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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讨会有关在职开题报告范文 跟孙绍振三次对我说不在孙绍振先生八十华诞暨诗学思想会上的发言相关论文怎么撰写

主题:研讨会论文写作 时间:2024-03-22

孙绍振三次对我说不在孙绍振先生八十华诞暨诗学思想会上的发言,本文是研讨会方面本科毕业论文范文和孙绍振和诗学和对我说相关大学毕业论文范文.

研讨会论文参考文献:

研讨会论文参考文献 读书杂志王念孙思想政治工作杂志思想政治教育论文儒家思想论文2000字

朱向前

听了前面诸位的踊跃发言,不由得使我想起过去的一句话:人人都争当的好学生.我看今天大家都争当孙先生的好学生,其实大家忽略了孙先生还有我这么一个老学生.如果以与孙先生的关系论,我恐怕比在座的多位学生还要资深,真可谓“追随孙先生凡40年”.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亦师亦友的诗歌同道,到80年代初的电大入室弟子,再到80年代中期的军艺文学系作家班,15年内我三受其教.所以,我今天着军装出席,不仅仅代表我个人,还要代表孙先生两拨特殊的军队学生:一是1980级福建电大省直中文班200多人中约1/4的军队学员,二是创办于1984年的军艺文学系,孙先生一连几届前往授课,获益者甚多.今天他们都来不了,所以我首先要代表孙先生的军队学生向孙先生的八十华诞暨诗学思想研讨会表示热烈的祝贺并致以崇高的军礼!

现在来说说我自己.其实在接到会议正式通知后,我先后给会务组发了一篇半论文和一个发言题目.其中一篇论文是我27年前为孙先生诗学思想奠基之作《文学创作论》写的书评《灰与绿—关于<文学创作论>的自我对话》,虽然这是一篇发表于《文学评论》(1988年第2期)的万字长文,但毕竟过去将近30年,现在回头再看,自己都觉得不好意思.于是随后又发了半篇 ,将2013年一篇长序中关于孙先生研究近况评述的一大段文字截出再度发给会务组.昨晚报到入住后,我首先拿起会议论文集浏览,一看目录,《灰与绿》在;再找那半篇,未见,不免心中有些惴惴.殊不料,再仔细阅读论文集之首篇—孙先生所撰《我的桥和我的墙·自序》临近结尾时,赫然看见他将我提交的所谓半篇论文几乎全文引用了,再一看时间,孙文写于2015年1月,与此次会议无关,而我那篇文章则刊于《解放军艺术学院学报》2013年第4期,孙先生是怎么看到这篇文章的呢?他又怎么舍得在《自序》这样惜墨如金的重要版面上花2000字篇幅来引用拙文呢?这还真是个问题.

其实,拙文是我于2013年年前为我的学生、青年批评家傅逸尘文论集《叙事的嬗变》所作的序言,内中谈到当下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界几乎被学院派“一统天下”的情形时,不免为之忧思,而学院派如何才能将西学本土化或在此基础上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道路呢?我自然而然想起了孙先生,于是旁逸斜出了近3000字,专论孙绍振.为了说明问题,现在照录于此:

所谓学院派的定位问题,兹事体大,也复杂纠结,不得不多说几句.今天人们把80后批评家称为“学院派”,当然是褒义,是肯定,如前所引的“博”“专”“后”的概括等等.放眼当下的理论批评阵地和队伍,也几乎都成了清一色的“学院派”(曾经所谓的“作协派”批评家大概也只剩下雷达、白烨、贺绍俊等三五人了),总体反映了当代文学理论批评队伍素质的专业化提升过程.但我的意见却是要反其道而行之,越是在学院派一统天下的情况下,越要对学院派的弊端保持警惕.

