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伦敦到曼城,本文是从伦敦到曼城类硕士学位毕业论文范文和曼城和伦敦类学年毕业论文范文.
从伦敦到曼城论文参考文献：
刁斗
自由行
属于我的伦敦时间,共70小时.除去三个晚上用于睡眠,小半天用于推介我刚出版的英文小说集《POINTS OF ORIGIN》,其他45小时,没确定的事情非做不可——吃饭和读书,无须专有化地切分光阴.当然了,我不远万里地来趟英国,也不可能还像在沈阳那样,只让日影在饭桌与书桌间往返流窜,户外清明的天气和我自己清醒的头脑,都已替伦敦城向我发出了邀请,我没理由不演好游客的角色.
演—一游客？的确如此.我不擅旅游,只长于闲逛,一旦出门在外,游客只能是我扮演的角色,而很难成为我的身份.如果有伴儿,作为一个随和的人,我倒不介意以同伴的意志为我的意志,别说旅游,“视察”的脸皮也觍得出来；可倘若出行的只我自己,闲逛便是我唯一的姿态.我的间或远足,其意义仅在于颠覆我一成不变的日常生活,与其说我渴望“前往”他方,莫若说我看重“离开”此处：也就是说,行北京与走并无区别,即使去月球,我也不觉得窝飞行器里聊天看书就比参观嫦娥博物馆更不妥当——不好意思,我这么咬文嚼字,非把个简单的行走离间出几重不同的意思,已经首先不妥当了.没办法,对人文景观或自然风物那种确定的、具体的、目的性的奔赴,在我就是兴致不高,而通往偶然或未知的“离开”,即使麻烦多风险大也让我迷恋.
多说一句,本来我特别喜欢“游”字,可为了避免让人联想到它与“旅”或者“客”的组词,我只能退而求其次,让“闲”替它与“逛”联袂.
我最初憧憬“离开”那会儿,中国人刚被允许把饭吃饱,自然地,旅游的概念也刚刚萌芽,所以,还既无旅行社,亦无旅行团,除了有本事支配公款的,多数人并没资格更没条件为名山胜水糟蹋盘缠.可旅游这事契合人性,而契合人性的事,一旦发端便易成规模,成了规模又易生教条,于是,后来被提炼为旅游铁律的那段顺口溜所表达的意思,在放之四海前已先皆准了：上车睡觉,下车撒尿,逢商店购物,遇景点拍照.现在想来,爱动的我,本该是“旅游”麾下的一员壮丁,却易帜“闲逛”另立了山头,这只能与旅游模式中,那种抹杀个别化消解独异性的缺陷让我抵触有关,而不该有别的微言大义.但那时的我,喜欢高蹈热衷升华,就把“闲逛”的高深,命名得莫测了.那时是1980年代尾声时段,正思想混乱的我,于偶然中,囫囵吞枣了瓦尔特·本雅明的《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这本小书繁复晦涩,并没帮我更明白资本主义或波德莱尔,可歪打正着的是,它使用的“游手好闲”这一熟词,却让我品出了新的滋味,还经此找到了拒绝的方式与投身的方法——那种方式方法,可以与旅游有关更可以无关.自此,我不仅不再为自己无所事事的闲逛形象感到羞赧,还借助“微服的王子”与“不情愿的侦探”这两顶冠冕,堂皇化了自己种种的无厘头表现：比如1980年代去四川那回,我随大溜儿夜里爬了半截峨眉山后,忽然觉得没大意思,就在次日凌晨别人登顶看日出时,搭车下山回了成都,再漫无目的地徘徊街头,翻武侠小说般,阅读了半天四川妹子；再比如1990年代走青藏那回,因为是从沈阳开车直奔的拉萨,何等的有特色可想而知,可前后一个月,面对无数值得记忆的场景人物,我包里的吉米特相机硬是没拿出来过,当时我突发奇想的歪理邪说是,“到此一游”的快门每按一次,我的浅薄都会添加一分；还比如2000年代玩海南那回,在三亚洗完海澡喝完椰汁打算回沈阳时,我忽然感到意犹未尽,想想长沙和宁波都有聊得来的朋友欢迎我去,买机票时,我便如同赌徒,不惜惹得售票员小姐受了冒犯遭了骚扰般惊恐愤怒,当然也让她陡升了好奇——沈阳长沙宁波,哪的票打折多我就去哪……
说了这一堆,我只为强调,我的闲逛攻略再不三不四,再不伦不类,也只是一项历史性的无害怪癖,不论好坏我都不想改它.于是,这回远在异国他乡,我这赝品游客便没多犹豫,立刻就习惯成自然地,选择了不报名参加敞棚双层巴士一日游,也没去雇请留学生当我向导,还放弃了辗转通过国内朋友麻烦英国朋友来陪我的打算.与在国内闲逛相比,我只多做了一件事情,即在手头的伦敦地图上,把城区东部国王十字街我住处的位置标示出来,然后模仿着识途的老马,分六个往返,并每次不少于三小时地朝四面八方驱策自己.
