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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十周年方面在职开题报告范文 与《天涯》杂志改版二十周年座谈会纪要相关在职开题报告范文

主题:十周年论文写作 时间:2024-03-09

《天涯》杂志改版二十周年座谈会纪要,该文是关于十周年方面在职开题报告范文与周年座谈会和《天涯》和纪要类在职开题报告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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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0月27-28日,以“边缘与前沿”为主题的《天涯》杂志改版二十周年座谈会在海南博鳌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学者、作家孙歌、蒋子丹、何向阳、陈应松、李庆西、单正平、粱鸿、葛亮等及《天涯》杂志同仁共四十多人出席了座谈会.以下为该会发言纪要.

王雁翎(《天涯》主编):尊敬的各位来宾,各位朋友,大家上午好!金秋十月,美丽的海南博鳌,阳光明媚,惠风和畅,我们在此以《天涯》的名义相聚,召开《天涯》杂志改版二十周年的座谈会.首先请允许我代表《天涯》杂志全体同仁,对从全国各地赶来的各位老友新朋表示热烈的欢迎和真诚的感谢!

孔见(《天涯》社长、海南省作协主席):一件事情的成败,说起来有许许多多的缘起.天涯杂志二十年一路走来,在知识界、文学界的江湖上尚有一席之地,自然与天涯人艰苦的劳动有关,但也不仅仅与天涯人有关,还跟在座和不在座的众多作家学者有关.办好一份刊物,不是几个编辑关起门来昏天黑地地就能干出来的,编辑不过是作者与读者之间的媒介,给读者们找作者,给作者找读者,待他们对接说上话之后便悄悄地退出来,成为旁观者.

因此,材料里、短片里介绍的《天涯》取得的诸多荣誉,追溯起来都源自于作者的原创,我们只是分享而已.为此,我们心存感激,特别是二十年后的今天,回顾走过来的曲折的路程与蹒跚的脚步,我们可谓百感交集了.不仅感激大家这次千里迢迢来到天涯海角,也感激大家多年来给予《天涯》的支持,哪怕是道义上的一点点激励与祝福,都能成为我们力量的源泉.举办这次会议的目的,主要不是让大家来捧场,说一些赞美或安慰的话,虽然这些话也很必要,但我们更想从大家那里“”智慧与灵感的燧石,获得重新出发的力量与方向感.我们只是一些干柴,需要烈火来点燃.因此,活动办得很低调,没有敲锣打鼓放鞭炮,也没有铺红地毯,也没有大领导大明星出场,只有博鳌镇子上一个简简单单的座谈会,神仙会,轻轻松松,无拘无束.

大家知道,《天涯》改版,始于韩少功、蒋子丹两位先生的发心.很遗憾,由于事情在时间上的交叉重叠,韩少功先生不能出席这次活动.此刻,他或许正在巴西的某个大学里讲演,只能由他的黄金搭档蒋子丹先生来代表.因此,我提议给他们来一点掌声.在这个喧嚣的世界,思想与文学都是极其寂寥的事情,我们需要相互的鼓励才能走远,而今天我们已经走到了天涯海角.说实在,我们还是不够强大.在很多时候,我们甚至很脆弱.

韩少功、蒋子丹、王雁翎、崽崽,都是第一代的天涯人,那个时候,我是一名《天涯》的作者和读者.我记得,在1995年海南作家协会云月湖读书班的一个夜晚,韩少功、蒋子丹他们拿出一张纸来让大家讨论.纸上写着《天涯》的改版设想.就在这张小十六开的白纸上,他们提出了呼唤文人的道义感、同情心与批判精神的思想指向,和“立心、立人、立国”的办刊宗旨.在杂志改版初期的征订单中,有这样郑重其事的声明:“《天涯》不是一本纪实新闻性杂志,更不是时下形形色色的消闲娱乐读物.《天涯》以道义感、人民性、创造力定位,承担精神解放和文化建设的使命,无意谋求畅销,拒绝与低俗为伍.”在人们纷纷拒绝和嘲弄崇高的当时,这样激昂的姿态实不多见.因此,《天涯》打改版起就赋予自身深切的人文关怀,它企图成为社会良知,或是良知未泯的证明,在世俗化浪潮中,它具有一种抵抗的姿态.

此外,这张小十六开的纸还提出,要从文体上突破“纯文学”的框架,把《天涯》办成一本真正意义上的“杂”志,或者说“杂文学”、“泛文学”、大文学刊物.记得韩少功说,中国的文化传统从来是文、史、哲不分家,《史记》是历史也是文学,《庄子》、《孟子》是文学也是哲学.《天涯》如果能在恢复中国独有的大文学传统方面做点工作,应该是很有意义的.因此,《天涯》是文体自觉和美学追求的刊物,它注重文学、思想、学术的结合,是一本知识分子的杂志.在文体上,《天涯》强调诗与思的结合,反对格式化的学院八股.

在以韩少功、蒋子丹为首的第一代天涯人设定的方向上,《天涯》走过了不寻常的二十年,企图对世道人心进行正向的干预.在这二十年年间,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取得了令人鼓舞的发展.现在,人们的生活缺少的东西越来越少,多余的东西反而越来越多.对于知识分子而言,他们并不缺少话语,而是缺少说话的地方.当然这里指的是缺少说出真知灼见的地方,而不是缺少说空话、套话、闲话和废话的地方.思想的源泉是以话语的方式流淌的,如果没有说话的地方,思想就会结冰,我们的精神世界也会成为北冰洋.现在,最麻烦的事情是很多场合大家都像万泉河的水滔滔不绝,就是不说人话,血管里流的是水.当前最大的腐败甚至不是权力腐败、道德腐败,而是话语腐败——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已经断裂,话语与行动之间的对应关系已经脱节.我们希望《天涯》能够成为一个有良知的知识人悄悄说点人话的地方,抒发真性情的场所,坚决抵制话语腐败,让精神的薪火不至于熄灭,让我们的思想不至于被冻结.博鳌是一个三江汇流人海的地方,这里的海的夜深人静的时候的时候更加澎湃.我们选择在这个地方纪念《天涯》改版二十周年,有点这样的意思,希望大家把自己的波涛汇集到这里,希望我们也能汹涌澎湃.

蒋子丹(《天涯》改版首任主编):1995年下半年韩少功接替叶蔚林做了海南省作协主席,他上任以后跟我说过一句话:作家协会这个机构是可虚可实的,最重要的业务应该是办好一份杂志.《天涯》杂志是海南早已存在的一本文学期刊,主要任务是培养本地作者,原来的定位也就是发小说.当时因为各种原因,杂志刊号被卖出去,由书商在操作,那时候被韩少功戏称为已经沦落到加胸罩这么一个地摊杂志了.韩少功跟我谈,纳税人的钱不能就这样浪费了,如果我们要改造这个杂志,你必须当主编.我当时听了这话以后,可以用五雷轰顶形容我的感受,天啊,又让我当编辑了!1989年《海南纪实》关闭以后,我又回到了专业作家的状态,重新拾起笔,写了一批小说,《左手》《桑烟为谁升起》《从此以后》等为文坛所知,还有一些评论.在我写得正过瘾的时候又要回头当编辑,这是我一生最痛苦的抉择.但是,韩少功是我的搭档,我们从湖南来到这里下海,共同经历了这么多的风波,他邀请我当主编,我如果退缩,就会显得不仗义.所以我考虑了好几天,最后答应了.我跟他说,换任何一个主席来邀请我当这个主编我都不会当,但我有一个唯一的条件,就是你来当社长.他也同意了,以海南省作协主席的身份兼社长.这样我们就开始着手改版《天涯》.

