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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文学类论文如何怎么撰写 跟敦煌文学的特质新议类在职研究生论文范文

主题:文学论文写作 时间:2024-0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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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书林

(武汉大学文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2)

关键词:敦煌文学;文学特质;敦煌文献

摘 要:自敦煌藏经洞发现以来敦煌文学颇受世人关注,对其文学特质的认识也形成一些共识,但远非其全貌.汉代以降敦煌文学长期发展中形成独特的文人作家群体、异域文体的独特风貌,其作品文体类别新异于中原,作品文体界限模糊.敦煌本土文学在与中原文学的互动交流中,与时俯仰,彰显本色,既不完全同步地追随中原政治与文学的发展步伐,也不紧随中原政治与文学的繁盛、衰枯,而亦步亦趋,它有着自身的独立性和完整性.

〔中图分类号〕I206.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535(2018)-046-09

DOI:10.13399/j.cnki.zgwxyj.2018.01.009

敦煌,地处河西走廊,从西汉时期开始,移民屯田,发展经济,促进河西地区的稳定与繁荣.两汉时期,河西地区安定富足,成为中原人士避乱的安全港湾.西汉末年,王莽篡政,中原内乱;东汉末年,董卓叛乱,三国争胜,一些世家大族为了躲避中原纷乱,避居河西,为敦煌文化的长足发展带来了新鲜的学业.西汉末年,扶风班彪避乱河西,投奔窦融,窦融保据河西,归顺刘秀,进一步促进了河西的繁荣与富庶,到东汉时,敦煌作为丝绸之路的咽喉之地,很快发展成为“华戎所交,一都会也”(《后汉书·郡国志》),各国商旅,僧侣使臣,集会敦煌,所谓“驰命走吏,不绝于时月;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后汉书·西域传》),一派繁荣富庶,也吸引着大批中原大族迁居于此,带来了中原先进的科学技术、丰富的文化知识,从敦煌遗书中可以追溯到的有名大族,如索、阴、张、氾、令狐、唐、曹等当时大姓,为后世敦煌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即使在后来敦煌被吐蕃统治近一百年后,仍然能够旗帜鲜明地保持中原文化特色,不能不归因于前代的雄厚文化根基.

一、独特的文人作家群体

现出土最早的敦煌遗书为五世纪初叶的,其时敦煌正处于五胡十六国的大分裂大动荡时期.时值西晋永嘉之乱,一些中原世族逃奔河西,一时之间,中原英才,再聚河西,承继中原文脉.《资治通鉴》云:“凉州自张氏以来,号为多士.”胡三省注:“永嘉之乱,中州之人士避地河西,张氏礼而用之,子孙相承,衣冠不坠,故凉州号为多士.”(《资治通鉴》卷123)“凉州虽地居戎域,然自张氏以来,号有华风.”(《北史·胡叟传》)公元400年,李暠占据敦煌,创立西凉政权,继张氏之后,在敦煌地区又一个汉人建立的割据政权.李暠励精图治,短短十数年间,凝聚了一批全国知名的学者,如刘昞、宋繇、张湛、阚骃、张显、氾称、索敞、程骏、阴兴等,皆一时之杰,开创了“区区河右,而学者埒于中原”的彬彬盛况.可惜好景不长,公元422年,李暠开创的西凉政权被北凉蒙逊所灭;公元439年,北魏攻破姑臧,北凉灭亡.北魏皇帝下诏凉州“士民东迁”,除刘昞因年过七十岁,恩准返乡外,其他如宋繇、张湛、阚骃、索敞、程骏、阴兴等,先后被迫离开河西,一时之间,敦煌等地,人才空缺,从此一蹶不振.从北魏迄隋朝,敦煌文学发展相当缓慢,创作的文学作品不怎么多,但它为敦煌文学入唐后的繁荣作了酝酿和准备.

步入唐朝后,大唐以雄浑的国势,开放的胸襟,为敦煌带来了又一次空前发展的蓬勃生机.在唐五代时期,结合敦煌本土作家作品创作的情形,一般又将敦煌文学分为三个时期.

一是唐代前期,以中原文学作品传入和影响敦煌为主,敦煌本土作家作品不具代表性.但是,中原腹地文学作品的大量涌入、中原作家的入塞文学创作,很快地促使敦煌本土文学走向复苏,今天所能见到的大多是一些无名氏作品,当然也出现了一些名家.如杨绶《大唐陇西李氏莫高窟修功德记》(P.3608、P.4640),创作于大历十一年(776)八月,但这篇作品在敦煌地区流传很广,直到近一百年后,敦煌从吐蕃手中光复了,当时归义军政权中的僧界最高长官都僧统唐悟真(869—895)还很喜爱这篇作品,足见它的文学魅力.不过,严格意义上来讲,杨绶可能并不是敦煌本地人.从唐朝开国(618),到大历十一年(776),长达150多年.由此可见,即使在大唐文学一片繁荣昌盛的背景下,敦煌本土文学的复苏之路,仍然是艰难而漫长.当然,这个时期敦煌本土作家不够突出的很大原因在于,大唐安定富庶,中原文化尤其是都城长安文化主导全国,所以,敦煌本土人才都奔赴中原腹地.而与此同时,从外地来到敦煌漫游、从政的墨客骚人,自然也不在少数,他们的文集作品,也大多散落在今天的敦煌遗书中.不过这不是本文所要讨论的重点.

