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抢救运动中的康生、和周恩来（上）,该文是周恩来相关硕士学位论文范文跟康生和*和延安抢救运动有关论文怎么撰写.
周恩来论文参考文献：
延安整风有两个层次,即高级干部整风和全党的普遍整风.全党的普遍整风,实际上又分为整顿“三风”和审查干部两个阶段,而从整顿“三风”转变为审查干部的起始点,或者说起因,就是“王实味事件”.
康生把王实味打成“托派”
王实味是延安研究院的特别研究员.全党普遍整风发动初期,王实味在1942年3月13日、23日的延安《解放日报》文艺栏上发表了《野百合花》一文,揭露延安现实生活中的一些“丑陋”现象；在3月18日召开的研究院全院大会上,王实味又提出：研究院的整风检查委员会成员都应该由选举产生,各研究室主任,即使是院长,也要由群众选举产生才行.墙报上的文章可以匿名,目的是为了保障投稿人的权利.接着又在研究院的整风墙报《矢与的》上发表了《硬骨头与软骨病》等小杂文,从而遭到了批判.
王实味的上述言论和活动,原本属于全党普遍整风的范畴.开始,并没在意.
据李维汉回忆,亲自去研究院看了《矢与的》墙报,并说：“思想斗争有了目标了.”
所谓“思想斗争有了目标了”,无非是批判小资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等等.为此,曾派胡乔木与王实味谈过话.
范文澜在批判王实味时说,在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发表以后,乔木同志曾和他谈过两次话,写过两次信,信里有这样一段话：‘《野百合花》的错误,首先是批评的立场问题,其次是具体的意见,再次才是写作的技术问题.所希望你改正的,首先也就是这种错误的立场.那篇文章充满了对于领导者的敌意,并挑起一般同志鸣鼓而攻之的情绪,这无论是政治家、艺术家,只要是党员,都是绝对不容许的.这样的批评愈能团结一部分同志,则对党愈危险,愈有加以抵制的必要’”.
但是,王实味坚持己见,拒不认错.其实,他本没有什么原则性的错误.
由于康生的插手,牵涉到了王实味与托派分子的关系,他被打成了“反革命托派分子”.
在康生的指令下,1942年6月1日至11日召开了批判王实味的大会,给其戴上了“反革命托派”的帽子.从此,王实味失去了人身自由.
在王实味被打成“反革命托派分子”以后,1942年6月19日,在政治局会议上讨论整风学习问题时,说：“现在的学习运动,已在研究院发现王实味托派.我们要发现坏人,拯救好人,要有眼光去发现坏人,即托派、日特、国特等三种坏人.要区别坏人及犯错误的同志,要做细密的观察、调查工作.”的讲话,实际上提出了审查干部的问题.
其时,在党校学习的吴奚如写了一篇纪实小说《未了的旅程》发表在1942年7月19日、20日的《解放日报》文艺栏上.为此,吴奚如被打成了“叛徒”加“特务”.接着,在党校又“揪”出了十几个人.
1942年11月23日,在西北局高干会上讲解《斯大林论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时,说：“我们党内包括一部分反革命奸细、托派反动分子以党员为招牌进行他的活动,吴奚如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是个文化人,是参加高级学习组的人,皖南事变的时候,国民党把他抓住了,以后又把他放出来,叫他到这里来闹乱子.王实味最近也发现了.怎样发现的呢？他是以员的资格在这里讲话,他们五个人就组织了五人反党集团.这些人就是王实味、成全、王里、潘芳、宗铮.现在证明有两个反革命的人,一个叫吴奚如,一个叫王实味,在延安反革命,以员的招牌在的党报上发表他们的文章,其余是不是还有第三个吴奚如？第四个王实味？这是应该审查的.”
12月16日,康生在西北局高干会上作了《关于锄奸斗争》的报告,开始宣传“特务如麻”.