其实,若懂英语,我更愿意锁定闲逛的目标,毕竟英国是我特殊尊重的几个国家之一,对它的首都,我未必就比我自己国家的首都更不熟稔.我特别想看看泰晤士河,看看威斯敏斯特教堂和大英博物馆,看看格林尼治天文台和海德公园的“演讲者之角”,看看那些与小心眼儿的牛顿,与世事洞明的达尔文,与以智力为入伙门票的布卢姆斯伯里精英圈子和与开了法律约束权力之先河并成为后来宪政基石的《大宪章》有关的地方……但作为英语世界的聋人哑人半个盲人,我知道我只能剪除奢望,把具体的诉求丢诸脑后,再尽量掩饰住双脚的踌躇,假装气定神闲地踱量东半个城区——由于时间所限,虽然我已能从频繁迷路到如鱼得水了,却终未将西半个城区也尽收脚底.
随着我的如鱼得水,我的遗憾也漂浮起来——不,我的遗憾,不指我足迹未能踱遍伦敦：那不可能,也没必要.我的遗憾是,作为水性尚可的游鱼,我对最易辨识面目的伦敦标志泰晤士河随波逐流后的喜欢是超预期的,可越看它好,越觉得它百游不厌,我就越会联想到和意识到,此前我穿梭过的某处地方,那携带了一方解说铭牌或未以铭牌作标榜的某座雕塑、某片广场、某幢住宅、某个教堂……尽管平和、低调、不动声色又含而不露,但没准儿,它们与我感兴趣的某人或某事,恰好就勾连着千丝万缕,而因为有眼无珠我竟冷落了它们.但是,虽然有时候,那遗憾会扎得我心脏都隐隐疼痛,我却没为缓解疼痛做过努力,哪怕只需举手之劳,比如,针对某方具体的铭牌,向懂汉语的当地人问询讨教.间或心脏疼痛的我,就那么随心所欲地踱量着伦敦,感受着或者说享受着,那些懂与不懂的、知与无知的、历史与当下的、熟悉与陌生的种种刺激.
为什么会这样？
我的伦敦时间,被一列开往曼彻斯特的火车给终止了.窗外的乡村景致恬适雅致,但却单调,在安静若课堂的车厢里,我读英国人丹尼尔·汉南的《自由的基因》.可作者那篇只数干言的引子未及读完,我的思绪,就沿着“盎格鲁圈”朝泰晤士河回流过去,因为在书页之间我骤然悟到,为什么,对自己踱步伦敦的信马由缰,我不以为憾反觉其妙.也许,我脚下的伦敦是个沙盘,那些我感兴趣的过往人事,此时仍系上帝的构想,尚未在沙盘上摆放停当；而作为上帝意志的执行人,我这个误打误撞的外来客与我行我素的闯入者,则可以率性地,甚至张冠李戴改头换面地,往沙盘上任意安置我感兴趣的林林总总,以通过我的记忆与想象,去创造一个古旧却又新异的伦敦.
