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的另一面,该文是有关沈从文论文写作参考范文与沈从文相关学术论文怎么写.
沈从文论文参考文献：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沈从文活跃于文坛,先后担任文学杂志编辑与大学中文教授,发表出版了大量文章与个人文集,当红作品甚至出现了不少盗版,沈本人也逐步成为京派的代表人物之一.而名家名作占据文学场中心地位,不论是从文学价值还是商业利益考虑,通常更易吸引译者优先选择热销作品进行翻译出版.沈从文的作品自然也被译者们青睐,从二十年代后期起,就陆续有作品由国内知识分子译为日、英、法语发表于各类外文报,随后英美译文开始涌现,篇目以其最知名的乡土小说为主,民国时期,国内外发表的沈从文作品英译本就多达二十余篇,见于报刊和专门译文集的法语和日语译本也各有十余篇.自此沈从文本人与作品的翻译及出版开始产生了密切关联.
作为心怀社会的有识之士,文化身份和教育背景决定了作家们往往更会关注自己作品的外译,作家本人所拥有的文化资源也可以促进翻译活动进行.就主观动因而言,作者支持翻译活动的最直接原因就是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够走向域外,为西方读者所知.而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面对战争侵袭、社会动荡和民族危机,这一需求尤其强烈,国内知识分子纷纷想要对外发声,让西方了解变革中的中国社会和文化,除了创办外文报刊或是直接用外文写作外,翻译也是发声的重要途径.二十多年间,鲁迅、沈从文、茅盾、张天翼等作家的大量作品都被陆续译为外文,在国外发表、出版.作家们对翻译事业也极为支持,如斯诺编辑、翻译《活的中国》文学选集就是遵循鲁迅的建议,在萧乾和杨刚的帮助下完成的.而伊罗生英译的短篇小说集《草鞋脚》同样得到了鲁迅、茅盾的支持,茅盾为其撰写了作家生平和简介,鲁迅也写了“小引”.沈从文也是如此,１９３０年１１月５日他写给王际真的信中就说道：“中国是需要一些对外说话的人的,这是费力的事,然而也是一种为国人做得好的宣传.”１９４４年９月１６日致胡适的信中也提及：“用我平时的态度写战争,写我极熟习的湖南人对战争的种种,在国内很显然是不大容易得到付印机会,然而若翻成英文,似乎又很可能让国外读者对东方在应付战争中的中国人生活与心情能脱离宣传味有所理解,这理解不仅有益于外国人,也有益于中国的！”时至八十年代,在他为英、印、德语等多部译文集所作序言中也都提到,希望这些作品的译文可以有助于文化交流,引起读者的共鸣,增进两国人民的了解.可见,中国的文学需要对外输出,以此为国家和人民做宣传、促进中西交流,已成为很多作家的共识.
当然,经济因素也是另一个重要的驱动力.作家的稿费往往并不丰厚,以此为业难免会受生活所迫,通过译本的发行则可以寻找和开拓新的市场,增加收入.沈从文对于翻译自己的作品态度如此积极,一个主要动因正是如此.不同于一些知识分子羞于谈钱的清高,沈从文在朋友面前并不讳言自己迫切需要赚钱谋生.在前文所引的致胡适的同一封信中,他就曾坦言自己“还无法靠合法版税支持最低生活,将来也恐怕无多希望.译本在国外若有相当销路,对于我此后廿年工作实大有关系.我希望因此有机会到美国看看,住二三年……兆和又还充满读书求学兴趣,她若可用我在美国应得的版税读两年书,将来或许也可在翻译上有点成绩”.而在１９３０年至１９３１年间的信件里他反复询问王际真翻译的《龙朱》是否卖了出去,甚至数次提议可以让王际真署上自己的名字,当成原作而非译文发表,以扩大影响获得销路,为此他还计划去北京找胡适写序,赶译出来卖钱.显然迫于生活困窘,沈从文在考虑自己和家庭未来生活的计划时也是对译作的版税收入寄予厚望,将作品翻译售至西方视为改善生活的一种有利途径.
从客观条件上看,自民国时期起,知识分子群体依托于各类文艺社团、刊物以及高校,构建起特定的文化人际网络,尤其以京、沪两地为核心聚集地,成员在多种文化事业和活动中相互支持合作.作者、译者和编辑出版者往来频繁,其中很多人都是留洋归来的学者,也常常身兼多职,许多知名作家本人就是翻译家,如鲁迅、巴金、徐志摩、张爱玲等,邵洵美、温源宁等出版人也兼任译者和作家.沈从文虽然不通外文,自诩为乡下人,但因阅读了大量西方译入国内的文艺、社科书籍,深受其影响；进入文坛后,结识的诸位前辈友人如徐志摩、胡适、林徽因夫妇等,也都拥有西方教育背景.而此后他任教于西南联大和北大等高校,其间的同事和学生如金隄、林蒲、钟开莱等先后赴美工作生活.此外,他的妻妹张充和也随丈夫傅汉思定居美国.沈从文与这些海外的亲友们一直保持通信联络,这样的海外关系和文化资源让他的作品获得更多被翻译的机会,他也得以对自己作品的翻译和在西方出版情况一直保持关注与了解.
