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杭高校校区的三次扩张：驱动因素与其社会经济效应,本文是社会经济类有关论文写作资料范文和社会经济效应和杭高校校区和扩张相关论文范文资料.
社会经济论文参考文献：
陈多长
（浙江工业大学经贸管理学院,浙江杭州310023）
摘 要：以杭州高校为例,采用案例分析法探讨高校校区扩张的驱动因素及其社会经济效应.结果表明,1999年以来杭州高校经历了三次大规模的校区扩张,高校扩招、教育部相关规定和新型城镇化战略下地方政府主动吸引分别构成三次扩张的主要驱动因素.高校校区扩张既有显著的城镇化效应、产业集聚与产业结构升级效应和土地财政效应,也有加剧教工职住分离、浪费土地资源等效应.事实上,高校校区扩张无非是地方政府主导下的强制性城镇化模式的另一种实现形式.
关键词：高等院校；校区扩张；驱动因素；社会经济效应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２－３２４０（２０１6）01－００67－06
收稿日期：2015-09-11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基于治理地方政府土地财政依赖目标的城镇化模式创新研究”（项目编号：14BJL121）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陈多长（1969-）,经济学博士,浙江工业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城市经济学、房地产经济学.
1998年12月24日,教育部制定《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提出“到2010年,高等教育规模有较大扩展,入学率接近15％,若干所高校和一批重点学科进入或接近世界一流水平”的高等教育目标.1999年初,政府作出高等学校大扩容的重大决定,此后高校招生规模开始进入三年扩张期,由此诱发了我国第一轮高校扩建热潮,形成了若干高教园区或大学城.如今,全国各大高教园区早已建成投用,但高校校区扩建的步伐并未停止.从1999年开始至今,我国大学校区扩张已经历了三轮显著的扩张潮,但最近两次扩张采取了与以前主要由大城市中心城区迁建、扩建到城郊所不同的形式,即采用分散式的、异地迁建或扩建的形式.为弄清楚最近15年来我国发达地区高校校区急剧扩张的主要驱动因素及其产生的社会经济效应,本文基于调研资料和案例分析方法,以杭州高校异地扩建或迁建为例对上述问题进行较为系统的分析.
一、文献综述
关于高校校区扩张问题已有文献给予了关注.较早的文献主要关注了高校扩建或大学城建设问题[1][2],之后的文献开始关注高校校区扩张、特别是大学城建设的推动因素及其效应问题.从动因看,高校校区扩张和大学城建设既有大学本身盲目扩张的因素,也有地方政府企图借助大学城建设“形象工程”、提升城市品位等方面的考量[3].从效应看,高校迁建、扩建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和居住环境的改善[4]；这既有利于高校自身的发展也有利于小城镇的发展,双方可实现共赢[5][6].当然,从高校扩张和大学城建设的历史过程来考察,由于征地拆迁的政府强制性导致大学城的开发也可能完全是地方政府实施强制性城市化实践的逻辑结果[7],这种被动的城镇化对被征地农民来说无疑是一种伤害.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大多数文献只关注了我国第一学校区扩张,即由高校扩招所诱发的大学校区扩张问题,这构成了本文研究的重要文献基础.但是,对三轮高校校区扩张的主要驱动因素及其社会经济效应进行系统分析的文献目前尚未发现.事实上,我国高校校区扩张的驱动因素及其社会经济效应远比目前已有文献所讨论的更为复杂,尤其是最近的两轮高校的异地扩张,已经不完全是或者主要不是招生规模扩大所引起的了,三轮扩张既产生了积极的社会经济效应,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值得高校和政府高度关注.
二、高校校区扩张的经验事实及主要驱动因素
1999年以来,在杭州的高等院校一共经历了三次大规模的校区异地扩张.尽管这三次扩张的空间表现形式都是新校区的建成和校区土地面积的显著扩大,但三次扩张的主要驱动因素并不相同.为便于比较分析,本文以校区开始扩张的时间为依据对三次扩张进行大致分类.