据师哲回忆,康生的报告认为：“特务,一种是打进来的,例如戴笠派来的特务；还有一种是拉出去的,也就是在我们的队伍里发展了他们的人.”
随后,高岗《在西北局高干会的结论》中说：“康生同志在高干会的报告,已经清楚地告诉我们,一年来敌人特务破坏活动的猛烈,土匪及武装的骚扰,组织,组织兵变,及勾引我干部逃跑之事,层出不穷；特别是他们的内奸工作,已深入到我党政军学校机关内部,我们领导薄弱的经济与文化机关,更容易被这些破坏分子混入.……因此,我们万万不能睡觉,必须提高警惕,加强锄奸保卫工作.”
对此,胡乔木写的《关于陕甘宁边区党高干会经过及其经验的总结》,在谈到同党外反革命斗争问题时说：“当时边区内外形势,都迫切要求提出这个问题来进行讨论.所以,12月16日大会邀请康生同志作了关于锄奸问题的报告.17、18两日在各小组会和大会上进行了专门讨论.后来,彭真同志在大会报告（1943年1月4日）介绍了如何与反革命作斗争的实际经验,又给了到会干部以锄奸工作具体方法的启示.”
这样,西北局高干会便揭开了延安审查干部运动的序幕.
康生制造“红旗党”,实施大“逮捕”,
新“四三”决定出台
1942年6月2日,成立总学习委员会（以下简称“总学委”）,康生成为的“副手”,实际上主持总学委的日常工作,领导整风运动.同时,康生是社会部部长,主持审干运动,大搞“逼、供、信”,逼出了一个“红旗党”.
事情的起因,是从审查一个叫张克勤的小青年开始的.张克勤,原名樊大畏,1936年10月在西安参加民族解放先锋队.全国性抗战爆发后,由八路军西安办事处派到兰州做地下工作,并在兰州入党.1939年6月因被敌人怀疑,经甘肃工委和代表谢觉哉的同意,被调到延安,在西北公学学习.在张克勤到延安后,国民党特务抓了其父樊执一和其妻朱方兰.他们都是员,被捕后叛党.整风期间,延安保健药社接到李矩寄给张克勤的一份国民党刊物.另外,西安“三青团”办的报纸曾刊登过一批“自首”人员的名单,名单的第一个人就是张克勤.这时,从鲁艺转来与张克勤一起到延安的人的一份揭发材料,检举张克勤是特务.把这几件事连在一起,便认定张克勤是“特务”了.
据参加的当事人李逸民回忆：就在李克农布置完任务的当天晚上,张克勤被带到汪东兴办公的窑洞,在我和吴德、汪东兴、王涛江、毛诚等（均为西北公学的工作人员）的参加下,审查开始了.……到了凌晨五点,张克勤渐渐支持不住,表示愿意“坦白”.于是,张克勤交代了以下情况：其父在给一个国民党大官看病的时候,经那大官介绍,参加了国民党,并且参加了特务组织,因为父亲的关系,自己也就加入了特务组织.僵局终于打破了,我们都很高兴.我们又问他来延安干什么.他说自己来延安就是受特务组织的派遣,专门来搜集八路军和的军事、政治情报的,说得有鼻子有眼.“你的党组织关系是怎么来的呢？”我们又问他,他说：“甘肃地下党就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是国民党红旗政策的产物,实际上是国民党特务组织.”口头交代完了,我们又让他写成书面材料,他一口气就写了出来.
康生对张克勤所谓的“红旗政策”十分欣赏,说：“从去年（1942年）12月1号以后到今年4月1号,这5个月是发现（特务）时期,发现了一些成型的案件,陕南的案件（即戴笠特务案）,甘肃的案子,云南的案子张富成,湖北的案子卫泽同,陇海铁路的案子姚以清,还有文化人特务,就是鲁艺的邓甲,当然还有其他一些案子.在所有的案子中,有两个问题值得我们注意,就是张克勤提出了‘红旗政策’,内容说不了好多；蓝洋远的案子,证实了国民党‘红旗政策’很具体的内容.”