刚才孔见说的十六开的那张纸,是我们经过了反复思考拿出的一个改版雏形,作家立场、民间语文、文学、研究与批评和艺术共五个栏目.当时为了征求意见我们做了很多工作,我拿着这张纸去找史铁生,他看到“作家立场”这个栏目,就不太赞成,说“立场”就意味着要站队.我说“立场”你不要理解为只有两种立场,如果是一个圆周我们可以有三百六十个立场甚至更多.史铁生是一个很随和的人,他后来很快给了我们稿子.张承志那时候刚脱了军装在家画油画,那幅油画叫《海嘶》,是一匹白马站在海边,他说以后我不写东西了,就靠画画为生了.他一看我们这个改版设想,也有点来劲,说你们这个门槛要高,不能乌龟王八兔子都进来.我说你说谁能进,他就说这个可以,那个可以,说了几个人.我说要是靠你说的这几个人给我们写稿,杂志是要开天窗的,一本杂志哪能只靠几个人呢?他也呵呵一笑,类似这样的意见很多.1993、1994年我写了一批东西,正好世界妇女大会要召开,我的书被收录进一套“红”女作家丛书,搞集中签售,二十多个活跃在中国文坛的女作家都在,我就拿着那张纸来了.方方她们都觉得我可能精神不正常,你这么多年了,好不容易写了几篇小说,现在又要去当编辑.我说我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我要求她们力挺我们.那些姐妹都很仗义,给我稿子,后来韩少功说《天涯》都快变成女作家杂志了.当时我们要把《天涯》的知名度打上去,别无他法,一个地处边陲名不见经传,甚至有一些坏名声的杂志要做成我们想象中的杂志,靠名家是少不了的.大家有机会看看《天涯》改版后的一期二期,真的是中国文坛甚至学术界的超豪华阵容,统统是名家稿子,一下子就引起了读者的注意,有点一鸣惊人的意思.

后来发行方面我们也煞费苦心.像邮电局,我跟他们谈了无数次,人家根本不愿意发行,你们这个杂志能发得出去吗?后来我们找了一些大中城市的精品书店做一些零售,为这个我跑断了腿,而且这个店卖三十本,那个店卖五十本,还常常是一两年都不跟你结算,那时候我要参加笔会或者是到哪出差,兜里永远带着讨债的单子.像席殊书屋算我们的大户,他跟我们发行了好几年,就是不结算,怎么催都不行,我后来跑到席殊的老婆那里去,她是管钱的,我说我们这个杂志举步维艰,我们还欠印刷厂的钱,你得让我们有活路,不然你们卖什么,当然我也给她戴一些高帽子,说我们的杂志也只有你们能够卖.那个女的也一冲动,对手下说你快点带蒋老师先吃饭,我给她算账.饭后我就拿了六七千块钱走人.

我原来在《天涯》肯定是一个非常凶恶的管家,因为《天涯》那时候真的很穷,没有钱,来的人又多,又都是大牌的人,我们又不能不尽地主之谊,只好给来客吃盒饭,像李欧梵、汪晖什么的,都吃过《天涯》的盒饭,而且吃得很高兴.当时《天涯》印了一批信封和带LO-GO的信纸,有的编辑只在纸上写一个电话号码就撕一张纸了,我就生气了,因为这一张纸就五毛钱.还有我们搞邮购,纸包里面垫的牛皮纸都是用别人寄给我们的废信封,外面才用一层新纸.没有采用的自然来稿反面就打《天涯》的清样和电子来稿.我们那时候真的非常穷,很不容易.

原来韩少功给我的承诺是你当五年主编,就回去当专业作家,结果五年以后,他调到文联,我不光是主编没有卸掉,又当了作协主席兼社长,就萌生了逃跑的愿望.我干了一届主席以后,换屑的时候,广东有一个当专业作家的机会,我就调走了.当然,我跟《天涯》的血脉关系一直是无法割断的.我觉得《天涯》也是很幸运的,我们踩对了一个点,那个时候国内的学者们远不像现在这么风光,到处开会,那么多的课题经费.那时候的学者很寂寞,但是以他们厚积薄发的能力,我们那时正好创建了《天涯》这么一个园地,“研究与批评”不用说,像“作家立场”,我们希望这些作者是有思想的作家和有文采的学者,我们希望他能把事情讲得很通透,又关注世界最前沿的尖端问题.英国有一个《新左翼》杂志,主编安德森来海南的时候,他看了我们的选题,说世界上现在最尖端的问题你们也关注到了.

涉及到我个人的经历,讲得比较零碎,但是我想这些故事可能你们会觉得比我写个稿子有条有理地汇报《天涯》的成长过程更有意思一些.我来的时候也没有做什么准备,我就是来祝贺一下《天涯》在二十年的时间里还可以这么茁壮地成长,而且还以独特的面目在文坛站立.

李少君(《天涯》改版第等于任主编,现《诗刊》副主编):《天涯》改版十年时我写过一篇文章<<天涯>十年:折射中国思想与文学的变迁》,当时的文章是这样的结构,我们认为《天涯》经历了从1990年代末整体性的思考到后来的具体问题的探讨阶段.所谓整体性的思考,是指1990年代的时候,《天涯》发了很多讨论大问题的文章,比如讨论中国向何处去的文章.到了二十一世纪,出现了很多具体问题的讨论,关于生态问题、底层问题、三农问题、女性问题等等.现在回过头看《天涯》二十年,我觉得也可以从三个方面认识《天涯》.

第一,历史需要这本杂志.1990年代中期,正是中国社会大转型的时期,商品经济的冲击,使得文化和人文知识分子面临危机,当时有人文精神的大讨论.转型导致了社会的分化,贫富悬殊已经出现了苗头.当时非常需要一本有道义感、人文性和批判精神的杂志.

第二,从一代人的角度也需要一本杂志.这代人主要是知青一代,胸怀天下、强调人文性的知识分子.当时知青一代的作家学者还没有开始分化,还没有分出左中右.左派是站在人文性的立场批判,是普世价值或主张其他的批判,但都是对当时的商品经济大潮带来负面价值后的一种警觉.

第三,中国需要这么一本杂志.1990年代初,很多人关注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办?在迷茫和彷徨之后,重新思考,重新寻找.重新出发.后来关于中国发展道路的讨论,《天涯》做了很多的工作.从1996年一直到现在,《天涯》在中国的思想史和文学史上有独特的价值.它所引发讨论的问题,我觉得还在继续.这些问题未来会产生新的思考,《天涯》可以把它集中做一些梳理.

