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审美形态的新成果评徐大威《中国审美形态的识别性问题》,该文是审美方面有关论文怎么写跟中国审美形态的识别性问题研究和《中国审美形态的识别性问题研究》和徐大威方面开题报告范文.
审美论文参考文献：
摘 要：徐大威的美学专著《中国审美形态的识别性问题研究》于2017年8月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该书作为中国审美形态研究的新成果有以下三点创获：首先,该书以审美形态问题为切入点,提出了中国美学史应该如何书写的问题；其次,该书创新性地提出了作为中国审美形态在思维方式上识别的“灵性直观”的新思想、新概念,并以此作为分析、解决问题的研究思路；再次,该书提炼并确定了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审美形态如“道”“气”“兴”“神”“意境”“境界”等.该成果对于建构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美学,摆脱西方审美形态和西方美学的制约,进而弘扬中华文化传统,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关键词：徐大威；审美形态；中国美学史；灵性直观；识别标志
徐大威的美学专著《中国审美形态的识别性问题研究》于2017年8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该书以审美形态为研究对象,对于中国有没有具有本民族特色的审美形态,如何提炼并确定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审美形态,如何建构互相识别的中西审美形态系统,中国审美形态的特质是什么等问题做出了理论思考.该书作为中国审美形态研究的新成果有以下三点创获.
一、审美形态学视野下的中国美学史书写
徐大威的《中国审美形态识别性问题研究》一书属于广义的中国美学史写作的研究范畴,旨在从审美形态学的角度,尤其是从具有识别性的、具有中国特色“审美形态”的角度来重新书写、认识中国美学史,该书的核心观点主张“中国美学史应该书写为中国审美形态史”.
目前国内外在中国美学史书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专著约有近二十种.根据其思考角度的不同大体可分为如下四类：
第一类,主张中国美学史应该书写为中国人的“审美趣味史”或“中国人美感心理结构”的历史,这主要以李泽厚的《美的历程》《华夏美学》为代表.
第二类,主张中国美学史应该书写为“中国古典美学的范畴命题史”,这主要以叶朗的《中国美学史大纲》、陈望衡的《中国古典美学史》和王振复的《中国美学范畴史》等为代表.
第三类,主张中国美学史应该书写为“中国古典美学思想史”,这主要以李泽厚、刘纲纪的《中国美学史》和敏泽的《中国美学思想史》为代表.
第四类,主张中国美学史应该书写为“审美文化史”或“审美物态史”.前者主要以陈炎主编的《中国审美文化史》为代表,后者则主要以朱志荣主编的《中国审美意识通史》为代表.二者主要从“物证”的角度来研究中国古典美学史.
上述已有中国美学史的书写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成为后学绕不过去的重要“学统”.但其尚在如下两个方面上存有继续开垦的研究空间：
一方面,正如文学研究的核心应该是感性的文学活动,美学研究也应该从感性的审美形态出发,并以感性的审美形态为核心来开展研究.以往中国美学史的书写,其或是过于重视了“学”“思想”,而一定程度上疏离了感性的审美活动、艺术创造；或是重视了审美主体的心理感受,而忽视了“美”本身.因此,本课题力图从感性的“审美形态”的角度来重新书写中国美学史.
另一方面,以往的中国美学史书写,缺少一个世界美学的参照系,从而无法在根本上凸显中国美学的特色.我们知道,西方美学史是以悲剧、喜剧、优美、崇高、荒诞、丑等作为其识别性、标志性的审美形态的.而中国美学史是否具有“识别性”（ID）的审美形态？有哪些代表性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审美形态？如此等等,都是中国美学史所应有的题中之义.
该书就以上问题做出了新的尝试,明确了中国审美形态的性质、特点和意义,明确了中国审美形态的划分标准和审美形态的演变规律,在此基础上对中国审美形态进行命题范畴的系统梳理,并在与西方审美形态的比较中分别论证其特点、功能和识别意义,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中国审美形态的古今流变特点和规律,揭示中国审美形态的价值和意义.
二、提出了“灵性直观”的新思想、新概念
徐大威针对目前的审美形态研究往往侧重于外在形式特征、结构特征、构成要素等的分析,而忽略了对于作为审美形态的内在根据的“思维方式问题”的探讨,从而导致了对于审美形态学的研究不能深刻、全面地揭示出审美形态的本质与规律的研究现状,首次提出了“灵性直观”作为中国审美形态的思维方式识别标志.