从三十年代到生命晚年,身为作者的沈从文一直以各种方式参与作品的译介活动之中,而对于翻译活动的推动,最明显的表现就是作为译文的发起和促成者,身为一位拥有国际视野的作家,沈从文时常主动建议翻译自己的某些作品,以便让海外读者所知.在他与早期的重要译者王际真的交往中就可见一斑.二人因徐志摩介绍结缘成为朋友,在王际真赴美后书信往来频繁.仅１９２９年至１９３２年期间,沈从文写给王际真的信件留存下的就多达四十余封,除了记述近期的工作生活和新闻外,二人常讨论国内外文学动向以及建议翻译的作品篇目,也相互寄送文坛新出的书刊和自己的新作.沈从文就曾寄去自己关于中国新诗的论文与讲义,建议可以译成英文,并在信中多次询问王际真是否愿意翻译自己的新作《神巫之爱》等作品,还表示如果他的译作可以卖出去,“可以特来写几个在中国看来无意思、在美国人看来或可代表一点东方趣味的作品,不在中国发布,单来由你译给美国人看”.可见,他非常清楚中、西读者之间文学兴趣的区别,愿意迎合西方人的口味,为他们感兴趣的题材进行创作.这种对于译出的强烈意愿,不仅限于自己的作品,作为文艺报刊编辑,他常为一些学校和文坛的朋友转寄稿子进行推荐,还询问王际真是否肯为他们译书,以此“为国内人做一点事”.
在译文出版的过程中,沈从文还亲自参与了诸如选择译文篇目、撰写序言等工作.第一本英译沈从文小说集《中国土地》译者序言部分就明确提道,全书的十余篇小说均是由沈从文本人挑选的,而前文所述沈从文给身在美国的胡适写信,主要目的就是想请他为这部英文版作序,借助胡适的名气提升这部译文集在美国的传播和接受度,因为文章“多涉及中国农村与兵士平凡哀乐,给英美读者印象,很可能与其他现代中国小说内容不大相同,要国外读者相信这也是中国的事情,最好的一个介绍者、说明者,也只有先生”,以此“给英美读者一个较新也较正确的印象”.不难看出沈从文对自己的首部译文集相当重视,通过参与译作出版决策,设法提升宣传效果,力求自己最有代表性的作品为西方读者所了解.
此外,沈从文在译介活动中也时常承担着沟通和协调的任务.作者与译者之间的密切联系有利于翻译过程中的及时沟通,使译文得以更为准确顺利地完成,同时译者因私交而产生偏好也会进一步增加作品译出的可能性.《边城》首个英译本的译者邵洵美是沈从文的好友,曾撰文赞美《边城》,翻译也是出于个人的喜爱,希望向外国人介绍这部杰作.萧乾为《中国简报》翻译的沈从文小说《呆官日记》和《阿丽思中国游记》片段,就是在１９３０年对沈从文的专门访谈之后完成,并推荐他的《柏子》收入斯诺编辑的《活的中国》.而英译文集《中国土地》的译者金隄和白英都是同一所大学任教的同事,沈从文在１９８２年的再版序言中也提到与金隄是朋友兼近邻,所以时常就翻译过程中遇到的人物地名等问题进行沟通,解答疑惑.美国学者金介甫作为研究和翻译沈从文作品最多的汉学家,更是多次来信乃至上门拜访沈从文,请教研究与翻译作品中遇到的各类问题,沈从文均耐心为其一一作答.至于《中国文学》杂志的主要译者杨宪益夫妇,沈从文也与他们相熟已久,书信来往中常以兄嫂称呼二人.两位译者也对沈从文作品较多偏爱,现当代作家中除鲁迅作品外,戴乃迭翻译最多的就数沈从文的作品,杨宪益还曾在采访提到自己遗憾的是想更多介绍沈从文的作品而没能做到.沈从文与译者之间的联系不仅限于英语世界,１９４８年５月沈从文收到了日本学者松枝茂夫翻译的日文版小说,因看不懂日语的跋记还特意托同学译出,并回复了他求教翻译问题的来信,称自己的文章“引用土语多双关意思,译时或较麻烦”,还主动提出赠送自己的新作.即便已至暮年,他依然与马汉茂、小岛久代等译者就翻译问题进行书信交流.对于译者,不论国籍和资历,他都始终保持谦逊友好的态度,不吝表达欢迎和感谢之情.而这种作者与译者之间的良好配合互动,对于作品得以大量顺利译介意义不可忽视.
