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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论文参考文献：
钟良义
引 子
这里,曾是自古山川阻隔、千年化外之地.
这里,曾是赤贫千里让领导人震惊之地.
这里,不仅有光荣的革命老区历史,更有“宁愿苦干,不愿苦熬”的精神光辉.
这里,不仅风景独好,而且一直是扶贫攻坚的一面旗帜.秀丽山川和穷山恶水交织的历史正被精准扶贫的如椽大笔改写.
这个地方叫黔江,是归属重庆、远离重庆市主城约300公里的农业大区,是深藏在渝、鄂交界之处的武陵山区腹地的贫困山区,2402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聚居着70%以上的土家族、苗族等少数民族人口,贫穷和愚昧有如两道紧箍咒紧紧箍得这片土地穷不堪言,国定贫困区县的帽子一如大山重重的压在头上.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拂大地,全区各级党委政府富民为上,接力施为,扶贫攻坚捷报频传.在2015年底到2017年的两年时间里就缩减了贫困人口4万多人,全区贫困人口由1985年的35.6万人下降到2017年底的5233人,全面建成小康黔江的目标指日可待,全区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正由憧憬变为现实.
其实,任何成功的背后,都离不开党委、政府和各族人民的睿智与务实,离不开在实践中探索建立的系列成功模式.这一点,翻检黔江区扶贫日志就会很快得到证实.在黔江区诸多的扶贫模式中,你会发现有一种以最原始的方式、最快捷的速度让一大批贫困家庭迅速摆脱贫困的扶贫模式呈现出一枝独秀的风采.你会发现,这种模式不仅体现了黔江区委区政府“因地制宜,因户施策”的求实态度,而且也体现出不甘贫困的黔江人决战决胜贫困的信心和决心.
其实,劳务扶贫在全国并不鲜见,但往往都是属“信天游”类型,无规模、无建制,散而乱,效果差.而黔江的这种劳务扶贫模式之所以能够“一枝独秀”,能够深受贫困家庭欢迎、深受大城市欢迎,就在于它是一种“党委统一领导、政府统一组织,成规模、成建制地有序转移农村贫困劳动力和剩余劳动力”的特有模式,属于“组织型”和“建制型”.这种模式不仅有效防止和避免了农村贫困劳动力和富余劳动力盲目流动,改变了务工农民自身和家庭的贫困命运,而且为家乡带回了巨额的劳务收入以及新思想、新观念,不仅如此,相当一部分贫困农民在这个过程中改写了自己的人生,实现了从农民工到产业工人、到白领、到企业家的人生转变.
这种模式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在上海开始实施,而今,已成为全国响当当的劳务扶贫品牌.具体负责实施的是区委区政府特别成立的“以有序转移农村贫困劳动力和剩余劳动力为大任,不以赢利为目的”的重庆富民人力资源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重庆富民公司）.
言由心生,一个农民工代表的“四个没想到”
2018年2月10日,是重庆富民人力资源管理有限责任公司驻上海港务集团罗矿分公司劳务承包队队长张永福永生难忘的日子.这一天,重庆市黔江区委、重庆市黔江区政府在金冠酒店召开了有史以来最高规格的农民工代表、大学生代表、企业家代表春节返乡座谈会,区委副书记主持,区委书记、区长等“四大家”领导拨冗参会,征求大家对家乡建设的金点子.
召开这样高规格的以返乡农民工为重点的座谈会,在黔江是第一次；参加这种高规格的会议,于重庆富民公司的农民工是第一次,于在沪务工近30年的张永福更是第一次,所以,当区领导亲切地点名叫他发言时他竟和平时判若两人,在码头生产指挥中口齿清楚、镇定自若的他此时却激动得语无伦次.但他很快就恢复了平静,因为他从书记、区长以及参会的其他区领导投来的目光中看到了和蔼与鼓励,同时也想到了临行前公司在沪2000多民工的嘱托：要把感恩家乡的心声和对家乡建设的建议转达给区委区政府领导.他不无动情地说道：
家乡,就是永远站立等候在家门口的父母家人.三十年前的家乡是贫困的,为帮助我们贫困农民脱贫致富,区委区政府在上海建立了固定的劳务基地,成立了专门的国有劳务公司,组织和带领我们贫困农民在上海务工脱贫.在家乡党委政府的关心下,在公司的带领下,我们改变了家庭贫困的命运.
我们虽远在上海,但我们时时刻刻都没有忘记自己的家乡,时刻都在关注家乡的发展和变化,时刻都不忘感恩家乡,时刻都想为家乡的发展尽点绵薄之力.所以,我们重庆富民公司的全体务工人员在务工的同时,时刻都会自觉不自觉地讲到家乡、宣传家乡,时刻都没忘记向外地企业推介自己的家乡.这几年,我们黔江在上海乃至长三角地区的名气越来越大,声誉越来越好,每年从上海来黔江考察的客商和旅游的人越来越多.我们这次回来,在濯水古镇遇到了很多来旅游的上海人,他们都说黔江城在山中,山在城中,风景太美了.去年国庆期间,上海国际港务集团的一些员工听了我们的介绍后来家乡游玩,回去后感慨地对我们说：“真没想到你们黔江这几年发展得这么快,不只是城区的街道,就连乡镇都一样,几乎看不到烟头、垃圾,比上海浦东大道还要干净.乘坐宾馆电梯还是英汉双语提示,连东部许多一二线城市都没有达到这种水平.”听了他们的赞誉,我们这些务工人员有说不出的骄傲和自豪.说实在的,我们没想到,区委区政府在这短短的两年内就建成了国家级卫生区,国家级文明城区建设如火如荼地推进,市民的文明素质提升惊人；从城市到乡村面貌一新,昔日脏兮兮的黔江城现在比沿海的城市整洁干净,连乡村都和城市一样,这在沿海地区是少有的；没想到“一江两岸”的旅游建设取得了惊人的突破,短短的两年就建成了六个4景区,一个5景区也呼之欲出；没想到,短短两年就取得了脱贫攻坚的重大胜利,全区建卡贫困户从2015年的11740户减少到现在的1434户,贫困人口竟然从2015年的45407缩减到现在的5233人；没想到现在乡乡通沥青路,村村通水泥路,户户通联网路,家家住小洋房,汽车开到家门口,当年我们到上海坐了汽车坐轮船,坐过轮船坐火车,要整整五天四夜,现在只要两个多小时；没想到短短的两年内竟有“全国土家族文学奖”“民族文学黔江创作基地”“散文家黔江创作基地”“中国报告文学黔江创作基地”“中国少数民族电影拍摄基地”“中国楹联文化古镇”“中国楹联文化名桥”“乡土中国纪实摄影展”等众多文化品牌落地黔江.