哦,《自由的基因》不是谈自助出游的旅行手册,但它涉及了思想的闲逛.
伯吉斯之宅
那处宅子临条细街,门窗窄小,墙皮斑驳,像蒙尘已久的一颗珠子,还玻璃的.我大步流星没正眼看它.原本与我并肩而行的萨曼莎,却为它收住了迅疾的脚步,叩它门板时,声息柔和如同耳语.我止步回头,从窗户一角,看屋里两排不大的书架和墙上的几张图书海报,以为这是曼彻斯特街头又一家不事张扬却历史悠久的微型书店.不是,因为进屋后,萨曼莎对我强调的,只是一个英语的人名：安东尼·伯吉斯.接着,在一间能容纳百十来人的会议室里她解释道,作为2015年度曼彻斯特文学节嘉宾,我这个下午的专场活动将在此进行.
萨曼莎是曼彻斯特逗号出版社的编辑,我的《POINTS OF ORIGIN》即由“逗号”出版.前两天,在伦敦,她曾陪我为宣传那书做过活动,应该说,我俩也算挺熟悉了.
因为熟悉,尽管萨曼莎的汉语词汇量极为有限,手势表情又总生歧义,可她的意思,我还是懂了,尤其后一个意思,她未表达完整,我已领会完毕.幸好,对她此前的意思我也有所悟,否则,作为一个久经“高大上”文化浸淫的中国人,我的经验,我的虚荣,一定会挑拨着我腹诽不止,甚至,都会引发我公开挖苦这曾经日不落的大英帝国的文学活动地点竟如此寒酸.但基于某种心灵感应,在萨曼莎表达后一个意思前,我已猜闷儿式地领悟到了她前边的意思.加之墙上同一个男人的多幅照片,以及频繁出现的、分别以“A”“B”为名和姓首字母的一个汉语拼音风格相对突出的英文人名,让我没太迟疑就准确无误地——这里是,与安东尼·伯吉斯有关的地方？讶异的我不光忘了经验,忘了虚荣,连礼貌都忘了,像所有在公共场所不知节制无所顾忌的中国大嗓门一样,任由兴奋冲口而出.
显然,我猜对了.更显然的是,萨曼莎与这处宅子的工作人员,对我突兀的兴奋有点不解,认可我时,表情上现出了得体的错愕.安东尼·伯吉斯是活跃于上世纪中后期的英国小说家,热衷于文本实验,从来不像简·奥斯汀或狄更斯或毛姆那么流行,他差不多是仅凭一本薄薄的《发条橙》,还更因为被美国导演斯坦利·库布里克拍成了电影,才为中国某些艺术男或小资女所约略知道,而我这远道而来的中国客人,只因偶然借用了“伯吉斯之宅”的一方宝地便惊诧莫名,这没法不让东道主以为,我的喜悦太夸张了.
东道主会这样想吗？我希望不会,如果可能,我很想给他们看看,此番邂逅伯吉斯,在我思维的太平洋上,产生的的确是蝴蝶效应,还是一场历史跨度颇大的蝴蝶效应.其实,我表达思维结果时已经多有节制和顾忌,由于对偶然性我一向敬畏,发感慨前,已做到了先冷却偏热的情感.