总而言之,我个人最早进入《天涯》是从诗歌开始,最后又回到了诗歌,《天涯》的一些思想资源正在变成文学的或诗歌的文化资源,还在对我继续产生影响.无论是从我个人还是从更年轻一代的作家诗人而言,《天涯》都是需要隆重看待的资源.

梅(当代中国出版社编辑室主任):谢谢《天涯》的邀请,让我有机会和大家分享《天涯》人文书系这套书的编辑感受.大概在十几年前一个暑假的下午,我看着《天涯》,我就想韩少功、蒋子丹这些人长得什么样,终于有一天我们见面了.《天涯》的人大家都看见了,他们不是亲人胜似亲人,不是战友胜似战友,这种友情在我所合作过的书刊报纸中,真的是唯一的一家.我愿意和这样的朋友合作.我欣赏他们、敬佩他们,所以我们才有比较紧密的合作,现在我几乎成为《天涯》的编辑,真的是这样.

《天涯》人文书系这个选题很不容易.我们出版社的流程是年底要把明年的选题报上去,然后根据利润的大小对出版顺序排队.《天涯》这个选题大概是今年3月份才确定,然后《天涯》杂志陆陆续续地把合订本和目录发过来.起初确定了八本书,投入几十万,是一笔很大的费用.我说服领导上这个选题的过程没那么顺利,这个选题第一轮就被打回来.我很急,我记得我搬出巴尔扎克说的,除非这个世界上男女不谈恋爱,除非太阳不从东边升起,否则文学不会消失.就这样经过曲折的过程,才有了现在这套六本的《天涯》人文书系,是《天涯》改版二十年的一个精选,也算是给《天涯》改版二十年的一个礼物.

何向阳(中国作协创研部主任):1996年,《天涯》在经济大潮的时代背景下诞生了,诞生在海南岛这样人文思想相对薄弱的环境中.在这样的年代和环境,诞生了这样一本杂志.经过二十年,它的意义已经呈现出来.它的民间性、人民性、道义性、思想性,甚至先锋性的定位也慢慢树立起标杆.

《天涯》存在的价值在哪里?一是记录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二是体现了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思想的发展史.1990年代的时候,很少有人提人民性,但是《天涯》用实践默默地把人民性通过文字呈现了出来.在某种意义上来讲,《天涯》所凝聚的这种知识力量,也是对中国“士”精神的延续和继承.在这个经济大潮思想退潮的年代,它是一种批判精神的复兴.我觉得这种复兴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

这是可贵的二十年.这本杂志已融入到一代知识分子的生命中.这是一种良知,一种使命,同样也是一种责任.如果没有《天涯》,我们社会的现代化也会往前发展.但是如果没有《天涯》,没有这样一代知识分子的思考,中国自1840年以来开始的现代化进程,会缺少这一代知识分子可贵的思想和声音,现代化的进程也可能会走更多的弯路.现在全国都在谈全面深化改革,我们的改革不但应该是物质的进步,还应是精神思想的进步,所以,在这一深化改革的年代,一代知识分子的匡正作用,他们对社会发展所做的思想贡献,通过《天涯》展现了出来.这一代人确实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随着时间的延伸,再过四十年、五十年,这代人的思想贡献会通过《天涯》所呈现的精神图景,越来越明晰地呈现出来.

张燕玲(《南方文坛》主编):作为文学的邻居,谨代表《南方文坛》祝贺《天涯》改版二十周年!《天涯》在文体探索上的自觉和精神高度,我觉得是这个时代绝无仅有的,在这个意义上,《天涯》无疑会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关键词.我曾有篇文章《海南文学的三个关键词》刊发在《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上.在文章中,我提到海南文学第一个关键词是岭南板块的海南诗歌;第二个关键词是韩少功的意义;第三个关键词就是《天涯》.关于《天涯》,我当时是这么说的,我说“《天涯》是中国稀少的在文坛、学界与思想界最具前沿性和影响力的重要期刊之一,读它是为了倾听一种质疑的声音,使自己多一点清醒.读它是为了追寻文学的根.这是韩少功的风格,蒋子丹的态度,李少君和王雁翎的传承.封面是牛皮纸,图案多为毛笔勾勒出的汉字和字母,逼人的中国风;朴素的外表,朴素的文字,表达着思想的锐度.”这便是“边缘与前沿”的意义所在,天之际、思之涯,在茫茫的南海中树立着一座独立的航标或者灯塔.作为同行,常常感到有缘同行,便能找到回家的路.作为同为边地的同行,“边缘与前沿”也是《南方文坛》的追求.祝贺《天涯》,向《天涯》致敬!

陈应松(湖北省文学院院长、作家):说句极端的可能会得罪人的话,我觉得在中国唯一能从头读到尾的文学杂志就是《天涯》,可以从第一篇读到最后一篇.我讲三点,第一,《天涯》是一本安静的刊物.现在这个喧嚣的社会和文坛,这样有风格的刊物,能够一直保持至今,是非常不容易的.少功留了这样一本刊物,把他的思想贯彻到办刊的理念中,后来的继承者也能保持这样的风格.这种风范需要定力,没有定力是不可能持久的.孔见主席现在是社长,我看到他本人,就像看到一个在荒岛上的思考者和苦行僧,面对茫茫大海不断思索,我觉得这恰恰是《天涯》所占有的天时地利人和.《天涯》在北上广是难以存在下去的,海南岛与大陆隔着琼州海峡未尝不是一件好事.第二,《天涯》是一本思考的刊物.对当代中国社会诸多问题的思考,在各个大学的学报上是看不到的.学报上的文章千篇一律,范式雷同,但在《天涯》上看到了对各种问题的思考,关于知识分子、下岗工人、三农问题和底层文学等等,它是中国整个知识界思考的缩影.第三,《天涯》是一本丰富的刊物.在《天涯》能看到作家的立场,能看到民间的话语,能看到理论与批评,能看到文学,还有艺术,这种丰富性在其他刊物上是看不到的.

潘家恩(重庆大学副教授):我最早看到《天涯》,是十年前在河北定县的村子里.我只能到邮局买《天涯》的合订本.现在我在重庆大学开课和组织读书小组的时候,用到的很多素材都来自《天涯》.

作为曾经的工科生,《天涯》吸引我的最大的特点是它以跨学科的方式广义地理解作家和民间,对我们这种不希望被学科羁绊的人更具吸引力.作为实践者,《天涯》有趣的地方是尝试打破塔和泥巴墙的界限,直面现实问题.我在《天涯》发的第一篇文章是2009年刚做完社会实践的一些经验总结,我想不到《天涯》会用到这样的稿子.今天会议的主题一个词叫作“边缘”,我自己参加乡村实践十五年,深知乡村实践是怎么回事,绝不是媒体上的光鲜,而是充满了张力、矛盾和艰辛.其实,不仅仅是一本杂志、一项事业,是整个中国沉默的大多数,是整个中国的“三农”都处在边缘的位置.在这个过程中,《天涯》能够吸引我们,不仅让我们看到很多东西,而且让我们彼此看见.

