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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土小在职毕业论文范文 与左翼乡土小说的鲁迅基因和五四乡土小说的内在关联类自考开题报告范文

主题:乡土小论文写作 时间:2024-01-29

左翼乡土小说的鲁迅基因和五四乡土小说的内在关联,该文是乡土小论文如何怎么撰写与左翼乡土小说和鲁迅基因和内在关联有关在职毕业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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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翼乡土小说的鲁迅基因与五四乡土小说的内在关联

田 丰1,2

(1.河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河北 石家庄 050024;2.华东师范大学 中文系,上海 200241)

摘 要:为数众多的左翼乡土小说家是在鲁迅的直接影响和大力扶持下走向文学创作道路的,也正因此左翼乡土小说携带有明显的鲁迅基因.在鲁迅为首的五四乡土小说家的示范带动下,左翼乡土小说家并未因致力于反映现实和表现时代而全然忽视风情画、风俗画和风景画的呈现,在注重政治叙事的同时并没有完全忽略乡土文学的本质属性和审美特征.左翼乡土小说与五四乡土小说在作家群体构成、创作理念以及叙事模式等许多方面都有着相似之处,显现出两者之间颇为紧密的内在关联.

关键词:鲁迅;五四;左翼;乡土小说;关联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7110(2018)03-0095-06

作为中国现代乡土小说的一个重要支脉,左翼乡土小说在注重政治叙事的同时并没有完全忽略乡土文学的本质属性和审美特征.在鲁迅为首的五四乡土小说家的示范带动下,左翼乡土小说家并未因致力于反映现实和表现时代而全然忽视风情画、风俗画和风景画的呈现,并非像有些论者所认为的那样毫无美感可言,在帮助读者认清当时农村社会现状的同时也能够让读者获得审美愉悦和美感体验.

众所周知,鲁迅是中国现代乡土小说当之无愧的开创者和领军人物,正是他荜路蓝缕、披荆斩棘方才开发出乡土小说这块值得深入垦殖的文学沃土,之后的左翼乡土小说家正是在以他为首的五四乡土小说家的影响和启示下从事乡土小说创作的,因此在这两者之间自然而然地有着千丝万缕的紧密联系.

左翼乡土小说家大都经受过五四的洗礼和熏陶,与五四乡土小说家有着极为相似的情绪感触和人生体验,因而双方从心理上和情感上并没有太大的隔阂,极易产生共鸣.为数众多的左翼青年乡土小说家是在鲁迅的直接影响和大力扶持下走向文学创作道路的,对此蹇先艾就曾说过:“事实告诉我们: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的作者,尤其是北京的青年们,多数是在鲁迅的扶植下,或者受了他的小说的熏陶才从事写作的”[1](P64).也正因此左翼乡土小说携带有明显的鲁迅基因,正如有论者所指出的那样,虽然在左翼乡土小说中“茅盾模式显然占了相当重要的地位.但不能忽略的是,仍有相当多的作家继续着‘五四’的反封建和进行思想启蒙的命题,继承着鲁迅乡土小说的模式”[2](P115-116).其实就连身为左翼乡土小说重镇的茅盾本人也深受鲁迅的影响和熏陶,早在五四时期他便对鲁迅称赞不已,曾经明确说过:“过去的三个月中的创作我最佩服的是鲁迅的《故乡》”[3],并且还号召作家们要以鲁迅为榜样切切实实地描写农村.当年鲁迅的《呐喊》结集出版后社会评价不一,茅盾敏锐地认识到《呐喊》所蕴藏的文学价值和思想价值而给与了充分肯定,认为《呐喊》不仅在内容上体现了无情地猛攻中国的传统思想的五四精神,而且还是“创造‘新形式’的先锋”[4](P398),将其作品视为五四新文学仅有的收获.另一重要代表作家吴组缃的乡土小说在创作技巧和表现内容方面也深受鲁迅的影响,之所以会如此与他仔细研读鲁迅的作品并从中获取借鉴是分不开的.吴组缃在尚未成年时便阅读过鲁迅的大量作品,对于其中的许多言论警句都能达到背诵的程度,逐渐引发他产生许多联想,教他关心现实和热爱生活,正是在鲁迅启发下他开始关注现实,“进而探索自然与人生,一直归总到对国情,对社会的绺心忧念”[5]?(P263-264).