对伯吉斯我怀有特殊的好感,始于30年前.按说30年里,我喜欢过的作家不计其数,伯吉斯作为我早期的钟情对象,成为被后浪淘汰在沙滩上的前浪倒更正常,毕竟,在我这里,他的小说虽然别致,但并非那种每读都有新触动的启示录式作品,或者,它的启示功能对我作用低微.可奇怪的是,他这个魅力有限的早年诱惑者,却始终以一种无以替代的必要性占据着我的记忆空间：“他是一个爱尔兰记者,一个盖尔语学者,一个贪杯好饮的人和为数很少的几部小说的作者……”哦,这几句话,说的不是伯吉斯,而是伯吉斯在评价小说《双鸟戏水》时,说它的作者弗莱思·奥布莱思的,但我对伯吉斯好感特殊,却正因为这几句并非名言警句也不精辟隽永的大白话之醍醐,于不经意间灌了我顶.有好长时间,我总喜欢把隐身于《现代小说佳作九十九种》中的这几句话视为诗歌,时不时音韵铿锵或怪腔怪调地诵读一番,似乎这样一来,我写作时的语言乃至我生活中的态度,便能远离做作而趋近诚恳,远离训诫而趋近趣味,远离说明而趋近叙述,远离主题而趋近字词……顺便说一句,奥布莱思的作品好像都没汉译,至少没有大陆译本,但《双鸟戏水》却令我着迷,成了我脑海中为数不多的,我未曾读过即喜爱有加的小说之一.这是否有点不可理喻？但谁敢说,不可理喻不是小说的魅力之一呢？
可这样的意思,我怎么给身边的老外做解释呢？即使我英语比汉语说得还好,他们肯定也听不明白,一个中国小说家,在我早年学习写作的那个时候,即使跟在马原徐星刘索拉这种探路尖兵之后,蹀躞前行时,仍需揪着自己头发艰难起跳,在这种背景下,伯吉斯的出现便很重要,“贪杯好饮”与“记者”“学者”的异类项并置便特别重要,自我的而非“钦定”的观察视角与评价标准和说话方式便尤其重要.
不过,我相信,我可能更加解释不清的,还不止于此,而是“缘分”这种东西,在2015年,在我来伯吉斯之宅的前十个月内,为什么会让我与这位睽违30年的前辈偶遇了三次：难道,为了一遭上场,先要三番热身？先是年初,春节前后,我在朋友家住了一宿,为打发没有困意的漫漫长夜,我去朋友的家庭影院东翻西找.朋友的碟片有两三百张,我基本没看过,可挑拣之后,不知为何,我选的两部都是旧识,一是基耶洛夫斯基那个著名三部曲里的《蓝》,另外就是《发条橙》了.然后是年中,在与布伦丹电邮往返时,不知怎样和由谁起头,竟说起了《双鸟戏水》.我们都对它赞不绝口.布伦丹·欧凯恩是美国人,为翻译我小说,与我偶有电邮往来,当他欲把对《双鸟戏水》的赏析推向细部时,我急忙承认,那书我没读过,喜欢它,只缘于伯吉斯的精妙推介.我记得再来信时,对我这等情绪化的好恶选择法,布伦丹只表示了有限的理解,但在此之外,他被我们的交流刺激起来的创作则差点儿无限,事务繁忙的他冲动地说：我真想把《双鸟戏水》译成汉语呀！最后,就是我来英国的十天前了.十一假日,我网购新书,其中包括《自由的基因》,还包括了安东尼·伯吉斯的《莎士比亚传》.当下社会,书的毒奶粉地沟油同样泛滥成灾,网上买书,没法手抚一卷判断取舍,难免让人时感无措.为克服这无措,我除了考虑书的内容和作者,亦接受信誉好者的宣传蛊惑,像买《自由的基因》,就与刘瑜的推荐有关.我不认识刘瑜,但这几年,读过好几篇她的文章,知道她理念品位都大体啥样,也就信赖了她的眼光.至于《莎士比亚传》,我犹豫之后也勉强认购,则不为传主的声名赫赫,只为作者与我牵强的私谊.莎士比亚很像曹雪芹,个人资料大面积阙如,给他画像,谁都做不到眉目清楚.我喜欢看人物传记,可如果那传记由猜测编织,靠假定支撑,我倒更愿意去同主题的小说里.当然了,几天后,与伯吉斯之宅一邂逅巧遇,我就意识到,“莎士比亚”是个兆头,同样,我在朋友家以电影打发长夜,我与布伦丹通信时交流《双鸟戏水》,都是奇妙而又美好的兆头：一年里,春夏秋的三度铺垫,皆为烘托我来伯吉斯之宅拜谢卅载的醍醐之情……
且慢抒情,这种戏剧性的巧合太莎士比亚化,让我自己信以为真时都要掐下大腿.但这的确都是事实.如果为制造某种效果,我倒更愿意让《莎士比亚传》与《自由的基因》和另一本小说一样,也作为旅途读物被我带在身边,以便在曼城时,有可能送它给伯吉斯之宅,好通过这一物化的痕迹,为我与伯吉斯的缘分留存佐证.可这“莎士比亚”,自打十月初归我所有,就一直宅在我书架上,这几天,我为写作此文顺手翻它,它还用那种演员的腔调,声音琅琅地对我说过：这世间之事的不可理喻,几乎已经有了小说或者戏剧的魅力.
