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大学治理的知识基础分析,本文是研究类在职研究生论文范文跟大学和知识基础分析和治理方面毕业论文格式范文.
研究论文参考文献：
摘 要：随着国家治理的兴起以及实现我国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需要,大学治理研究日益成为我国学者关注的焦点问题.通过运用文献计量学的方法对1998-2017 年间CSSCI 期刊上刊载的有关大学治理的研究进行分析发现：我国大学治理研究的知识基础主要有三个,即以认识论和政治论两种哲学观为代表的哲学知识基础、以利益相关者为代表的经济学知识基础以及以结构功能理论为代表的社会学知识基础.我国大学治理研究的知识基础主要以借鉴西方的各种理论为主,并且存在知识基础借鉴单一,同质化明显等问题.
关键词：大学治理；知识基础；认识论；利益相关者；结构功能主义
中图分类号：G0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485（2018）11-0008-05
随着国家治理的兴起以及我国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需要,现代大学的治理问题越来越成为我国政府管理部门和学术的关注的焦点问题.为了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大学治理制度,我国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借助各种最新的理论研究成果,对我国的大学治理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本文通过文献计量学的方法对1998-2017 年间CSSCI 期刊上刊载的有关大学治理的研究进行梳理,探讨我国大学治理研究的知识基础,并对其进行反思.
一、数据的收集
期刊是研究成果最主要的发表阵地和学术影响力传播平台.而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收录的中文核心期刊上发表的期刊,总体水平较高,质量较好.因此,本文研究的数据是以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中1998-2017 年20 年以来有关大学治理研究的期刊为数据来源.以关键词“ 大学”且“治理”和关键词“高校”且“治理”为对象进行检索,去掉重复的研究以及不相关的研究一共得到727 篇期刊论文,共得到10834 条参考文献,其中被引频次最高的前7 位著作见表1.
二、我国大学治理研究知识基础的呈现
大学治理作为我国高等教育研究中的热点,其知识基础在范围上已经达到了一定程度,727 篇期刊论文共有1 万多条的参考文献,而各种不同类型的参考文献大约有二百多种.为了能够全面、深入和细致的研究我国大学治理研究的知识基础,本研究选取了大学治理研究中被引频次前7 位的著作为分析对象,其具体情况如下：
约翰·布鲁贝克的著作《高等教育哲学》对一个多世纪以来西方高等教育的主要学派及其重要著作进行了评述,并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西方高等教育,特别是美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过程中的许多问题作了分析,是高等教育领域重要的研究成果.我国大学治理研究中引用《高等教育哲学》的期刊共有54 本,其中明确被引用的地方共有59 处,被引用具体内容分布在6 个主题上,即“高等教育哲学的发展”“高深学问”“学术自治”“学术自由”“治学的道德”“作为教会的法学”.6 个被引主题之间的被引次数具有明显的差异性,“学术自治”这个主题在所有被引主题中占有绝对的数量.在“学术自治”主题中,被引用的具体内容又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被引用的内容主要集中在对大学学术自治必要性的论述上,如“无论它的经费来自私人捐赠还是国家补助,也不管它的正式批准是靠教皇训令、皇家特许状,还是国家或省的立法条文,学者行会都自己管理自己的事情”［1］；另一部分被引用的内容则集中在对大学自治“自由的限度”的论述上,如“就像战争意义太重大,不能完全交给将军们决定一样,高等教育也相当重要,不能完全留给教授们决定.”［2］.从“学术自治”主题引用次数来看,对大学学术自治必要性的论述上共有13 处,而对大学自治“自由的限度”论述上共有18 处,可以说我国大学治理研究中更强调大学自治自由的限度的论述.