二是吐蕃统治时期,敦煌文学初具形态,本土作家作品逐渐在唐代文坛中崭露头角,以窦昊《为肃州刺史刘臣璧答南蕃书》、王锡《上吐蕃赞普书》以及P.2555卷的72首敦煌没蕃人的诗歌最为典型,历来备受关注.这个时期,在敦煌本土涌现了不少名家,如窦良骥、吴洪辩、吴法成、唐悟真、善来、李颛、利济、智照等,他们的出现,为敦煌文学注入了新生的活力,带来了敦煌本土文学新的发展机遇.吐蕃统治敦煌,成为唐五代敦煌本土文学发展的转折点,敦煌本土文学创作从此走向新的繁荣.

三是归义军时期,颜廷亮指出这是“敦煌文学历史上作者最夥、作品最多、成就最大、发展时间又持续最长的时期”,也是“敦煌文学历史上的黄金时期和代表时期”,前后长达190年之久.这一历史阶段,一般学界大致又细分为归义军前期(848—914),为归义军张氏政权;归义军中期(914—1002),为归义军前曹氏政权;归义军后期(1002—1036),为归义军后曹氏政权.纵观归义军时期近两百年间,敦煌本土作家队伍空前壮大,作品数量剧增,敦煌文学的代表性作家和作品大多出自这一时期.

归义军时期的两位名僧:悟真和道真,分别代表了归义军前期和归义军中期两个重要时期诗歌创作的高峰,P.3052、P.4640、P.4660、P.3770、P.3720、Дх153等敦煌写卷,留下他们数量可观的作品.同时,涌现了一批像张永(进)、张文彻、张球、张延锷、杜太初、杨继恩、翟奉达、李幸思、灵俊等出色的本土作家,以及《白雀歌》《龙泉神剑歌》《张议潮进表》《敦煌录》《白鹰诗》《敦煌廿咏》等优秀作品.而到了归义军后期,在敦煌本土文学领域已经缺乏旗帜性人物,敦煌总体走向衰落.敦煌文学历史上的黄金时代,也由此结束,颇令人扼腕长叹.

此外,敦煌文学作者的民间化色彩浓厚,作者群体广泛.敦煌文学作品作者不仅为数众多,而且社会阶层分布十分广泛,上到归义军节度使、显宦望族、僧官大德,下至贩夫走卒、沙弥农夫,无所不包.同时还有一定数量的女性作者、儿童作者,在祭文、愿文、写经题记、书仪、打油诗等应用性、趣味性很强的作品中,均出现她们的身影.所有这些,展现出敦煌文学作者群体的独特之处.

当然,这些民间作者大多佚名,如任半塘《敦煌歌辞总编》收录敦煌歌辞1300余首,序言称“1200首内僧、俗具名之作仅占225首,余975首皆失名之作”;汪泛舟《敦煌石窟僧诗校释》指出,在数以千计的敦煌石窟僧诗中,虽然有以道安、悟真、禅月、良价、道真等人为代表的高僧、名僧创作的诗篇,但是敦煌僧诗中的大部分作品,均出自无名氏之手.所有这些,都给敦煌本土作家作品整理与研究带来一定的难度.

二、异域文体的独特风貌

公元五世纪伊始,西凉政权的创立者李暠便以出色的文学才华统领群英,他曾创作《靖恭堂铭》《上巳日曲水诗宴序》《述志赋》《大酒容赋》《贤明鲁颜颂》《麒麟颂》《辛夫人诔》、上东晋王朝表文、诫诸子手令、临终遗嘱等诗、赋、文数十篇.其作品形式之丰富,文采之高妙,俱自成一家,独领.而时誉甚高的刘昞的作品,更是一时之冠冕,无论是《人物志注》的义理宏旨,还是《酒泉颂》的清丽典雅,都成为时代的标志性作品.步入归义军时代,敦煌文学再度繁荣,除了上文所描述的名家名作外,更是彰显出敦煌异域的特色风貌.各类文体作品异彩纷呈,异常丰富,特色鲜明.

1. 崭新文体不断涌现.过去大家比较熟悉的是,敦煌遗书的出现,给文学界带来了“变文”,变文作品的出现,让人们对于宋代说唱文学的源头有了更深的了解.同样地,敦煌曲子词、敦煌歌辞的发现,让人们对于词的源头也有了更深的探索.这是过去学术界比较关注的,但是伴随敦煌文学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最近三四十年来,对于敦煌文学作品中涌现的新文体有了更为深入的研究,从过去文学大类的关注,逐渐细化到某些具体作品的研究.例如,邈真赞作品,它既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赞”文,也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祭文,它在体例结构、内容书写等方面,都具有独特的风格.又如“儿郎伟”作品,数十年来的研究表明,仅是对于这类作品的文体性质的探讨,学术界至今仍然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认识.还有如“书仪”作品,它以准类书的形式,在类书不够丰富的年挥着重要功能,绝非一般书信的功能所能比拟.古代书仪作品甚多,但能够保留到后世的只有司马光的《书仪》,而敦煌书仪作品的问世,极大地丰富和开拓了人们对书仪的认识与研究.