作为一个老读者,我对《天涯》未来有更多期待,第一个期待,希望《天涯》能够继续批判和引领时代的思潮.我们身边每时每刻发生的很多事件,都可以成为继续批判和介入的素材.比如乡村文化研究,我原来关注三农更多的是社会学、政治学、生态学的角度,从乡村文化的角度比较少.像今年春节时很火的那篇《博士乡愁笔记》,的《》,如果把这两个东西放在一起,如果把习总书记刚去英国住在乡间别墅引发网友们关于乡村的讨论批评等这一系列的东西组合在一起,我们会有什么样的思考声音出来?第二个期待,希望《天涯》能够继续坚守实践的立场而不是对象化和冷眼旁观,我们要看到实践背后的张力,夹缝同时也是缝隙和空间,底层实践者的坚韧可以给我们启示.

最后有几句话,也是去年在《天涯》上刊发文章的结语:“在空调病与富贵病日益增多的当下,不是劳动需要我们,而是我们需要劳动;在都市日益异化和膨胀的今天,不是乡村需要我们,而是我们需要乡村.”同样的道理,在资本权力都市和消费赢家通吃或者是唯我独尊的时代,不是我们需要边缘,而是边缘需要我们;在大时代和小时代相互遮蔽、相互缠绕的未来,不是《天涯》需要我们,更是我们需要《天涯》.

梁鸿(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回想《天涯》这些年的文本,包括很多的专题,都跟时代的精神内部有同构性,甚至很多问题是它提出来的.我觉得《天涯》是有某种预见性的,把这个社会内部的精神矛盾通过组稿和专题呈现出来,并且由此引发持续的震动.比如,2004年蔡翔的底层问题专辑,到了2007、2008年以后,才在文学界产生一些反响.《天涯》的预见性基于创办者、主持者对整个中国内部的思想有比较深入的了解,能够从一个社会机理的内部找到一些具体的问题.“作家立场”是我特别喜欢看的栏目,这个栏目的作者应该说都是我们这个时代非常有见地的作者.不管是什么立场,《天涯》都是相对包容的,它的价值在于它传递了多种声音,让我们看到多种声音之间的冲突,我希望这个栏目长久地办下去.当然这个栏目遭受的质疑声音也很大,刚才几位专家都提到,你们写思想干嘛?还不如写文学.这使我思考文学的路到底在哪呢?当我们在谈这些东西的时候,好像文学成为一个避让的城堡,思想不行了就搞文学,文学变成退而求其次的存在.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出现了什么问题?难道文学就可以没有精神的存在吗?它的文本、形式、结构跟这个社会是什么样的关系?如果说它只是类似于一个知识分子避让的所在,我们的文学到底要做什么?不是说我们应该冲锋陷阵,而是内在的机理包含什么?如果只是相对无力的存在,可能文学本身也需要反思.在哪些层面应该有跟这个社会对话的能力,这也是我们从事文学的人要不断思考的地方.

刘燕舞(武汉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非常感谢《天涯》给我这个学习机会.我本人现在研究两个问题,第一个是农村老年人自杀,这是比较沉重的话题,去年之前我一直关注的是全人群,妇女、中年人和老年人,后来为什么专门切这一小块出来?是因为我在调查过程中发现,从1995年到1999年这段转型的过渡期之后,大概2000年开始到现在,妇女的自杀率基本上是急剧下降的,我个人感觉虽然比全球的比例高一点,但是从整个人口的总量来讲应该算是接近正常的水平.性别的差异也不明显.老人的自杀率在这之前也是很低的,但是2000年以后,这个群体成为主要的自杀群体,我就把精力重点转移到这上面.后来国家在这上面采取了很多措施,包括提出老年人的基础养老金,老年人协会全覆盖,高龄老人的疾病医疗等,前面两个是已经实现的,后面这个正在做,这个问题我个人觉得从公共政策上是差不多了.

我关注的第二个问题是农村的光棍,剩男.2009年到贵州遵义一个村子调查的时候,这个问题才进入到我的视野.那个地方问题太严重了,一个行政村九十多个光棍.我发现有一个问题,大家在媒体上看到的分析,都是说性别比失调、计划生育政策等等这些问题所导致的,实际的情况不是这样.我们后来发现,体制现在全面放开计划生育,女的越来越多了,性别比例即使反转也不会解决问题,娶不到老婆的还会继续打光棍,多出来的女孩子是剩女.剩女和剩男看起来是冲突的,但是实际逻辑是一体两面的.根据我自己所统计的一些数据,1975年以前出生的光棍水平基本上是比较稳定的,导致的原因也很简单,像改革开放前主要是历史成分的问题比较多,还有一种是身心上有缺陷的.因为经济贫困导致娶不起媳妇,最后成为光棍的,是从19 85年往后慢慢开始的,真正的恶化是1995年以后的事,2000年以来更厉害了.在这个线上看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今天光棍的主体不是我们想象的前面那些年龄偏大的,恰恰是80后在打光棍,而且时间点不断的往后推,90后也面对这样的问题.爆发危机是2025年以后的事.我到浙江东部比较发达地区的农村跑了一圈,发现那个地方的光棍很少,反而二十五岁以上的年轻女性剩出来的比较多,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浙江东部底层在1990年代初期前打光棍的比例,和我在贵州、湖北、湖南了解到的情况是差不多的,但是后面的分化很明显.我在贵州调查的时候发现,他们不可能娶到中西部地区的女性,除了打工之间碰到.但最后逃婚的问题很多,留下的问题隐患也很大.他们到越南、缅甸、老挝、柬埔寨这些地方找女性,这样光棍的问题可能是资本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巨大的社会结构阶级和阶层分化之间的性别分配资源不均衡造成的后果.这对我来说比较有意思,现在属于起步的阶段,有一些零星的思考,也希望各位老师多多批评,多多指导,谢谢!

孙歌(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我是第一次来海南,而且是第一次参加《天涯》的活动.我坐在博鳌这个地方,想起前年的一件事.当时我收到一个博鳌亚洲文化论坛的邀请,但很可惜那个论坛并不是在博鳌开,而是在日本的京都开.虽然龙永图带了一队人马二十几个人参加了那个论坛,但是那个论坛是由日本人主办的,而且其中最主要的资助方是日本民间的一位企业家.他跟我说,知道我们为什么要办这个论坛吗?因为你们中国人的博鳌论坛,虽然代表了亚洲,可是你们的眼睛里只有经济没有文化.所以我们觉得,同样作为亚洲人,我们有责任补上这个空缺,我们要搞一个文化论坛.从那个时候走到今天,中国社会别的方面可能有很多的变化,但是在整个精神产品的结构方面是没有什么变化的.其实,我们今天面对一个最大的困境就是,精神产品在我们这个社会里,它没有找到一个它应该有的位置,所以我们面对的是精神腐败的问题,我们的精神产品质量相当粗糙,相当有问题的.这样一个情况下,作为一个研究者,我能够做的事很有限,但是结合这次《天涯》的活动,我觉得有一些正在思考和研究的问题也许可以拿出来跟大家分享.