张维迎的著作《大学的逻辑》从大学治理的角度探讨了大学的逻辑,揭示了大学、大学教育与大学教师之间的相互关系,是基于我国大学的现状对如何实现我国大学治理的一次有益的探索.大学治理研究中引用《大学的逻辑》的期刊共有43 本,被引用的内容高度集中在“大学的理念与治理”这一章节上.43 本引用《大学的逻辑》的期刊有46 处被引用,其中对“大学的理念与治理”这一章节的引用高达44 处.就“大学的理念与治理”内部而言,各个小节被引用的情况也有很大差异,44 处被引用的地方有17 处集中在“作为利益相关者组织的大学”这一小节中,其中“大学作为一个非盈利性组织,是一个典型的利益相关者组织”［3］被引频次最高.俞可平的著作《治理与善治》主要是收录了目前西方治理研究中主要代表人物的文章,这些代表任务分别从不同的学科、不同的国别表达了对治理与善治的不同观点,对大学治理研究视野的拓展具有重要意义.在对《治理与善治》的40 本引用期刊进行分析时共发现41 处被引用的地方,其主要被引用的内容集中在“引论：治理与善治”.《治理与善治》的主要内容是对不同视野中的治理理论的论述,而对其引用的内容主要是围绕着“治理”本身展开的,包括治理的概念、特征、目的、核心、主体以及运行机制等.其中有17 处是对治理概念论述的引用,引用比较突出的概念是1995 年发表的一份题为《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的研究报告中对治理进行了界定：“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既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制度和规则,也包括各种人们同意或认为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
伯顿·的著作《高等教育系统——学术组织的跨国研究》认为高等教育系统是生产知识的群体构成的学术组织,工作、信念和权力三者是高等教育的基本要素,据此分析高等教育运行的规律和本质特征,是高等教育中的重要著作.在对《高等教育系统——学术组织的跨国研究》的36 本引用的期刊进行分析时共发现43 处被引用的地方.其中就大学治理研究而言,对“工作”这一高等教育系统中的基本要素尤其重视,而对“工作”这一基本要素的引用中又集中于第一节“学科和院校”与第三节“院校的分工”这两部分,这两部分分别有5 处被引用.另外,第五章的第一节“国家、市场和学术权威”被引用也比较集中,共有6 处被引用的地方.其他主题内部的各个小节之间具体被引用内容的分布则相对分散.其中“大学本质上是围绕学科和行政单位组织的矩阵组织”［5］这句话被引用频次最高,一共有8 次.《高等教育系统——学术组织的跨国研究》被引用的内容强调学科以及学术活动在大学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例如,“大学内的基本活动是学术性工作”［6］.
范德格拉夫·约翰的著作《学术权力——七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比较》,论述了七个发达国家的高等教育的学术权力机构,并阐明了学术权力的基本概念和提出了层次分析、整合和分化、发展分析和利益分析四个分析观点.该书著作被30 本期刊引用累计被引用50 次.其中“学术权力、概念、模式和观点”一章被引用的频次最高,具体被引用的内容指向学术权力本身及其运行的论述上,如“这种权力被认为是以‘技术权限’为基础的,以专家为基础的,而不是以‘官僚权限’为基础的”［7］.
伯恩鲍姆·罗伯特的著作《大学运行模式——大学组织与领导的控制系统》,分析了大学的要素作为理论基础,阐述了大学组织模式,对提出的四种模式进行分析与综合,并提出大学管理人员通过运行中的组织过程对大学发挥影响的方法.该著作被24 本期刊引用累计被引用32 处.这32 处被引用的内容可以大致分为两方面,一方面被引用的主要方面集中在大学学术组织的讨论上,如“学术组织的控制、管理和领导问题”、“学术组织的结构和能动性”以及“学会组织模式”；另一方面被引用的内容集中在大学的管理上,如“管理人员的职责”以及“大学的有效管理与领导”上.
李福华的著作《大学治理的理论基础与组织架构》在对大学治理进行概念辨析和边界确定的基础上,分别系统探讨了大学理论、法人治理、委托*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管家理论、教育消费理论指导下的大学治理的基本观点和治理结构特征,为大学治理提供了理论依据.同时,该著作还系统分析了西方和我国大学治理结构的历史沿革、特征,提出了构建我国现代大学治理结构的建议.引用《大学治理的理论基础与组织架构》的期刊共有20 本,被引用共有23 处.被引用的主要内容分为三个部分,分别是大学治理的概念、利益相关者与大学治理以及大学治理结构的分析上.