徐大威认为,思维方式的不同,构成了审美形态的不同.思维方式问题,制约和影响着审美形态的外在表现和内在结构及其特征,是审美形态存在的内在根据.为了区别于筑基在“感性直观”与“理性直观”意义上的西方审美形态的思维方式,徐大威立足于中国美学史的发展提炼出“灵性直观”作为中国审美形态的思维方式与理论基础.
“灵性直观”的内涵是指与感性直观、理性直观相对的一种赋予对象主体性的思维方式.“灵性”是指人类对于对象存在“意蕴”的觉解与领悟的一种认识能力,尤其是能够赋予对象以主体性的一种认识能力,具有超越性、创造性和境界性的特点.其“超越性”是指其对于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对象化思维方式”的形而上的超越和提升.不同于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是一种对象认知,“灵性”认识是一种对于人生存在及其根源的本体认知、存在认知与意蕴认知.其“创造性”是指灵性认识,把存在、本体、意蕴等赋予世界,使“物”摆脱了仅作为物质生产资料或抽象概念而存在的状况.其“境界性”是指感性认识在根本上是关于人类最基本的生存、生命、等“如何活”一类问题的认识能力.而“灵性认识”则是关于人生境界、意义、价值、理想等“如何超越、提升生存与生命”一类问题的认识能力.西方也有“灵性”一词,但是西方认为“灵性”是上帝所赋予的,而没有关注到人的心灵主体性问题.西方哲学、美学桎梏于感性与理性,对人的本质的理解不够全面.与西方相比较,中国哲学、美学认为人类实践活动更具有“超理性”的“灵性”的认识能力,其重视人生境界的提升、人生意义的实现、人生价值的获得,同时具有某种实现宗教关怀上的现实性,因而更具现代意义.
以灵性直观作为中国审美形态研究的基础,使中国审美形态呈现出“内审美”的特点.王建疆先生在其《修养·境界·审美——儒道释修养美学解读》一书及其相关文章中,立足于中西美学史的比较,提出了“感官审美”和“内审美”的区分.中国人的“内审美”方式更注重“灵性直观”,西方人的“感官审美”则更注重于“感性直观”和“理性直观”.中国审美形态是以“内审美”为特点的,“内审美”符合中国人内敛、内乐的性格特征,又符合中国人天人合一的涵纳胸怀,揭示了中国美学的内在本质.总之,徐大威所提出的“灵性直观”是中华民族审美的根本性特点,从而具有了作为中国审美形态研究基础的可能性.
三、提炼确定了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审美形态
徐大威的《中国审美形态的识别性研究》一书,以总分（总）的表述模式对中国审美形态的识别性问题进行论述.总论概说其美学史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与研究意义.分论则将其理论方法应用到具体的审美形态当中,对“道”“天籁”“清丑”“兴”“气”“神”“意境”“境界”“权教”“英雄”这些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审美形态识别标志进行论述分析.现择其精彩的几章来介绍：
如《论道》章.学界对“道”的研究往往是在哲学领域对其作抽象的范畴式研究、探讨其哲学意义,而徐大威的《中国审美形态的识别性问题研究》一书中的“论道篇”则是对“道”作为一种中国审美形态的美学含义、美学特征及其在中国美学史的发展演变所进行的探讨.
在探究“道”的美学含义时,从人的审美理想、美的社会功用、艺术的本源、人与自然的关系、审美形态对文学作品的规范以及影响的角度考虑,将“道”的美学含义概括为四点：审美理想的最高体现、社会人伦的最高准则、创造艺术美的根源、规范艺术创造的思想与规律.除此之外,这一章还从感性的审美形态、审美关系角度对“道”的审美特征作出了专论.认为“道”的审美特征是自然亲切,体现了有无虚实的辩证统一、无限生成运动的特点和宇宙人生一体思考的意识.文艺作品中的情景交融、天人合一,就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大道之行的具体体现,是天道、人道和地道的完美统一.
本章将“道”这一审美形态放在历史流变过程中进行考察,归纳出“道”的美学含义和美学特征,总结了“道”具有分身万化、无所不在的特点.从而得出了“道”是中国审美形态的识别标志（ID）的结论.
再如《论意境》章.这一章围绕着该书的写作主题“思维方式”即“灵性直观”问题,来探讨“意境如何可能”和“意境是什么”这两个问题.
意境的特点在于“言有尽而意无穷”的“意蕴”,在于其呈现给人的回味无穷的“想象空间”.该书认为意境的“情景交融”“思与境偕”“含蓄蕴藉”等审美特征由“空”与“灵”的辩证结构决定.诗人通过对自然景物进行“灵性直观”,以实为虚、以形传神,使抽象的情感融会于自然景物而转化为具体可感的形象,因此,意境创造的“情景交融”特征得以实现.