此外,还有“灵验记”等,既不像一般的“记”类散文,又与小说有着一定区别.敦煌遗书中以“记”名篇的作品,其丰富与复杂的程度,远超乎我们今天的想象.依其内容,大致可分为以下重要几类:(1)今天所划分出的“小说”文类.这在传世文献中,就小说文体而言,以“记”名篇,恰是唐代传奇小说的一个特征,如S.2630《唐太宗入冥记》等.(2)“不能入正传者”的史传作品.如P.2652《天地开辟已来帝王记》、P.2810BV《唐肃宗上元元年至大历五年大事记》、P.4073V《唐德宗年间大事记》、P.3721《瓜沙两郡大事记》等,都属于史传文学作品.(3)宗教性质文书.这是敦煌遗书与传世文献的最大差别.既有功德记、灵验记、因缘记,也有佛经注疏的义记等,这些“记”文形式,在传世文献多是不常见的,显示出它们弥足珍贵的文献价值和文学价值.如《善惠买花献佛因缘记》(S.3050V)叙事性强,对话语言生动传神,塑造的善惠、婢女等人物形象栩栩如生,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4)记述类作品.虽然数量偏少,但总体文学方面的成就超越了佛教类“记”文作品.如《建常定楼记》(P.2481V),骈对精工,音律铿锵,不失为归义军曹氏政权时期难得的佳作.而《大汉天福十四年(949)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建窟檐记》(S.0518)的史学价值,亦为不菲.又如《越州诸暨县香严寺经藏记》(P.2804、P.3040)一文,在当时竞相传抄,从诸暨传到敦煌,并形成不同的抄本.而《建佛堂门楼文》(P.2857)骈俪精工,偶对谨严,当不失为名家手笔.

2. 作品文体界限模糊.敦煌文学创作没有经过太多外在的干预,不少文学作品仍然保留着原生态状貌,今天我们去阅读这些作品的时候,仍然可以清晰地看到当年创作时留下的痕迹,仍然可以想象或揣摩它们被创作时的情形.可能也因为缺少了更多的外在的规范与束缚,不少敦煌文学作品信手写来,突破了传统文体的界限与领域.例如《黄仕强传》,已知的有12件抄本,在敦煌地区甚为流行,其作品以“传”名篇,但与史传作品相去甚远,也不同于一般的唐代传奇,从故事内容看又颇类于感应记,但柴剑虹先生认为应该称之为“黄仕强入冥记”,因为它与《唐太宗入冥记》一样,都不能算作变文.

又如《茶酒论》在敦煌颇为流行,现存6件抄本,最早为刘复先生编入《敦煌掇琐》,在目录中,它与《韩朋赋》《燕子赋》等,同被归入小说类.稍后,郑振铎先生《中国俗文学史》认为它是从战国时期宋玉的大言赋、小言赋发展来的“争奇”一类的游戏文章.由于郑先生是在俗文学史中说这番话,后世又将《茶酒论》归入俗赋一类,虽然郑先生本人并未使用“俗赋”一词.后来,王重民等又将它收录《敦煌变文集》中,将它归类为敦煌变文中的对话体.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张锡厚先生率先突破成见,认为《茶酒论》应该是受俳谐文影响的论议文体随后,周绍良先生进一步肯定了这一说法,并将它归入论说体?讀?訛.受这一影响,颜廷亮先生主编的《敦煌文学概论》将《茶酒论》归入敦煌文的论说体中.到了90年代初,赵逵夫先生又从戏剧的角度提出新的看法,认为《茶酒论》是唐代的一个俳优戏脚本.尽管众说纷纭,新见迭出,但在20世纪90年代末,张鸿勋先生编撰《敦煌学大辞典》“茶酒论”词条时,遵从一般性的说法,将《茶酒论》归入俗赋一类.不过针对这一分类,谭家健先生提出了异议.他说:“据我所见,似乎可以算作白话散文.”纵观《茶酒论》文体研究近百年的历史,总体分歧仍然较大,足见其文体的复杂性.究其根本,《茶酒论》出自敦煌乡贡进士王敷之手,具有鲜明的敦煌地域特色.所以,它既带有中原文化的烙印,又吸取了西域文明的养分,最终成为多元文化的艺术结晶.