身为左翼领袖的鲁迅对于左翼青年乡土小说家的发掘和培养工作一直都是尽心尽力,这单从他对萧军、萧红、叶紫、柔石、蒋牧良和艾芜、沙汀等青年作家的扶持与帮助上便可以见出.叶紫在周扬引荐下第一次见到了鲁迅,在谈话中鲁迅鼓励他要将苏区的真实情况描绘出来.叶紫的短篇小说《电网外》就是应鲁迅的要求创作而成的,在经鲁迅审阅后为了避开国民党的检查改名为《王伯伯》公开发表,之后鲁迅又将这篇小说推荐到《国际文学》上发表,使得叶紫在左翼文坛刚刚崭露头角便有了国际读者.萧红、萧军刚到上海时人地生疏,鲁迅特地在梁园豫菜馆请客将他们介绍给茅盾、胡风、聂绀弩等人关照他们,还特别委托叶紫做二萧的“监护人”和“向导”,在生活上指导他们.为了帮助萧军和萧红在文坛立足,鲁迅利用自己在上海出版界的朋友关系极力推荐他们的稿件,萧红到上海不久后创作的短篇小说《小六》《饿》和《三个无聊的人》等作品得以顺利在《太白》《文学》等刊物上刊出,从而很快便崭露头角.鲁迅1934年10月9日在写给萧军的信中就文艺创作方向及题材等问题谈了自己的意见,指导萧军“不必问现在要什么,只要问自己能做什么.现在需要的是斗争的文学,如果作者是一个斗争者,那么无论他写什么,写出来的东西一定是斗争的”[6](P224),这对正在着手创作的萧军而言无疑是弥足珍贵的,从而坚定了他的创作信心.有一次叶紫和萧军为了《八月的乡村》的插图事宜一块去到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访问版画家黄新波,在离开宿舍的时候萧军不仅向黄新波宣布了自己的住址,而且还邀请另外几个青年有功夫到他家里来玩,叶紫出了宿舍后责备萧军不应该暴露自己的住址,并让他赶紧搬家.鲁迅听了二萧报告事情的经过之后,在称赞“叶这人是很好的”[7](P356)同时又专门写信提醒二萧“以后关于不知道其底细的人,可以问问叶他们,比较的便当”[8](P408).叶紫、萧军与萧红的《丰收》《八月的乡村》和《生死场》等左翼乡土小说经典著作不仅全都经过鲁迅的认真审阅及修改,而且也都是在鲁迅一手策划和资助下才得以面世的,为了帮助这些作品打开销路他还一一亲自写了序文.在叶紫的《丰收》出版之后,鲁迅还特意邀请文界和出版界的朋友撰写批评推介文章以广为宣传,由此使得叶紫很快便引起文坛瞩目.萧军和萧红也因《八月的乡村》和《生死场》的及时出版不仅迅速在上海文坛站稳脚跟,而且还引起了不小的轰动,“无疑地给上海文坛一个不少的新奇与惊动”,成为“东北人民向征服者的里程碑的作品”[9](P188).设若没有得到鲁迅的提携和帮助,叶紫、萧军和萧红的作品在当时的特定情形下要么很可能永远埋没下去,要么也极有可能遭遇出版延宕而无法及时发挥作用.

