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语言美学价值的重新审视读《当代小说和民间叙事》,该文是民间语言类有关毕业论文格式模板范文和当代小说与民间叙事和美学和价值相关毕业论文格式模板范文.
民间语言论文参考文献：
叙事学作为一门学科,“是对叙事文的一种共时、系统的形式研究,它探讨的范围是叙事文的叙述方式、结构模式和阅读类型,它的意义在于为科学地认识叙事文提供理论框架.”[1]叙事学发端于俄国形式主义,受当代语言学和结构主义研究思潮的影响,在20 世纪60 年代正式诞生于法国,主要包括经典叙事学以及与其他学科交织而成的修辞性叙事学、认知性叙事学和女性主义叙事学等后经典叙事学.在西方,叙事学研究已经成为一门很有影响力的学科.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我国学者们积极地翻译、介绍和运用叙事学理论进行文学研究,更难得可贵的是,这些研究并没有停留在对西方理论的生搬硬套,而是有创造性地进行了本土化的吸收,特别是在对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叙事研究中取得了丰厚的成绩.与此同时,叙事学理论同样对新时期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推动作用,诸如先锋小说、新写实小说、新历史小说等都是这种理论的直接受益者.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创作实绩,都是值得称道的.由于受到理论自身复杂性和当代文学特质性的限制,能够将二者有机结合,即能够将叙事学理论本土化并运用于对当代文学作品研究的成果,可谓寥寥无几.晓苏的《当代小说与民间叙事》是一部很有价值和开创意义的理论著作.“本书将要研究的主要是民间化叙事形态,以中国当代新时期以来的小说创作为例,着重探讨小说的民间化叙事策略.”①（晓苏3）由叙事理论出发,立足当代中国文学而挖掘民间化的倾向,是本书最大的特色和创新.《当代小说与民间叙事》全书有六个部分,分别是“绪论”、“第一章：民间叙事立场的选择”、“第二章：民间叙事的探寻”、“第三章：民间叙事结构的搭建”、“第四章：民间叙事语言的激活”和“结论”.晓苏以可读性作为评判当代纷繁小说作品的标准,进而总结出这一观点：“凡是有意思的小说,差不多都带有民间化叙事倾向.相反,那些没意思的小说大都与民间无关,要么倾向于政治化叙事,要么倾向于精英化叙事.”（晓苏4）由此出发,每一章都采用独到而深入的视角,通过大量例证,对当代小说作品中的民间叙事因素做出了多层次分析,既关注当代小说与民间叙事之间的关系,还从根本上探讨了小说和民间的关系之所在.让笔者不仅能够在其引领下,对当代小说中的各种民间叙事因素有了一次充分了解,也同时被作者流畅的文笔和幽默的行文风格所深深吸引.在这样一部兼得学术价值和阅读魅力的著作中,第四章“民间叙事语言的激活”是具有重要的研究前景和重大的现实意义的.
一、重视当代小说中的地方语言
地方语言即方言,是“一种语言在不同地域所形成的变体”[2].由于我国地域辽阔、人口和民族众多,加之河流湖泊、山地峡谷等自然地理条件以及迁移、战争和融合等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制,形成了纷繁复杂的方言现象,可以分为七大方言区,对来自东西南北不同地方的人来说是很难交流的,即便他们是居住在同一个城市的人,有时候也很难听懂对方的方言,因此就有了“十里不同音,百里不同俗”的谚语.为了便于不同地域的人进行交流,新中国之初就大力推广普通话,即“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北方方言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普通话”[3].这项政策的推广推进了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的联系,然而,长期以来人们却忽视了推广普通话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包括对地方语言多样性的破坏、影响地方特色文化传承、群众日常交流的准确性和生动性等等.在文学创作和研究中,同样存在着忽视地方语言、只推崇政治化和精英化语言的问题.这种不立足于地方性的倾向,导致当代大量文学作品内容空泛雷同、缺乏趣味,很难产生较高的思想和艺术价值.“任何国家与民族的文学,甚至任何作家与作品,都存在一个地理基础与空间前提的问题,因为任何作家与作品都不可能在真空中产生出来,任何文学类型也不可能离开特定的时间与空间而存在.”[4]孕育作家和作品的地理环境都是独特的,都产生于不同的地理基础和空间前提,即：“任何作家与作品以至于文学现象都产生于特定的地理环境,并且是特定时间里的地理环境.”（邹建军44）伟大的作家作品更是如此,比如屈原生活在巫乐文化盛行的楚地,所以他所写的《楚辞》就带有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而《诗经》则产生于北方流域,它所表现的内容就与长江流域的生活迥异.而作为产生于不同地域中的地方语言,也是作家作品表现创作个性和风格的有效途径.在《楚辞》中就大量出现了许多当时楚地的方言词汇和语气词汇,如“兮”、“些”等,现代作家中也有一大批擅长方言写作的作家,如老舍小说中的北京方言,赵树理小说中的山西方言,周立波小说中的湖南方言等.