这样的协调关系也存在于沈从文和译作出版社之间.就知名作家而言,出版机构有时直接与本人商讨翻译作品的版权事宜.１９８１年沈从文的著作《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在香港付印后,美国兰登出版社提出愿意出版英译本,并与他口头商妥将书压缩一半内容后翻译出版.沈从文还承担了为英文版寻找译者的重任,由于该书的学术专业性,综合考虑了多位人选,写信或是托朋友询问各位译者的意愿.他最初希望由杨宪益夫妇翻译,后因二人无暇兼顾又转而考虑旅美史学家房兆楹和波士顿艺术馆任职的吴同等人.在１９８２年三四月间与友人书信中他也多次谈论这件事,分析选择各位译者的原因和可能性,对此颇费心思和周折.到了１９８４年,沈从文的健康每况愈下,但依然应出版方邀请为德文版马汉茂所译的《从文自传》以及吴乐素所译的《从文短篇小说集》撰写了序言.
最后,译文问世之后,沈从文还扮演了宣传者的角色,通过与译入语读者的直接互动扩大影响.１９８０年１０月至１９８１年２月,沈从文与夫人张兆和应邀出访美国,近四个月的时间里到访了纽约、芝加哥、旧金山等地,并在哥伦比亚、耶鲁、哈佛、斯坦福等十多所大学举行了二十多场讲座,介绍了自己的文学创作以及中国文物研究成果.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对于沈从文在西方的影响功不可没,而沈从文在哥大的首场演讲也正是由夏志清主持,《中国土地》的译者之一白英也来到了现场；到了旧金山,除了在旧金山州立大学由许芥昱担任翻译发表演讲,旧金山东风书店还特意为他安排了一场读者见面会.作家本人现身,通过参加演讲、见面会等活动与海外读者直接面对面交流,无疑是增进读者了解的有效宣传方式,从而扩大影响催生更多的翻译契机.鉴于沈从文访美的背景,１９８１年至１９８２年《中国文学》共刊登了他的六篇小说英译.１９８１年戴乃迭翻译的四篇作品也作为“熊猫丛书”之一单独成册出版,沈从文出访时携带的小说译文就包括了《中国土地》和当年新出的《中国文学》.
而《中国土地》译文集的再版事宜,也正是沈从文在美国访问讲学期间,由夏志清引荐与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编辑共同敲定.１９８２年再版面世时,书中另新加了沈从文本人于１９８１年１月在美专门撰写的序言,由傅汉思译为英文,全书最后还加入了傅汉思所写的作者介绍,新版封面上“中国土地”的中文标题也由沈从文亲笔所书.在序言中,沈从文详细介绍了两位译者的身份、翻译过程和分工,并谦虚地表明如果小说能吸引英语读者,应当归功于译者.鉴于哥大出版社的学术性质,沈从文特意说明了当年翻译的底本为１９３６年上海良友图书公司出版的《从文小说习作选》,简述了自己文物研究的方向和此行访美的情况等.作为面向高校学生和研究者的选集,作者本人对于这些成书背景的回忆与补充有助于减少研究者阅读译文时可能产生的疑惑.相较而言,１９４７年《中国土地》初版的序言由译者金隄和白英共同撰写,聚焦于作者背景经历,还将沈从文与鲁迅相提并论,认为他可以被视为鲁迅的接班人,至于文集翻译情况仅在文末简单提及.从序言重心的转换中可以看出三十多年间译介主体所拥有的文化资本变化：首版时中国现代文学处于译入西方的初期,处于文学系统的边缘地位,读者们对作家和社会背景几乎全无了解,需要西方编译者来架设桥梁；而八十年代初,随着中美建交后联系逐步加强,沈从文受到西方学界推崇,访美期间在多所名校的讲座活动进一步扩大了他的名声,作序、题词等行为也是依托作者的名气促进图书推广.
（沈从文：《沈从文全集》,北岳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中国土地》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Ｅａｒｔｈ,Ｃｏｌｕｍｂｉ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２．）
简而言之,此文是一篇关于经典沈从文专业范文可作为沈从文方面的大学硕士与本科毕业论文沈从文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论文写作参考文献.
沈从文接火传温暖
近日,在朋友家看到杜素娟著沈从文与大公报一书,便借了来读 1933年9月至1935年8月,沈从文和杨振声一起编辑大公报·文艺副刊 在此期间,由于杨振声受教育部委托主要从事华北中小学教科书.
沈从文的敦煌之行
在最近发现的一封沈从文书信中可知,沈从文于1979 年8 月开始了他的敦煌之旅,在信中他对敦煌之行颇为满意,甚至有意以后再去 这次盼望已久的敦煌之旅,对于时年已77 岁的沈从文来说是一次身心释然的旅行.
沈从文和民国文化名流
1923年夏天,21岁的沈从文从偏远的湘西只身来到繁华、热闹的北京城 站在前门车站的沈从文,被前门城楼的雄伟惊得目瞪口呆,他心想北京城真大,沈从文真小 来京之前,沈从文在湘西的军队中从军,他虽然只有小.
巴金帮沈从文挑礼物送张兆和
巴金非常低调谦虚 晚年他给萧乾写信,说有三个人的才华超过他,一个是沈从文,一个是曹禺,一个是萧乾 巴金与包括沈从文、曹禺、萧乾在内的许多文坛老人关系密切,与沈从文更是私交甚笃,从年轻时便开始交往 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