1925年柔石在北京大学曾经旁听过鲁迅讲授中国小说史和文艺理论,1928年他来到上海后不仅经常陪伴在鲁迅左右,而且还在鲁迅家搭伙吃饭,成为鲁迅唯一敢于托付私事的人.在生活中如此亲密,在文学创作上柔石也深受鲁迅的熏陶和影响.在鲁迅《狂人日记》的影响下柔石创作完成了《疯人》;他的《人鬼和他底妻的故事》的主题思想也与鲁迅一脉相承,人鬼原本是备受欺凌的弱者,但他却反过来欺压更为弱小的妻儿;《没有人听完她底哀诉》单从篇名便不难见出受到鲁迅《祥林嫂》影响的痕迹,小说中以乞讨为生的老妇人和祥林嫂一样想向人们倾诉自己的苦难,但却得不到人们哪怕一丝的同情;《死猫》里的木匠文土颇有几分阿Q相,整天幻想着有朝一日能够发财以及发财后该如何摆阔气.不仅如此,柔石也得到了鲁迅的大力提携,参与了由鲁迅主编的《萌芽月刊》的编辑工作,他的名作《为奴隶的母亲》最初就发表在该刊上.蒋牧良的处女作《高定祥》1933年在《现代》上刊发后引起了鲁迅的关注,专门询问作者是否还有其他新作,正是在鲁迅的关心和肯定下蒋牧良方才坚定了从事文学创作的决心,辞去职务专心从事写作,接连创作出《当家师爷》《懒捐》和《赈米》等乡土小说力作.

虽然丁玲早年在给鲁迅写信时因受到误会而未能得到回信,但这并没有妨碍她在文学创作上接受鲁迅的启发和引导,她在《鲁迅先生于我》中说过:“我把他指的方向当作自己努力的方向,在写作的途程中,逐渐拨正自己的航向”[10](P248),由此方才逐渐从表现女性自我的小圈子走向广阔的天地.不仅如此,丁玲还从鲁迅翻译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著作中汲取营养,从而有助于她理性分析中国的社会现实.丁玲的《水》刊发后深得鲁迅的赞许,他曾特意向丁玲索要了十余册分送给中外朋友以便向中外文坛介绍推广.

彭柏山在创作上也得到过鲁迅的指导和帮助,他的《崖山》创作完成后先是交由周扬审阅,但周扬并未予以推荐,之后他又通过胡风转交给鲁迅审阅,鲁迅看过之后推荐给杨骚方才得以在《作品》创刊号上刊出,后鲁迅又嘱托胡风将该小说推荐到日本《改造》月刊发表.

周文也是在鲁迅的直接扶持和指导下成长起来的,在创作之初由于参加实际革命活动占据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加之左联初期内部一直有着创作影响革命的声音,周文曾一度想要放弃写作,鲁迅惜其文才以自己的亲身创作体验和经历现身说法,耐心开导他“创作,应该是艰苦的,不断的,坚韧做去的工作.譬如走路,一直向前走就是.在路上,自然难免苍蝇们飞来你面前扰扰嚷嚷;如果扰攘得太厉害了,也只消一面赶着一面仍然向前走就行.但如果你为了赶苍蝇,竟停下脚步或竟转过身去用全力和它们扑打,那你已失败了,因为你至少在这时间已停滞了!”[11](P170-171)周文在鲁迅的开导下茅塞顿开,不仅重新执笔创作,而且还始终牢记着鲁迅的教诲坚持描写自己熟悉的人和事,其乡土小说作品从世态描写、地方色彩呈现以及深沉的文化心理关照等多个层面都“无疑受鲁迅的《呐喊》《彷徨》的影响更甚”[12](P496).此外,众所周知,艾芜和沙汀两人是在鲁迅的指导下完成创作转向的,这早已传为文坛佳话,鲁迅回信中“选材要严,开掘要深”[13]的敦敦教诲被二人奉为圭臬,为深陷迷津中的他们指明了努力的方向.

