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主义文学精神的民族表达论石舒清早期小说创作,本文是关于民族相关毕业论文范文跟现实主义和石舒和小说创作相关论文怎么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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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评论界对石舒清的关注大多集中在1990年代末（尤其是《清水里的刀子》之后）的小说创作上,对其早期作品则较少论及（即便论及,也是多集中在一些充满温馨亲情等篇目的解读上）.个中原因,除了石舒清九十年代末的作品主题与旨趣易于把握之外（已被研究者充分挖掘的主题如“死亡主题”“清洁精神”“民族自觉”“大地歌者”等等）,恐怕还包含着研究者的惰性心理.事实上石舒清的早期作品,除了《童年纪事》《碎舅母的运气》《残片童年》《花开时节》《小青驴》等表达了对故土的深情之外,还有相当一部分作品是对西海固乡间日常生活中的悲剧的书写,体现出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作家对社会生活中的种种生存状态的敏锐把握,小说技巧的精湛,小说所包含的让人心灵震颤的感染力,放在当代文坛短篇小说的坐标系中并不逊色.而且,不了解石舒清早期作品的思想与艺术,我们对其后期作品的把握也极易陷入标签式理论研究的泥淖.因此,本文拟从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深邃的悲剧意识,以及非凡的洞察力和犀利的眼光等三个方面,对石舒清早期小说中的强大现实主义精神进行探究（关于石舒清小说中的民族性已有诸多论文,此处不再专门轮及）.
“现实主义”这一术语一度被追求现代小说技法的作家和评论家弃如敝屣,但他们忘记了一点,那就是如果远离作为现实的社会生活,乞灵于技巧的文学其实是非文学,因为“一切真正的艺术品都表现人在世界上存在的一种形式”（罗杰·加洛蒂《论无边的现实主义》）.对现实的关注不仅是文学本身的要求,同时也是作家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的表现.在这个意义上讲,石舒清早期小说中弥漫的现实主义精神,不仅表现了“现实主义的真实性”——对现实社会关系的忠实书写,而且表现出了恩格斯所说的“真正艺术家的勇气”（恩格斯《致玛?哈克奈斯》）.
早在1990年代之初,石舒清就发表了一系列反映地处西海固边远山区的民间生存状况的小说,如《山村故事》《回回故事》以及《古拜》和《嘎涩儿》等.这些小说虽然还带着些许稚嫩,但是已经显示出要为民族普通民众生存画像的写作诉求.这些小说由于“几乎是无意识地*出回族独有的灾难观和生死观”（石舒清《流水记录》）,引起了文坛的关注.《山村故事》写时期,一个普通的农民蛋头与代表着主流意识形态的村长之间的压迫与被压迫的故事.蛋头的精神追求以及他对生命中不能承受的打击的强力承受,表现出坚韧的品格.《回回故事》是几个小短篇《我不要你的钱?麻胡溜子》《一仟元的乃玛子?老爸》《到后世里再还账?老哈什目》等连缀而成的,构成了对回族普通民众的系列画像.从这些小说可以看出,石舒清从一开始就把底层生存者的命运作为自己小说关注的聚焦点,着力书写他们的悲欢离合.不管是干旱等自然灾害,还是社会生活中的意外事件（如车祸等）,石舒清都以独特的心理体验去挖掘其中近乎残酷的现实关系,如《古拜》是人与自然之间的斗争,虽然充满了神秘主义色彩但更多是自然环境的恶劣的如实刻画；《嘎涩儿》则是一个爱情悲剧,当然也是深受封建迷信思想毒害的父母为了儿子却又害了儿子的悲剧——这是对处于传统与现代转型时期的社会现实的真实再现.《无常》则写马力克的姐姐阿依舍回娘家为父母开斋,结果却在娘家意外去世.小说所揭示的残酷现实在于,对于这样一个清贫的家庭,连死亡都成为一件奢侈的事情.尽力安葬亡人与少花钱之间的矛盾,成为刺痛一家人神经的刀剑.与《无常》类似的是《银子的声音》,小说先叙写弟弟的夜游症给家里人带来了很大恐惧,一位高人想到了让弟弟戴上银铃的方法.然而也正是由于患有夜游症,在流脑疫苗只能打给一个人的情况下,小说中的“我”被打上了疫苗,弟弟却感染流脑之后夭折了.显然,在这一时期的小说中,石舒清所要传达的是,资源匮乏的残酷现实导致了生息于此的底层生存悲剧.作家以冷静的叙述与直面历史与现实的勇气,使这些作品深深打上现实主义的烙印,为特定时代留下了清晰的面影,同时也提示读者关注偏远地区底层生存所面临的自然与社会的残酷性.