第一个问题,我们怎么看待边缘的定位?刚才好几位都谈到了边缘,《天涯》是在边缘,但是如果我们只从单一的通俗意义上把它和中心对立起来,比如说把海南岛和中原对立起来的意义上理解边缘,似乎是一个很不利的位置,但是我认为至少在精神生产的领域里,边缘是非常强大的,有中心所不具备的重要功能.我们在边缘发现,很多在中心不能做的事在这里可以做,很多中心没有的自由在这里是有的.只是,我们需要一批人有意识地打造和利用边缘特有的自由.为什么边缘地区会有这样的状态,这和它与中心的距离有关.因为一个政治体也好,一个社会结构也好,越是趋向于中心,它的统一化的程度越高,越趋向于边缘,多样性程度就会越高.边缘意味着你离另外一些文化,甚至不仅是一种文化,或者是另外的一些地理空间更近,而中心是离它最远的地方,所以边缘有最大的自由和最大的能量,看我们怎么用它.

这些年,我在好几个地方都参加过以边缘命名的学术研讨会,比如说香港、冲绳、台湾的金门岛、韩国的济州岛,当然了,在首尔也有人说,我们韩国是亚洲地区最边缘的地方,但实际上所有的边缘都是另一个意义上的中心.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在作家立场的意义上让边缘在不与中心对立的意义上真正成为边缘,也许可以生产出另外一种认知的方式.这是我对于边缘的想法.

第二个问题,刚才梁鸿谈到的批评我非常同意,思想的工作不好做,或者是我们做不了,我们就回到文学?我认为文学今天被矮小化、被技术化,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精神腐败很重要的一个标志.因为文学本来应该承担的人文功能是为所有的思想生产提供营养的功能.但是今天文学变成了一个领域,这确实是精神生产的不幸.我自己在研究课题里,最近这几个月正在处理这样的问题,怎么从历史学和政治学的角度重新思考文学角度上看似很直观的经验.具体的问题我没有办法在这个场合谈,但是,我觉得文学能够提供的精神营养,其实并不仅仅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的情感体验,甚至也不一定是我们对生活经验丰富的想象.我觉得文学能够提供的最重要的资源是它可以转化我们在思想生产里被忽略的那些最关键的一些节点或者要素.我们回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思想界思想了什么?我相信在座的各位都不会觉得太满意.因为一个最让我们觉得痛心的结果,中国的知识界竟然贫乏到把立场分为两种的程度,今天我们看到思想界虚假的二元对立说明我们的思想界出了问题,因为现实绝对不能用这两种立场涵盖,但是我们的思想界在这十几年来,把坚守立场放在了去面对状态的复杂性这更重要的任务之上.那么,有没有可能突破困境?我相信这不仅是在座这些朋友们面对的问题,可能是中国思想界都在面对的问题.因为思想生产如果不转型,还重复过去的模式的话,那么,我们也许只能跟在现实的后面追随现实的基本状态,而拿不出更多的转化可能性的认识论的武器.我觉得文学能够提供思想资源最重要的理由,在于文学是人学,所谓的文学是人学这个问题,一直没有被追究过,但是,如果追究下去的话,所谓的人学是讲人性里面那些不能够用理性和逻辑所求证的相互矛盾的一种面对现实的反映.所以,政治学里一直有一个说法,人性是恶的,不意味着一个人是坏的,而意味着人性是不确定的.能够处理不确定的人性的领域,姑且说是领域,我认为就是文学.而文学能够通过对于人的描述,提供的想象是有可能最大限度的转化为人文和社会科学,在面对现实的时候捕捉不确定的要素,然后从里面提炼出新的认知方式,这样我们就不会把大量新鲜的经验塞进固定的陈旧的认识框架,这样我们才能解释什么是中国.我个人很希望,《天涯》能够给我们更多这样转换的空间,把你们前面的作家立场和后面的文学创作有机关联起来,当然,这恐怕不仅仅是《天涯》编辑部的责任,首先是我们大家的责任.

李庆西(《书城》执行编委):我自己做了三十多年的编辑,最近几年我编上海《书城》杂志,《书城》跟《天涯》有很大的不同,不过也有重合的地方.比如说,《书城》是以书为依托的杂志,还是比较关注文学作品,当然也关注社会人文话题.刚才孔见主席谈到请大家提办刊的思路,现在我们也遇到一个问题,这二十年来,特别是目前意识形态的背景、社会面临的问题、我们面临的新一代的读者,跟韩少功、蒋子丹他们开始办刊的时候是有很大差别的.我们开始也比较注重一些当下比较有争议性的话题.后来觉得这非《书城》所长,我们觉得应该发挥我们的优势,更多的是从文化的角度切入,介绍一些值得介绍的东西.所以从文体上讲,我们的刊物一直比较注重叙事文体,这点很大程度上也需要向《天涯》学习.刚才孔见主席提出一个问题,像“作家立场”是不是应该办下去,我觉得这值得考虑,应该发挥文学的某种优长.十几年来,我们搞文学的人往往都转向了社会学、转向了文化,在当时,这种选择是有理由的,因为扩大了作家和读者的视野,是有好处的.但是在目前看来,我觉得似乎回归文学也不失为一种很好的策略.

陈赟(华东师大哲学系教授):我这里想跟大家交流的是,对于当前中国道路的讨论.1990年代后期以后,左中右,也就是左翼、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构成了中国道路主要竞争的群体,形成了不同的论述.这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还有一个所谓通三统的论述,通三统的论述在、和孔夫子之间形成联接,这种联接,某种意义上也可以对应左中右的论述,所以左中右的论述可能比较具有涵盖意义.在今天的思想版图中,可能左翼的力量比较强大,而且思想也相对具有深度,影响也很大.当然,右翼,新自由主义,在国家体制中有很大的影响.但是,在思想的论述层面,它正在消退,可以说它的思想能力,特别是随着中国的崛起,随着中国从上到下的制度自信,使得自由主义变得在解决中国问题的道路上,反而不是那么深刻.

复旦大学思想史研究中心的《文化纵横》杂志做了关于中国模式的讨论.今年他们的讨论已经在人民大学出版社出了一本书——《中国道路与马克思主义》,形成了中国问题意识形态的替代性的选择.《文化纵横》还在做意识形态的改革课程,他们要在上海科技大学搞一套全新的关于意识形态的课程.这个课程跟传统课程的论述完全不一样.有一帮更年轻的左翼,以《经略》网刊为阵地,以80后为主体.这批人都是海外留学的社会科学的背景.他们在前两年做了一件事,写了一本书叫作《大道之行:中国社会主义与中国》,这本书完全是基于道路自信、制度自信来写的.

我个人站在儒家的立场,因为我觉得当前关于中国道路的争论,实际上不是左中右这三系一家独大另外两个被吃掉,而是哪一个为主导,统和其他两系的问题.这才是争论的实质.在我看来,左翼论述跟右翼论述相当大的不同是,它过度地强调了国家理由.还有一个很大的特点,他把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转化为对社会主义正当性的论述.现在资本主义深入到每个毛孔,从购买时间到侵袭睡眠、饮食,衣食住行都为资本主义的触角所触摸,因此,在这样的过程中,也必然要求社会主义的政治也要介入到日常生活的每个方面、每个细节.