是啊,少小离家老大回的张永福,怎么也没想到,短短的几年内,家乡竟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他不禁想起20多年前在“送郎调”的凄美歌声中离乡远赴上海时的情景.
上世纪80年代中期,黔江大量的贫困农民外出务工,《送郎调》就是那时候广为传唱的一首土家山歌,调子和内容有如《走西口》,哀婉而又充满绵绵情意.其歌词大意是：
送郎送到豇豆林,
手摸豇豆诉衷情.
要学豇豆成双对,
莫学茄子打单身.
送郎送到海椒林,
手摸海椒诉衷情.
要学海椒红到老,
莫学花椒黑了心.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心爱的姑娘对即将远行的郎哥不免有一种隐忧,所以十里相送,以歌传恋情,以歌劝郎哥.
张永福清楚记得首次出远门是1990年的秋天.秋天本是花果飘香的收获季节,但这一年的黔江却遭遇了百年难遇的干旱,水贵如油,土地绝收.高中毕业,升学无望,就业无门的张永福,望着阿蓬江边家徒四壁、呲牙露缝的吊脚楼,望着在岩窝里顶着炎炎烈日刨食的年迈父母,望着门前滔滔奔流的阿蓬江水,含泪决定：外出务工.
武陵山区的土苗山寨有着很浓的“饿死不离乡”的传统观念,稍有点经济条件的家庭一般不会选择外出务工这条路.
“儿啊,你可要想好哟,在家千日好,出门时时难；一人出门在外,不比在家里哟！”父母亲不忍但又十分无奈.
“不出去闯一下,永无出头之日.放心,我不会惹祸的.”
“你要去哪里呢？”
“我去上海码头,听说重庆富民公司在上海码头建了个劳务基地,专门招收贫困家庭的农民到码头务工,重庆富民公司是政府成立的,属国有企业,很正规.这几天,重庆富民公司和上海码头的人正在我们镇招人.”
填劳动用工表、做体检、接受政审,一切顺利.第二天,张永福就和村里的几个同样家庭贫困的年轻人一起,提着行李袋,在一片唏嘘中告别父母,告别亲爱的姑娘,离开了家乡.行李很简单,就是一个废旧的尿素口袋,里面装的只有两件换洗衣物和心爱的姑娘缝制的一双有着鸳鸯图案的千层底布鞋.当然,最贵重的就是这双千层底布鞋了,因为那是姑娘的情意,是山里人表达爱情的信物.
一步一回头,步步泪水流,带着一点“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悲壮走出家门,走出山寨,走出挡在面前的一座又一座大山,很远了,张永福一行不敢往后看,因为他们知道,身后有好多双婆娑的泪眼在看着他们,那是寨门前一直站枫树下没有回屋的年迈父母的眼睛.心爱的姑娘此时早已忘了父母的说教,紧紧地挽着未来郎君的手无语凝噎,《送郎调》凄美地穿过豇豆林,漫过海椒地,一坡又一坡,一湾又一湾……
没想到,这一走就是近三十年；也不曾想到,这一走,竟然走出了一片新天地.一度贫困如洗的家庭现如今已成为村庄里最富有、最让人艳羡的家庭.一度贫困的山寨也因政府当年把寨子里的贫困人口和富余劳动力统一转移到上海务工而成为全区率先脱贫的山寨,一直想离开农村在大城市买房成为城里人的梦想也得以实现,当年送鞋定情的姑娘也因此充满了骄傲和自豪：当年的心上人没有学花椒黑了心.
“这一切,我非常感恩家乡的父老乡亲,感恩家乡的领导,感恩区委、区政府的亲切关怀.不仅是我,我们公司的2000多名民工都对家乡心存感恩,对各级各部门一直以来的关爱心存感恩,对区委、区政府大力施精准扶贫战略给家乡带来巨大变化心存感恩.”
言由心生,张永福泪光闪闪,向在场的区领导和各单位领导深深地鞠了一躬.
会场掌声雷动.在场的人无不被张永福发自肺腑的语言所感动.
张永福的由衷之言无疑证明,区委、区政府实施的劳务扶贫举措深受贫困农民欢迎.
抢滩上海,实现50人到13万人次的飞跃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中国农村,很多地方的农民为了摆脱贫困命运,盲目无序地涌入大城市.一方面受就业再就业工作压力的影响,农民进城遭到一些发达地区和城市的排拒,很难找到工作,成为城市的盲流；另一方面,很多来自大山的农民没见过世面,一些不法分子趁机大钻空子,甚至用种种骇人听闻的手段残酷压榨农民工,农民工的权益得不到根本上的保障,有的农民出外几年竟音讯渺无,直到现在,还有在外辛苦一年拿不到工钱反要家里寄路费回家过年的现象.尽管如此,脑体倒挂所形成的高额务工收入仍极大地诱使大量的农民不惧外出打工的凄苦,在惶恐中走出大山,走向城市.