当然,受过鲁迅提携和教诲的左翼青年乡土小说家还远不止以上这些,但由此便不难见出鲁迅对于左翼乡土小说创作的影响之深.与此同时,左翼青年乡土小说家在继承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乡土小说家优良创作传统的基础上又有所创新和发扬,从而使得“左翼乡土文学对‘五四’乡土文学的整体超越,就更加突出”[14](P213).不仅如此,左翼乡土小说家与五四乡土小说家在人员构成上也有一定的交集.王统照、王鲁彦、许杰、王任叔、魏金枝和彭家煌等都是横跨五四和左翼两个时期的乡土小说家,其中王任叔、魏金枝和彭家煌还是左联成员,王统照则是左联的重点联系对象,许杰虽未正式加入但从内心里也“自认为是左联的一个成员或者是一个同志”[15].总之,他们都经历了从启蒙到革命的思想转变,从而起到了沟通左翼乡土小说与五四乡土小说的桥梁和纽带的作用.左翼乡土小说家沿着由鲁迅开创的现实主义的乡土文学创作道路继续推进,方才形成了蔚为壮观的左翼十年乡土小说创作风潮.

左翼乡土小说家大都经受过五四的洗礼和熏陶,与五四乡土小说家有着十分相似的情绪感触和人生体验,因而双方不仅在心理和情感上没有太大的隔阂,而且在作家群体构成、创作理念以及叙事模式等许多方面都有着相似之处,显现出两者之间颇为紧密的内在关联,具体而言,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从作家群体的主体构成来看,左翼乡土小说家和五四乡土小说家一样大都是经由农村来到城市的,他们的作品也基本上都是在城市完成的.这是由于长久生活在某一地域内的人们对于本地风物事相早已习惯成自然,反倒不大可能发觉其新奇独特之处,只有到了异地尤其是城市之后才能通过对比和回忆重组体认到故乡农村所特具的地方色彩与乡土风味,从而行诸笔端创作而成乡土小说.此外,从宽泛的意义上讲,由于中国是传统的农业国,大部分作家都和土地以及农民有着紧密的联系,这一点单从出生于城镇的鲁迅、茅盾等人的现实状况即可见出.鲁迅虽然出生于绍兴城里的官宦人家,但其母亲的娘家却是在农村,他小时便时常跟随母亲住到外婆家,稍大时又因家庭罹难在舅父家寄居过,因而逐渐知道农民们“是毕生受着压迫,很多苦痛,和花鸟不一样了”[16](P411).同时由于家道中落,他对于农民的苦难遭际也更能引起同情和共鸣.茅盾的祖母的母家也是在农村,而且他家里几代的“丫姑爷”都是农村人,时常往来走动,并不把他当外人,因而能够听到他们的真心话,间接了解到一般农民的生活情形和思想状况.

其次,左翼乡土小说和五四乡土小说在创作理念和叙事模式上也有着明显的相似之处.左翼乡土小说家为革命、为社会的创作宗旨与五四乡土小说家所秉承的“为人生而艺术”等创作理念有着极其密切的内在联系,两者都有着明确的现实指向,也都关心民瘼疾苦,对底层民众充满同情.相较于推崇“为艺术的艺术”的创造社而言,聚集了大量五四乡土小说家的文学研究会所倡导的“为人生”和“血和泪”的文学主张更容易与革命文学衔接起来,而且这些主张在当时即已得到鲁迅的认可和支持.

