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分权视角下的地方公共物品供给以杭州市为例,该文是关于公共物品在职研究生论文范文与公共物品和财政分权视角和供给有关论文怎么撰写.
公共物品论文参考文献：
[摘 要]我国自1994年开始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在合理划分各级政府事权范围的基础上,主要按税收来划分各级政府的预算收入,各级预算相对独立,负有明确的平衡责任,各级次间和地区间的差别通过转移支付制度进行调节.文章基于这一财政体制,将杭州市的地方性公共物品供给水平与其他五座城市进行对比分析.从而更加准确地衡量杭州市地方性公共物品供给水平,进而探讨政府如何更好地提升地方性公共物品供给水平.
[关键词]财政分权；地方性公共物品；杭州市；地方性公共物品供给水平
1 地方财政分权体制财政分权是基于政府职能划分基础上对其财权事权在不同层级政府进行规范划分的财政体制.我国自1994年开始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这一体制是指在合理划分各级政府事权范围的基础上,主要按税收来划分各级政府的预算收入,各级预算相对独立,负有明确的平衡责任,各级次间和地区间的差别通过转移支付制度进行调节.本文主要基于这一财政体制对部分城市的地方公共物品供给水平进行对比分析.
基于这一财政体制,笔者选取了我国2011-2016年与地方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数据,根据财政分权度等于地方财政支出／全国财政支出这一公式计算近6年我国的财政分权度水平.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2011-2016年我国的财政分权度呈现出小幅波动上升的趋势,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我国的财政分权水平维持在一个较为稳定的状态.
2 地方性公共物品供给
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对公共物品的定义为：任何人消费这种物品不会导致他人对该物品消费的减少.公共物品根据受益范围不同可分为全国性公共物品和地方性公共物品.全国性公共物品是指那些受益范围是跨区域的,可供全国居民同等消费并且共同享用的物品,如国防、太空探险、最高法院,全国治安,国家级道路、电力、通讯管网,信息传播等.地方性公共物品是指存在形态和受益范围局限于或主要局限于一个特定辖区的公共物品,如城市的消防队、治安、路灯、城市街道、绿化、水气电、污水处理等.
本文用地方性公共物品供给水平来衡量地方政府的公共物品供给水平.计算公式为：地方性公共物品供给水平等于地方财政支出／地区生产总值.杭州市地方性公共物品供给选取指标有医院、卫生院数,剧场、影剧院数,公园景点个数,年末免费公共自行车数,年末运营公共汽车数,全年用电总量,城市供水的总售水量.
从表2中可以看出,2011年-2016年,杭州市医院、卫生院、剧场、影剧院、公园景点、免费公共自行车、公共汽车等公共物品数量均有所提升,说明杭州市的地方性公共物品供给为多方面、多需求维度的提升.另外,我们再根据杭州市政府的财政收支及地区生产总值来看一下近几年的地方性公共物品供给水平.
从表3可以看出,2011-2016年,杭州市地方财政收入、地方财政支出、地区生产总值均逐年增加,地方公共物品供给水平较为稳定,保持在0.1左右的水平,在2012年出现暂时性的下降情况,而在之后的四年均呈现上升趋势.
为了更好地了解杭州市的地方性公共物品供给水平在全国范围内的高低情况,笔者选取了北京、上海、深圳、南京、成都这5个城市的相关数据与杭州市进行比较.
根据表9、图2,我们可以直观地看到北京、上海、深圳、南京、成都、杭州这6个城市之间地方性公共物品供给水平的差距.北京、上海的地方性公共物品供给水平总体较高,且呈现较快增长趋势；深圳的地方性公共物品供给水平近两年来提升速度较快,且提升到了0.2以上的水平；成都的地方性公共物品供给水平较北京、上海、深圳偏低,在2011-2015年期间高于杭州和南京,但2015-2016年期间呈现小幅下降趋势,与杭州、南京持平；杭州和南京的地方性公共物品供给水平较低,与北京、上海、深圳有较大差距,但近几年有小幅增长.
从表10中可以看出,2014年成都的医院、卫生院数最多,且人均水平最高,北京的剧场、影剧院数最多,且人均水平最高.医院、卫生院人均水平中,南京的人均水平偏低,而剧场、影剧院人均水平中成都的人均水平偏低.杭州市的人均水平居于中等水平.从以上数据比较可以看出,杭州市的地方公共物品供给水平处于中等偏上水平,但与一线城市仍有较大差距.
3 分析与结论
地方性公共物品的供给与居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尤其是有关于医疗健康、公共交通、日常生活的公共物品.我国目前实行的分税制财政体制,地方政府直接向上级政府负责,而不是直接对居民负责,这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弊端,在切合民意上有所欠缺.另一方面,由于我国的户籍制度与社保制度,居民在城市与城市之间的流通受到一定的限制,从而不能用“脚”,这也对政府的决策缺乏相应的监督与约束.但采取这一财政体制,较好地发挥了地方政府的自主性,因为每个城市之间由于经济发展状况、居民生活习惯等不同,也应采取适应当地的公共物品供给.
本文中选取的六个城市,杭州、南京、成都、北京、上海、深圳,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当地居民的生活习惯、城市文化也不尽相同,因此在对地方性公共物品供给水平的比较上也存在一定的偏差性.北京、上海、深圳作为一线城市,人口密集度较大,经济发展水平也较为发达,这也使政府采取更高效、更高水平的地方公共物品供给决策与供给效率,以适应当地居民的生活方式、经济发展状况,更好地维持经济社会运转.而杭州、南京、成都作为二线城市,也需要与城市规模、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公共物品供给水平.以医院、卫生院数为具体的衡量指标,杭州市的数量从2011年的286个增长至365个,六年间增长率为27.62%.而南京则从92个增长至225个,六年间增长率为144.57%,上海从2011年的609个增长至656个,增长率为7.72%.
在对不同的城市进行地方性公共物品供给水平进行衡量时,我们不能仅仅从绝对数量来比较,还要考虑各地的人数密集度、城市结构、人口流通情况等.地方政府在进行地方性公共物品供给时,应更好地适应居民需求,如当地的医疗设施,不仅要增加数量,更要根据居民区、老城区、商业区的地理位置情况进行有效配置,使居民更为便捷、快速地就医.
基于财政分权体制下的地方性公共物品,对居民来说存在一定的好处,但固然存在一些弊端,如政府权力是否受到了有效监督,政府的决策及资源配置效率是否真正切合了当地居民的需求,这些都缺乏一定的评估标准.因此要杜绝权力滥用等问题,需提升居民对地方性公共物品供给的决策参与度,使政府不仅仅只对上级政府负责、完成一定的绩效指标,还要更为准确地切合民意、反映人民的意志,从而实现更为有效的地方性公共物品供给.
回顾述说:上文是一篇关于公共物品和财政分权视角和供给方面的公共物品论文题目、论文提纲、公共物品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参考文献的相关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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