此时的黔江和许多贫困山区一样,受历史、地理、环境等条件的影响,贫困惊心动魄,山民世世代代被无边的崇山峻岭禁锢,祖祖辈辈被自适感很强的文化传统所封闭.背篼中白天装着太阳夜晚装着月亮,脊梁上背着贫穷,肩膀上跳着大山,头顶上箍着国定贫困区县的帽子.
穷则思变,像张永福一样,一些勇敢的年轻农民不甘贫困,对山外“日进斗金”充满惊奇,也充满了向往,对大山的威严和封锁开始不再害怕,对祖祖辈辈“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开始不屑,对“生意买卖眼前花,锄头落地才是庄稼”的思想桎梏开始突破.他们带着兴奋而又惶恐不安的心情,准备走出大山,去寻找山外的世界.
此时,一部反映黔江贫困的纪录片《穷山的呼唤》也送到了党、国务院,引起高层极大关注.
“黔江既不沿边,也不靠海,要因地制宜地发展.”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指示.
“以劳务输出促地方经济发展.”“党委统一领导,政府统一组织,劳动人事部门具体负责,其余部门共同参与,有组织、成建制地组织农村贫困劳动力和富余劳动力有序转移,确保输出一人、脱贫一户、带动一片.”黔江区委、区政府迅速做出决定.
后来的实践证明,黔江区委、区政府的决定非常睿智：城市建设需要大量的农民工,特别欢迎有组织的农民工队伍,对于人口密集、可耕地少、工业基础薄弱、贫困人口和农村富余劳动力多的黔江,开发劳务、有序组织农民进城务工无疑是最“短、平、快”的扶贫捷径.
思路决定出路,躬行决定成功.为了让贫困农民外出务工有固定的工作、有稳定的收入、有安全的保障,党政主要领导亲自挂帅的劳务开发领导小组迅速成立,与劳动人事部门合署办公的劳务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作为专门的办事机构迅速组建,劳务扶贫工作纳入街道、镇、乡重点考核的钢性办法迅速出台,负责全区劳务外派具体工作的黔江驻上海劳务基地办事处迅速在黄浦江畔挂牌成立,不以赢利为目的、专事有序转移贫困劳动力和富余劳动力的重庆富民公司迅速扬帆起航.
一切都在雷厉风行中.深知时间不会等人、机会不容错过的黔江人说干就干,以筚路蓝缕的精神东奔西跑于沿海各大城市,迅速固定的劳务基地选定在上海.
1988年初春的一天,经国务院华东扶贫办公室牵线搭桥,黔江党政有关领导带着劳务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劳动局、就业局、黔江驻上海劳务基地办事处和重庆富民公司等单位和企业的负责人走进了上海民生港务公司.听完介绍,上海民生港务公司领导非常动情：曾听到过“养儿不用教,酉秀黔彭走一遭”的民谣,但没想到一个不足50万人的地方,农村贫困人口竟达35万之多,贫困劳动力竟然多达10余万.也许是被黔江贫困落后的状况所震撼,也许是被黔江一行人的扶贫真情所感动,上海民生港务公司当即和重庆富民公司签订了100个名额的“贫困农民轮换工派遣协议”,同意黔江选派100名贫困农民工到企业务工,每年轮换一次.
100个贫困农民轮换工名额,10多万个农村贫困劳动力.尽管数据悬殊巨大,但毕竟是催生了第一个固定的劳务基地,而且是在国际大都市上海.一行人无不兴奋,当夜便往回赶,外滩的夜景顾不上看一眼,一路的风景名胜也无心观览,因为大家都感到责任重大,都感到这件事情是时不我待,必须尽快赶回黔江.
也许是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很多人认为到码头搞装卸就是去扛麻袋包子,和在家务农没什么不同,便打消了去上海的念头；也许是受一些影视剧的影响,一些人认为码头是鱼龙混杂的地方,经常打打杀杀不安全,就打了退堂鼓.
总之,接下来的事情并不像想象中的那么顺利.黔江驻上海劳务基地办事处和重庆富民公司一班人并不泄气,他们深知,这是首次和上海的企业打交道,是黔江党政领导费了九牛二虎的力气换来的机会,如果搞砸了,那就意味着在上海很难立足.
“ 逐 乡 逐 村 调 查 摸 底 , 挨 家 挨 户 宣 传 动员.”“严格体检政审,一切都要像考兵一样,必须选家庭最贫困、体魄最强健、素质最过硬的青壮年农民,绝不能因为工作困难而降低招工条件.”黔江党、政领导果断下令.
摆摊设点发资料、进村入户摸家底.黔江驻上海劳务基地办事处和重庆富民公司组成的招工组踏破铁鞋,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按照与上海民生港务公司约定的50名特困农民轮换工的招工任务提黔完成.费文祥、朱家美、谢玉昆、张洪科、钟维岸等50名特困农民作为首批农民轮换工在驻上海办事处和重庆富民公司领导的带领下于1988年5月进入上海港务民生公司.
“为人最实诚、做事最老实、工作最吃苦”,当年年终工作总结会上,上海民生港务公司领导对首批进入的50名黔江贫困农民轮换工给予高度肯定,要求黔江再补充50名,队伍扩大到100人.今后不受100个名额的限制,也不再轮换,只要用工需要,就招用黔江的贫困农民.