这时候,我已参观完整幢宅子,看过了伯吉斯用过的打字机坐过的硬板凳等不多的遗物.太不过瘾.我东张西望地问,伯吉斯在这里住过还是工作过呀？伯吉斯之宅的工作人员摇着头笑,但并不遗憾.不,伯吉斯生前跟这座宅子没有关系,也许,他顿一下,望着窗外清冷的小街说,在曼彻斯特大学读过书的他,散步时途经过咱们门前吧.说后边这句话时,并不遗憾的他满脸满足.
我一时语塞,不知怎样接话才好.我是否有必要告诉他呢,说这伯吉斯与他纪念处所之间的关系,与我和他的关系颇为神似？给我和这宅子照张相吧.很少主动钻进相机取景框的我,有点没话找话地对萨曼莎说.但说话时我没有遗憾,满脸满足.
超现实
与我聊天时,不约而同地,他们都以“超现实”定义我的小说,对那判语的信手拈来,似乎比中国人说“你好”“谢谢”“对不起”还自如熟练.可他们,不光接触我小说的方式与程度迥然有别,文学背景更是各不相同,难道,像中国流行“雾霾”那样,英国流行“超现实”吗？
在我的词汇库里,“超现实”早巳边缘化了.并非它不能再魅惑我,而是它像“爱情”“真理”“幸福”这类词一样,其感受意义的愈益丰盈与阐释可能的日趋干瘪,越来越像被维特根斯坦归过类了,“不能说的东西”.也许,它们更适宜在意识中发光,言说则会黯淡了色泽.我倒也知道,英国的“超现实”与中国的“先锋”或“现代派”一样,所画的边界都很模糊,大体框限了什么东西,心照不宣也就是了,不必较真也没法较真.法国才子安德烈·布勒东相隔八年两度发布《超现实主义宣言》所证明的,恐怕也只是在定义面前,能言善辩者若他,也容易言不尽义和辞不达意.
于是,和他们交流,我的适度敷衍便在所难免,但愿他们未曾察觉——哦,他们,主要是伦敦的薇蔻和一位我叫不上来名字的黑衣女士,以及曼彻斯特的凯伦与拉·佩治.
