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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文章论文写作 时间:2019-0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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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年前的5 月11 日,发表于《光明日报》上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在今天又一次被广泛传播、纪念.此文的价值,自然毋需赘言.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它引发了人们对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冲破了“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恢复了“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权威,开启了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伟大征程.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更被誉为二十世纪发生在中国的仅次于五四运动的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站在新时代的制高点上,我们再次纪念这篇文章,重温那个冲破历史桎梏、为真理上下求索的时代.

“两个凡是”

“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对于80、90、00 年代的人来说,这可能是中学历史课本里我们最烂熟于心的句子之一.但殊不知,为着今天我们习以为常的这句话,先人付出了怎样的努力.

历史的车轮驶回1977 年.彼时,“”刚刚被粉碎,全国上下都沉浸在一片喜悦之中.然而,就在人们急切地期待中国迅速摆脱困境,迈开步子往前走的时候,一批清醒人士意识到,清除“”的余毒远比想象中艰难.

最突出表现无疑是“两个凡是”的方针.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解放军报》的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提出了“两个凡是”的方针,即:凡是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由是,人们发现,平反冤假错案时,一遇到批准的、定了的案子,便不准触动;在科学、教育、文化领域拨乱反正,也有人拿出批过的文件进行阻挠;生产上,虽然国民经济逐渐走出混乱有所好转,但又发生急于求成的冒进倾向,加剧了国民经济的比例失调.

的复出也遇到了极大的阻力.粉碎“”后不久,叶剑英、李先念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就在不同场合呼吁出来工作;1977 年,陈云等又提出让同志重新参加党工作.但因为有“两个凡是”作基调,“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定的”,这一呼吁很难落实.

怎么办?究竟应该用怎样的态度对待的指示?判定历史是非的标准到底是什么?

人们逐渐意识到,如果仅仅停留在具体问题上,而不从根本上解决这两个理论问题,拨乱反正工作很难彻底推行.

不约而同

带着某种历史的必然性,一些机构和个人不约而同地站了出来,着手酝酿实践标准这一重大议题.

党校原教员沈宝祥曾对媒体回忆,一个是《人民日报》,他们邀请了哲学家邢贲思写一篇真理标准问题文章;第二个是党校,基于学员对“文化大革命”的讨论,吴江跟孙长江两人研究决定,要写一篇同类题材的文章;第三个是当时还在南京大学任讲师的胡福明,基于自己独立的思考,他写成了一篇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文章.

胡福明的故事,想必大家已经听得很多了.在南京大学批判“”的第一次大会上,胡福明率先演讲.在江苏省揭批“”的第一次万人大会上,他又是第一个站出发言.他还曾在《南京大学学报》连续发表多篇文章,对“”一阵穷追猛打.

不过,真正让他“载入史册”的,还是1977年7月下旬,南京地区的一场规模较大的理论座谈会.正是在那次会议上,当时的光明日报社理论部哲学组组长、《哲学》专刊主编王强华遇到了青年讲师胡福明.两人一拍即合,随即有了“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拨乱反正”为主题的约稿.

成稿的过程并不容易.1977年9月,初稿已经正式完成,但直到正式刊发,相关的修改研讨却一直没有停止.《光明日报》总编辑杨西光曾多次提出修改意见,决定将其从原文的“哲学”版提到“头版”,提出将原标题《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改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并将前后9次修改的文章送到党校吴江处.双方约定,由《理论动态》提前一天发表,《光明日报》第二天再公开发表.

由此,我们终于看到此文发表在1978 年5 月10 日的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而后发表于1978 年5 月11 日《光明日报》的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当晚,新华社转发了此文,第二天,《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也全文转载.随后,全国各地媒体都纷纷转载或转播了此文.

一场轰轰烈烈的真理标准大讨论,终于正式开启.

到处“点火”

当然,一篇雄文的诞生,绝不可能脱离时代背景.《实践》一文之所以有如此大的影响力,更少不了多位先人的多处“点火”.

如前文所说,我们之所以能够看到最终版本的《实践》一文,当时的《光明日报》总编辑杨西光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而他之所以能任《光明日报》总编辑,也是有着历史“玄机”的.

据《光明日报》原副总编马沛文讲:“当时是党校副校长、中组部部长,因此有责任调配干部.

调配干部的目的,则是把北京的四大报刊从二比二变成三比一.”怎么理解?马沛文解释道,当时认为《人民日报》、《解放军报》是反对“两个凡是”的,而《红旗》杂志和《光明日报》是宣传“两个凡是”的.将杨西光调到《光明日报》,就是希望他手上能有轰动性的文章出来.

不过,诚如前面所说,当时的《红旗》杂志是力挺“两个凡是”的.以《红旗》为代表的各种批评声音纷纷涌来.来自高层的定调说这篇文章“政治上是砍旗的,理论上是荒谬的,思想上是反动的”.1978年5月13日《红旗》杂志负责人同样以类似的话语质问转载了此文的新华社社长曾涛;国务院研究室一位负责人则打电话给《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指责这篇文章犯了方向性错误.

局势一时间岌岌可危.关键时候,是站了出来.有媒体报道,听说有人对《实践》一文反得很厉害,于是找来看看.最终他在1978年5月19日接见领导小组负责人时明确表示:“文章很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嘛,扳不倒嘛!”

随后的6月2日,他又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的讲话中,着重阐释了关于实事求是的观点,批评在对待和思想上“两个凡是”的错误态度,号召“一定要肃清林彪、‘’的流毒,拨乱反正,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一个大解放”.

7 月21 日,他又找到了时任的主要领导,指示他,不要再下禁令、设禁区了,不要再把刚刚开始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向后拉.

除此之外,还抓住一切机会到部分省市,同地方领导人谈自己的想法.1978 年9 月,他在东三省视察,走一路讲一路,促成思想解放的浩大声势.用他自己的话来讲,就是“到处点火”.

“点火”的成效是显著的.甘肃省最早响应,随后各省逐步响应,直到最晚的湖南.除台湾省以外,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都纷纷对“真理标准”做了表态,各地部队首长们也对此表态,表达了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拥护.

40年过去,我们仍能感受到这篇文字背后真理的热度.40年间,我们每个人都是它的受益者.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改革开放的这两句口号从未过时.在改革再出发的新时代,我们尤其需要一种生机勃勃的改革思想和舍我其谁的历史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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