与此同时,农村信用社也传出喜讯：50名由重庆富民公司带往上海务工的农民汇款都上了4位数.
消息不胫而走,“一年土,二年洋,三年回家盖洋房”等顺口溜传遍大街小巷.整整一个春节,“求情”的人挤破了黔江就业局、黔江驻上海劳务基地办事处和重庆富民公司的大门.
看着“求情”的人群,就业局和黔江驻上海劳务基地办事处、重庆富民公司的负责人深感任重道远.抢滩上海虽然首战成功,但毕竟只有一个劳务点,对翘首以盼,希望得到有序转移的10多万贫困农民实是杯水车薪.
“依托上海码头,拓展上海（华东）市场,把上海劳务基地建成务工脱贫的基地、建成农民变为市民的桥梁、建成农民变为产业工人的通道、建成农民成长为企业家的黄埔军校.”区委、区政府审时度势,面对上海这个对民工需求量很大的市场迅速做出批示,要求把上海劳务基地这块蛋糕做大,要求重庆富民公司“成人达己”,做大做强.
未及分享“首战成功”的喜悦,就业局、黔江驻上海劳务基地办事处和重庆富民公司兵分三路,一路驻扎在上海民生港务公司,在用工方的指导下积极开展劳务合作；一路则奔走各大码头,寻求新的劳务合作；再一路就是在家乡不断组织剩余劳动力前往上海,并认真开展劳动技能培训,加大技能型劳务输出的力度.
上港集团新华公司签约、上海港务集团龙吴公司签约、上港集团罗泾公司签约、上港集团军工路分公司签约、上港集团沪东公司签约、上港集团盛东公司签约、上港集团冠动公司签约、上港集团明东公司签约、上海港务局消防队签约、中交三航局签约……
喜讯频传,“黔江”这两个字很快传遍上港集团各公司,传遍上海各企业,几十家上海国企和重庆富民公司签订了劳务合作协议,黔江的贫困农民不断由富民公司组织进入上海、江苏、浙江等地.
有资料显示：1988年5月到2018年7月的30年间,黔江以上海港务集团各码头公司为主阵地,面向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大中小企业,在上海、重庆、江苏、浙江等省市,在交通运输、港口装卸、金融保险、外轮理货、保安消防、厂矿生产、市政保洁、机关工勤、旅游招商、职业介绍、技能培训等多个领域广泛开展合作,有序组织家乡贫困农民外出务工,带领他们“脱贫致富”,不仅实现了“一人务工全家脱贫”的目标,还帮助一大批贫困农民工实现了人生价值观从打工赚钱到“成人达己”的转变、身份从农民到农民工到城市人到白领到自主创业老板的转变、工种从肩扛背驮的纯体力型到操作现代化机械的技术工种的转变、业务由单一的劳务输出到人力资源开发的转变.承担具体任务的重庆富民公司现有项目承包队16个、中高级管理人员100余名、劳动用工从最初的50人发展到现在常年2100多人的规模,纯技术工人比例达60%以上,工种涵盖铲车、拖车、吊车、集卡、装载司机、机电维修、外轮理货等.1988年以来,共带动农村贫困劳动力转移就业15万余人次,给家乡带回劳务收入30亿元以上,所有务工人员都回家盖起了新房、近2000人购买了小轿车、近3000人在黔江城和上海、浙江、江苏、山东、重庆等地的省会城市和经济发达城市购买了商品房.重庆富民公司先后多次被省市政府评为劳务输出先进单位,电视台、东方卫视、四川卫视、重庆卫视、重庆日报、上海光明日报、四川日报等多家媒体都做了重点报道.
无疑,劳务输出获得的财富是巨大的,在波澜壮阔的扶贫攻坚战中黔江驻上海劳务基地办事处和重庆富民公司用实践证明：开发劳动力资源,有序实施劳务输出,是贫困山区资本原始积累过程中最现实、最便捷的途径,区委、区政府实施劳务脱贫是符合群众利益要求的睿智决定.
授人以渔,不务正业捣腾培训
外出务工,对没出过远门的贫困农民来说,最大的拦路虎就是语言,特别是方言.这是困扰务工农民与用工单位员工和管理人员交流以及日常生活的一个重要问题.
要知道,不能与用工单位管理人员和员工进行语言交流,不能和当地市民进行语言交流,那就等于在当地被“隔离”,这种隔离,不仅会影响用工单位的生产,而且也会对务工农民的日常生活造成很大影响.要想融入用工单位、融入务工所在的城市,不懂普通话和地方语言几乎是不可能的事.重庆富民公司流传着一件让人啼笑皆非的事.那是1988年第一批农民工进入上海前,上海一位负责面试的管理人员问一名应聘农民有什么特长,这位农民工毫不犹豫地用黔江话回答道“我会打鹞子翻叉”,上海的管理人员不知所云,好不容易在重庆富民公司负责人的“翻译”下才弄明白这个农民说的是“鹞子翻身”,是黔江的一种民间体育项目.
这件真实的事情引起了就业局、黔江驻上海劳务基地办事处和重庆富民公司领导的高度重视.“农民工培训不玩虚的,必须缺什么培训什么,必须实打实、按需培训,必须突破框框套套搞培训.”
“开办专门的语言培训班,帮助农民工闯过普通话和上海话两大语言关.”重庆富民公司挤出资金迅速实施.
第一批赴上海的50名农民轮换工岗前培训就在这种背景下以语言培训班的形式开课了.