(一) 第一次扩张：开始于1999年
本轮扩张的主要诱因是始于1999年的连续三年的高校招生规模的连续扩大,其典型特征是以大学城或高教园区为空间表现形式.
1.典型事实
第一次大规模的高校校区扩张开始于1999年.从迁移或扩建的目的地来看,这些参与扩张的高校迁入地一般都位于杭州主城区或边缘的近郊区,但从空间距离角度看多数高校并没有过远地脱离母体或主城区,其主要特征是多数采取了由若干个高校抱团突围、组团式扩张,空间表现形式则是大学城或高教园区.2000年前后,在杭高校大规模地由杭州市主城区的文教区外迁或扩建到杭州主城区的边缘地带,逐渐形成了小和山、滨江、浙江大学紫金港和下沙等4个高教园区,涉及27个主要的高校院校（参见表1）.
从形式上看本轮校区扩张大致可分两类：一是建立新校区仍保留老校区,如浙江工业大学新校区建在西湖区小和山高教园,下城区潮王路上的老校区仍保留.二是建立新校区,老校区全部或部分出让.从杭州文教区迁到下沙高教区的高校,如浙江工商大学、浙江财经大学和中国计量学院等的老校区大部分以商业用地拍卖；浙江大学建立紫金港校区,华家池和湖滨两校区都以商业用地出让,但西溪和玉泉校区仍保留.
2.驱动因素
持续三年的招生规模扩大无疑是在杭高校第一轮校区扩张的主要诱因.1998年底,教育部提出了高等教育发展目标之后,我国高校开始了大规模扩大招生.由于高校招生规模扩张迅速,又调整了高校扩招计划.2001年教育部签发《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将原定于2010年实现的高等教育规模和入学率目标进一步要求提前五年实现,即在2005年实现高等教育入学率15%的目标.这一计划目标的调整,加速了全国高校招生规模的进一步扩大.经过连续三年的扩招,全国高等学校在校生规模从1998年的643万人增加到2010年的1214万人,增长了89%；浙江省则从1998年的11.95万人增加到2010年的30.63万人,增长了156%（参见表2）.
数据来源：根据《浙江统计年鉴》（2009）和上海市教科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高校扩招三年大盘点”,（《教育发展研究》2002年第9期）提供的数据整理.
在校生规模的急剧膨胀,加剧了高校办学条件、尤其是校园建设用地供求紧张的局面,由此诱发了高校校区的第一规模扩张.当然,杭州主城区地价腾贵,地方政府出于土地财政收入方面考虑,也希望高校外迁到周边地区,以便把置换出来的黄金区位的教育用地用作商业性房地产项目开发,从而可以获取足够多的土地出让金.
(二) 第二次扩张：开始于2008年
1.典型事实
在杭高校的第二轮扩张开始于2008年.本轮扩张与第一轮扩张相比有三个不同之处：一是迁移的高校以独立学院为主,二是迁入地更加远离杭州主城区,三是独立学院的扩建采用了“整体搬迁”、易地而建的形式.从高校类型看,本轮扩张中外迁的高校中既有民办独立学院,也有普通高等院校,但以独立学院为主.在本文统计的10所高校中,独立学院7所,公立高校3所.外迁目标城市主要是杭州周边的县、市,比第一轮扩张更加远离杭州主城区.除了杭州师范大学仓前校区以外,其他高校迁建地都远离了杭州主城区.外迁高校的规划用地面积（包括预留用地）最少的也有500亩,最多的高达3250亩（参见表3）.
2.驱动因素
由上文可知,本轮校区扩张的主要特征是独立学院的远距离外迁,独立学院外迁的主要驱动因素则是教育部关于民办大学和独立学院办学条件的强制性规定,而迁入地政府提供的优惠条件则形成了独立学院异地扩张的拉力.