由于敦煌文学作品文体的这些特殊性,导致对于一些作品的定名也呈现出较大分歧.最典型的,如S.6973、S.3329、S.6161、S.11564、P.2762等写卷记载的一份文书,早期学者均视作《张义潮传》,或《张义潮别传》,罗振玉先生《补唐书张义潮传》、姜亮夫先生《罗振玉唐书张义潮传订补》、向达先生《补唐书张义潮传补正》等,均据此补载史传之不足而加以研究.而同时代刘铭恕先生《斯坦因劫经录》则定名为《张义潮勋德记》.到20世纪90年代,李明伟先生在其参撰的《敦煌文学概论》中仍然沿用《张义潮别传》的定名.而日本学者藤枝晃曾经将S.6973、S.3329、S.6161、P.2762缀合整理,题名《张淮深碑》?輥?輱?訛.20世纪90年代初唐耕耦、陆宏基先生的《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中也定名《张淮深碑》.而同时期出版的郑炳林先生的《敦煌碑铭赞辑释》定名为《张氏修功德记》?輥?輳?訛,与上述诸家定名皆不相同.也是同一时期,荣新江先生发表《敦煌写本〈敕河西节度兵部尚书张公德政之碑〉校考》鸿文,将S.11564补缀在S.3329的漏洞之中,使上下文义贯通,并且考证出本篇的题名.

但《敦煌学大辞典》收录上述诸贤看法时,仍然是数说并存,即使在《敦煌学大辞典》参编者那里也都没有达成一致意见.如李永宁先生从荣新江先生说法,撰“敕河西节度兵部尚书张公德政之碑”条,同时又立有“张淮深碑”条,并在“敕河西节度兵部尚书张公德政之碑”条的内容中说:“学界习称‘张淮深碑’.”李先生将对于此篇的两种定名同时加以阐释.而柴剑虹先生在“张氏修功德记卷背诗”条中,将此篇题名称为“张氏修功德记”.其看法与郑炳林先生相同.

此篇文书定名的不一致,有时甚至会出现在同一位学者的前后研究之中.如饶宗颐先生《法藏敦煌书苑精华》即是一例.饶先生对此篇文书的P.2762的定名,在该书的“细目”中称为《张淮深修功德记残卷》,而在该书的“解说”部分却依从荣新江先生的说法,定名《敕河西节度兵部尚书张公德政之碑》,导致前后出现分歧.

同是一篇作品,在近百年间,十多位颇具专业水准的学者共同研究,却难以达成一种共识,足见其文体的复杂性.

3. 文体种类丰富繁多.敦煌文学作品内容广博,不少学者习惯用官、私文书的概念来命名一些敦煌文学作品.这确实体现了敦煌文学不同于其他文学作品的鲜明特色.有政治场合使用的诰命、诏敕、表、状、疏等文书,有亲友僧侣之间的私函、书启,有民间社团、僧尼团体的组织活动文书社司转帖、斋琬文、释门文范,有民间应用文书契约、放妻书、遗令,有社会各阶层人士婚丧、游历、礼佛的障车文、祭文、游记、愿文,有各类社会活动、宗教仪式、民间礼仪形成的作品上梁文、邈真赞、书仪,敦煌遗书以百科全书式的图景展现着敦煌乃至整个河西地区的社会历史生活画面,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敦煌文学风貌.

敦煌遗书中敦煌文学作品,完整地展示了五六百年间中国文学所走过的历史路径,这种未经历史尘埃掩埋或淘汰的文学状貌,原生态地体现了敦煌文学曾经的源起、生成、发展、繁荣与凋零.也将那些未经历史洗刷或淘汰的原生态敦煌文学作品,展现于世人面前,丰富而芜杂.

敦煌文学作品文体种类之丰富繁多,令人叹为观止.老一辈敦煌学家周绍良先生曾经依照《文选》的分类方式,对敦煌文学提出了三十种文体类目,分别为:表、疏、书、启、状、帖、牒、书仪、契约、传、记、题跋、论说、文、录、颂、箴、碑、铭、祭文、赋、诗、偈、赞、邈真赞、歌谣、曲子词、民间曲词(儿郎伟、佛曲)、变文、讲经文、因缘(缘起)、押座文、解座文、小说、话本、诗话,共计三十大类、三十六小类,这些划分类别,颇为契合敦煌文学作品文体的真实状貌.如此丰富而繁多的文学作品门类,在此前中国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不曾有过.因为这其中有不少的作品文体,是在敦煌文学中所独有的.这些丰富作品文体的出现,奠定了敦煌文学在中国文学中的独特地位,显得弥足珍贵.

当然,如此丰富而芜杂的作品文体,给敦煌文学研究也带来了一定的困难.譬如,敦煌文学由于受到佛教文化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多僧徒之作,多宗教色彩浓厚之作,如何判定一篇作品的宗教性与非宗教性.例如以敦煌曲辞为例,饶宗颐、戴密微的《敦煌曲》将具有宗教色彩的《五更转》《十二时》《百岁篇》三调,“通通撵出敦煌歌辞的范围”,而任半塘《敦煌歌辞总编》主张只要是“一切有音乐性的歌辞写本”都予以收录.