培训地点设在驻上海劳务基地办事处租借的办公地点,负责培训的老师是一位60多岁的老人,姓孙.为找培训老师,重庆富民公司的领导可算是煞费苦心.因为到上海港务集团务工的都是地地道道的农村人,年龄参差不齐,文化程度高低不一且普遍偏低,所以对培训老师的要求就非常特别,不会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不行,不会说一口流利的上海话不行,不会说黔江方言不行,不会说英语不行.
如果不懂黔江方言,老师就听不懂学生的话,就无法与这些特殊的“学生”进行交流.学生听不懂老师的话,就会导致学生过不了语言关.这几个条件加在一起,老师就非常难找了.寻找老师的过程很费了重庆富民公司领导一番周折,好不容易在上海找到了这个符合条件的孙老师.
孙老师是上海人,早年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黔江一所中学教书,后来回到上海.他对上海、黔江两地的语言都会讲,普通话和英语就更不在话下,所以,第一批农民轮换工的语言培训得以顺利进行.
孙老师在小黑板上写上几句,然后就一句一句地教,几十个学生就一句一句地跟着念.“阿拉、侬……”“A、B、C、D……”
孙老师教得认真,“学生”们学得认真.50个首批赴上海的农民轮换工终于过了语言关,普通话虽带有椒盐味、上海话虽然说得生硬,但总算是勉强可以说了,勉强可以和上海人进行日常交流了.
上海民生港务公司的干部员工非常高兴,他们毫不掩饰地说：没想到黔江来的这些农民轮换工能听懂上海话,交流起来少了很多语言障碍.
是的,能听懂上海话,能用上海话和上海民生公司的领导和员工交流,黔江第一批轮换工一开始就和上海人拉近了距离,工作上少走了很多弯路,生活中也避免了很多尴尬.
事后谈感想,大家都说,这个“语言培训班”很切合农民工的实际,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大,我们从中得到的实惠比金钱更实惠,农民工培训就该这样实打实地干,这种“无证”的老师比那种“拿证”的老师教的管用.
“语言培训”让首批赴上海的农民工尝到了参加培训甜头,也让重庆富民公司的老总们对劳动技能培训格外看重.大家都认为,无论是粗旷的劳动还是技术工种,都离不开起码的劳动技能,单纯靠体力是无论如何也适应不了用工单位的需要,更何况是在高度发达和文明的上海.
国家这些年很重视劳动技能培训,但负责这些培训的往往都是一些社会机构,培训内容宽泛而不接地气,和企业实际需要往往脱节；培训老师虽有培训教师资格证但却只会照本宣科.善于捣腾的重庆富民公司决定成立自己专门的培训学校,自己捣腾培训.
但办培训需要花很大的精力、很多的财力,特别是在外地务工,培训纳不进地方政府就业再就业的补贴范围,这对没有财政投入,没有资金积累的富民公司来说无疑是一件非常头疼的事.“没有财政补贴也要抓培训,公司再穷也要抓培训,经费运转再困难也要挤出钱来抓培训,精力再顾不过来也要腾出精力抓培训,培训不是为了赚补贴,培训是为了让务工的农民成为有劳动技能的人,成为受用工单位欢迎的人.”“培训必须对路,必须实打实.”富民公司下定决心：“不仅要抓技能培训,更要抓创业培训,要把公司变成培养自主创业人才的黄埔军校.只有抓好了这些培训,才能帮助贫困农民工实现脱贫致富的梦想.”
决心和行动往往是既相关又不相关,有决心没有行动就等于是放空炮、说大话,只有把决心付诸于行动才能够“梦想成真”.重庆富民公司力排“不务正业”的众议,迅速成立了富民劳动技能培训学校,结合用工企业需要和农民工的实际需求,启动了港口装卸培训、航车司机培训、轮胎吊司机培训、堆高机司机培训、集卡车司机培训、叉车司机培训、消防培训、电工培训、电商创业培训、生态创业培训、餐饮创业培训、人力资源管理创业培训、城市保洁创业培训、执业经理培训等30多种劳动技能培训和创业培训,把农民工培训计划付诸行动.为了保证培训不玩虚的,富民培训学校每期培训都制定了很接地气的培训计划,聘请的老师全是来自生产一线的有丰富实战经验的“没有培训教师资格证”的老工人、自主创业经验丰富的老板.凡参加培训的务工农民,培训期间不仅培训费全由富民公司承担,而且培训期间的误工费也由公司承担.公司还规定,所有员工都必须参加培训.
由于培训课程实用性强,参加培训不仅能学到一技之长,而且还不影响收入,务工农民参加培训的积极性空前高涨,整个公司所属劳务队的农民工培训实现了全覆盖,获中级以上劳动技能资格的技术工人超过了60%,持证上岗率实现了100%,经公司创业培训后自主创业的人员达6000人之多.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事实证明,重庆富民公司捣腾培训并非不务正业,而是磨刀不误砍柴工之举,非常符合务工农民的根本利益,无疑是给来自家乡的务工农民脱贫致富插上了一双展翅高飞的翅膀.
且输且引,农民工成长为创业老板
劳务输出不仅给家乡带来了巨额的财富,快捷地解决了贫困家庭的脱贫问题,更重要的是对山区农民的思想观念带来了巨大冲击.黔江驻上海劳务基地办事处和重庆富民公司一开始就注意到这一点,并非常清醒地认识到,精神上的贫困比物质上的贫困更可怕,靠打工收入只能是暂时性摆脱家庭贫困,要想从根本上摆脱贫困,必须始终把精神层面上的贫困作为扶贫要解决的重点,切实解决他们的内生动力问题和创业技能问题,不仅要把家乡贫困农民有序输出,在务工脱贫过程中及时有效让他们学到一技之长,而且还要及时焕发出他们脱贫致富的内生动力,适时引导获得了创业技能、完成了创业资本准备的务工农民返乡创业.
