的核心地位,实现国家与社会行政整合和文化整合[14].从政治社会学的角度看,一方面,这种政党组织,特别是基层组织实际上起到了社会组织提供公共服务的功能;另一方面,作为政治组织,它又通过设立于各个单位的党组织来强化对社会组织的控制.比如说1955年成立的中国足球协会,它既是国际足球联合会以及亚洲足球联合会这些社会组织的成员,向社会提供相关公共服务;同时又是受当时的国家体委直接领导的国家机构,执行国家的体育方针和政策.这种组织结构的优点及缺点几乎同样明显,在“制”之下,足球运动能够在全国范围内迅速的开展,然而这种“全国一盘棋”是在牺牲个人与组织自主权力与能力的前提下进行的,中国足球有了浓重的“国家主义”的政治色彩[15],国家意志成为影响中国足球发展的决定性力量.毋庸讳言,这实际上形成了一种“过度组织化”的组织结构,至今仍深深地影响着中国足球的发展.

新中国成立时,国际形势发生变化,而国内又百废待兴,中国足球运动的原有发展模式遇到了瓶颈,这个时候,国家系统开始了对足球运动的强势介入,足球运动在中国得以全面开展.但受功利主义的影响,行业体协和民间足球组织并没有得到发展,逐渐形成了以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单位管理为主的群众体育发展模式[12].到来后,中国进入了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缺乏市场体制和社会力量基础的中国足球立刻陷入瘫痪,新中国以来建立的整个足球运动基础遭受重创.结束后,国家政治局面开始稳定,足球运动便重新起步,中国足球的运动水平也开始恢复,并于1988年的第24届奥运会上第一次杀入决赛圈[16].20世纪80年代后,中国足球协会开始了实体化的进程,但是,众所周知,此时的实体化并不意味着独立化、社会化.区别于其他国家民间组织性质的足球管理部门,中国足球协会还是属于行政部门,远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实体组织.

可见,在国家全涉型的社会结构下,中国足球由于市场机制和社会支持的缺乏,其发展完全是反映国家意志的,中国足球的发展与其说是获得了国家的帮助,不如说是被嵌入到了国家政权的建设中.一方面,行政力量可以为足球运动的发展提供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支持,国家通过现代的科层制组织,迅速在全国建立了“大一统”的足球运动格局,这是其他力量无法办到的;另一方面,中国足球运动的发展又完全被国家所“裹挟”.官僚政治在没有“对手”的情况下很容易形成以自己的行动逻辑和行为机制来“殖民化”社会(足球运动)的习惯.遗憾的是,这种“殖民化”的行动逻辑和行为机制有时候违背了足球运动发展规律.比如说政治球的现象[17].当然,我们需要辨证地看待建国后中国足球运动的发展模式,虽然问题很多且有所波折,但依然为中国足球运动的发展建立了难得的基础,比如说饱受诟病的中国足协,不管如何,倘若没有20世纪80年代足协组织的建立,也就不会有后来的民间体育组织,其变样的“实体化”实际上也为化、社会化奠定了基础.

2.3市场出场下的改革与彷徨:1992—2014年

经过十几年改革开放的铺垫,简政放权成为体制改革的重要方向.在历经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后,国家也不再对所有公共事务统包统管了,市场系统在中国大地逐步扎根并发展出了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体制.在这样的外部环境下,中国足球界一场以足协实体化和俱乐部体制为核心的改革开始了,中国足球也开始其市场化、职业化和社会化的发展之路.在经历了长时间的缺场后,市场系统也终于开始“出场”了.然而,不同于西方国家发展成熟的“嵌含”于社会的市场系统,中国的市场是国家体制改革的内生变量,或者说是破除了计划经济体制后“培育”出来的,是国家“简政放权”和“招商引资”的结果[18].一方面,“脱嵌”于社会的市场对商业利益的追逐会破坏公共关系与利益,形成与国家、社会争利的局面,甚至形成没有社会的社会;另一方面,具有“操作惯性”和“父爱情结”的国家在很大程度上有干预市场和社会的意愿和能力.因此,三者间常会产生矛盾,在这场足球改革的二十多年时间里,这种矛盾被充分暴露出来.