又比如,许多敦煌文学作品在当时一般都具有比较强的应用价值,如何区分它的应用性与文学性.以写经题记为例,它本是用于一定宗教目的的文书,应用性很强,但这些题记,在今天看来,却颇富历史价值.荣新江先生曾指出:“敦煌佛典和道经写本后的题记,往往富有研究旨趣,向来为学者所注意.许国霖曾辑北平图书馆所藏为《敦煌石室写经题记》一书,陈寅恪先生为该书所撰序言中,曾据以论证南朝佛经之北传问题.周先生同样留意于此,除了在《跋隋开皇写本〈禅数杂事〉残卷》中,考释弢翁所藏卷子题记中的人物与制度外,又在《跋〈敦煌秘籍留真〉》一文中,以其对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籍的广博知识,来阐释田氏所刊敦煌写本题记的内涵,同样以题记来补充史籍所不具备的史事.……周先生在文中说:‘敦煌写本题记单独或无意义,汇而读之,乃可以考史实,窥世变.苟取所有敦煌写本之题记汇集之,当大有助于南北朝隋唐史之考订也.’”?輥?輷?訛同时,其文学价值也颇值得予以关注.如《〈佛说金刚坛广大清净陀罗尼经〉题记》(P.3918)作为敦煌题记中最长的一篇题记,又可谓是一篇《佛说金刚坛广大清净陀罗尼经》“灵验记”,提供了关于这部经书在传播过程中的种种灵验故事,叙事性强,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又如《〈妙法莲华经序品第一〉题记》(P.3788)与敦煌写本中的《邈真赞》等文体,颇为相似.骈俪精工,文藻华美,文学价值较高.而《〈老子道德经〉题记》(P.2255+P.2417)、《〈十戒经〉题记》(P.2350)等,则再现了当时敦煌道教的繁盛景象.

因此,由于这些复杂性的存在,如何给敦煌文学一个适当的定义,如何划定敦煌文学的研究范围,仍然是一个颇富争议的话题.如柴剑虹先生曾经提出敦煌文学是“模糊概念”的看法,他认为敦煌文学的时代、作者、地域等均还模糊,“还远未达到真正清晰的了解,对不少写卷性质的判断,还存在着不少有待解决的疑问”.这些“模糊性”及一些富有争议的话题,必将影响与促进敦煌文学更为深入的探讨.

三、中原与敦煌异域的雅俗碰撞

周绍良先生《敦煌文学刍议》曾经指出,敦煌文学应该包括三个大的领域:(1)传统文学和民间文学;(2)边疆文学和中原文学;(3)官府文学和寺庙文学.这三个领域彼此互通,相辅相成?輦?輯?訛.这是非常富有见地的划分,他抓住了敦煌文学具有的重视互动交流、雅俗兼备的总体特征.

1. 敦煌本土文学的互动交流.纵观五至十一世纪敦煌文学的发展进程,互动交流是其时代文学的主旋律.在互动与交流中,创造出颇具代表性的作品.互动交流,成为敦煌本土文学发展的内在源动力.具体说来,敦煌本土文学的互动交流,主要有以下四种形式.

一是文学集会.敦煌文学史上比较典型的文学集会,主要集中于两个时期:一是李暠西凉政权;二是张承奉西汉金山国政权.李暠作为“好文”之君,精通文学之道,“延词学之士”,时常雅集唱和,成为五胡十六国时期一道亮丽的绿洲风景.李暠西凉政权的文学集会,据其文献记载,至今可知的文学集会,主要有靖恭堂、嘉纳堂的文学雅集、迁都酒泉与酒泉刻铭、《槐树赋》集会、三月三日曲水赋诗.这些文学集会活动,与中原魏晋文学集会颇为相似,或效仿建安文学集团的咏唱,或模拟王、谢名士的曲水赋诗,李暠从以帝王之尊的提倡和参与,到歌咏题材的承继,如靖恭堂序颂、酒泉勒铭、槐树赋、曲水赋诗等,无不倾注了巨大的热忱与精力,绽放出异域的奇彩.

西汉金山国政权是由归义军创立者张议潮之孙、张淮鼎之子张承奉在敦煌建立的又一个以汉族为主的独立政权.与李暠西凉政权遥相呼应.张承奉打击佛教,崇信儒学,筑坛拜天,自号金山白衣天子,“建国号”“封后妃”“设百官”,并计划“建帝京”“建宗庙”,得到宰相兼御史大夫张文彻等人的拥戴.在西汉金山国政权时期,也有多次文学集会.这些文学集会活动,多围绕歌咏金山国政权建立而展开,现存可考的代表性作品有《白雀歌》《龙泉神剑歌》等,还有与回鹘的对外关系及政治运动上,所形成的代表性作品《沙州百姓一万人上回鹘天可汗状》,其作者虽然署名为宰相兼御史大夫张文彻、“三楚渔人臣张永进”等?輦?輰?訛,但从中折射出当时文学集会的盛况,而这三篇代表性作品,仅是当时文学集会的一种遗迹.

二是诗歌酬唱.大中五年(851),敦煌光复不久,悟真作为敦煌特使入朝觐见唐宣宗,与京城长安的两街诸寺高僧及诸朝官,相互酬答赠诗,充分体现了当时敦煌文学与中原文学的碰撞与交流.