如果从儒家的角度来讲,关键是要看人.举例来说,电影《剃头匠》是一个九十多岁老头的故事.演员是他自己,演的是他自己的生活.什么意思呢?这样一个九十多岁的老人,他只是一个剃头匠,但是在这个社会中,能够干干净净,从精气神到身体、到*、到道德上都是一个毫无亏欠的人.不管外部发生了什么,他都能够这样做,我想,这才是我们传统的儒家文化所培育出的一个人.我们讲对得起天地良心,这是我们文化的特点.每个人都安于他的身份,天让我们生为人,我们就做一个人,我们的职业不管是多么的卑微和高贵,都应该指向我们的身份,堂堂正正地做一个人,我们毫无亏欠,尽量能够做到无憾的人生、安分守己的人生.能有这样的人生,我称之为在精气神、在道德*价值上是一个充实的、有自己操守的人.这是我们两千年的文化所造就的人.

邵燕君(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天涯》让我们一直感兴趣的是对民间文化的开启.“民间语文”是非常有特色的栏目.这些年我做网络文学的研究.我觉得现在期刊是处在印刷文明的总体框架之下.今天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媒介变革发生的时候,我们有一个问题,就是如何进行网络移民.在网络移民的过程中,我们印刷文明、各种精英的传统如何引渡,这是一个摆在我们面前很迫切的问题.比如说,我们研究文学的,怎么在网络时代引渡网络传统,但是《天涯》这样的杂志,更要考虑的是如何在这样的变革时代引渡文明传统,在这样一个网络的偏向于文化的时代,怎么再次寻找精英和知识分子的立场和位置?

我想提到的是,现在网络上有很多的社区,很多的部落,很多的部落文化,比如说女性向,比如说二次元的文化,形成了新的民间部落,网络时代是重新部落化的时代.伍尔夫曾说女性写作有自己的房间是不够的,要有独立的财产,要有能够不受阻遏的评价体系、舆论体系、话语空间.这个想法在那个时候是很难实现的,但是网络空间营造了可以相对封闭的空间,在这里写给女性看,自己和自己玩,这样的成长跟主流碰撞的时候,是不是可以有不跟主流对抗的方式存在?他们提出一个策略:小心翼翼地抵抗,精打细算的顺从.我归纳为野蛮生长,谨慎抵抗,比如说,净网行动以后,女性的空间滑到更深层,退到更小的网站,有的已经移民了,他们换到更小的部落,走得很深.二次元文化也有相似的特点,他们很少跟大人对话,他们自己有自己的话语系统,他们就玩自己的.如果你不进去的话,完全无法了解他们.

每次媒介变革都有巨大的媒介打击,在打击的时候,文明很可能产生重大的中断,这个时候先知先觉的知识分子不是回避这个新媒介,而是主动地学习新媒介的语言,只有新媒介的语法才能在新媒介下发言,所以,我们的任务是必须主动地学习新媒介的语法,这样我们才有可能引渡文学传统和文化传统.

夏榆(作家):这次《天涯》二十年的纪念会,让我想起《天涯》十年前的纪念.那次十年会议我因为一个偶然原因不得不缺席,但是很快地我做了补救,没有几天我又来到海南,重新做了《天涯》十年的采访,在《南方周末》发出来.对我个人来说,这是蛮有意思的事.如果说,时间是一条河流的话,我们可以从此岸看到彼岸,也可以从彼岸看到此岸.

我和《天涯》还有一层关系,就是作者与媒介的关系.《天涯》改版是1996年,我也正好是1996年到北京,在那个时候,《天涯》几乎是我必读的杂志,每两个月到书店买一本《天涯》.直到2001年开始在《天涯》发表作品,然后每年都会在《天涯》发至少一篇随笔,一直持续了十多年,这是一个很好的精神契机.我当时特别欣赏“作家立场”栏目,有幸的是,我所有的作品都在这个栏目发表,《失踪的生活》《黑暗之歌》《悲伤的耳朵》这些随笔都是最先在《天涯》发的.我记得梁文道在凤凰卫视《开卷八分钟》节目做了评述,他的评述也让我特别感动,他认为,《天涯》跟作家的关系呈现了最好的状况.作为写作者来说,跟《天涯》的思想气质和价值观的契合,我个人深有感触.比如说,《天涯》杂志的思想性、人民性、创造性,以及现实的在场感,这些都是《天涯》的特质,也是我们看重《天涯》的地方.

转眼间《天涯》改版已经二十年了,我觉得《天涯》二十年也是思想潮流的二十年,文学潮流的二十年,也是公共媒介变迁的二十年.在这二十年里,《天涯》坚持精神立场和思想品质,众所周知,这种坚持需要的坚韧意志是非同寻常的.我们可以看到媒介生存的状态,看到沉浮.尤其是现在,沉寂和衰落几乎是公共媒介的基本状态.我觉得对媒体人来说,这一年是寒冬.在这样的媒介环境下,《天涯》要做好自己的事,更需要持久的坚持力,对自己以往立场的基本坚守.现在对很多行业是一个考验期,希望这个考验期《天涯》能够安然渡过,就像孙歌老师说的,边缘位置的优势在于它远离中心的自由度,我想说的是,在严峻的媒体生存状态下,坚持的态度更宝贵.作为有十多年合作的作者,我想特别表达对《天涯》同仁的敬意,是你们的头脑、心智和坚韧之力坚固了这份杂志的品质.最后祝贺《天涯》,也祝福《天涯》旗帜不改应对媒体的变局.

葛亮(香港浸会大学副教授、作家):成为《天涯》的作者之前,我在内地已经发表了一些作品,可能因为我身处香港这样一个特别身份,前期内地文坛对我的引荐是作为海外的青年作者.所谓海外的,一方面,你或许会获得地缘书写的优势,从另一个角度上来说,可能也会局限于某种写作的空间.这个情形在2008年的时候出现了转折,当时《天涯》杂志在李少君主编的策划下,为我做了一个小说专题,特别又邀请了韩少功老师、孔见老师专门撰写了评论.这个专题最大的意义是,文坛对我关注的焦点发生了位移,从一个海外的青年作家,到发现他的文字也有一系列关注当下和现实的部分.

从我的角度而言,这种肯定不仅是对于文字本身,也是一种书写的视野.从我自己而言,无论是作为一个书写者还是阅读者,《天涯》给我提供的精神营养是多方面的.比如,《天涯》一直秉承着很重要的思想立场,也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到我,转化为我自己在写作上很重要的文化标的.有老师讲到,现在我们面临的局面是关于思想的退避,我想《天涯》做出了很好的示范,将两者水融地结合在一起.它的人文关注的立场对我的影响体现为在这个过程中,我对于历史书写的相关心得,甚至于慢慢渗透到我的历史观建构的过程.比如说影响到我对小说题材的选择,我现在较关注历史,特别是民间史的部分.我们这一代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还是受黑格尔一脉历史哲学的影响比较深的.本身历史书写建构的过程,还是一棵修剪相对比较漂亮的历史主干.所谓“大风起于青萍之末”的观念,最重要的起点是来自于民间.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天涯》所提供的人文观念,或者是视野,对于当下我们考察历史,特别是关于官场和民间的话语格局的重新定位,做出了一个非常好的启示,而这种启示在我看来,已经突破了对当下的考量,进入到历史的范畴.