输出、回引,回引、输出,重庆富民公司不断把黔江的贫困农民和富余劳动力有序转移到上海务工,又不断拿出“血本”孵化、回引,鼓励学到一技之长或有了创业资本积累的人返乡创业,助阵家乡的扶贫攻坚.
一切事物的发展规律,外因是变化的因素,内因才是变化的依据,但外因往往能极大地激发内因.富民公司此举极大地焕发了务工农民的内生动力,自主创业当老板的思想在务工农民中快速萌芽,程举松等一批“天不怕地不怕”的年轻农民工经过重庆富民公司的孵化走向创业,从此开始改变人生的命运.
1998年,家住黔江区五里乡的程举松高中毕业.为了减轻家庭负担,帮助父母尽快摆脱家庭贫困,经重庆富民公司统一组织,他进入上海港务局洋山消防队从事消防工作.年轻的他吃苦耐劳,很快练就了一身过硬的消防本领,深得上海港务局领导的赏识.和很多年轻人一样,不甘贫困和寂寞的他进入大上海后时刻充满了对未来的幻想和憧憬.他一边务工,一边用心收集各种创业信息,时刻准备着自主创业当“老板”.
机会总是青睐有心人.程举松很快看到了高档住宅小区潜藏着巨大的商机,毅然辞去消防队员工作,在上海港务局和黔江驻上海办事处、重庆富民公司的支持和鼓励下,在上海一些高档住宅小区开起了洗衣连锁店.此举自然遭到了父母亲的坚决反对.父母亲的理由很简单：消防队员的收入高,工作有保障,在亲戚朋友中有面子.但程举松是“看准了就不回头”的犟牛性格,对父母的反对不但当着耳边风,而且还变本加厉,在开起洗衣连锁店后又举债办起了小区幼儿园.
没想到,洗衣连锁店和幼儿园的生意从开业到现在一直都非常红火.有朋友取经,程举松骄傲地说,这得力于在重庆富民公司驻上海港务局消防队的两年中学到的“成人达己”服务理念和先进的管理经验.黔江驻上海劳务基地办事处和重庆富民公司就是我们走向创业的跳板.
与程举松同时到达上海的王绍明也是一头不梦想成真就不回头的犟牛.他和妻子发誓要在上海干出点名堂“衣锦还乡”.他们白天在码头务工,晚上没事就跑到南京路蹓跶,寻找有关创业的信息.他说,政府组织我们来上海务工,对我们这些祖祖辈辈没出过门的人来说是做了件天大的好事,不仅让我们务工有钱挣,迅速摆脱家庭贫困的境遇,而且让我们的工资福利有保障,务工从来不担心拿不到工资或工资被拖欠,更重要的是政府组建的这个劳务基地和公司,给我们搭建了一块创业当老板的跳板,他们不希望我们一辈子务工,希望我们翅膀硬了自己飞出去,自己办企业当老板.在黔江驻上海劳务基地办事处和重庆富民公司领导的鼓励下,他一边务工一边筹划着自主创业.省吃俭用、业余时间摆地摊、争着加班挣加班工资、春节不回家省下探亲费……总之,他为实现自己的梦想尽一切办法攒集一分一厘.同是打工的人有人嘲笑：生来就是舅子命,想当姑爷万不能,想当老板样儿都不像.对此他不管不顾,他不明白这些人为什么要嘲笑他.他说,这方面他很佩服上海人,他们从不鄙视靠劳力挣钱的人,从不嘲笑想当老板的人.有关领导听说后及时开导王绍明,希望王绍明不要在乎别人怎么说,只要自己看准了就大胆干.领导的开导和鼓励,让王绍明进一步坚定了信心.很快,他看准了水果市场的商机和回乡创业的巨大潜力,于是,不顾家庭的阻力,不管亲友的劝阻,毅然辞去收入高、生活稳定的码头装卸工作,带着几年在码头学到的管理经验,带着几年攒下的积蓄,带着甘苦与共的贤惠妻子,在重庆富民公司实施的“孵化”“回引”工程中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在黔江城开起了平价水果超市——“超级果王”.由于是黔江城第一家水果“平价超市”,由于是黔江城第一家运用互联网技术管理的水果超市,由于是黔江城第一家只经营优质果品的水果超市,由于是黔江城第一家秉持“顾客永远对”的经营理念的水果超市,王绍明的“超级果王”一开业就成了黔江城人气爆棚的水果超市.紧接着,一家、两家、三家……不甘于现状的王绍明在黔江城一口气开了十多家连锁超市.如今,他的“超级果王”在黔江不仅成了水果超市的一个品牌,而且在水果行业成了一道靓丽的风景线.不仅如此,他还跟上潮流,在黔江干起了最大的水果电商平台,把家乡的猕猴桃、脆红李等优质水果销往全国各地.
马春华是程举松在消防队的战友,也是上世纪末期经重庆富民公司组织到的上海港务局洋山消防队.这个出生贫寒的农家子弟,一到上海就谋划着如何成为一个“腰缠万贯”的人.他要让家人不再贫困,要让父母成为村里最有钱的人.重庆富民公司洋山消防队为了帮助这些寒门子弟“脱贫脱俗”,设立了专门的电子阅览室和图书室,开办了专门的创业培训班.高中毕业的马春华在战训和执勤之余,第一件事就是到创业培训班听课或钻进电子阅览室查找资料.他不上网打游戏,不在网上猎奇消遣,而是一心一意在网上查找、研究能脱贫致富的创业信息.他说当今最害人的就是电子游戏,很多少年儿童沉迷其中荒废学业,更让人不理解的是很多成年人也乐此不疲,大把大把的时间浪费在“网游”上面太可惜了.