这组酬答诗在当时流传甚广,仅迄今发现的敦煌遗书中,就有三种不同的抄本:P.3720、P.3886V、S.4654.参与诗歌酬唱,有辩章、宗茝、圆鉴、彦楚、子言、建初、太岑、栖白、有孚、可道、景昙(或录作“导”)、道钧等十二位具名高僧,一位佚名高僧,以及一位朝官杨庭贯,加上悟真,共计十五人,共有十八篇作品(P.3720大中五年黄牒不计入;《赠沙州僧法和悟真辄成韵句》算一首,不算两首),其中诗序两篇(悟真诗序、辩章赞奖词),诗歌十六首.

但上述这些,绝非这组酬答诗的全貌.因为仅从悟真的诗序反映,参与酬答的诗人是“两街诸寺高僧及诸朝官”,从“诸朝官”的记载来看,“诸”表示众多,显然绝非只有朝官杨庭贯一人.我们期待有更多的惊喜发现.

三是师友切磋.在P.4640、P.4660等敦煌遗书中,笔者发现其作品以悟真为主,但围绕着悟真又收集了不少其师友的作品,这些现象的存在,反映了悟真与师友文学唱和、切磋的文学生活原貌.P.4640、P.4660卷中,同时收录有洪辩《都教授李教授阇梨写真赞》、窦良骥《阴处士碑》《吴僧统碑》《先代小吴和尚赞》《吴和尚赞》、张球《吴和尚赞》《翟神庆邈真赞》《凝公邈真赞》《译经三藏吴和尚邈真赞》《张禄邈真赞》《敦煌阴处士邈真赞并序》等多人的多篇作品.

窦良骥《吴僧统碑》《先代小吴和尚赞》提及的吴僧统、小吴和尚都是敦煌都僧统洪辩.而吴僧统洪辩,又是悟真的老师.敦煌莫高窟17窟《洪辩告身碑》中有唐宣宗诏书曰:“敕洪辩师所遣弟子僧悟真上表事具悉.”P.3720有《敕河西都僧统洪辩都法师悟真告身》.张议潮光复敦煌后,洪辩出任河西释门都僧统,协助管理河西地区.而悟真作为洪辩颇为器重的弟子,跟随张议潮“随军驱使,长为耳目”,颇受重视.窦良骥,又作窦良器,自称“骥”,人们尊称“窦夫子”.窦良骥年龄略长于悟真,生活于敦煌陷蕃、光复时期.其所存作品中多篇是为洪辩写的,可见他与洪辩的感情非同一般.悟真作为洪辩弟子,又是当时敦煌公推的文章高手,而追念其师洪辩的文章,大多出自窦良骥之手,足见悟真对窦良骥颇为敬重.

而张球《吴和尚赞》一般多认为指敦煌陷蕃时期的译经三藏吴和尚吴法成.吴法成,为吐蕃统治敦煌后期、归义军初期的著名译经高僧.张议潮曾经跟从吴法成学习,张议潮击退吐蕃后,吴法成应张议潮之请,留在敦煌继续讲经(P.4660).而根据日本橘瑞超所得敦煌文书《瑜伽师地论》卷23题记、P.4660《吴和尚邈真赞》等记载,敦煌高僧恒安即为吴法成的弟子.而据P.4660卷,悟真的不少文学作品,都是通过恒安抄写,并得以珍藏保存的.

张球出生比悟真稍晚,两人同时经历了吐蕃统治敦煌、归义军政权初期两个重要历史阶段,而且是这个历史时期两个文学成就最高的人.悟真第一,张球次之.P.4640、P.4660收录的张球这些作品,都创作于悟真任都僧统之前.从这个意义上看,似乎也成为早年悟真与张球文学切磋的一个历史见证.

四是作家交流.悟真雅好文学,他在注重师友切磋交流的同时,也很注重作家之间的交流.现存一些悟真作品中,还能够鲜明地看到这一点.例如,广明元年(880)悟真《唐和尚百岁书》自序说:“自责身心,裁诗十首.虽非佳妙,狂简斐然.散虑摅怀,暂时解闷.鉴识君子,矜无诮焉.”(S.0930V)从末句“鉴识君子,矜无诮焉”来看,他平素颇有注重与之切磋交流的习惯.正因此,在一些作品的结尾处,他都会谦逊地表述这样一层含义:文笔粗劣,欢迎批评.如P.4640《沙州释门索法律窟铭》序文结尾:“诚罕免固辞,粗云而记述.”P.4660《河西管内都僧统邈真赞并序》序文结尾:“何图逝矣,空留相质之文.余固不文,匪然成赞.”同卷《索公邈真赞》结尾:“虚才敢述,游笔多惭.辙申狂赞,欤(与)讼(颂)美焉.”同卷《李僧录赞》序文结尾:“后生可畏,宁俟老成.自揣不才,而铭赞曰.”这些谦逊的话,均反衬出他日常创作交流的原貌.