1992年6月,全国足球工作会议在北京郊区红山口召开,从抓协会实体化开始,十年甲A和之后的中超联赛由此孕育而生.此次会议后,中国足球不仅暂时摆脱了不温不火的窘境,还开启了中国足球短暂的黄金时代.市场力量的介入不仅打破了我国竞技体育传统组织结构模式的纵横关系,还在培养球迷群体、提高球员收入水平、发展足球产业等方面有了重大突破,同时,也带给了中国职业联赛巨大的商业价值.然而,市场的火爆并没有带来中国足球的良性发展.一方面,在“脱嵌”的市场下,公共利益被侵占,公平竞争和长远发展被抛弃:俱乐部只顾短期经济效益,宁肯挖人转会,也不自己培养人才;赞助商追逐高回报,不经营当地足球文化与市场,反而经常更换球队所在城市,以“收割”新主场球迷的“三分钟热情”,倒票现象层出不穷.此时,国内赛事问题不断,“假球”、“”、“黑哨”、“罢赛”等一些列问题一直困扰着联赛.2001年的甲B五鼠以及后来的“打假扫黑风暴”所暴露出来的问题使中国足球陷入尴尬境地,彻底失去了社会公众的信任,随之而来的是中国青少年足球人口和足球学校的锐减.另一方面,市场也与权力系统发生了直接的摩擦.在这个“敏感关系”里,一边是以足球运动管理中心(中国足协)为代表的追求权力垄断的行政权力力量,一边则是投资人为代表的追求管理、经营和分配等权力的资本力量.2004年10月发生的由大连实德足球俱乐部投资人联合北京国安等6家职业足球俱乐部投资人抛出的“中国职业足球革命方案”事件,使得中国职业足球持续多年的资本与权力的博弈开始摊牌,“在短短24天里,中国足坛上演了一场在我们这个国度里很少见的,以白描方式进行的资本与权力的对抗活剧”[20],与此同时,足协的实体化进程却依然缓慢,其“一套人马,两块牌子”的组织模式造成国家系统对社会系统发展空间的挤占和模式的扭曲,社会的自主功能无法发挥.阎世铎时代的“2001年联赛只升不降、2002年只降不升”,谢亚龙时代的“为保奥运,联赛暂停、国家队也要为国奥队让路”,以及2014年高洪波在预选赛赛前被下课等种种行政力量的强势干预行为都间接对中国足球正常发展造成了阻碍和影响.虽然国家系统为了国足成绩的这个“政绩”没少干预其他系统的正常运作,但是,中国足球队的成绩一直让国人“闹心”.虽然2002年在“神奇米卢”的带领下,凭借优秀“外部机遇”打进决赛圈,但三场比赛全败,1球未进被进9球的战绩又把中国队打得原形毕露.

本着将足球作为中国竞技体育体制改革的突破口的想法而展开的这场足球改革可以说是毁誉参半,市场力量的引入很快就引发了“足球热”.然而,国家与市场的矛盾,以及两者对社会系统发展空间的侵蚀几乎也贯穿了整个改革阶段.也正是这个原因,中国足球随后陷入了内外交困的局面.其实,足球是需要一个公共领域来产生公益品或者说普遍利益的,公益品的内容和形式符合所有主体的长远利益,公平竞赛、人才培养、项目推广、行业标准等都是足球能获得长远良性发展的公益品,一个包容、开放、自主的公共领域,能够抵挡“国家拜物教”和“商品拜物教”的干扰,并形成足球的强韧生命力.此时的足协和体育组织依然代表的是由上而下的国家行政力量,依靠的主要是行政命令,根本无法体现社会的意愿和普遍利益,是特殊利益(权力与资本之间的妥协)的代表,这才使得中国足球的公益品缺少,公共领域不彰.只有在各级足协和组织能真正具有普遍的社会代表性,能用理性的公共商谈合理化国家权力并引导市场回归其本源动力时,这个公共领域才能得以维持,而这些都不是具有行政级别的足协和体育组织能够办到的.

2.4改革深化下的创新与期待:2015年至今

2015年2月,《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以下简称“《方案》”)在会议上通过审议,《方案》明确以制与市场机制相结合的基本原则,就中国足球协会去行政化、俱乐部运行、竞赛体系、校园足球和社会足球等方面提出了新的发展意见.2015年7月,《教育部等六部门关于加快发展青少年校园足球的实施意见》发布,校园足球工作成为学校体育事业发展和中国足球腾飞的一个重要抓手.同年,足协正式与体制脱钩成为社会实体,国家—市场—社会三个系统第一次于中国足球场域内共同在场了,中国足球也就此开始了她新一轮的改革发展之路.三年多来,从实施情况来看,这一轮的改革深刻反映了十八大和十八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以及后来的十九大会议的精神,遵循了深化简政放权,建立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继续推行“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的改革思路.虽然依然强调制,但此“举国”与国家全涉型组织结构下的“举国”不可同日而语,此“举国”是国家在鼓励足球行业自治、市场有序介入的基础上实施的,也就是说动员国家、市场和社会的力量兴办,而国家系统则是逐步在某些公共领域退场的同时保障足球部分公益品的供给.从校园足球的目标功能来看,除了立德树人的教育价值,为中国足球腾飞奠定人才基础也是重要目标,即在国民教育体系中通过体育课、课余训练和校园体育竞赛为足球竞技人才成长提供一种新路径[21].这在一定程度上来说,是国家系统在提供中国足球良性发展的重要公益品.