恰在此时,电商萌芽,聪明睿智的马春华兴奋不已,工作之余悄悄在网上尝试卖小商品.他很快发现,电商有着巨大的潜力,于是向公司领导提出辞职,想在电商领域拼搏一番.黔江驻上海劳务基地办事处的领导对聪明好学、思维独特、业务过硬的马春华想要自主创业的精神和勇气甚感欣慰,鼓励他大胆往前走.在领导的帮助下,他很快在上海注册成立了清洁用品网络销售公司和清洁服务公司.事实证明,马春华选择的路虽谈不上一帆风顺,但一路上总是充满了成功的喜悦.现在,已是拥有员工500人左右的清洁公司的大老板,网络销售公司业务已做到国外,清洁服务的业务已做到上海的世贸大厦等高楼.
像程举松、王绍明、马春华这种通过重庆富民公司这所“黄埔军校”培养出来的老板还很多,统计资料表明,通过富民公司这所“黄埔军校”送出来的自主创业老板近万人.
有人说,老板往往都是为富不仁；也有人说,老板都是靠投资取巧、偷奸耍滑成功的.其实不然,至少从重庆富民公司孵化出来的这批自主创业老板不是.“别人吃土豆是吃芯,我们是连皮全吃.”谈到自主创业,他们都有共同的感受,创业非节衣缩食省吃俭用不行,非勤奋不行,非懂得感恩不行.套用鲁迅先生“把别人喝咖啡的时间都用来读书写作”的话,他们是把别人打、上网聊天打游戏的时间都用来干事.他们秉持“吃水不忘挖井人”的道德观,致富不忘扶贫济困,当然,他们只会扶贫不扶懒.他们积极响应区委、区政府的号召,自觉地参与到精准扶贫行动中,利用自身企业和拥有的社会资源优势,不断帮助建卡贫困户就业困难人口就业、资助其子女上学,为贫困村捐款修路建桥,为家乡招商引资.资料显示,这些自主创业老板,每年为家乡的贫困人口和困难学生组织捐款捐物达百万元以上,为贫困村修路建桥组织捐款在200万元左右,为家乡招商引资推荐、引进了大批项目.
成人达己,人人争着当先进
在上海建立劳务基地,不能只是简单的定位在劳务输出上,必须把这个劳务基地建成扶贫的典范,建成响当当的劳务品牌.区委、区政府如此定位.
为了加强这一工作的领导,区委还针对流动党员多的实际,在重庆富民公司设立了流动党委,让流动党员“有家”,让务工农民学有榜样.
流动党委成为黄浦江畔高高飘扬的一面旗帜,重庆富民公司不负所望.经过20多年的打拼,业界和社会公认黔江在上海的劳务基地是一块过得硬叫得响的劳务品牌,不仅是在重庆,而且也是重庆在全国叫得响的一块劳务品牌,“黔龙海运”作为这块品牌商标在国家工商总局登记注册,这在劳务行业,整个西南地区是唯一,在全国也是微乎其微少之又少.
品牌的背后,除了艰辛的付出,更重要的是对员工精神上的提升.黔江驻上海劳务基地办事处和重庆富民公司按照区委、区政府的要求锻铸品牌,目的除了在业内领先外,更为重要的是要让这些从家乡出来打工挣钱的农民在品牌锻铸过程中实现精神上的升华.
其实,物质贫穷不可怕,最可怕的是精神上的贫穷.物质贫穷是暂时性的,通过帮扶和自身的奋斗是可以消除的,但精神上贫困了,那就可能是稀泥巴糊墙,永远也扶不起来.扶贫工作中,遇到的很多让人啼笑皆非的故事往往都是因为精神上贫困的原因.重庆富民公司从受命实施劳务扶贫开始就非常注意这一点,在组织大家务工挣钱的同时,始终不忘抓务工农民精神上的升华.他们把这归结为四个字：“脱贫脱俗”.
脱贫好理解,就是组织贫困农民务工挣钱,摆脱贫困,迈向小康；脱俗也好理解,就是提升贫困农民的精神素养,在帮助他们摆脱物质贫困的同时也要帮助他们摆脱精神上的贫困,实现精神文明.只有这样,才算是完成了党委政府所赋予的帮扶任务.
“我们出来就是打工挣钱,养家糊口.”出来务工的贫困农民往往都很现实,这句口头禅在初来的贫困农民工中都会整天挂在嘴上.不光是说,不少人在日常的行为上也是这样,眼里只有钱,为了钱,可以损害公司利益和任何他人利益,心中只有自己.但过了一段时间后就再也 听不到他们说这句口头禅了,取而代之的是“成人达己”“心存感恩”八个字,凡有新工人进来,他们都会给新工人说出这八个字,都会说,出来打工不光想到自己挣钱,还要想到公司的发展,只有锅里有了碗里才有,只有公司发展了,才会有钱挣,只有成就了别人,我们也才能实现自己的愿望.
成人达己,是重庆富民公司确立的服务理念；心存感恩,是重庆富民公司对务工人员的道德要求.重庆富民公司坚持思想先行,从贫困农民进来这天开始,就“天天讲月月讲”,把“成人达己”的服务理念和“心存感恩”的道德要求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贯穿在各种教育活动和争先创优活动中.
获国家人事部、劳动部、总工会、团等八部委表彰的优秀农民工陈清瑜对此颇有感触.