石舒清对特定时代与特定历史语境中的现实生活的关注,体现了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而对故土无法割舍的悲悯情怀,则使这些作品渗透着深邃的悲剧意识.石舒清早期小说中的悲剧故事既有性格悲剧,也不乏社会悲剧,而在这些悲剧故事中,死亡都是中心意象,如《嘎涩儿》《无常》《银子的声音》,以及《无常》《银子的声音》《》《防空》《牺牲》等,都是如此.作家之所以以死亡为中心意象,一方面是为了强调底层生存的艰辛,但更多的是通过死亡和痛苦以某种方式代表、体现和肯定了某种理想、某种价值.换言之,石舒清“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鲁迅语）,其实是为了肯定这种被毁灭的价值本身所具有的精神价值.
发表于1997年第8期《飞天》的《牺牲》,应该是石舒清这一时期小说创作历程中的一个里程碑.这篇小说对于现实的残酷与个体尊严的异化表现形式的揭示,都令人触目惊心,堪与哥伦比亚小说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礼拜二午睡时刻》相媲美.小说以近乎纪实的笔墨,书写了一件发生在乡村里的惨剧：“我们村”的二三十个孩子去邻村看电影,看完电影后偷吃了邻村地里的豆角.如果是正常时节,这些孩子的行为都可以原谅,问题是这是一个旱年,那一年“我们村”还饿死了两个人.在两个村子民众的对峙过程中,“我们村”为了掩盖孩子们偷豆角的事实,拒绝承认这一事件.然而被邻村抓住的舍巴却说出了真相,这就意味着舍巴“背叛”了“我们村”,而“我们村”必须给邻村赔偿.在小说的结尾,舍巴的父亲柳进义为了挽回村里人的“尊严”,发疯般地用石头砸舍巴,最后舍巴被活活砸死了.石舒清以不动声色的笔墨揭示了人性的残忍与麻木——在柳进义用石头砸舍巴的过程中,“我们村”竟然没有一个人劝阻,眼睁睁看着柳进义砸死了自己的孩子.舍巴的死,与其说是死于他的父亲柳进义之手,不如说死于众人之手.舍巴用他的生命,补偿了“我们村”的村民的“尊严”.小说《牺牲》中的悲剧性是双重的：一方面,童真无邪的舍巴揭示了事实真相,却被残忍砸死,这是个体生命求真的悲剧；另一方面,“我们村”村民的麻木与冷酷,又体现出集体人群对生命的漠视,这是群体意识中的人性恶的悲剧.如果细究,其实人们的麻木与冷酷又是特定自然、社会环境的产物,而且,小说所叙述的这一事件在某种程度上也有象征意义,因此,我们也可以说,《牺牲》在某种程度上也有对人类本身的冷漠的揭示.如此,石舒清笔下的悲剧就不仅仅是“引起怜悯与恐惧”（亚里士多德《诗学》）,更多的是通过直击现实的笔墨刺痛读者的神经,让我们反思人的价值何在.
对现实生活中的悲剧的关注,促使石舒清进一步去挖掘悲剧性事件背后所蕴含的残酷现实以及个体生命与集体生存之间的悖谬关系,从而将悲剧性与社会关系、个体生存以及尊严联系起来.这一点,应该是石舒清非凡的洞察力和犀利的眼光的表现,正是这种对社会生活的超乎寻常的冷静观察和深刻思考,使石舒清能够超越对现实的“实录”与对悲剧的叙写,从而去挖掘除了物质资源匮乏之外,人的精神上的麻木、群体（或集体）对个体生命的漠视以及如影随形的乡村权力,对底层生存悲剧的催化.