记得30年前—1984年秋,由于我的引荐,徐怀中先生特邀福建师大的孙绍振教授北上首届军艺文学系,讲述他那本即将问世的洋洋60万言的填补当代文学理论批评空白的开山巨作《文学创作论》.在我看来,孙著是一本“在森严壁垒的理论之间戳了一个窟窿的于创作切实有用的好书”,为此还应《文学评论》之邀撰写了万字书评《“灰”与“绿”—关于〈文学创作论〉的自我对话》1.孙绍振亦籍此创造了一个在军艺文学系讲课最系统持久(一连5个半天)的纪录,至今无人企及(一般情况下,任何专家、教授、作家都只给每届讲一堂课),而且深受学员好评.此后多年,莫言等人都曾著文忆及当年听孙先生讲课时所受到的震动和启发.而孙先生,就是一位当代文学理论前辈中为数不多的才子型且西学修养极为深厚的资深学院派,他与谢冕、张炯等同为北大同班同学,但又操得一口流利的英语.1982年冬,我有幸与孙先生同为福建省文学奖评委,入住鼓浪屿某宾馆比邻而居一礼拜,每天清晨听他在阳台上面对大海用英语朗读西方经典原著一小时,那份优雅的做派真真把我佩服死了.结果他却摇摇头,淡然道,当年我是我们班英语最好的,再不捡捡就真要忘光喽.

然而,就是这位孙先生,数十年来,立土,鹰视前沿,及时追踪西方文论英美诸学派,“入乎其里,出乎其外”,始终对学院派坚持一种扬弃的姿态.恰巧,半个月前—2013年6月17日的《文艺报》“理论与争鸣”整版发表了《建立中国特色的文学批评学—文艺理论家孙绍振访谈》,文中观点一以贯之.他认为,带着西方经院哲学传统胎记的“西方文论一味从概念(定义)出发,从概念到概念进行演绎,越是向抽象的高度、广度升华,越是形而上和超验,就越被认为有学术价值,然而,却与文学本体的距离越来越远.文学理论由此陷入自我循环、自我消费的封闭式怪圈.”“归根到底,这使文学理论不但脱离了文学创作,而且脱离了文本解读.”并具体指出其根本软肋:“第一,号称‘文学理论’却宣称文学实体并不存在,伊格尔顿在《二十》、乔纳森·卡勒在《文学理论导论》坦然如此宣称.……这样的危机对2000多年来西方文学理论来说如果不敢说是绝后的,至少可以说是空前的.第二,他们几乎不约而同地宣称,对于具体文学作品的解读的‘束手无策’是宿命的,因为文学理论只在乎概念的严密和自洽,并不提供审美趣味的评判.第三,他们绝对执著于从定义出发的学术方法,当文学不断变动的内涵一时难以全面概括出定义,便宣称作为外延的文学不存在.第四,他们的理论预设涵盖世界文学,可是他们对东方,尤其是中国古典文学和理论却一无所知,他们的知识结构和他们的理论雄心是不相称的.”

孙绍振的结论是:“西方文论失足的地方,正是我们的出发点,从这里对他们的理论(从俄国形式主义到美国新批评,从结构主义到文学虚无主义的解构主义,从读者中心论到叙述学)进行系统的梳理和批判,在他们徒叹奈何的空白中,建构起文学文本解读学,驾驭着他们所没有的理论和资源,和他们对话,迫使他们与我们接轨,在文学文本的解读方面和他们一较高下.也许这正是历史摆在我们面前的大好机遇.”2

孙先生确实在此泄露了他的万丈雄心,但又并非耸人听闻,30年来的理论建设实践(近50部著作)完全证明了与他万丈雄心相匹配的才华和实绩.今天,如何来全面、系统、学理地总结孙先生的理论贡献,已不是我所能胜任的.昨天我在微信里看到《北京大学学报》主编在叶嘉莹先生从教70周年庆祝会上的致辞,称叶先生为大才、大师、大家,我认为借用这“三大”来称颂孙先生也恰如其分.在这方面,前面谢冕先生、张炯先生、南帆兄都有了很好的阐发,今天我也不讲什么“灰与绿”了,想换一个角度,从一个创作者的角度讲几个故事,来看看孙先生的影响.我向来认为,称量一个大理论批评家的标准有三条:一是自成一家的理论体系,二是独具个性的批评话语,此二条孙先生已然具备,大家也谈到不少,但是更重要的还有第三条,就是看这个理论批评家是否明显甚至深刻地影响了作家的创作.我就想以我这个个案为例,看看孙先生是如何影响一个作家的创作乃至人生道路的,也为今天乃至今后的孙绍振研究提供一点补充和借镜.我报给会议的发言题目是“于创作有用的理论才是最好的理论”,现在我要把它改得更为具体,而且和大家说的孙老师教了我什么什么的正好相反,我要讲讲他教我不做什么,干脆就叫作《孙绍振三次对我说“不”》.