《当代小说与民间叙事》中,晓苏从文本出发,探讨了作为文学语言的地方语言在民间叙事中的作用和价值.首先,他认为“地方语言的意义不仅在于它能够有效地增强作品的地域色彩,更在于它能顺利地打开作家的童年记忆,并能迅速唤醒储存在记忆之中的童年经验”.（晓苏182）每个人的童年都是不尽相同的：对于大部分人来说,童年都是纯真、快乐的,被包围在亲人们温暖的怀抱中,没有来自家庭和社会的压力；当然,也有很多人的童年由于战争、灾害、家庭变故和贫穷等原因,是非常苦痛的.不过每个人童年的记忆和经验都是宝贵的,是无法复制和替代的,也是能够引起全人类共鸣的情感,童年是一个人性格成长的关键时期.能否通过作品恰当地表达出自己的童年往事和本真记忆,就成了衡量一位作家水平的重要标准.而正如晓苏所言,地方语言能够唤起作家童年经验中的原初性,“它是作家情感的根基与精神源头,也是作家艺术想象的出发点”（晓苏183）.因此,作家运用地方语言就很容易创作出发源于内心真实的东西,写出使读者产生共鸣的作品.马克·吐温在《汤姆·索亚历险记》和《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等小说中,就大量使用了美国南方的俚语,使读者更加真实地感受到了这群生活在美国密苏里州的主人公们的童年岁月.其次,作家的童年记忆是独特的,“独特的童年经验对于读者来讲无疑是陌生的,具有一种陌生化的效果.这种陌生性不仅是因经验本身的与众不同,更是因为经验载体的千差万别.这个经验的载体便是作家的地方语言”（晓苏185）.正是由于地方语言对于不熟悉它的读者而言有一种陌生感,合理的运用地方语言必然会创造出一种陌生化的效果.陌生化作为俄国形式主义文学批评的一个重要概念,最初是用来评价托尔斯泰的作品,现在已经被文学研究者广泛接受,成为衡量一部文学作品艺术价值和美学价值的重要标准.由此可见,地方语言对文学表现力的提升也有重要作用.再次,正如“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等民间谚语所言,晓苏也为我们点出了“对于离开家乡的人们来说,地方语言承载的童年经验还具有一种身份性,即身份的认同感”（晓苏186）.从接受美学的角度而言,当读者阅读到了运用自己熟悉的地方语言创作的小说时,往往会产生更大的兴趣,勾起一种特别的身份认同感,能够对作品有一个更深刻的理解,甚至是超越了作家创作想要表达的原始意图,得到了与众不同的美学享受.由此可见,晓苏从民间语言叙事的角度,运用哲学、形式批评和接受美学等方法,为我们指出了当代小说中地方语言的特色和价值.这不仅仅在文学研究领域中有重大的美学意义,对方言的保护和文化多样性的传承也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二、肯定当代小说中粗鄙语言的美学价值
作家是否能够在自己的创作中去表现丑或丑恶的事物？很多作家和理论家都对表现丑恶的创作倾向不屑一顾.在中国,由于受到传统道德观的严重影响,历代文人都很反对各种离经叛道的思想,如对《*梅》等表现世情、文字露骨的小说,人们大都是持一种批判的态度；在西方,19 世纪以来的浪漫主义作家也曾高举“自然与美”的大旗,推崇大自然的旖旎风光,赞扬义无反顾的英雄形象,反对描写丑陋,虽然雨果提出了著名的“美丑对照原则”,其实也只是要借助丑的形象来反衬美好的事物和情感,真正使作家们意识到创作可以表现丑并认识到丑的美学价值,是从20 世纪现代主义文学产生之后开始的.中国当代小说又深受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影响,因此,出现了大量内容上表现风景衰败、社会阴暗、人物颓废的作品,如贾平凹的《废都》、余华的《活着》和王安忆的《小鲍庄》等等.这些作品在刚发表的时候都产生了很大争议,其原因也正是在于这样地描写丑恶,甚至赞扬丑恶的创作倾向不被传统价值观念所接受.因此,怎样认识丑和怎样接受丑,就成了摆在文学研究者面前的一个现实问题.