（1）教育部关于独立学院办学条件的强制性规定：外迁压力.2007年教育部发布了第25号令《民办高等学校管理若干规定》,其中第五条规定,“民办高校办学条件必须符合国家规定的设置标准和普通高等学校基本办学条件指标要求”.另据教发[2006]18号文件《教育部关于印发〈普通本科学校设置暂行规定〉的通知》的规定,普通本科学校生均占地面积60平方米以上,学校初期校园土地面积应在500亩以上,建筑面积生均30平方米以上.2008年2月,教育部又发布了[2008]26号令《独立学院设置与管理办法》,其中第十八条第五款明确规定,申请设立独立学院应有“不少于500亩的国有土地使用证或国有土地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这是一条教育部关于全国独立学院办学条件的强制性规定.该行政命令发布之后,独立学院纷纷由杭州主城区迁移到杭州周边的市、县、镇.
（2）迁入地政府的优惠政策：外迁拉力.为吸引高校迁入,地方政府通常都会在建设用地、投资、教工交通补贴、社会保障等方面给予了迁入高校为优惠的政策安排.浙江工业大学之江学院迁移到绍兴柯桥区,绍兴县提供了极其优惠的土地、投资、交通补贴和住房保障等条件,也是重要吸引因素.优惠条件包括：无偿提供土地800亩、直接移交5.2亿元资产、校地双方共同出资5.5亿元用于土地征用和校舍建设[8].政府还承诺对新之江学院教师在住房、子女入学、交通、医疗等方面予以重点保障[9].浙江农林大学天目学院迁建到诸暨,地方政府负责提供土地并投资建设,市政府不参股、不分红,连续6年共计3000万元财政补贴,用于支持学校引进人才,另有900万元作为教工的交通补贴.
(三)第三次扩张：开始于2012年
1.典型事实
本轮高校校区的异地扩张最早开始于2012年,目前仍然在持续进行之中.本轮校区扩张的特点在于：一是迁入地更加远离杭州主城区,这与第一轮迁移不同.本文调查统计的4所高校分别把新校区建在安吉、海宁、德清和绍兴,高校类型既有公立普通高校,也有民办普通高校和国际联合举办的高校（参见表4）.二是采取了保留原校区,建立新校区的“绝对扩张”的形式,这与第二轮扩张中独立学院的整体迁移不同.
2.驱动因素
（1）新型城镇化战略的驱动.我国新型城镇化战略的提出与逐步实施构成了本轮在杭高校校区异地扩张的主要诱因.早在2012年,十八大会议上就提出了新型城镇化战略,要动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和信息化“新四化”联动.在此背景下,地方政府主动吸引高校迁入,企图以新的因素来驱动地区城镇化发展、提升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调查发现,德清县政府极力引进浙江工业大学,主要意图是希望借助大学的引入来提升德清科技创新的驱动力,通过教育、文化产业的发展推动德清县域产业的转型升级,以此改变县域城镇化的驱动因素,提升新型城镇化的速度和质量.同样,安吉县政府引入浙江科技学院,是希望在国家实施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宏观背景下借助于高等院校、文化娱乐以及自然博物馆等文教、旅游、商业服务等第三产业的进入,推进县域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实现城镇化动力模式由工业产业驱动向第三产业驱动的创新.此外,迁入地政府也希望借助高校引入以推动县城城市建设水平、推动土地升值、更多地获取潜在的土地财政收入,以及通过优质高校资源的引进来增强安吉和德清美誉度、知名度,进而扩大其对外影响力.
（2）迁入地政府提供了极其优惠的建校条件.本轮高校校区扩张中地方政府表现出了强烈的引进高校的愿望,其行动非常积极,提供的条件也更加务实、优惠.例如,德清县政府为浙江工业大学提供土地1000亩,预计建筑面积40万平方米、总投资达到22.5亿元,承诺由德清县政府承担.安吉县政府为浙江科技学院建立安吉校区在土地、投资、住房、人才引进、交通补贴等方面都提供的极其优惠的政策支持：①安吉校区一期投资8亿元,全由安吉县政府承担.②建设用地都有政府无偿赠与.③政府每年提供300万元的才补贴专项资金和130万元交通补贴,连续6年.④政府提供400套专用商品住房,以成本价售给浙江科技学院安吉校区的教职工[10].