2. 敦煌本土文学的雅俗兼胜.敦煌文学雅俗共赏,这是大家所熟知.敦煌文学以俗为主,但也颇注重“雅”的特征,雅俗并重,体现出难得的雅俗兼备的艺术风格.即使是那些应用性作品,也十分讲求文采,追求骈俪之美,如邈真赞、书仪等作品.在一些通俗的作品之中,仍然能够感受其绚丽多姿的审美追求,充分展现出它们应用性与文学性兼具的艺术风格.这在其他散文作品中,是很少能见到的.

比如敦煌书仪作品,本是供人们写信时模仿和套用的参考书,应用性强,却很讲求骈偶对仗、用典隶事之美?輦?輱?訛.在《朋友书仪》中,这样精美的对偶句式,不胜枚举.如“荒庭独叹,收泪思朋;草室孤嗟,行啼忆友”,“旧时花颜,托梦里而申交;昔日翠眉,嘱游魂而送喜”,“分颜两地,独凄怆于边城;悬心二处,每咨嗟于外邑”,“月流光于蓬径,万里相思;星散彩于蒿蓬,千山起恨”,“翠柳摇风,花飞王母之园;柳苑新妆,叶落陶潜之室”,“渺渺千山,等萍流之逐浪;飘飘渌叶,犹思落树之花”,“燕绕珠梁,思发三春之客;鸿游玉苑,多伤九夏之宾”,“来时玉面,逐思而消;别日金颜,随愁而改”等等.

一些经过文人精心创作的佛事作品,弥足精彩.如P.2314《进新译大方广佛华严经表》:“一言一句,皆自在之法门;无始无终,悉甚深之境界.香函始届,甘露梦而夕洒;贝牒初开,良雨应而朝洽.七曜垂象,景丽于三明;八体成文,光敷于五义.九会真诠,词中悉现;百城奥旨,字下皆明.想生、融之茂范,始愧当仁;顾澄、什之遗风,终惭策蹇.”这些文句,对仗齐整,鱼贯而出,读之令人仿佛行于山中,应接不暇,美不胜收.

张仁青先生曾说:“郦道元之注《水经》,丽句缤纷;杨衒之之记《伽蓝》,偶语盈卷.”?輦?輳?訛而反观敦煌文学作品中,S.5448《敦煌录》以及诸多的“功德记”,如S.4245《创建伽蓝功德记并序》、P.3564《莫高窟功德记》等,也集众美于一体,颇有《水经注》《伽蓝记》之余韵.

滑稽讽刺作品《祭驴文》,俏皮幽默,语言俚俗,虽然出自文士之手,而深晓民情,为雅俗兼胜的典型.譬如写驴的临终窘况:“肋底气胁胁,眼中泪汪汪.草虽嫩而不食,豆虽多而不尝.小童子凌晨报来,道汝昨夜身亡.汝虽殒薨,吾亦悲伤!”又如写对驴来生转世的嘱咐:“汝若来生作人,还来近我;教汝托生之处,凡有数般:莫生官人家,轭驮入长安;莫生军将家,打毬力虽摊;莫生陆脚家,终日受皮鞭;莫生和尚家,道汝罪弥天.愿汝生于田舍家,且得共男女一般看!”嬉笑怒骂,文笔激愤,雅俗共赏.

四、与时俯仰的本色

从五至十一世纪敦煌文学所折射的发展特征来看,敦煌文学还有个很大的特色,就是它地处僻境,有着其自身的独立性和完整性.它与中原文学有时遥相呼应,有时又互不影响.总体来说,敦煌文学的发展,并不完全同步地追随中原政治与文学的发展步伐,它并不紧随中原政治与文学的繁盛、衰枯,而亦步亦趋.

西晋末年,五胡乱华,永嘉之乱,中原板荡,王室南渡,东晋偏安,文士凋零,“少有全者”,中原文学,总体沉寂,难以掩饰渐趋衰落的荣光.而此时的敦煌,却人才济济,名家辈出,君臣雅集,热闹非凡.“永嘉之乱,中州之人士避地河西,张氏礼而用之,子孙相承,衣冠不坠,故凉州号为多士.”(《资治通鉴》卷123)前有张轨创立的前凉政权,后有李暠开基的西凉政权,一前一后,济济多士,荟萃敦煌;前有“股肱谋臣”宋配、阴充、氾瑗、阴澹,后有“词学之士”刘昞、宋繇、阚骃、张湛、索敞.当时敦煌人才之盛,史称“区区河右,而学者埒于中原”(《周书·庾信传论》).李暠也自称:“此郡世笃忠厚,人物敦雅,天下全盛时,海内犹称之,况复今日,实是名邦.”(《手令诫诸子》)延及后世,唐代史学家刘知几不禁感叹:“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欲求不朽,弘之在人.何者?交趾远居南裔越裳之俗也,敦煌僻处西域昆戎之乡也,求诸人物自古阙载.既而士燮著录,刘昞裁书,则磊落英才,粲然盈瞩者矣.”(《史通》卷18)中原英才,会聚河西,中原文化在河西僻地薪火相传,绽放出异域中“华风”奇彩与辉煌.