三、我国大学治理研究知识基础的分析
（一）大学治理的哲学知识基础——认识论哲学与政治论哲学
我国大学治理的研究始终围绕着两种哲学观展开.一种是认识论哲学观.它以知识为核心,认为大学的目的就在于追求知识本身,即“知识体系本身的自我完善”.认为大学的教育是一种自由的教育,是以传授自由知识为核心的有机体,重视大学的学术自治、学术自由以及教授治学的权力.另一种是政治论哲学观,它重视大学在国家发展中的作用,强调教授治学权力的有限性和政府介入大学管理的必要性.这两种哲学观点主要体现在约翰·布鲁贝克的著作《高等教育哲学》中.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高等教育已经成为社会的中心,其承担的任务也日趋多样化使得传统以认识论为基础的哲学观受到了严重的挑战.这种挑战既有来自于知识本身内部的挑战,也有来自于社会外部的挑战.就知识本身而言,知识观的转变使得知识本身的有效性与准确性越来越受到质疑,人们开始重新审视知识价值.就社会发展而言,受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影响,高等教育不再是少数人的特权.高等教育需要满足大众多样化的需求,对知识本身的追求成为重要目的之一.
就我国大学治理研究本身而言,研究者更加倾向于政治论的哲学观点,注重大学的社会服务功能而忽视大学引领与批判社会发展的责任,强调知识的实用价值而忽视知识的人文价值和人文精神.究其原因,在于我国高等教育本身所具有的社会学和政治性,任何时期的高等教育改革都是与我国经济社会相一致的.实际上大学治理要想取得成效两种哲学观是缺一不可的.因为两种哲学本身并不是相互对立的,政治论使命的实现是以认识论为依托.认识论目的的达成又越来越依赖于政治论的关照.［8］同时在实践中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科技以及高等教育自身的发展,高等教育的政治论和认识论哲学交错发展由冲突逐渐走向协调和融合.
（二）大学治理的经济学知识基础——“利益相关者”
高等教育引入利益相关者概念是因为传统大学只强调教授治校的权力或是把大学当作董事们的私人领地,使得大学中各个利益相关者长期处于一种对立的状态.对大学治理中利益相关者的论述是以《大学的逻辑》《治理与善治》以及《大学治理的理论基础与组织架构》三本著作为基础的,被引用的内容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方面是对治理本身的论述,包括治理的概念、特征、目的、核心、主体以及运行机制等；另一方面是对利益相关者的论述,包括利益相关者的应用于大学治理的合理性、利益相关者范围与层次、利益各相关者权力之间的分配及其运行.两方面的论述都强调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协调的重要性,其最终目的是为了让权力之间、利益之间、职能之间、决策之间、上下级之间、机构之间、成员之间、机构和成员之间相互牵制、相互监督,实现高等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利益相关者理论为我们理解大学治理提供了一个有效的分析框架,可以让我们重新认识大学制度改革的本质.尤其是利益相关者理论为大学治理中如何协调高级行政管理人员、大学教授、大学出资者、学生和政府在大学治理中各个的职责提供了一个有效的方案,有助于更多的人员和机构参与到大学的治理,使得大学可以在充分利用社会资源的同时实现自身的发展.但是,由于利益相关者理论本身的缺陷以及我国高等教育现实情况的复杂性,直接导致了利益相关者理论在我国大学治理中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首先,不同学者在借鉴企业利益相关者范围划分的基础上,对高校利益相关者范围作了一般性描述,缺乏实证依据.其次,大部分研究只关注到了部分利益相关者,缺乏对所有利益相关者的整体视角和系统研究.第三,缺乏对利益相关者理论可以应用到大学治理研究的前提性、合理性以及有效性的分析.关注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是大学良好运行的一个手段和未来大学的一个发展方向,但是不应该是大学存在的目的,毕竟高等教育是围绕知识和学科而发展起来的学术组织,高等教育治理也必须以学术和学科为取向.