不同于1992年开始的足球改革,当时国内的市场机制已经发展了十几年,足球改革有很多的相似的市场经验可以借鉴.而当下的中国足球,面临着我国社会治理中普遍存在的体制矛盾和权责不清等问题,其现状,远还未到国家—市场—社会协同发展的地步,此次改革,可以说是国家治理现代化改革在中国足球这个场域里就社会治理模式和机制而进行的全新尝试,改革力度之强,牵涉范围之广、环节之多、问题之复杂将注定这次足球改革既挑战重重又值得期待.

3足球共同体:中国足球发展的一种思路

纵观一百多年来足球运动在中国的发展,我们可以发现,中国足球的发展被深深嵌入到了当时的国情之中,国家、市场、社会三个系统相继出场、相互影响、逐步磨合,其过程很好地反映了我国不同时期国家治理的特征和演变.如今,随着社会主体日益多元化,市场机制及社会机制的作用开始日益重要.十九大以来,国家明确提出了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的思路,这就意味全能国家将成为过去,一种多元主体的良好合作状态——“共同体”将成为未来的主要模式.在这个共同体里面,多个主体由于共同的利益交集,通过相互作用联合起来,进行自主性治理,明确权责,规避“机会主义”、“垄断主义”等现象,以取得持久性最大共同利益的实现.所以,在此背景之下,于中国足球实践场域内打造国家、市场和社会之间的新型关系,形成以中国足球运动不断改革与健康发展为共同利益,且界限清晰、良性互动的足球共同体就成为这一演变的内生逻辑与现实路径.

3.1国家规制与市场机制

在国家、市场和社会的逻辑关系中,国家和市场的关系可以说是具有根本性的关系,它左右和影响着国家与社会、以及市场和社会的关系.在中国足球职业化改革的二十多年里,市场系统得以发展壮大,发挥了其资源配置和引入竞争的功能,但正如前文所述,其与国家系统的矛盾也逐步激化.新型的国家社会治理模式和治理能力建立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的,这一点就中国足球来讲也不例外.从世界足球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坚持职业化、市场化也是竞技体育发展的必然.然而,从博弈论的角度看,当资源集中在官僚机构及其*人手中时,为实现效益最大化,权力寻租行为往往难以避免,腐败和低效则随后而至;而资源如果集中在市场主体手中时,对经济利益的追求则往往会摧毁价值生产实践和社会公益品.因此如何处理两者的关系,就显得尤为重要,而这其中关键,则是在两者间“画线”.第一,从以往的经验来看,国家不适合包办足球的所有社会产品,“管办不分”,“既是投资人又是受益人”的模式被证明是无益于足球长远发展的,中国足球应该坚持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作用,改变国家系统的营利性主体地位,继续激发市场活力,大幅减少国家对资源的直接配置,保障资本力量的合法收益和权利.只有这样,国家与市场间的模糊边界才能变得清晰起来,才能在各自的领域对中国足球的发展起到作用.第二,国家需要在尊重足球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加强法制建设,为中国足球发展提供政策法规支撑.一方面,明确规范投资或控股足球俱乐部相关企业的准入门槛和审计制度,保护、鼓励公平良性竞争,维护市场的稳定发展;另一方面,严格防范、打击足球行业诸如、踢假球和年龄欺诈等违法违纪行为,创造公平诚信的环境,防止企业的逐利行为对公益品的损害以及市场失效情况的出现.第三,国家将主要的精力投入到校园足球、青训体系和场地建设等市场暂时“无意经营”的领域中去,为中国足球发展提供足够后备人才和硬件设施的支撑.最后,鼓励和引导市场力量通过足球运动参与社会治理,鼓励企业、盈利组织承担社会责任.我国有着“企业办社会”的历史传统,也已明确提出强化企业的社会治理和服务职责,对于本来就有着社会属性的企业而言,通过对社会足球运动的投入,在企业文化的教育宣传、丰富员工文化生活等方面也能收到良好的效果.