到了初唐、盛唐,中原文学人才鼎盛,繁花似锦,而敦煌本土文学却相对沉寂.偶有从中原腹地奔赴敦煌的墨客骚人,却留下不少脍炙人口的作品,酝酿成就了唐代边塞诗派的声威,算不得本土文学的辉煌.安史之乱后,中原文学渐趋萧条,而敦煌文坛渐趋热闹,并且逐步复苏、兴盛.尤其是敦煌落入吐蕃统治以后,从敦煌落蕃到归义军张氏政权、归义军西汉金山国政权,再到归义军曹氏政权,敦煌文学与中原文学并行发展,与中原文学互相补充,各具特色.敦煌文学从此步入了历史上发展的黄金时期,成就了敦煌文学今日的辉煌.不论其作品样式,还是作品内容,都呈现出中原文学所未能有过的文学态势.在这短短的二三百年间,涌现了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些新兴的文学题材、文学文体,在儿郎伟、邈真赞、变文、讲唱文、曲子词、佛曲、上梁文等领域,绽放了异域的奇葩,给中原文学的发展带来了生机和活力.

敦煌文学的独立性发展,成就了它在中国文学史上的独特地位,它并不因为中原文学的衰落而衰落,也不因为中原文学的繁盛而繁盛.有时中原文学衰落了,它却依然繁盛;有时中原文学繁盛了,它却依然沉寂.它与中原文学始终保持若即若离的关系,有时共享荣枯,有时却大相径庭,始终保持着异域的本色.

敦煌文学与中原文学的关系,之所以会呈现上述特征,笔者以为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敦煌地域遥远,作为边陲之地,文学传播及影响,有一定的缓冲、间歇.因此,时代的变局,尤其是当时中原文学的繁盛,并不能立即在敦煌反映出来.盛世的文化渗透力,有如春雨润物,柔韧而久长.这是初唐、盛唐时期,敦煌本土文学并不十分热闹的原因之一.

经历了北魏“士民东迁”的巨大创伤,从北魏迄隋朝,敦煌地区曾经有太长时间的“文学荒漠”.到了唐代初期,即使有大唐中原文学的滋润与给养,敦煌文学也很难在短时间内恢复元气.况且当时大唐国势鼎盛,人才多集中于京城地区.敦煌文学的复苏与发展,也必须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一批敦煌本土优秀作家的参与.

二是乱世破坏力强,波及迅速,敦煌作为边陲地区,尤其反应敏锐.所以中原乱世文学,比起中原盛世文学,破坏力强,很快地影响和波及到敦煌地区.譬如西晋永嘉之乱的初期、唐代安史之乱的初期,对于同时期的敦煌文学的破坏力和影响了都是比较大的.不过,由于敦煌地处河西,所遭遇的中原乱世的破坏力影响,从程度上说相对比较有限,在时间上相对较短.敦煌文化似乎对于中原乱世文化有一种“本能的反弹”和“免疫力”,它会及时调整这种乱世破坏力的影响,使之降至最小程度.这就是西汉末年王莽乱世、西晋永嘉之乱后,敦煌能够成为中原人士避乱地的原因之一.

三是敦煌作为乱世避难地,承继了中原地区的文脉与传统,为它在乱世中的崛起提供了诸多便利条件.在西汉、西晋末世,大批文士寓居敦煌,带去了许多先进的中原文化、科学技术,同时也带去了许多优秀的文学作品,敦煌相对稳定和宽松的政治环境,为他们的文学创作提供极好的条件,所以一时之间,文学雅集,名作涌现.而相比之下,此时中原“士民涂炭,故文章黜焉”.

安史之乱后,吐蕃蚕食陇右、河西,陇右、河西相继沦陷,而敦煌军民同仇敌忾,誓死抗敌,成为当时河西地区最后被吐蕃攻陷的地方.敦煌民众的顽强抵抗,与吐蕃达成协议,获得了“勿徙他境”的善待.

正是这番用鲜血换来的可怜的善待之举,却成为此后敦煌文学崛起的基点.敦煌文学正是依赖于这一点,敦煌人民“穷且弥坚”,沦陷的生活苦难与民族耻辱,点燃敦煌沦陷区人民的创作热情,他们始终心系中原,抱着对中原文化的极大热情,从吐蕃统治敦煌时期,到敦煌光复后的归义军时期,逐步成长、繁盛,创造了这段二三百年间的中国文学奇迹.这一段敦煌文学史的黄金时代,也成为我们今天研究敦煌文学的焦点与重心.

“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张九龄《感遇》)敦煌文学犹如绽放在祖国大园圃中的一朵异域奇葩,它虽无牡丹之高贵,却有兰草之幽香.总之,无论你是赞赏它,还是批评它,无论你是青睐它,还是遗忘它,它都在那里.作为民族曾经的记忆与辉煌,永远都在那里.

言而总之:该文是一篇关于敦煌文学和特质和敦煌方面的相关大学硕士和文学本科毕业论文以及相关文学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写作参考文献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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