《》《防空》《铁色》都以深邃的眼光关注群体生活场面中被漠视的个体生命价值.《》是一篇很有深意的小说.在情节层面,小说写的是牛儿妈因儿子牛儿不慎坠井而亡之后发疯的故事,但是伴随着对牛儿堕井的叙述,小说也以极大的篇幅描绘了那个年代的社会背景、经济条件以及风俗习惯.相对来说,小说中的民族性似乎淡了很多,但小说对人性中的美好与这美好的被毁灭的描述,让人们真切地感受悲剧带给人的那种恐惧与怜悯.在不动声色之中,作家还描写了吞噬牛儿的罪魁祸首——井的来历.井自然是打井人打的,但是没有打出水.打井的目的和价值都被乡村行政人员宣扬得甚嚣尘上,但是井的最重要的功能却没有表现出来.一个井不能带来甘甜的水,却吞噬人的生命,于是,这种意象便具有了象征意味.《防空》讲述的是六七十年代,生产队里的一次防空.但是在这次防空中,几乎家家户户都被偷盗了,备受怀疑的地主李百发老汉在这之后就上吊自杀了.事实上,防空只是小说的环境,作家想要努力勾画的是在那个年代,个体生存的极端艰难.石舒清的深刻在于,他不是“消极地反映或者图解一种在他之外、没有他也已经完全确定的现实”（罗杰·加洛蒂《论无边的现实主义》）,而是以最大限度表现了现实的复杂性,同时显示出其历史主动性和责任感,以其引起广泛的注意,因此,他的一些小说也体现出一定的现实批判性.
石舒清对现实生活中群体意识的盲目以及群体中的集体麻木的批判在《牺牲》等小说中也有体现,但相对来说,《铁色》和《旱船》的主题更为集中.在《铁色》中,作家以一个儿童五斤的视角审视作为群体的村里人看“毙犯人”,不但写出了这个场面中很多人趁机浑水摸鱼,而且写出了人们的无聊与麻木.作为一个仪式,“毙犯人”这个活动本身究竟如何,作家反倒没有写,只是通过五斤的感受,写出了群体的无意识.对群体无意识的观察与思考,应该是石舒清借鉴继承鲁迅对“看客”式的常人（或者他人）批判的结果.按照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的说法,所谓常人“不是任何确定的人”（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而是一种生存状态.常人以其“看客”式的表演,构建繁复平庸的日常生活.同样的主题表现在《旱船》中,小说揭示了颇具仪式性质的丧葬活动中的“看”与“被看”的表演行为.小说题目“旱船”,是北方地区农村春节社火中的一种表演形式.一般是年轻漂亮的女子穿上华丽的戏服,打扮成划船的姑娘,用双手和肩部兜起用树枝和华丽的彩纸扎起的“船”,在社火队伍里表演划船景观.但是小说《旱船》并不是关于社火表演的,而是写葬礼仪式.葬礼仪式的程序化与人性之间的悖谬,使人的正常情感表达变成一种伴随看客的注目以及程序节奏的哭泣表演,与其说作者以自责的语言表述自己,不如说小说同时表达了表演这种行为的强迫性与仪式性.
从整体上看,石舒清这一时期的小说具有鲜明的现实主义特点,作家以接近远观的方式,不动声色地誊写偏远山区的乡村日常生活.但是,作为读者,我们分明能感受到作家那颗悲悯的心.正是由于作家看似冷漠书写之下的热情,使石舒清去思考日常生活表象之下的社会问题；也正是早期对底层群体生存悲剧的原生态书写,使石舒清后来对市场经济模式下的社会病症的关注,对人的精神救赎的思考,以及在新世纪以来对于当代社会价值重建的探索成为可能.因此,我们可以说,石舒清早期小说创作不但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而且正是这种直面现实的勇气,使他能够“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恩格斯《致玛?哈克奈斯》）,同时去探索可以疗救当代社会人文精神危机的途径,而不是相反（如贺绍俊在《宁夏文学的意义》所说的宁夏作家在对“*道德、信仰、理想、人与自然之间的生态关系、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交流”的书写中,努力“表达出建立在前现代社会基础上的人类积累的精神价值”）.
[责任编校 单永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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