（三）大学治理的社会学知识基础——结构功能理论
伯顿·的著作《高等教育系统—学术组织的跨国研究》、范德格拉夫·约翰的著作《学术权力：七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比较》以及伯恩鲍姆·罗伯特的著作《大学运行模式—大学组织与领导的控制系统》代表了大学治理的社会学知识基础,其中主要涉及的理论是结构功能主义.结构功能主义主要关注大学组织中法定的制度化权力,研究拥有决策权力的职位和机构之间的权力分配关系,行使权力的程序等.结构功能主义理论能够成为我国大学治理研究中重要的知识基础与我国要“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与“完善治理结构”的社会需求直接相关.
我国学者对大学治理中学术组织运行模式的论述更多的是以结构功能主义为基础的.由上文的分析可知,三本著作被引用的地方主要集中在“国家、市场和学术权威”“学术权力、概念、模式和观点”“学术组织的控制、管理和领导问题”以及“学术组织的结构和能动性”这些方面.三本著作被引用的内容如下：一是对大学本身的论述,这些论述包括大学的特点,如大学是一个“矩阵型组织”、“非营利性组织”以及“松散联合的系统”.还包括大学的运行特点,如“因果的非线性”.二是对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之间相互关系的论述,如“大学内部一般采用以校长为首的行政系统与以教授会为代表的学术系统两种相互平行的管理体制”［9］.三是大学管理层面的论述,如“管理者的责任不是去控制学者,而是作为助手为他们服务,满足他们的特殊需要”［10］.
结构功能主义理论是研究大学运行的重要理论,对大学治理的探讨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与利益相关者理论不同的是,社会结构功能主义更加关注学术组织本身在高等教育发展中的动力,强调现代大学本质上是一种围绕学科和行政单位进行活动的矩阵型组织.在组织中各种力量通过相互不断的作用来促进高等教育以及整个社会的发展.
四、对我国大学治理研究知识基础的反思
（一）大学治理研究的知识基础有待于进一步扩展由于高等教育系统本身的复杂性以及我现实社会历史等复杂的因素,使得任何一种单一的理论都无法解决我国大学治理中的存在的问题.我国大学治理研究的知识基础必须进一步的扩展,以便借助于多学科综合的知识基础对我国大学治理问题进行立体化分析.例如,在经济学知识基础上,除了利益相关者理论比较重要的经济学方面的理论还有产权理论和交易成本理论,这些理论都有各自的侧重点,它们也应该成为我国大学治理研究中需要借鉴的理论.同样,社会学中除了结构功能主义理论外还有冲突理论、交换理论以及符号互动理论等,这些理论都应该成为分析大学治理研究的重要理论.
（二）大学治理研究的知识基础有待于进一步加深
我国大学治理的研究中将原本属于经济范畴、社会学范畴的概念直接引进教育领域时,更多的在对理论框架进行简要引介后就“依葫芦画瓢”地对大学治理进行阐释和建构,缺乏对大学作为学术组织的内在特性、大学内部治理的深层结构及其运行机理的深入剖析.［11］就利益相关者理论而言,大多数研究侧重于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划分,而对各个利益主体之间划分的依据、标准及其合理性缺乏深入的讨论,并且划分为同一层次的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也缺乏进一步的论述.对此,大学治理研究有必要对其所依赖的知识基础进行深入的前提性批判,并在扎根于我国大学治理的现实基础上,对不同知识基础之间的适切性进行分析,以保证知识基础应用的有效性和合理性.
（三）大学治理研究的知识基础要注重对我国传统优秀文化的吸收
我国是一个拥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国家,其有关大学教育的思想和实践丰富多彩,尤其是有关古代书院教育的思想和实践,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资源.书院的理念、管理模式以及师生之间的关系都有助于我们对现代大学治理结构的理解.而且最重要的是,书院作为一种制度已经开始陆续成为我国探索如何办好现代大学的一种尝试,如崇基学院、新亚书院、联合书院、逸夫书院、晨兴书院、善衡书院、敬文书院、伍宜孙书院及和声书院等九所书院.如何吸收我国古代书院治理的经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将成为推动我国大学治理研究的重要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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