究其本质而言,五四乡土小说家是以从西方文化中习得的现代意识来认识和剖析中国农村及农民的,在揭示出农民凄惨处境和悲剧命运的同时也着重表现了农民身上所常见的性格愚懦和灵魂麻木.左翼乡土小说家也大体如此,他们也在作品中揭示了农民乃至革命农民身上所存在的精神弱点和思想弊病,只不过在对本土文化进行反思时选取的参照系有所不同,他们更加注重从苏俄和日本文论资源中汲取养分.同时以茅盾为代表的左翼乡土小说家与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乡土小说家也都自觉否弃了只见自然美而不见农家苦的传统文人乡村叙事的常见套路,将单纯描摹自然优美的田园风光和恬静悠闲的农家生活的作品排拒在外,而以废名和沈从文为代表的京派乡土小说家反倒自觉地接续起这一传统,因而呈现出与前两者截然不同的风貌.鲁迅之所以将目光转向农村也是有着多方面原因的,其中主要缘于他通过切身体验深刻地认识到潜藏在农民身上的国民性弱点,以及十分理性地把握到辛亥革命之所以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没能带来农村的大变动.因而,鲁迅一方面试图通过乡土小说创作揭示出“上流社会的堕落和下层社会的不幸”[16](P411),以此唤起人们对于农村和农民所存在的思想局限的认识和关注;另一方面他也希望以其作品警示革命者必须汲取辛亥革命的教训,唤醒广大农民参与到革命进程中来,从而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左翼乡土小说家正是延续着以鲁迅为首的五四乡土小说家的创作路径继续前进的,不仅在表现底层人民苦难遭际和悲惨命运这一点上两者是相通的,而且他们所着重表现的正是鲁迅所热切期盼的农村大变动时期到来时的情形,热切呼唤和引导农民起来革命.

左翼乡土小说家与五四乡土小说家在人性、人伦和人道等的表现上也有着相似之处,他们都揭示出中国国民人性麻木与冷漠的弊病,对于封建*制度摧残人性的本质也都有所批判.

最后,左翼乡土小说与五四乡土小说在人物形象塑造上也有着相似之处,显现出一定的关联性.鲁迅在《阿Q正传》中成功塑造的阿Q形象对于左翼乡土小说家有着极其强大而深远的影响,从而形成了类似于阿Q的人物形象系列,对此已经有许多学者进行过大量专门论述,在此不再一一赘述.与此同时,左翼乡土小说家还在鲁迅的影响和启示下塑造了一大批的看客形象.柔石《人鬼和他底妻的故事》中的人鬼妻之所以会走向绝路就与看客的恶意嘲讽有关.人鬼对于妻子不管不顾,邻居天赐出于好心不但时常接济她,而且还由他出面从人鬼每次殓葬的收入中截留一部分充作人鬼妻的生活费,但却由此遭到看客的讥笑和嘲讽,并且还说人鬼的儿子是天赐的野种,最终导致儿子遭人鬼毒打和惊吓身亡,人鬼妻在万念俱灰之下上吊自尽.端木蕻良《大地的海》中的逃荒老人为了活命想要卖出女儿,却遭到村里看客们的肆意奚落,他们学着老人的山东调辱骂着父女俩,毫无同情心地任由老人一家挣扎在死亡线上.周文《投水》里的陈么嫂遭到松寿奶奶逼债和丈夫毒打后投水自尽,而在这一过程中同为受害者的孙二嫂和水生嫂却始终充当着无情的看客,借着对陈么嫂的谩骂和讽刺来取媚松寿奶奶,最终陈么嫂不堪其辱而寻了短见.此外,在王统照的《父子》等其他左翼乡土小说中也有着与鲁迅作品中颇为相似的看客形象.