面对纷繁复杂的研究成果,晓苏《当代小说与民间叙事》独辟蹊径,深入探讨和挖掘当代小说中粗鄙语言的美学价值.“粗鄙语言又称粗俗语言,也称粗鲁语言,还被称为脏话.它往往带渣子、带、带腥气,是一种典型的民间话语”(晓苏217) .这样的一种语言足以算作是一种丑的事物,晓苏却认为这些语言“都是关于生命本能的表达,要么涉及生本能,要么涉及性本能.因此可以说,粗鄙语言虽然脏,虽然俗,虽然藏污纳垢,但却是地地道道的生命语言”（晓苏217）.从一种生命哲理性的高度对粗鄙语言进行审视,发现它在创作中存在的价值.尤其对粗鄙语言的美学贡献,作者更是有独到而深刻的认识,认为“粗鄙语言的美学价值并不在于语言本身,而在于它充分利用了自身的刺激性和冲击力,有效地扩大了读者的审美视野,或者说为读者提供了更多的审美对象,从而极大地拓宽了小说的美学空间.这才是粗鄙语言对小说美学的主要贡献”（晓苏228）.首先,区别于政治化语言的专业性和精英化语言的崇高性,民间语言最大的特点就是它的使用者都是社会中的普通人,相比于精英阶层,他们大多数人的文化水平较低,所以这种语言不免就带有简单、卑微、低俗等特点,但也正因为粗俗性,它们才能够真实地反映出老百姓的心声、情绪和思想,在小说中大胆使用,不仅能够给读者带来感官上与众不同的刺激,更重要的是能够呈现出民间的真实面貌和真情实感.正如任何事物都不能用简单的善与恶二元对立来做道德判断,粗俗的民间语言带给我们的感受虽然有一种泥沙俱下之感,却因此能更接近生活的本源,产生更加丰满的艺术效果.如作者在书中以张万新的小说《马口鱼》为例,这部小说以第一人称叙事,“讲他十二岁那年夏天跟随舅舅去酋水河放排的故事,舅舅是个光棍儿,也是小说的主人公.他讲了他们一路上吃喝拉撒和寻欢作乐,着重讲了舅舅的性苦闷、性满足以及他的英雄救美.因为反映世俗生活的需要,作品通篇充斥着粗鄙语言”（晓苏229）.舅舅整天挂在嘴边的词都是“拉屎”、“想女人”；还和其他放排汉打赌；“舅舅脱光了”跑向路过的妇女,但就是这样的人看到有人在洪水中受困,“便冲上去救她们,结果英勇献身”.晓苏认为“作家用极有民间意味的粗鄙语言,把世俗生活的世俗之美展示得异常动人.这是一种原汤原水之美、一种鱼龙混杂之美、一种瑕疵互见之美.这种美无法用道德来判断,也不能用*来衡量,具有更加丰富、深刻和耐人寻味的审美性”（晓苏230）.其次,民间语言的粗鄙往往会带有露骨的身体叙述和*描写,这种大胆的语言风格往往会让那些推崇“男女授受不亲”的卫道士们不寒而栗.在当代社会中,随着思想观念的日益解放和男女平等意识的加强,关系早已不再是一种肮脏的、卑贱的不能被人提及“禁区”,人们能够更自然的从美学角度来审视这样的一种情感,并从各种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论述.晓苏在民间语言的粗鄙性中很有创建性地发现了其对美学的贡献,认为“对于美学的发现与重视,粗鄙语言功不可没.因为关系本身就带有一种粗鄙性,所以只有粗鄙语言才能把其中的审美性彰显出来.从这个角度来讲,正是粗鄙语言促成了美学这一类型的形成”（晓苏231）.作者举韩东的小说《母狗》作为例子,小说写一个叫小范的*知青,在三余村下放时受到了性骚扰.“作为一个诗人小说家,韩东小说的语言一向都比较典雅,带有浓郁的诗意.但《母狗》这篇却一反常态,运用了大量的粗鄙语言.”晓苏认为这种反常语言是作家有意为之的.“韩东在叙述中充分运用了粗鄙语言,‘肚子’、‘揉揉’、‘解扣子’、‘摸’、‘舒坦’、‘十八摸’、‘屁股’等这在里都成为了的符号,能够有力地刺激读者的想象.而想象正是读者获得性感的主要途径.”（晓苏232）