（3）高校希望借助新校区建设推进校地、校企之间的联合.从高校角度看,经过两轮校区扩张,多数高校的校园建设用地空间不足的问题已不再是学校发展的主要矛盾,寻求更大办学用地空间的需求已不太强烈.其扩张的动因主要是,希望通过建立新校区,以推进校地、校企之间的横向联合,为高校更好地服务于浙江地方经济发展提供更大的平台.
可见,在杭高校这一轮异地扩张与前两轮校区扩张或异地迁建的动因有所不同,其主要驱动因素已经不是或主要不是办学用地空间的狭小,而是地方政府的主动引进.从地方政府提供的优惠用地、投资和财政补贴等方面来看,这次扩张中迁入地政府引进高校的动机更为强烈,行动也更为积极.这是本轮在杭州高校校区扩张的典型特征.
三、 社会经济效应
(一)城镇化效应
尽管三轮校区扩张的主要驱动因素有所不同,但其对迁入地所产生的城镇化效应却大同小异.从空间表现形式上看,大学校区扩张无非是在原农村区域或城乡结合部新建一所或多所大学,这不仅会导致集体所有的农业用地向国有的城镇建设用地的转换,这是城镇化的第一个具体表现形式,即土地城镇化；而且也会实现农村人口向城镇人口的转变以及外来人口以大学校园为中心的空间集中,这是城镇化的第二个表现形式,即人口的城镇化.但无论是土地城镇化还是人口城镇化,都属于城镇化数量效应.其实,高校校区扩张对迁入地来讲,还会带来城镇化驱动因素的变化和城镇化模式的创新.这属于城镇化的质量效应.
首先,高校校区的扩张使得大量处于农村区域的集体土地被转换成了城镇国有建设用地,实现了土地城市化.与此同时,土地被完全征收的农民也被转换为城镇居民,这是农村人口的就地城镇化；高校学生和教工的入住以及相关配套产业积聚所引致的人口向大学校区的集中,这是外地人口的城镇化.第一轮校区扩张基本上都发生在杭州主城区的边缘地带,城镇化的具体形式表现为杭州城市框架的扩大和城市建成区的外延式增长.从城镇化的数量效应看,四大高教园区总共占用土地达到32900亩（参见表1）,这些土地多为征收的集体土地,这就意味着,四大高教园区的建设不仅实现了32900亩集体土地的城镇化,也导致依托其上的农村人口的城镇化.第二轮扩张中,仅浙江财经大学东方学院、浙江工业大学之江学院等10所高校占用土地共9334.24亩,扣除少量存量土地,上述外迁高校新校区建成以后实际征用的集体土地将达到9000亩以上.这意味着,第二轮扩张直接实现了近9000亩集体土地和依托其上的农村人口的城镇化.第三轮扩张仍在继续之中,仅浙江工业大学德清校区、浙江科技学院安吉校区、浙江树人大学杨汛桥校区和浙江大学海宁校区等4个高校,总规划占地面积就达到3500亩,除浙江树人大学杨汛桥校区一期工程占用存量土地186.3亩以外,其他土地均为需要征用的集体土地.这意味着,尚未完成的第三轮扩张已直接导致了3300亩集体土地和依托其上的农村人口的城镇化.高校迁入还具有显著的间接城镇化数量效应.以浙江科技学院安吉校区为例,浙江科技学院安吉校区的建设不仅直接引起500亩土地城镇化,而且还由于与文教产业配套的科研、娱乐、影视、商业等产业相继进入,间接引起土地城镇化面积达到12000亩以上.
此外,高校校区扩张对迁入地不仅具有的显著的城镇化数量效应（扩大了城镇化土地面积和人口城镇化率）,而且还具有显著的城镇化质量效应（改变了城镇化的动力模式,提升了城镇化质量）.以浙江树人大学杨汛桥校区为例,浙江树人大学的迁入地是绍兴市柯桥区杨汛桥镇,早期城镇化的主导模式就是以污染型制造业（水泥、玻璃制造业等）主导的粗放型工业化推动的低端城镇化模式.浙江树人大学迁入和污染型工业的退出改变了杨汛桥镇长期以来主要以工业化为驱动力推进农村区域城镇化的传统模式,开始以教育、文化、现代物流等第三产业的发展来驱动地区城镇化进程.城镇化模式的改变,不仅加速了城镇化的进程,而且也提升了区域城镇化的质量.这是在新型城镇化战略背景下,由地方政府主导的旨在配合区域产业转型和产业结构升级而实施的新型城镇化模式的一种重要创新实践.