话说40年前,我已经通过诗歌创作脱颖而出,时不时在《福建日报》以解放军某部战士之名来个豆腐块.孙先生那时更是名震东南沿海的政治抒情诗人,动辄就在《福建日报》来半版,要么就是《福建文艺》上头条,自然是我仰慕的偶像.经过一番寻幽探微和毛遂自荐,我很快就变成了孙家的常客,时不时还蹭个饭什么的,当然主要还是谈诗论艺.说话间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时值思想解放运动前夜,舒婷们的朦胧诗已经浮出水面.终于有一天,孙先生很沉重地对我说:朱向前,你不要再写诗了!我虽然有一点思想准备,但当时还是如遭当头捧喝,愣了一下.停顿片刻,孙先生又说,我也不写了,我们都不是写诗的料.经过几天冷静思考,我听从了孙先生的告诫,毅然决然地通知福建文艺出版社,将曾数次到闽西、赣南深入采访写出的多达数十首的庞大组诗《古田诗抄》,停止已经启动的出版程序.尽管至1977年底,这些诗歌已陆续发表于《解放军报》《解放军文艺》《福建文艺》等报刊,在军内外产生一定影响,但我还是以一个壮士断腕的姿态潇洒地告别了诗坛.这就是孙先生第一次对我说 “不”.

第二次是此后不久.随着新时期改革大潮汹涌而至,国家恢复高考,无数有志青年争当弄潮儿,我也踊跃地成为了福建电大的首届中文系学员.在职业余读书学习,这都不是问题,纠结的是学英语.我身边的不少好学青年都摩拳擦掌,找老师、买教材、借三用机、转录磁带,忙得不亦乐乎,恨不得通宵达旦熬个三两载成为英语通.一时间形势逼人,前景诱人,把我也弄得心痒痒的,学还是不学?甚为纠结.终于有一天,我带着这个沉重的问题登门求教了.还未等我说完,孙先生就打断了我,单刀直入地问道:你今年多大?我说26岁.他又问:小时候学过吗?我说没有.孙先生果断地把手一劈:那就不用学了,学了也没用.略作停顿又说,我从小上的教会学校,一直到北大5年,英语都是班上最好的,但现在多年不用,也快丢得差不多了,更何况你现在还是个白丁,用这个时间去干点别的吧.满脑门子官司进去,风轻云淡地出来.随后的几年中,我利用一切业余时间恶补了一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世界名著等等.事后我常常想,亏得孙先生及时的当头棒喝,否则搭进去两三年黄金时间,那可就亏大发了.这就是孙先生第二次对我说“不”.

第三次情形更加复杂和含蓄.1984年秋,我有幸成为解放军艺术学院首届文学系学员.经过我向徐怀中主任力荐,当时还是副教授的孙先生终于光荣地登上了军艺文学系的讲坛,获得了和丁玲、刘白羽、吴组缃、王蒙、李泽厚、刘再复等诸多大师大家们同台竞技的机会.他以一部60万字的《文学创作论》为教材,连讲一周,且深受欢迎,创造了在文学系连续开讲的最高纪录,至今无人打破.其中原因之一,是有一部皇皇60万字的巨著作本钱;原因之二,是他的“本钱”真管用.也就是说,他的理论是于创作有用的.事后,莫言同学不止一次地在不同场合谈到孙先生的理论对他创作的启发和影响;宋学武同学还直接以孙先生的理论术语“心口误差“为题,创作了一篇短篇小说,发表于《上海文学》,可见孙氏理论在作家中确实入脑入心.(须知,这个文学系还培养了李存葆、钱钢、王海鸰、闫连科、麦家、石钟山、柳建伟等诸多当代中国文学的名家呀,包括1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1位卡夫卡文学奖得主、4位茅盾文学奖得主和20余位鲁迅文学奖得主.)这是孙氏理论的胜利,也是文学理论家孙绍振先生的光荣.而此刻的我,正为莫言小说所折服,情不自禁地开始研究起了莫言小说.近水楼台先得月,得来全不费功夫.我的莫言评论一时颇有蜂涌而出之势,很快就由一个创作者变身为青年批评家(我报考军艺的作品就是短篇小说和散文,而写评论是我放弃了近10年诗歌创作之后的新的尝试).此化孙先生看在眼里,颇为赞许,却未言明.直到1986年秋,孙先生看了我的毕业作品,也可以说是我的军旅文学研究发轫之作《寻找合点—新时期两类青年军旅作家的互参关照》后,果断出手,将此文推荐给《文学评论》编辑部的张炯、陈骏涛诸公,使这篇一万五千字的长文很快便在《文学评论》1987年第1期上隆重推出.而与此同时,孙先生的《文学创作论》口碑日隆,《文学评论》拟发表重磅书评,请孙先生自己推荐评论者人选,孙先生又把这一光荣任务交给了我.结果,《文学评论》1987年第2期又发表了我的论文《灰与绿》.连续两期刊登同一作者的两篇论文,据说在《文学评论》历史上也没有先例,我也借此创造了一个小小的纪录.如果说此前我还在创作和评论之间选择和游移的话(1982年我与张聚宁合作的短篇小说《一个女兵的来信》和1986年创作的短篇小说《地牯的屋?树?河》都曾入围当年全国短篇小说评奖的最后一轮,虽最终都与大奖擦肩而过,但还是留下了不少悬念),从此也就吃了秤砣铁了心,在评论的路上甩开膀子干.我觉得在创作与评论的最终抉择上,孙先生虽然没有明确对我说“不”,但却通过《文学评论》这个平台,把我彻底送上了文学批评之路,使我从此不再奢望创作这档子事了.