接着,康生用张克勤这根“棍子”,不但把甘肃的地下党,而且把河南、四川等省的地下党都打成了“红旗党”.
其间,康生对“揪出来”的大批的“托派”“反革命”“叛徒”“汉奸”“日特”“国特”等,在1943年4月1日实行了一次“大逮捕”.
据师哲回忆：一天（1943年4月1日）晚上,康生手里拿着一个名单,一边同我们谈话,一边在名单上做记号,又圈又点,说这个是“复兴”,是“CC”,那个是“特务”,是“汉奸”,是“叛徒”,是“日特”,等等.最后叫我们把打了“〇”的人都抓起来；打了“·”（着重号）的送进边区行政学院.我问：“要抓的这些人有没有材料？没有确切的材料,我们怎么抓人？怎么审问？”康生说：“有材料还要你们审问干什么？！”从这一天晚上,一直忙到第二天,整整一夜没有休息.一夜之间抓了260多人.
王实味及“五人反党集团”成员成全、王里、潘芳、宗铮和吴奚如等,都是这天晚上被逮捕的.唯有张克勤没有被逮捕.
对于这件事,康生说：“到了4月1号来了一个突变,一夜鸡犬不闻,就捉了200多人.捉人是突破阶段.”
4月3日,发出了一个《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
一年前,即1942年4月3日,发过一个《关于在延安讨论决定及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因为是4月3日发出的,所以简称“四三”决定.一年后,即1943年4月3日,又发一个《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因此,人们便习惯地称这个决定为新“四三”决定.
新“四三”决定指出：“整风的主要斗争目标,是纠正干部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封建阶级思想、资产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与肃清党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前一种是革命队伍中无产阶级思想与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斗争,后一种是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
对整风运动的这一性质上的界定,大大地扩大了整风运动的内涵.1942年的“四三”决定把整风运动界定为“党在思想上的革命”,就是说,它的主要任务是要纠正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树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作风.但是在整风过程中,“揪”出了王实味、吴奚如等一批“奸细”分子,挖出了“红旗党”.于是,新“四三”决定认为：“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立与我党大量发展党员以来,日寇与国民党大规模地施行其特务政策,我党各地党政军民学机关中,已被他们打入了一大批的内奸分子,其方法非常巧妙,其数量至足惊人,这在延安的整风运动中已经充分证明.”
这样,新“四三”决定便把“肃清内奸分子”作为整风运动的另一个“主要目标”.同时还指出：“纠正错误思想与肃清内奸分子,是在整风过程中互相联系着,但在性质上又互相区别,绝对不能混同的两件事.”
为了同时完成这双重任务,新“四三”决定强调：“在进行程序上,在各地整风的初期与中期,除领导机关的主要负责人应十分注意外,在公开号召中,必须绝对不提审查干部与肃清内奸的任务,只提纠正错误思想与检查工作的任务,否则不但干部的错误思想难于纠正,内奸也不能发现与肃清.”
为此,新“四三”决定规定：“在领导策略上,各地在今年继续整风的第一阶段,必须极大地提倡,公开号召参加整风的一切同志大胆说话,互相批评,提倡各学习单位出墙报写文章,批评领导,批评工作,而一般地（特殊情况例外）绝不加以抑制.在此阶段内,对于‘四三’决定上要求注意方面,予以强调,而对于该决定上要求注意领导方面,则暂时不予强调.”并解释说,这样做的目的：第一,使“下情获得上达的机会”；第二,“让有错误思想的同志,尽量表现其错误观点”；第三,“在于使内奸分子利用我们的政策,认为有机可乘,尽量暴露其反党面目”.
新“四三”决定强调：“在第二阶段中,则应组织积极分子对于错误思想的反驳”,以便“把错误观点明确地坚决地克服下去”,“同时应开始着手选择确有证据的内奸分子,开展群众斗争”.