(二)产业集聚效应和产业转型升级效应
随着高校新校区的建设和投入使用,高校迁入地的城镇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会得到显著改善,以高校为中心人口也开始积聚,带动医疗、邮政、商业服务、休闲娱乐、餐饮等服务产业的进入并逐渐兴旺发达,这就是高校校区扩张的产业集聚效应.以浙江科技学院安吉校区为例,伴随着安吉新校区的建成和投用,高校迁入的产业集聚效应目前已经显现.2013年7月,浙江科技学院安吉校区动工兴建；2013年10月,浙江省自然博物馆入住,总投资8亿元,核心馆区投资5.3亿元,建筑面积6万平方米,用地面积5200亩.此后,安吉县职教中心也迁入相临地块,总投资6.5亿元,用地300亩.2014年8月18日,上海电影集团安吉产业园项目开始兴建,总投资170亿元,用地6000亩,计划6年建成,一期建设用地2000亩、投资5.3亿元.按照安吉新区土地利用规划,园区内有230亩商业综合体用地,用于建设大型超市、酒店、宾馆、文化娱乐等商业服务设施.规划的教育用地面积1709亩.预计入住人口将达到10万人.此外,新区未来还会引入研发产业、创意研发产业、生态研发产业等与高教产业配套的各类现代高级服务业.
不仅如此,高校异地扩建一方面使学校办学的用地空间扩大,专业设置根据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要求实现了一定程度的调整与更新,另一方面,也因为校地、校企合作的加强促进了地方产业的转型升级.浙江工业大学之江学院迁住绍兴柯桥,2013年与绍兴县科技局、意大利卡莱凯利学院合作,成立之江学院服装学院、纺织服装设计研发中心、纺织创意培训中心[11],实现了大学校园—科技园—创意园的有机结合,教学、科研、技术创新相互促进,驱动地区产业的转型升级.浙江树人大学杨汛桥校区一期工程建设占用了大量的工业企业用地,主要是浙江玻璃股份有限公司工业用地的置换用地.杨汛桥镇政府花费3.5亿元请浙江玻璃股份有限公司搬迁到浙江长兴县,与其相邻的绍兴南方水泥公司也在2015年6月外迁.玻璃、水泥生产等高污染工业企业的外迁,以浙江树人大学为代表的教育产业和以联华物流基地为代表的物流业相继进入,从根本上推动了杨汛桥镇由传统的污染型工业主导的产业结构向以教育、现代物流、商业服务业为主的产业结构的转型与升级.
(三)土地财政效应
高教、科研、文化产业的引入,基础设施的大规模建设、人口的积聚、商业的繁荣,将引起新区房地产的上涨,这可以为地方政府带来较高的预期土地财政收入,因而高校迁入对地方政府而言具有潜在的土地财政收入效应.但从迁出地杭州市角度来看,高校的迁出具有显著的短期土地财政效应.因为学校的搬迁,腾出了宝贵的中心城区建设用地资源,这些土地可改作商业地产项目通过竞价出让方式来获取巨额土地出让收入（见表5）.
(四)消极效应及存在的问题
高校异地扩张或迁建对高校的不利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对那些仍在杭州城区居住的迁移高校的教职工而言,由于高校校区的异地扩张,使得新校区更加远离教工在杭州主城区的住宅区,造成教工职住分离的问题更加突出,导致教职工疲于远距离奔波,影响教学、科研效果.以浙江工业大学之江学院绍兴校区为例,学校授课老师大多住在杭州主城区,绍兴校区的授课教师从本部朝晖校区到绍兴校区乘坐学校的交工班车大概有1个小时的车程,这还没有计算从家里到本部班车点的通勤时间.二是从高校学生的角度来看,新校区远离就业需求旺盛且需求源比较集中的杭州主城区,就业信息的获取和实习机会的获得有一定困难,这给学生未来的毕业实习与就业带来一定的现实困难.三是从高校本身来看,高校也需要具有良好的区位条件,由于在杭州城区积聚了大量的企业、事业单位、政府部门,具有良好的区位优势和获取信息的便利条件,一旦远离杭州市区,这些优势便会逐渐弱化甚至丧失.对那些整体迁移到外地的高校,尤其如此.根据调查,一些高校由于脱离在杭高校母体远距离扩张导致师生心理距离延长、到新校区工作、学习不习惯的问题十分突出.