薇蔻汉名江可唯,是个走出校门不久的室内设计师,四岁时由中国来英国落户,会说汉语但不识汉字,知道我正以双脚度量伦敦,就是聪明的她,想到了给我找张伦敦地图,不仅为我设定了坐标,还把她的电话留在了地图一处空白的边角.那天下班后,她匆匆赶来自由文字中心参加半截我与读者的见面活动又草草翻几页我的小说,不为文学,只为她出生的那个国度.而作为自由文字中心负责人的黑衣女士,当然有名字也有职务,萨曼莎细致地做过介绍.我没记住.我能记住的,只是她大眼睛里的善意、坦诚还有亲切,流溢得多么美不胜收.她对我说,他们中心的关注重点刚转向文学,我是他们请来的第一个小说家,而以往,他们更关注绘画、摄影以及戏剧.说到戏剧,她提及一个汉语人名,又比划出一个坐轮椅的动作.翻译茫然.我试探着问：新凤霞？她连声说对对,瘦削的脸上笑出了细纹.她说近30年前,中心曾分别邀请过中国的吴祖光新凤霞夫妇和高行健,以戏剧家身份访问英国.那时的高——黑衣女士的笑纹里,骄傲和友好一齐荡漾——还没得诺奖呀.“他们”中的第三位也是女士,叫凯伦,祖籍杭州,汉名王晓方,在上海读本科时学科技英语,成英国人快20年了.她以曼彻斯特孔子学院英方院长身份请我吃饭本系公事公办,可从客套礼仪中,却脱颖出了本色的明敏：与我放眼世界或聚焦中国时,她喜不倨傲忧不矫情,头脑清醒意见客观.近些年来,我接触过不少“半路出海”的大陆同胞,不知何故,他们的消化酶适应了牛奶面包培根肉后,所分泌的,却多为可笑的幼稚可怜的迂腐可恨的愚蠢可恶的狭隘.我在曼城的最后一晚,凯伦推荐我看芭蕾舞剧《一九八四》.乔治·奥威尔的小说——我以为她在说英语至少杭州话上海话——能改芭蕾？所以该看呀！她有点情绪激烈地启发我道,你想想,用芭蕾舞表现“”的疯狂……唔,那种疯狂我不陌生——可是,拉·佩治却插足进来,拽我和他的一帮朋友去了酒吧.我辜负了凯伦.拉·佩治是我的出版商和我这次赴英的始作俑者,但我犹豫之后随他而去,又并非不好意思对他说“NO”.我很清楚,他或他们,不论做什么,都只会尊重我不会勉强我.我没提《一九八四》,只因沟通太麻烦了,我若能把喝啤酒看芭蕾的选项理由分说明白,也就有资格替哈姆雷特解难题了.另外,我愿意在酒吧度过分别的前夜,也是我这个平时嘻嘻哈哈但一端酒杯就犯愁的人,很希望与拉·佩治这个平时少言寡语但一端酒杯就活泼的家伙,为于斯曼或者为我们都偏爱于斯曼,认认真真地干上一杯.此前做活动时,为回答读者某个问题,因为一时没从英国作家中找到例子,我曾让法国人于斯曼当过替补.已离世百年的于斯曼不是流行作家,在他母国,多数时候也锦衣夜行.这样,他一出场,我身边的翻译就有点磕绊,受她传染,场下的听众也磕绊起来.我冒汗了.是这时候,连汉语“谢谢”都说不利索的拉·佩治,却通过观察发现了问题以及问题的症结,他果断出手,巧妙插话,内行地替我清理了所有的磕磕绊绊.是在替我打圆场前,他一意识到我在表述什么,大大的眼睛便瞪得更大,颓着的腰板也挺了起来.他目光直视着我,仿佛在以诧异和惊喜向我通报,那个从未大红大紫过的法国名字,正是我俩臭味相投的验证：乔里一卡尔·于斯曼？他用英语的疑问句与我接头；乔里一卡尔·于斯曼！我用汉语的感叹句回他暗号. 在他们中,薇蔻和凯伦,使用“超现实”都只顺嘴一带,我以“嘿嘿”或“呵呵”那种在所难免的敷衍应对,并没什么不妥之处：噢,你这小说超现实主义；哦,我喜欢你这种超现实故事.而黑衣女士和拉·佩治,一个是在电脑视频前,一个是在摄像机下,把“超现实”夹在提给我的一二十个问题里正经八百地陈列出来,我再光“嘿嘿”“呵呵”,就是轻慢工作乃至文学了.