在乡土小说仆一问世时地方色彩之于乡土小说的重要性便引起格外关注,鲁迅、周作人和茅盾等都对此展开过论述.鲁迅不仅在私人通信中特意强调“艺术上也必须有地方色彩,庶不至于千篇一律”[17](P5),而且在他本人的乡土小说中也确然呈现出江南水乡独特的自然风貌和人文景观,有着鲜明的地方色彩.在鲁迅的引领带动下地方色彩俨然成为乡土小说的重要标识,“表现‘地方色彩’(local color)变成新文学界口头禅,乡土文学家也彬彬辈出”[18].事实也的确如此,许钦文、王鲁彦和许杰等人的乡土小说展现了浙东的自然景物和优美风光,彭家煌的小说则有着浓郁的湖南乡土气息,蹇先艾也描绘出老远的贵州那奇异的风俗,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以茅盾为首的左翼乡土小说家不仅极为重视以进步的世界观与人生观来认识和反映农村社会现实,同时也在延续五四乡土小说家重视地方色彩描绘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了乡土小说的地域表现范围.从作家的地域分布来看,五四乡土小说家除了来自山东的王统照和河南的徐玉诺、尚钺外基本上都是来自南方省份,其中鲁迅、王鲁彦、许钦文和许杰等来自浙东,而彭家煌、黎锦明等来自湖南,废名来自湖北,蹇先艾来自贵州,台静农来自安徽……左翼乡土小说家的来源却更为广泛,其中仍以南方省份的作家为主,比如浙江的茅盾和柔石等,以及湖南的叶紫、丁玲、蒋牧良、彭柏山等,湖北的吴奚如、聂绀弩等,还有来自安徽的吴组缃,来自四川的艾芜、沙汀、周文和罗淑等,云南的马子华等,广东的丘东平等,此外,还有来自黑龙江的萧红,辽宁的萧军和端木蕻良,等等……不仅南方省份有所扩大,而且东北籍作家的异军突起在扩大了乡土小说地域表现范围的同时也带来了粗犷、硬朗、剽悍而又朴实的北方原野之气.与此同时,来自山东的王统照在左翼时期也写出了长篇代表作《山雨》,引起文坛注目,茅盾曾撰文评价道:“全书大半部的北方农村描写是应得赞美的”[19](P199).

由于中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加之农民们囿于土地等生产资料的限制而活动范围极其有限,因而“在区域间接触少,生活隔离,各自保持着孤立的社会圈子”[20](P5).由此便形成了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的特殊景观,因此作家只要写到农村和农民便不可避免地要描写与展现他们所赖以生活的自然环境、生活习惯以及民风民俗.

五四时期陈独秀、胡适等高举科学和这两大旗帜,对中国传统社会乡土民俗信仰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冲击,中国农村的传统乡风习俗往往被视为野蛮的和残忍的,甚至充满着味,除了桎梏乡民们的精神和灵魂外别无价值.因而,五四乡土小说家一方面在小说文本中表露出对于乡村淳朴民风和童年美好印象的深刻怀念,另一方面也对乡土民俗进行了不遗余力的批判,从而展现出封建习俗文化给农民所带来的沉重灾难和酿成的人生悲剧,有力地揭示和控诉了封建传统文化的吃人本质,并藉此反映出农民身上所存在的国民性弱点.左翼乡土小说家秉承五四乡土小说家的遗绪,同样极其重视揭示带有封建迷信意味的恶风陋俗给农民造成的深重苦难.

首先,左翼乡土小说家和五四乡土小说家一样都在小说文本中描绘过典妻、卖妻等独特的婚恋习俗,呈现出颇为相近的格调与风貌.五四乡土小说家描绘过各式各样的婚恋奇观,其中最为常见的是“典妻”“卖妻”,许杰的《赌徒吉顺》、台静农的《负伤者》和《蚯蚓们》等都揭示过此类婚俗事相.除此之外,还有“强迫寡妇改嫁”(鲁迅《祥林嫂》和叶圣陶《这也是一个人?》);“冥婚”(王鲁彦《菊英的出嫁》)等等不一而足.许钦文的《老泪》更是通过女主人公彩云的奇特经历将“借种”“入赘”和“招补床老”等婚俗和生育奇观一一做了展示.对于由典卖妻子的婚恋习俗所引发的悲剧在左翼乡土小说家柔石和罗淑笔下得以延续,他们各自创作完成了经典之作《为奴隶的母亲》和《生》.

其次,左翼乡土小说家和五四乡土小说家都在科学与思想引导下揭示和批判了带有浓重迷信色彩的地方习俗.