我的长篇小说写作周期都比较长,对历史呈现的层面比较鲜明的一点是有一个贯彻始终的历史观念.无论是作为阅读者还是作为作者,这点都受益于《天涯》.

我对《天涯》的影响也是心存感念.

陈映芳(上海交大教授):现在讲本土化,但我们还没有世界化,我们把对象看成是人类社会,然后才能是中国,而且不是广义的中国,只是大陆.台湾有很多人做田野研究,而我们很少看到这些,我们只是讲大陆的某些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拓展思想性、专业性都是大问题.现在我们的经验要修改、更新,跟学术界对话,这个经验世界是非常狭窄的.

另一个问题是没有很好的思想资源进来,关注底层怎么关注?把中国人的命运放在一个什么样的价值体系来看?我希望能够放眼看世界.《天涯》有专业性、学术性、思想性、人民性,也要开眼看世界,把世界各国人们的苦难带进来,世界各国人文科学是怎么看待这些东西的,要把这些东西带进来.

《天涯》的办刊宗旨我很敬佩,但是那些关注底层的小说,在我们看来太缺少想象力了,太缺乏冲击力了.能不能搞一些翻译?这两年刚刚开始出现国外留学生开始关注国外的现象.最近我有一篇论文也是讲中国的本土化,我们中国的本土化对世界其他人类社会不感兴趣,不去做田野,不去做很多的东西,回来讲中国的特殊性,哪是特殊性?特殊性一定是比较意义上的,对人类社会的了解背景上的.

我期待《天涯》有年轻海外留学的作者写的文章.他们了解海外关注海外,拉美的人怎么寻找光明,怎么一步一步走出来的?韩国、台湾的八十年代是怎么走出来的?现在他们当下有什么样的问题?我觉得我们在不了解人类社会很多苦难的情况下,关注中国底层、中国人的苦难,只能是越陷越深,陷进去就出不来了.这是我对《天涯》的一些期待,也是我们社会科学的现状.作家应该看看社会科学的东西,更要看看世界性的东西,社会科学的学者而临着跟作家一样的问题.现在讲中国经验,没有世界视野是不存在中国经验的,中国经验一定是在人类社会的参照比较下才有的.我们的苦难要放到人类社会看,才有希望走出我们面临的很多问题.我希望《天涯》杂志给我们一些希望.

孙歌:要给《天涯》提的建议的话,我觉得《天涯》非虚构创作观念化的程度还是很高的.在《天涯》所开辟的想象的空间里,能不能够发育出一些在中原地带发育不出来的生活感觉和处理经验的方式?我们也可以找到一些非常现成的个案,比如说,我跟中山大学历史系的几个朋友在持续地做学术上的互动.今年我在广东做了一个实验,开了一个会,我请历史人类学的几个朋友在会上讲澳门.他们拍了一个很长的纪录片,叫作《倾听澳门》,记录澳门本土社会普通的百姓,他们日常生活里的各种各样的声音.

简单地说,历史人类学的这些朋友,一直在做一个尝试,我们既不是从国家的视角处理国家面对的基本问题,比如说农民工的问题、环保的问题,我们也不是从民众的视角处理这个问题.其实,国家和民众是同一个世界,是同一个视角的两面,他们是从生活人的视角去处理对老百姓来说直接相关的问题,因此对他们来说,国家政策和社会的变动,既参与到里面,同时,又和它保持距离,不会绝对化地把这些东西看成是不变的或者是决定性的.那么,如果《天涯》能够利用边缘这样一个有利的位置,去建立生活人的视角,我觉得这对于中国的知识界来说,这是真正前卫的.我相信这一部分的工作,将来是慢慢地会在学界形成某种共识.华南学派已经在学术领域里做这件事了,只是他们还没有用理论的方式呈现出来,大家看不懂,把它回收到所谓的民众研究史里.他们坚决拒绝使用民众这个概念,这是非常有意思的.在这个意义上来说,自由的空间是很大的,这也是我期待《天涯》的自由度.

杨庆样(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我觉得《天涯》最重要的贡献是,在当代思想构形里,有真的问题意识,而不是假的问题意识.当下我们很多话题的讨论都是伪问题、假问题,大家在这些问题上消耗了很多时间和精力,《天涯》提供的是原创性的问题.1997年《天涯》发表汪晖的文章《当代中国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虽然这篇文章讨论的时候被庸俗化了,变成简单的左系的分野,但是从思想的原创性和对中国问题的挖掘来看,是非常有价值的文章.

《天涯》是文学杂志,在问题的发现和叙述上,大部分的时候是用文学的方式,比如说“作家立场”是用文学的方式表达对这个世界的理解,而不是用别的方式.我觉得这是《天涯》一个特别重要的特点,我非常希望《天涯》能够把这点坚持下去.

我们能不能先不急于站队,也不急于规训,而是具体面对具体的语境或者事情,或者在进行站队或规训之前,我们先进行自我教育?我觉得我们中国的知识分子在某种意义上,没有完成很好的自我教育.就我而言,我的学院教育可能不是很好,甚至是失败的.昨天刘燕舞和潘家恩谈的社会实践,我非常地心向往之,很想以更身体的感觉参与这个社会的实践,但是,会有很多的阻隔.我觉得我们被圈养得太厉害了——这个圈养不是媒体上谈的项目化的生成——我们被一些简单的思想、简单的知识,一些貌似正确的知识圈养,能够讲出一套貌似正确的话,这就是我们的经验和我们的生命.

我有一次去太行山里,站在小镇的街头,当时小镇正在举办一场丧事,他们唱着河北梆子,年轻人染着黄头发,穿着健美裤,唱得非常动情.我突然觉得我从他们身上学到的原创性,比从学院里、知识和理论里学到的更多.我们对这个世界的判断,在貌似正确的话语之下,做出的判断和评估,是不是可能是一种新的意识形态?这是我们特别需要反思的.所以,讨论这个世界之前,我的原则是,我先讨论自己.你自己是怎样思考、怎样行动、怎样实践的?如果你在这方面一无所知,真正现代意义上的人格没有建立起来,你站在某个话筒前,或者是某个地方,对这个世界指指点点,这是一种非常可笑的姿态.它必然是粗糙的,没有原创性的,也必然是没有痛感的.

金理(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有段时间大家都很喜欢强调所谓的地方性知识,这当然是一个很好的说法,但是用这样的说法抵触基层民众的生活经验,是有一种知识精英的情绪在里面了.后来我看到有很多论坛提出地方性的感受,这个词比那个词更加丰富一些.所谓的感受,它是超越现代知识的分类和想象表达的东西,没有办法被现代知识想象表达所过滤掉的东西,这个东西是在文学中可以得到保留的.我觉得密切联系着一个具体生活世界中人的生存细节和精神隐痛的东西,应该是文学率先发现的.