综上所述,孙先生对我说“不”乃三,虽然非关艺术、理论、学问,但比这些加起来还要大,它关系的是人生,它帮你作出了最正确的人生选择,而且从中可以看出孙先生的三个特点.第一,孙先生有知人之明(当然也有自知之明).他凭着睿智、敏锐就能一眼看明白你这个人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这是一种智慧,更是一种直觉,识人识艺同样出色,这也是成就孙先生诗学思想的重要成因.第二,孙先生快人快语,从不含糊,常常是一语中的,一针见血,明快简洁,使人茅塞顿开,谈心论文同样犀利,这也是孙先生能成为演说家和雄辩家的重要成因.第三,孙先生坦诚相见,不存心机,不藏不掖,不图回报,有什么心得总是和盘托出,与人分享.既是朋友更是导师,所谓人生导师,莫过如此吧.我有时想,在我年青懵懂无知的时候,如果没有碰到孙先生,那我现在的人生完全可能是另外一副样子,所以我对孙先生始终心存感激.此次会议,虽然来不及新写论文,但我还是专门为先生写了一副对联,而且装裱带来了,以表达我的感激和祝愿,现当面呈给孙先生并就教于各位方家:

贺孙绍振先生八十华诞暨诗学思想研讨会.上联:崛起闽南奇思文论卅年风动全中国;下联:根系京西笑对人生伞寿再添半甲子.岁次乙未秋月袁州员外郎加同少将朱向前撰联并书.

先说上联:“崛起闽南,奇思文论.”孙先生从北大毕业就到了福建泉州的华侨大学,20世纪80年代初和朦胧诗一同崛起.而且在我看来,孙先生文艺理论贵就贵在一个“奇”字.30多年以来,从《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到炮轰中国语文教育,从文学创作论再到文本解读学,他不停地引领话题,搅得风声水起、风云激荡,为文学界和教育界所瞩目,所以说“卅年风动全中国”.再说下联:“根系京西,笑对人生.”孙先生本为北大中文系55级高材生,学术功底扎实,学养深厚,正欲大展鸿图之时,却遭厄运,被贬出京城,远走他乡.几十年风雨坎坷,一路走来,他都能坦然笑对,颇具东坡遗风.甚至昨天上午我们通话时,我问他在干嘛,他说正给本科生上大课,也让我颇为惊讶.孙先生这种心态和活力,焉得不长寿?所以说“伞寿再添半甲子”,80加30,当无问题.

最后,再次祝福孙先生!谢谢大家!

乙未冬元旦日改定于袁州听松楼

* 此文根据2015年10月23日在安徽黄山“孙绍振先生八十华诞暨诗学思想研讨会”上的发言追记整理而成.

1载《文学评论》1988年第2期.

2引自孙绍振:《我的桥和我的墙·自序》,孙绍振:《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5年.

此文总结,上述文章是一篇关于经典研讨会专业范文可作为孙绍振和诗学和对我说方面的大学硕士与本科毕业论文研讨会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论文写作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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