五四乡土小说家在科学、思想影响下否定和批判了带有封建迷信色彩的传统民俗文化.鲁迅在其乡土小说中就描绘过许多浙东一带有着封建迷信意味的恶风陋俗,比如《祝福》中祥林嫂在柳妈劝告下想要通过捐门槛的方式来赎罪,以避免到了阴间被两个丈夫劈为两半.民间自古就有相信巫医的陋俗,农民们在患病时常常宁愿求神也不相信科学,以致延误病情,付出惨重的代价.鲁迅《明天》里的单四嫂子在孩子染上重病后不去求医问药,而是求何小仙施法用阴阳五行来治病,结果因贻误病情致使孩子不治身亡.在王鲁彦《菊英的出嫁》中,菊英在走亲戚后不幸感染白喉,不过由于发现及时,通过西医治疗是完全可以治好的,但笃信菩萨的菊英母亲却不愿带女儿到医院看病,而是虔诚地到庙里去求香灰,结果贻误病情导致女儿病死.王鲁彦《河边》中的明达婆婆也是如此,她并非无钱到医院医治,而是根本不相信医院能够医好她的病,宁愿拖着病体冒雨前往关帝庙求神保佑.许钦文《老泪》中的明霞得了热病,其母亲彩云也是不愿去请医生,一大早就到庙里求菩萨,抽到了上上签后不禁喜出望外,以为女儿会受菩萨保佑转危为安的,却不料明霞在吃了香灰做成的所谓仙丹后很快死去.

左翼乡土小说家在小说文本中也大量描绘了此种带有迷信意味的传统民俗,并且对此也做了必要的合理的批判,从而指示出其骗人的本质.

王统照《山雨》中的奚大有在生病时先请巫医写就一张纸符,之后将这张纸符烧成灰,用白水冲开后口服.但王统照并未在小说文本中对此进行批判,而是仅限于展示此种迷信习俗.魏金枝在《做肚仙的人》中则揭示了所谓“肚仙”的虚妄性和欺骗性.洪焕叔发现稻田遭了虫灾面临绝收后想到了一条妙计,那便是装成“肚仙”欺骗别人来换取生活费用.他在装作“肚仙”给人看病时也会开出所谓的神药,但实际上却是将藿香丸捻成粉末后放在烟灰里做成的,只能治疗轻微一些的肚痛头痛.吴组缃《黄昏》中桂花嫂子家的七只鸡被人偷去后,她用带有浓厚迷信色彩的“板咒”来发泄内心的怨愤.三太太的孙子福宝子一连病了十多天也不见好转,绝望之下三太太想要通过“喊魂”来使孙子转危为安,最终却仍未能挽留住孙子的性命.吴组缃《天下太平》中的丰坦村由于所处位置等客观原因侥幸躲过了许多次的兵燹人祸,也没有遭遇过大的天灾,因而能够独处一方悠然自得地过着太平日子,但村民们却将此完全归功于神庙的护佑,尤其是庙顶上的“一瓶三戟”更是被视为神物,受到全村人的顶礼膜拜.然而,丰坦村最终还是未能躲过破产的命运,在外面商铺里做店员的村民们被辞退之后纷纷回到村里.朝奉王小福在走投无路之际打起了宝瓶的主意,却在即将得手时因精神恍惚连同宝瓶一起从屋脊上跌落致死.透过丰坦村的最终破产以及王小福的悲惨遭遇足以说明所谓神灵信仰只不过是封建迷信罢了,除了麻痹村民们的精神外并不能给他们带来任何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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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冯济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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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乡土和都市是迟子建文学创作的一个原点 她用都市体验之下的乡村回望,在一个个苦难而又温情的乡土故事中,呈现着乡村原始风景的遁迹和温情的救赎与打捞 关键词迟子建 乡土风景 殇歌 咏叹迟子建以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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