晓苏对粗鄙语言在当代小说中价值的肯定,对于我们以后的文学研究是很有启发性的.这样的论述不仅是从美学的观点出发,对文学表现内容上是一次大胆的突破和扩展,也深入到对民间复杂社会现状的探索,以哲理的思维诠释了人间善恶,让读者重新发现了粗鄙语言在文学创作中的贡献.
三、深入挖掘民间叙事语言的文化底蕴
语言是人类最重要交际工具之一.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将语言的功能扩展开来,曾指出：“语言还可以比作一张纸：思想是正面,声音是反面.我们不能切开正面而不同时切开反面,同样,在语言学里,我们不能使声音离开思想,也不能使思想离开声音.”[5]他认为语言除了交际功能外,还具有思想功能,这样的语言思想极大丰富了人类对语言的认识.在索绪尔的语言学思想的启发下,20 世纪以来的哲学也经历了所谓的“语言学转向”,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文学批评和研究,如结构主义批评、神话原型批评和解构主义批评等,都是在对语言学的借鉴中发展起来的.在语言中包含着一个相当开阔的世界,而研究者对语言的探究,也不能仅仅停留在表面,要有更加深入思考和宽广的视野.晓苏对民间叙事语言的研究就是很有深度的,并不没有停留在对语言的一般性阐释,而是在此基础上发掘出了民间叙事语言的文化底蕴和哲理内涵.
在对当代小说地方语言的论述中,晓苏很敏锐地发现了这种根源于地域的语言类型,不仅是特别的交际方式,也在语言之中包含着文化内涵,并概括为三种文化景观：“风景文化”、“风情文化”与“风俗文化”.这种认识其实根源于中国传统文学中的意象观念,“从本质上来说,文学作品中所表现的所有物质形态的东西都是意象……叙事性文学作品中具有物质形态的具体物象,往往偏重于以形象的方式出现,如人物形象、山水形象与建筑形象等,而抒情性文学作品中的具体物质形态的具体物象,则往往偏重于以意象的形式出现,如中国古典诗词作品中的山、水、海、潮、花、叶、土、石等.”（邹建军49）这种意象,都是在具体的形象之下包含广阔文化内容的形象.而在小说作品中用地方语言描写的意象则更具有特别性,如果脱离了独具特色的地方语言,就不能凸显语言所包含的地域文化内容,也就不能突显出一个作家的个性和一部小说的风格,正如他所言：“莫言笔下火红的高粱、迟子建笔下洁白的雪野、杨争光笔下的黄土坡、铁凝笔下的麦秸垛、阿来笔下的花、陈忠实笔下的古戏台、苏童笔下的西瓜船、王安忆笔下的弄堂、范小青笔下的裤裆巷、池莉笔下的花楼街,等等.它们被作家用各自的地方语言写进文本之后,便不再只是供观赏的自然风景,而变成了具有独特审美意味的风景文化.”（晓苏188）在对当代小说口头语言的论述中,晓苏发现了这种生动而新鲜的语言是最接近生命本身,表现在生命质感的三种形式之上：“生命的动感”、“生命的快感”与“生命的喜感”,从日常生活习以为常的口头语言里,他感悟到了人类的普遍需求和.通过对巴赫金理论的研究,提出了粗鄙语言所具有的狂欢精神,这种精神包括“娱乐精神”、“幽默精神”和“解构精神”,让我们对民间语言的研究提升到了一种新的高度.晓苏所论述的“狂欢精神”,不仅真实反映了当代小说的面貌,也是对古希腊狄俄尼索斯的“酒神精神”和庄子的“逍遥思想”的一种传承和呼应.由于这些思想无论在西方还是中国,长期以来都受到了很大的压制,从而使人类的心灵世界无法得到自由和宣泄.作者从当代小说的粗鄙语言运用中,发现了代表自由和人类本性的狂欢精神,对今后的语言研究和文学研究都有很大的启迪作用.