关于意境的审美本质,本章从意境创造的本源,意境创造的心理机制,意境创造的目的三个角度来分析.认为意境应当是一个以“人与自然关系”为本源、为本体；以“灵性直观”为机制、为功能；以“人生境界”的审美生成为理想、为目的的审美创造.
本章从意境创造的思维方式“灵性直观”问题入手,分析了“意境如何可能”和“意境是什么”的问题,除此之外,还探索了意境在历史上的生成与流变的原因和规律,从而为中国审美形态的意境问题的研究提供新的理论思考.
再如《论境界》章.这一章是以王国维《人间词话》的境界说对中国美学的创新为中心,重点研究境界说的“美学创新”问题.
不同于以往学界对于王国维《人间词话》的境界说以“影响研究”为主导的研究方式,该书对《人间词话》及其境界说做出了“穿透式”解读,以境界说的思想结构为出发点,再从美学史的高度来看境界说为中国美学做出的创新.以今天的学术眼光分析王国维美学思想的现代意义,将其美学思想概括为是以“审美与人生”的关系作为中西两大美学体系的契合点,提出并建构了“认识论与人生论相互协调”的美学原理与“审美形态学”的研究方法.
通过对王国维《人间词话》及其境界说进行穿透式研究并分析其对中国美学所做创新的现代意义,该书提出了当今中国美学应如何重构的理论观点,即接着王国维的“审美与人生相互贯通的原则”与“审美形态学的研究方法”的模式往下走,从事实出发、从现实人生的审美形态出发,在中外互相参照、互相识别的审美形态系统中建构出我们自己的审美经验.这一理论观点对中国美学未来的建构方向有着重要的参考意义.
再如《论英雄》章.将“英雄”这一审美形态放在历史流变过程中进行考察,放在中西互为识别的系统参照平台中进行比较研究,在关系、流变、转化中去动态生成地把握其作为审美形态的特质.
该书认为“英雄”这一审美形态由三个维度构成,即审美与的关系,审美与政治的关系,审美与道德的关系.“化崇高为”是西方传统英雄审美形态塑造的识别标志,当面临人生困境时,西方传统英雄常常以完全不妥协的精神来向无法抗拒的客观现实抗争,宁可毁灭自身也不让意志屈服.“化崇高为道德”则是中国传统英雄审美形态塑造的识别标志.中国“英雄”审美形态在处理悲剧性结局的时候,表面看是所谓的“大团圆”结局,实则是化崇高为道德,将英雄命运的跌宕起伏转化为对人生意义的思索.伴随着“人”的日益觉醒,英雄成为意识形态与民间话语的审美期待,从而具有“政治理想性”.在审美与政治的作用之下,英雄审美形态具有了塑造民众理想道德人格的审美功能,即具有“道德实践性”.然而,在后现代消费时代,英雄的“神人合一性”“政治理想性”“道德实践性”被结构,从而形成了“化崇高为滑稽”,使英雄徒剩滑稽的审丑外壳,不再崇高.
本章揭示了“英雄”这一审美形态在中西方各自的审美识别标志,得出“英雄在后现代消费时代的审美重塑应恢复其崇高的超越精神这一内核,以审美距离为原则,对、政治、道德等意识形态进行无利害的提纯、净化与调节”的结论.对“英雄”这一中国审美形态的识别标志给予准确的定位,明确了未来发展的方向与要求.
四、结论
《中国审美形态的识别性问题研究》一书采用了历史与逻辑统一的方法,即把中国审美形态放在历史流变过程中进行考察,研究它在历史中的形成、发展及其特点和规律,做到史论结合、以史定论、以论导史、史论互证.在中西审美形态的比较中,通过对其不同文化底蕴和特征的研究,寻求其历史的根据,在寻求其历史根据的同时,揭示各自的识别标志,从而形成对中西审美形态的整体把握.该书作将为中国美学史、美学原理专业研究人员提供新的研究角度.该成果对于建构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美学,摆脱西方审美形态和西方美学的制约,进而弘扬中华文化传统,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徐大威.中国审美形态的识别性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
作者简介：李春宇,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文艺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该文结论，这是一篇关于审美方面的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以及中国审美形态的识别性问题研究和《中国审美形态的识别性问题研究》和徐大威相关审美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写作参考文献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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