尽管,做访问前,分处伦敦曼城的他俩像受过同一家教化机构的培训那样,都体谅地指出：如果哪个问题你觉得敏感,会惹麻烦,不方便回答,就跳过去没有关系.可是,我若滥用体谅,去唬人家老外不识中国的数,说“超现实”便“敏感”“麻烦”“不方便”,那还不成臭无赖了：你好像特别喜欢运用超现实技巧,这是基于怎样的考虑？在西方作家笔下,超现实的写作只指向内心,可为什么,你的这类表达总与社会性问题藕断丝连？我不认为我的某些小说超脱或者超越了现实,不认为同系小说里虚有的什物,还有必要分门别类.在我看来,与这个规则通约的物理世界比,心理世界的法度再干差万别干变万化,也会因对于蹲着这种动作、蟑螂这种昆虫、猫这种动物、杀手这种职业的精当表达恰切演绎,而使得《蹲着》的屈辱、《蟑螂》的无奈、《变形记》的丑与恶和《最后一》的忠诚或蒙昧,成为我们最为现实的生存体验——哦,它们,我随手出示的这几个题目,除了在我英文小说集中各占目录的九分之一,再没什么特别之处：它们讲了为防范犯罪,城市居民必须按要求蹲着活动的故事；它们又讲了随着蟑螂的灾祸渐成顽疾,得过且过的人们与灾祸渐为朋党的故事；它们还讲了一只奴才猫终于涅槃为人,青出于蓝又胜于蓝地摇身变成主子的故事；它们更讲了一个杀手遵循着指令,一步步消灭自己的故事……
是的,它们现实,都是官能更易触碰的可靠的东西,是习见与常态,是会意与默契,是在与有,是方便指认的证据与适宜解剖的标本,如同普通到不论以哪种语言出现,都极度简单的“你好”“谢谢”“对不起”.可是他们,薇蔻凯伦黑衣女士拉·佩治们,为什么对它们,对我的小说,对我那些现实到可以熟视无睹的身边故事,却要冠名“超现实”呢？就好像,它们是哈姆雷特那亡父的鬼魂,是漫游奇境的艾丽丝或降妖伏魔的哈利·波特,是我这个英语世界里聋人哑人半盲人的伦敦踱步,是我在脑子里自行上演的芭蕾舞剧《一九八四》,是“雾霾”那种既具象又抽象的流行词汇……
我短暂的英伦之行,已经迅速成为了过去,在这节文字结束的时候,我很想赘述两个插曲,以候教于帮我把现实视野拓展向超现实领域的英国朋友：
其一,几乎一踏上英国土地,我就隐约感到,有的当地人,是薇蔻凯伦以及出版社为我临时雇请的翻译,还有偶遇的留学生等黄皮肤当地人,与我接触时,都多少有点莫名的亢奋一当然了,再自作多情,我也看得出来,那亢奋与我并无干系.但回国后我还是顺手破译了出来,他们在我面前没加掩饰的亢奋,是被即将盛装赴英的中国最高领导人夫妇给激活的.完全出于好奇,对照着新闻报道,我再次穿越被时区切割过的时间与空间.我不由也滞后地亢奋了一下：在我返程的飞机由西向东地掠过乌拉尔山脉时,国家最高领导人夫妇的专机,恰好自东而西地也正点卯那里,也就是说,在欧亚天空接壤的地方,嗖地一下,我曾和他们交臂而过.
其二,大约在我归国的二十天后,接到拉·佩治与萨曼莎的曼城电邮,除了祝福我平安归家,又问我,收到他们的稿费没有.不是大钱,我也眼开,本来电话就可以查询,我仍然屁颠屁颠地跑趟银行,去取号排队看人家新钞票般僵硬的脸子.没英镑进项,只有一笔凭空而来的日元,不速之客般添我的紧张.好在拉·佩治与萨曼莎的又一封邮件追了过来,他们歉意地做出的解释是,发稿费时,为方便我,本想特意兑换成我常用的币种,可一马虎,一随手,一想当然,就忽略了中国日本虽然都在东亚,又一衣带水,人模狗样也大体相同,尤其“鸡的屁”皆荣居世界的三甲之列,但货币,却并非名字都叫日元.
责任编校王小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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