比如说,杨庆祥《80后,怎么办》这本书,最早也是发表在《天涯》上的,单行本出来的时候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个人对问题的阐述,第二部分是他去东莞做的调查访谈,包括与流水线上的女工和创业者对话的记录.我有一次跟庆祥开玩笑,我觉得第二部分的意义超过第一部分,因为第二部分中有很多还没有被知识讲述所征用,没有被知识讲述组织进复杂性的东西,这个东西在第二部分得到了保留,甚至第二部分有一些地方会跟第一部分形成冲突,我觉得这其实是非常宝贵的东西.我每次拿到《天涯》的时候,首先会看“民间语文”,这个栏目做得很好,保留了我刚才说得很复杂的还没有被知识所征用的东西.

胡竹峰(《安徽商报》编辑、作家):《天涯》的改版,我觉得是这样,韩少功、蒋子丹老师包括一代代“天涯人”,在这么巨大的文化背景下做改版,把人放得很重要,所以我对《天涯》一直是很有敬意的.《天涯》的文本是以文学的方式呈现人的价值,这也是我非常在乎《天涯》这本杂志的原因.

我给《天涯》提个小小的建议,我个人更喜欢中国古典的东西,我希望《天涯》在中国古典文章的传承上,做一些贡献,提供一些新的东西.有的时候思想这个词是很奇怪的,今天很先锋的思想,明天可能就是相对落后的东西.我是没有思想的,我就是吃饭穿衣,繁衍后代,人有饭吃、有衣服穿就挺好了.这是我偏执和浅薄的见解.我希望《天涯》杂志以后能够在文章学上做出更多的贡献,现在看很多思想家的文章,我不知道他的思想好不好,但是文字太糟糕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文本就是思想,一个话都讲不清楚的人,他有多好的思想,我表示怀疑.“学贯中西”能有多少人做到,我不知道,但你生活在中国那么多年,中文却很糟糕,你对西方的东西又能够贯通多少?我表示怀疑.我期待《天涯》杂志能够给中国好的语言文字,提供一块更大的空间和平台.

张英(腾讯文化总监):我在想,对少功老师和子丹老师来说,他们在文坛已经很有名气了,为什么还要办一本杂志?而且编辑需要牺牲很大的心力和精力,需要放弃自己的某些东西,我猜想他们一定是有点情结,想做点事,做点知识分子想做的事.

我们“腾讯大家”最近推出一个“慢评论”,希望能够看到更慢的,对中国人生存周边的观察的东西.这个领域我觉得我从《天涯》这里偷艺不少,说白了,就是一个网络版的“作家立场”,也可以叫作互联网社会议论场,正面谈不好谈,我们就变着法子,搞成思想流经地,文字汇集地.

去年我们又让腾讯公益基金会掏一个亿做非虚构,叫作“谷雨计划”,正好《天涯》也在做“天涯现场”的社会调查文本,我们可以合作.“特别报道”能不能打开界限?应该以更实际的问题来谈,中国的复杂性,我觉得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丰富.现在纸媒在衰落,互联网拼快、拼速度,可是有些东西真的需要沉淀和缓慢的思考才能得出终极的发现.这点《天涯》杂志还有很大的空间.图片领域、影像领域、田野调查,我觉得有太多的空间可以在杂志里操作.这一点我们和《天涯》是同道.《天涯》还可以做编译.再次向《天涯》表示敬意,《天涯》经历几任主编,仍能保持现在的水准,非常不容易.

周新民(湖北大学文学院教授):我看《天涯》看了很多年,一直对这个杂志保持着非常敬佩的心理,今天文学已经成为一个很暖昧的问题,《天涯》杂志表现得非常充分的就是知识分子的担当精神.村上春树作品被翻译成很多国家的文字,而且有很大的市场,这么多年每年都是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但最后都没有获奖,有一个观点,就是认为村上春树的作品缺乏担当精神.我们今天的文学还是应该有它的作为,有它的担当,这是《天涯》杂志做得非常好的一点.

第二个问题,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天涯》杂志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改版到现在,二十年是怎么走过来的,毫无疑问有历史契机的问题.我感觉《天涯》杂志背后有非常浓厚的知青情结在里面,这个杂志的担当精神也好,表达的方式也好,都和知青情怀是联系在一起的.正是这样的一种情怀、一种情结,在中国社会开始分化的时候,所爆发出的理念催生了《天涯》杂志.回顾当时历史情景,我认为从作家来讲,从民间来讲,包括的意识形态,都有一个共同的最大公约数,就是清理、反思一种政治,这是改革开放之后,一段时间里一直延续的话题.另一个,对市场经济所带来的人文困境所做出的反思,正是这两点《天涯》杂志改版以后爆发出的共同问题,在民间也好,在知识分子也好,在国家的意识形态也好,成为最大的公约数.这是《天涯》杂志当时改版之后,而且这么多年来能够成功一个重要的因素.

《天涯》现在面临的问题,往深处思考,是怎么在国家意识形态、知识分子和民间之间寻找新的最大公约数的问题.我个人认为,《天涯》杂志应该通过文学的方式,对社会意识形态的发展做出自己的判断.

《天涯》杂志还可以增加历史厚度,除了社会的现实感以外,还要增加历史感,有些今天的问题通过历史挖掘出来,从历史的探寻中,会寻找到社会发展的参照系.

周明全(云南人民出版社编辑):一百多年前,《新青年》从胡适文学改良开始的文学革命,是从语言人手.《天涯》杂志能否也考虑对中国传统文化做些回归?或者是做一些重新的探讨.今天很多人谈到作家走向技术化的层面以后,很多作品流于浅薄,一个原因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缺失.《天涯》杂志以现在的影响,在年轻一代当中倡导对传统的回归,包括文学写作向传统靠拢,应该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

王雁翎:两天的会,各位朋友对《天涯》二十年的历程给予了真诚的肯定和赞美,并为《天涯》的未来出谋划策,我代表《天涯》同仁对朋友们为《天涯》贡献的智慧和热情表示深深的谢意!二十年的时间,对一本杂志来说,不算太长,但也不算太短.这个二十年的纪念座谈会,对《天涯》来说,绝不仅仅只是一次回顾,更是一次再出发!《天涯》改版十四年的时候,我写过一篇短文《天涯,Frontiers,边缘与先锋》,讲到《天涯》的英文名称Frontiers的原意是边境、尖端,其实暗含我们的精神定位,那就是在边缘寻找时代先锋的位置和感觉.未来的道路上,在新的社会现实环境下,我们“天涯人”在秉持《天涯》的道义感、人民性与创造力的基础上,希望继续做一个拒绝消失的持续存在的“他者”,杜绝“话语腐败”,为有识之士保留一个说话的地方;并尽可能活跃思想,拓展思路,把触角深入到历史长河、时代人心、民间生活的细微处,鼓励“非虚构”文本的写作,力图为我们这个时代留下一份真实生动的档案.

再次代表《天涯》同仁对在座的各位师友表示衷心的感谢!同时希望各位把你们最新的研究成果、写作成果交给《天涯》发表,继续支持《天涯》!谢谢大家!

(根据录音整理,未经发言者审阅.整理者:李宁)

本文结论:上文是一篇关于十周年方面的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以及周年座谈会和《天涯》和纪要相关十周年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写作参考文献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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