3.2国家主导与社会自主

从社会治理的角度来看,国家机构与社会组织在理念和目标上有相通性,即为公众提供社会公共服务,然而,国家系统与社会系统在结构和功能上又有着差异性和互补性.国家应该尊重及维护社会组织及人士的专业性,避免外行管内行的情况出现.2003年甲A联赛改成中超的最后一年,官员南勇作为足协的领导制定了有漏洞的联赛积分规则,差点导致“输球保级”的国际笑话.在类似这样的一些国家不方便做或做不好,市场又不愿意做的领域,社会组织则应该更多地承担社会治理和提供公共服务的作用.要发挥这种作用,我国应该继续推进地方足协“脱钩”和实体化进程,包括各级足球协会、体育会、民办非企业单位等在内的社会组织要迅速建立依法自治、政社分开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摒弃行政体制内的惯习,创新机制,激发活力,通过承接国家系统购买的公共服务,积极发挥出非政府性、非营利性组织的自主发展作用.从国家系统的角度来看,由于我国社会组织先天的行政依赖性,一方面,国家需要完全退出足协等各级组织的日常运作与决策,而改为源头治理、政策导向和购买服务的方式,来主导解决社会组织无法解决的问题.首先,完善相关立法.目前我国的《体育法》、《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和足协章程等法律规范在强制性、程序性和适用性方面还有所欠缺,比如,各方对足协组织的市场经营权能问题的认识还有所模糊,如何看待“非营利性”的足协组织的“盈利行为”?是否需要计税?如何计税?财务问题如何审计?这些问题如果没有明确的法制规范,将使得足协组织的法制化治理缺乏切实有效的制度基础;其次,改革、简化足球社会组织实施多年的“归口等级、分级管理”,和“一业一会和一地一会”的管理制度[22],释放民间足球组织的活力和生存空间;另一方面,在足协组织特别是地方足协完全获得造血功能之前,国家的财政支持不能一刀切地停止,需要坚持区别对待、分批逐步退出的原则.同时,国家需要加强与足球相关社会组织的联系与互动,建立公正、合理的社会政策体系,强化公共服务意识,做好双方的公共沟通,防范可能的社会风险.简而言之,要从国家包揽转化成国家主导、社会自主、共同治理的关系.

3.3社会市场与市场机制社会

目前,中国足球市场和社会的力量相差悬殊.据国际足联的全球转会报告,中国足球引进外援的支出于2016年和2017年分别居世界第5名和地6名,远超欧美一些传统足球强国,在亚洲更是高居榜首[23],可见中国足球市场力量的强大.在足球场域内,投资人很容易利用其在市场中的地位优势和信息优势谋取不正当利益,侵害社会大众的权益,而大众则需要通过强有力的社会组织来制约市场力量.中国足球市场与社会的关系关键是要回归到市场服务于社会的本源关系里去,这需要社会发挥能动地抑制市场的政治功能,将市场重新内嵌入社会,即卡尔·波兰尼所说的“社会市场”.当然,在现阶段,这场中国社会系统的保护运动还需要在国家的*作用下才能完成.首先,社会需要以中国足球的普遍利益来对市场“立规”,使中国足球的发展免受过度市场化的伤害,确保“公益品”的非市场化分配.中国足球在青训体系、教练员培养、青少年及本土球员保护等方面还需要更多的关注与倾斜,但保障方式应该更注意对过程而不是对结果的保护.比如,2017年以来中国足球协会职业联赛理事会发布的“外援新规”及“U23新规”,其初衷就是为了保护过度市场化下过多外援对国内球员以及青年球员成长空间的侵占.然而,从目前的实施情况来看,这种在球员上场时间或次数(结果)上进行“配额保护”的做法虽然起到一些保护作用,却也带来了国内联赛观赏性下降、少量的国内优秀球员身价虚高和国内球员转会市场与国外球员转会市场二级分化的现象.其次,推进足协组织的市场机制运作能力.如今的中国足协,脱离了国家行政机构的地位,已经是有着独立人事、财政和外事权力的民间组织.然而在与国家行政部门“脱钩”的同时,中国足协,特别是地方足协还是需要解决其“非营利”属性与“经营发展”问题之间的矛盾.中国各级足协组织需要迅速与市场机制对接,将企业组织特有的组织结构、管理经验和运行模式等有效引入到足协组织当中,突破市场与社会之间监督与被监督的传统关系,形成一种以提供公共服务为目标,但以市场机制来运行的新型足协组织运行模式.

4结语

在现代性社会进程和国家的现代化转型的宏大议题中来思考中国足球运动的发展,不仅使以足球和体育之外的视角来研究中国足球成为可能,更得以一种更延伸的视角来审视足球和体育在国家转型中所能起到的作用.在现代足球传入中国的这一百多年时间里,以国家—市场—社会为视角,可以发现中国足球场域生成、发展的独特性和规律性.在这个意义再生发和再诠释的过程中,足球运动的现代化进程不仅受自身发展规律的影响,更与国家现代化和社会发展进程息息相关.2015年以来,随着国家现代化转型和社会治理模式的改革,国家—市场—社会开始在中国足球场域内同时在场,共建共治共享成为足球改革的主调.然而,这场中国足球的改革并没有应然之模式,改革过程注定复杂而漫长,但就像《方案》里说的那样,要“久久为功”,不可能一蹴而就,只有实然把握中国足球场域内各主体的相互关系,以一种符合国情的“足球共同体”为理念来把握各项改革,不忘初心,砥砺前行,才能真正迎来中国足球运动发展的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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