陈清瑜1973年出生在黔江区石家镇一个贫困农民家庭,1993年高中毕业后,未能挤上高考独木桥的他始终不甘于贫困的命运安排,但又十分无奈：复读再考,家里无钱；投笔从商,没钱垫本；外出打工,家里又担心在外无依无靠受欺侮；在家务农,贫瘠的地里又刨不出几粒粮食.恰在此时,黔江驻上海劳务基地办事处和重庆富民公司派人来到家里,建议他到上海务工.重庆富民公司的故事在家乡早已是家喻户晓,山民们都知道这个公司是专门组织贫困农民在外务工帮助贫困家庭脱贫致富的政府企业,务工收入高,工资有保证,权益有保障.陈清瑜别无选择,跟着重庆富民公司的工作人员走进了上海,在重庆富民公司驻上港集团劳务队干起了装卸工.
初到上海,“胸有大志”的陈清瑜虽然没有被“十里洋场”的花花世界所诱惑,没有忘记土家族人“富不离猪,穷不丢书”的古训,但从小就侵染在身上的“戴起草帽就是天”等小农思想很快显露无遗.重庆富民公司流动党委很快发现了这位“高学历”青年身上的毛病,及时选派优秀党员实行“一对一帮助”,用身边的先进人物和先进事迹潜移默化.
一个人能否在团队中成长,关键看这个团队是否充满正能量.陈清瑜身上的负能量很快就被“成人达己”“心存感恩”等思想和理念所排挤,正能量充满全身,干起活来一如拼命三郎,务工之余读书近乎废寝忘食.一天,一艘万吨级钢材船靠泊公司码头,需要抢时间卸货,时值炎热夏天,用工方非常焦急,如不能按时卸货就会承担巨额的经济损失和不可挽回的信誉损失.陈清瑜二话不说,主动请缨,带领乡亲们忘我奋战.由于没顾上吃饭,导致胃病复发,疼痛得他手捂肚皮直冒汗,但他不露声色,悄悄吃下二粒自己随身带的药片,咬牙忍疼,继续奋战.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在他的带动和影响下,不仅如期完成了任务,而且创造了上港集团单船装卸最高纪录.陈清瑜不仅干活拼命,对安全更是较真到“不近人情”的地步,对心目中只有吨位、工时而野蛮违章作业的人,口里绝情手不留情,从而创造了安全事故零记录的神话.他给同来务工的乡亲们说,干活挣了钱但不能忘记没钱的日子,必须时时勤奋不偷懒,必须无条件地帮公司分派的活做好,只有把公司派给的活做好了,公司满意了,我们才能获得更高的待遇,要时时记住“锅里有了碗里才有”；出来务工是为了挣钱,不是出来玩命,所以必须时时刻刻把安全放在第位,命丢了不但什么都没有了,而且还给公司和家人带来巨大的损失.平时要多读点书,挣钱脱贫,读书脱俗,土家先人说的“穷不丢书”就是这个意思.
一路走来,陈清瑜先后担任了班组长、副队长、安质员和机械队队长、劳务承包队队长、富民培训学校校长.多次被授予“新长征突击手”“先进生产工作者”“先进标兵”“优秀团员”“优秀承包工”“全国第四届优秀进城务工青年”等荣誉称号.
陈清瑜深有感慨地说“能够获得这么多的荣誉,能够有今天,黔江驻上海劳务基地办事处和重庆富民公司对我们精神上的帮扶至关重要.”
陈清瑜说得一点不错,有着陈清瑜同样故事的人在重庆富民公司并不稀奇.谢玉昆先后被授于“四川省劳务开发先进工作者”“上海港务局优秀员”“上海港务局十佳农民工”“共青团上海市委优秀团支部书记”“共青团上海市委新长征突击手”“共青团上海市委十佳青年”称号.朱家美多次被上海港务集团评为先进个人和优秀党务工作者.费文祥多次被上海港务集团评为先进工人,所带领的团队先后被上港集团表彰为先进集体13次.冯流康先后10余次被上海港务集团评为先进个人或优秀党员、优秀进城务工青年、优秀承包工,多次在上港读书节和少数民族演讲赛中获一二等将奖.庞一海创上海港务集团建港以来当班业务最高记录和单班业务最高记录,多次被评为上海市农民工先进个人.李俊工作出色连续受到国务院两任总理的接见.冉隆泽用年轻的生命挽救国家财产被上海市政府追认为烈士,而且是上海市政府追认的唯一的属农民工身份的烈士……
数据显示,自1988年以来,重庆富民公司先后有300多名农民工获得国家、省、市和上港集团的表彰.
数据证明,重庆富民公司在劳务扶贫工作中“脱贫脱俗”的实践卓有成效.
结 句
黔江大地风和景丽,精准扶贫战斗犹酣,全区各级党委政府正以决战决胜的信心和决心决战贫困,给“宁愿苦干,不愿苦熬”的黔江精神赋予新的历史内涵：不讲客观讲主观,滚石上山拼发展.黔江历史正掀开崭新的一页.
但贫困永远是一个相对的问题,贫困人口的标准永远是一个动态标准.有的今天处于贫困,但过几年就脱贫了；有的今天算富裕,但过几年又因天灾、病魔等贫困了.衡量贫困的标准也是不断变化的,过去是以没得饭吃、没得衣穿、没得房住算贫困,现在是以吃不好、穿不好、住不好算贫困,今后可能是消费水平不高算贫困.所以,扶贫工作永远在路上,重庆富民公司也会不忘初心,永远行进在这条路上.
作者简介：
钟良义,男,土家族,重庆市作协会员、重庆市黔江区作协副主席、重庆市散文学会黔江分会会长,著有文集《故乡的风》、长篇小说《抢滩》等.责任编辑/孙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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