《当代小说与民间叙事》是一部内容详实、分析独到又具有学术眼光和深度的著作,特别是其中对民间叙事语言的论述有重大的创造性价值.在这样一个日益趋同和缺乏个性的时代,大多数人乐于关注高高在上的政治文化和精英文化,却忽视、甚至是厌弃真正滋养我们成长的民间文化,这部著作从当代小说中汲取民间因素,让我们有了一次重新审视自身根源的机会.对于文学研究者来说,它是一把可以重新评价当代小说优劣的“利器”；对于普通读者而言,它又像一面可以重新发现生命个性和本源的“镜子”.作者流畅的文笔和幽默的气质,定会让该作成为一部学术研究的典范和开拓创新的经典,对中国当代的文学研究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
注解【Notes】
①晓苏：《当代小说与民间叙事》,湖南人民出版社2015 年版.以下只在文中注明页码,不再一一做注.
②邹建军：《江山之助：邹建军教授讲文学地理学》,编译出版社2014年版.以下只在文中注明页码,不再一一做注.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1] 胡亚敏：《叙事学》,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年版.
[2] 刑福义、吴振国：《语言学概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年版.
[3] 刑福义主编：《现代汉语》,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 年版.
[4] 邹建军、周亚芬：《文学地理学批评的十个关键词》,载《安徽大学学报》2010 年第2 期.
[5]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商务印书馆1999 年版.（作者简介：段亚鑫,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主要研究比较文学与英美文学.）
此文点评，此文为一篇适合当代小说与民间叙事和美学和价值论文写作的大学硕士及关于民间语言本科毕业论文，相关民间语言开题报告范文和学术职称论文参考文献.
西双版纳边地的政治和乐土的生活读《水摆夷风土记》
在从石屏去西双版纳的山道上,望着20多人30头骡马,在8个扛的卫兵保护下蜿蜒前行,队伍里清华农业研究所23岁的姚荷生,难掩兴奋之色 他感觉到新奇和有趣,因为所要去的地方,在他（们）想象中是这个样子&l.
读《荆楚民俗风情往事》
周年丰肖炎方新作荆楚民俗风情往事,是浑然一体的笔记体散文,类似梁朝宗懔的荆楚岁时记 虽然文汇出版社催促,我仍请红安人秦茂厚(66岁),大冶人朱三九(63岁),仙桃人杨保平(60岁)……10多人看了,都.
当神权超越了人权看人们的疯狂和迷失读《萨勒姆的女巫》剧本有感
贾冰玉（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院 北京市 100000）【摘 要】萨勒姆的女巫其实是一个反映社会现实的剧本,它取材于历史上的真实事件 这个故事在现在看来似乎有一些不可思议,但是却又是那么的真实 本篇文.
教育不能简单迎合读《两个老师的战争》有感
教育不能简单迎合——读两个老师的战争有感□ 彭建生 【摘要】长期以来,我们的教育是“传道、授业、解惑也”,教育首先是育人 我们的教育是为了理想,追求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