对迁入地的不利影响首先表现为违法、违规占用耕地资源,造成土地资源浪费.在大学校区扩张过程中,普遍存在校区用地规模扩张过度、新校区面积过大的问题,这不仅造成了宝贵土地资源的巨大浪费,而且还诱发了地方政府滥占耕地、违法征用、越权审批等行为.在第一轮高校校区扩张中,就出现了因高校园区建设而违法、违规占用大量基本农田的严重问题.杭州小和山高教园区和下沙高教园区两大高教园区建设用地所征用的集体土地中一共包含了高达5262亩的基本农田,但杭州当地政府通过调整相关的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将上述征用的基本农田指标转移到其他地区等一系列变通的途径,最终规避了政府的监管转由浙江省政府来批准征用①.上述高教园区在建设征地审批中,地方政府通过调整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拆分审批的办法不仅规避了国家法定的审批权限,也导致了校区占地面积的盲目扩张、造成了土地资源的极大浪费.此外,强制性城镇化诱发了社会矛盾.尽管许多高校迁入地的地方政府声称,被征地农民普遍欢迎高校异地扩建或迁建,但仍有强制性征地拆迁、被动性城镇化所引起的村民不满乃至直接抵制高校征地拆迁行动的实例.例如,浙江工业大学小和山校区一期工程的征地拆迁项目中,目前仍有一些村民没有搬迁,形成典型的“钉子户”,至今已历15年之久.三期主体建筑于2015年6月结顶,但三期项目用地范围内仍有数家村民和小企业目前仍没有搬迁.
四、 研究结论
（1）1999年以来,在杭高校共经历了三次大规模校区扩张,但三次扩张的主要驱动因素有所不同,迁移特征亦存在差异.第一轮扩张主因是高校招生规模扩大,迁移路径是由杭州主城区迁到城市边缘地带的大学城或高教园区.第二轮扩张的主因是教育部关于高校办学用地条件的强制性规定.迁入地远离杭州城市中心,主要分布在杭州周边的县、市.第三轮扩张主因是新型城镇化战略背景下地方政府的主动吸引.迁入地主要是远离杭州主城区的杭州市周边的经济发达的市、县、镇,属典型的“飞地”式迁移.
（2） 高校校区扩张不仅对迁入地具有显著的城镇化数量与质量效应,促进迁入地产业集聚与产业结构升级的效应,对迁出地具有现实的土地财政收入效应、对迁入地具有潜在的土地财政收入效应,而且还暴露了加剧教工职住分离、浪费土地资源等消极效应.
（3） 从区域经济的角度来看,高校异地扩张无非是地方政府主导下的强制性城镇化模式的另一种具体实施形式而已.在新型城镇化战略背景下,其创新的价值在于,它预示了我国目前的城镇化驱动模式正在由过去主要依靠工业驱动的传统城镇化模式逐渐向现代服务业驱动的新型城镇化模式的渐进转变.但仅靠高校校区扩张驱动的城镇化模式也不可滥用,该模式也存在着一定的负效应和突出问题值得政府和高校高度关注,否则将会阻碍高校和地方经济的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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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何瑛儿,钱峰.浙江第一所小镇大学树人大学杨汛桥校区投8亿[N].绍兴晚报,2014-07-04.
［责任编校：唐 鑫］
归纳总结，这篇文章为一篇适合不知如何写社会经济效应和杭高校校区和扩张方面的社会经济专业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以及关于社会经济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相关职称论文写作参考文献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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