新“四三”决定是不公开的,只发到各地学习单位的领导人,不与广大的干部和群众见面.由于延安的整风已经过了所谓的“暴露”阶段,因此贯彻新“四三”决定的重点是“着手选择确有证据的内奸分子,开展群众斗争”.
提出“九条方针”,
康生把它完全变了“味”
1943年4月5日,书记处会议决定：及军委直属单位和陕甘宁边区各机关,分别召集全体人员会议,号召特务奸细分子自首.随即,直属机关于4月9日和12日,召开了坦白动员大会.
5月17日,边区召开党政军系统工作人员会议,动员进行“坦白运动”.西北局书记高岗在会上作了《关于宽大政策的报告》.
报告一开头,高岗就说：“最近延安捉了几百人,大家都是知道的,现在还在检查每个人的历史和思想.”
自此,延安机关学校的审干运动迅速全面展开.用康生的话说,过去是“少数人少数机关作”,即党内的社会部、保安处锄奸部或有个别的机关,像鲁艺、青委、延大,少数机关少数人,“那时绝对秘密”,而且是“以镇压为主”.这时,审查干部变成所有机关学校,全体干部和工作人员,并且是完全公开的事,以“宽大为主,镇压为辅”,变成了群众运动.其结果是,问题丛生.
为此,于7月1日致信康生,要他在《防奸经验》第6期上登载以下几句话：“防奸工作的两条路线.正确路线是：‘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争取失足者,培养干部,教育群众.’错误路线是：‘逼、供、信.’我们应该执行正确路线,反对错误路线.”
但是,康生把它完全变了“味”.笔者只就“首长负责,自己动手”看看康生是怎样做的.
1943年8月,康生在西北公学训练班上作了《关于整风、审干问题》的报告,说：“这次你们（指从各敌后抗日根据地来延安参加审查干部训练班的同志）回去首先一个任务,就是要去各地推动各地负责同志他们自己觉悟起来,亲自负责,亲自动手,这是你们的第一个任务.哪怕那个同志思想不通,你要使他觉悟起来,自己动手,自己亲自负责,以身作则,然后才能根据这个整风精神来改造那方面整风学习的工作,你在延安所见所闻的一些事情,这次你回去给人家提供意见,人家不一定同意你的意见,人家和你的意见不一致怎么办？‘你不同意你就是反抗’,是不是可以这样？要使他自然而然革命化,用革命的风格去改进他的工作,你首先把那个负责同志的思想说通,他自然而然就和你的意见一致了.”那么,康生又怎样使那里的负责同志“自然而然”地“自己觉悟起来”呢？康生介绍了延安的“经验”：“首长负责,你们到前方,可能发生这样的问题,首长倘若不负责怎么办？我看这个问题有决议,不负责不行,首长可以负责,你要强迫他负责,是勉强的都不行.”
医院是当时延安最大的医疗单位,主要为领导人和直属机关的干部看病,院长傅连暲,有大夫、护士和杂务人员120多人.孙力余是医院的党总支书记,是医院整风学习委员会的负责人,领导全院的整风运动.当审干、“抢救运动”开始后,孙力余认为不能像康生要求的那样做,一直未抓一个“特务”.在康生作报告后,孙力余被撤销了学委会负责人的职务,“靠边站”了.康生派了党校的两个学员去医院搞“抢救运动”.于是,在医院“挖”出了83个“特务”“内奸”,占了医院全体人员的2/3.在发出关于甄别工作的指示后,无法收拾,那两个学员拍拍屁股走了,只好请孙力余出来,负责进行甄别工作,但是困难很大,直至1945年才甄别完毕.83个“特务”“内奸”,除两个同志有些历史上的问题,在延安无法查清,“挂起来”以外,其余全部甄别平反,恢复名誉.
（选自《党史博览》2018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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