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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改革论文如何写 和教育改革我们如何超越孔子和杜威方面自考开题报告范文

主题:教育改革论文写作 时间:2024-0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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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对孔子的“目标明确论”和杜威的“目标开放论”的特点以及两者观点共同点进行分析,将两者的理论应用到现代教育改革,可以发现:孔子理论中“角色义务”的狭隘性和杜威理论不能保证道德标准进步方向的局限性.然而,两种理论对现代教育改革都是有意义的,使人们认识到,好的教育应该赋予学生批判性思维、创新思维和集体思维.批判性思维使学生认识事物的相关性和可能性;创新思维使学生在事物表象和真实之间寻找可能的解决方案;集体思维使学生学会合作,公平地竞争.只有这样,才能让学生拥有发展所需的“适应环境”的能力.

关键词:孔子,杜威,教育改革,教育目标

中图分类号:G40-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717(2017)06-0004-07

收稿日期:2017-07-28 

作者简介:凯瑟琳.埃尔金(Catherine Elgin,1948- ),美国哈佛大学教育学院哲学教授,主要从事科学认识论、艺术哲学和教育哲学研究;曹盛盛,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博士研究生、哈佛大学访问学者,上海交通大学创新设计中心副教授;王晓阳,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

在全世界,我们都能清晰地听到关于教育改革的响亮呼吁.通过改革,我们究竟希望获得什么?这个问题我们看似可以得到答案,因为我们可以很容易地找到当前制度中存在的不足,并将其改进.我们也很清楚目前教育体制还不尽人意:它们可能没法为所有的学生——农村的孩子、贫穷的学生、有天赋的孩子、残障学生、落后生等提供良好的服务;由于考虑到健康、快乐、时间、金钱或其他因素,可能导致教育成本太高;我们可能没法很好地教授一些特殊的学科,或者没能教会学生如何尊重并容纳对一个问题的不同观点;或许教给学生的内容和学生需要的知识、能力并不匹配,等等.我们还可以继续无休止地列出目前教育中存在的各种缺陷.同时,我们也确信,如果我们对前面提到的这些方面付出更多的努力,那么这些问题就会有所改善.但这些与我们之前所说的希望获得的结果却有所不同.我们是否有理由去相信,如果我们把发现的不足都加以纠正,我们就能为学生提供真正完美的教育了吗?如果不能,那么我们还需要做什么呢?

一、孔子与杜威的教育目标论

这些标准提议式的回答是不充分的.许多人认为,我们应该将青年培养成劳动力.如果是这样,我们应该指引教育去满足就业市场的需求.也有人认为,我们应该将年轻人培养成良好的公民.那么我们教育的重点是让其满足社区的需要.然而,也有一些对当代社会腐败严重、缺乏同情的现状感到惋惜的人坚持认为,我们应该提供能提高人民社会责任心、提升善解人意的道德行为的教育,等等.每一项提议都是很有价值的.然而这个列单上没有一项提议是充分的,更何况列单的提议也不可能是无止境的.人的身份是多样化的,他们可以是工人、市民、家庭成员、朋友、邻居、哲学艺术爱好者、自然爱好者、体育爱好者等等.如果我们希望让人们的角色变得丰富而多样,那么我们的教育也需要多样化.如果没有明确的教育目的,即教育需要实现的目标,那么我们就没法去充分地理解和认识教育改革.孔子和杜威都为教育目标提出了自己的理论.

1. 孔子的教育目标论

孔子认为,人们应该努力实现一个确定的理想.这个理想就是一个榜样式的人物——君子——他的行为中所体现的美德.君子可以来自各行各业.他自身不需要是个英明的领袖,只要他所要做的事、他所拥有的和展示的品德符合他的身份就行.因此,孔子认为教育的首要目标应该是使学生具备实现(或至少接近)理想所需的技能和动机.对这一个观点我们需要进一步展开说明.到目前为止,我们发现孔子理论的重点是教育目标先于教育手段并独立于教育手段.教育应该根据一个预设的具体目标进行构建,并对这个目标的实现过程进行评估.这时,教育仅仅是个手段,是种工具,它没有内在的价值.既然如此,如果有一个不同的方式,且具有同样安全性,或许成本更低的,能给人有示范作用的(也许是操作条件反射或大脑植入物)方式来替代“教育”的话,孔子可能也不会反对.

孔子的理想是基于等级制的社会角色基础之上.他认为社会应该由一名英明的、可以做决策的领袖来领导.每个人在社会中都要扮演各种各样的角色,每一个角色都有其自身的要求和所需要的美德.一个人可以是一名官员,一个父亲,一个儿子,一个邻居等等.让一个人变成多面化的不是因为他具有这些方面的兴趣、关注、价值观和目标,而是因为他是一个拥有多种社会角色的个体.而每个角色都被强加了一些具体的要求,这些特定的角色美德使得他能很好地扮演每一个角色.根据孔子的观点,教育应该提供人们能正确履行他们多种角色的技能和动机.

2. 杜威的教育目标论

杜威并不这么认为.他认为教育不能先设定一个明确的目标,教育(就像其他实践一样)只能有一个预期的目标.有了一个预期的目标,并在努力达到这个目标的过程中不断进行修正和调整.在这个过程中,当我们发现有一个可以实现的、更好的选择,或发现我们原来设定的目标存在一些意想不到的缺陷时,我们就会修改原来的目标.此外,我们所能想到的长远目标一开始都是高度概念化的.因而,在实现这个目标的过程中,它需要被明确地表达、详细地说明,使其更加具体化.这里需要详细说明的只是涉及如何计划实现这个目标.如果你的目标是学习英语,那么问题就来了:你将如何学习英语?你更喜欢哪种学习方法?要回答这些问题需要更加明确自己学习的目标.你是想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呢?还是为了阅读学术英语?你想读英文计算机手册吗?你想学习美式英语还是英式英语?你是为了讲英文、阅读英文还是写英文?等等.

杜威认为教育没有最终的目标.每个目标,一旦被实现,就会成为一种手段,人们进而设定和追求新的目标.一旦掌握了英语,新的机会就会向你敞开,你也可以提出新的问题.你可以跟不同人说话,阅读不同的作品.你也可以质疑为何不能用介词结束句子或分裂不定式.(“不要用介词结束一个句子”和“不要分裂不定式”是英语语法的规则,但是那些用介词结束的句子和用分裂不定式的句子比那些扭曲地将介词置于其他地方或将不定式混合的句子更加优美.那么,为什么还要这样的规则呢?)根据杜威的观点,教育是一种固有的、工具化的善行.教育本身是很有利的,因为学习本身就很有价值,它有利于推动它所提倡的观点,它让人们能明确并追求更加丰富的人生.(所以,作为一种很好的手段)我们既不预设规则,也不预设角色.所有的决议都是通过所谓的“商议”的方式来决定.

在这里,杜威提到的“”不是指政府治理的方式,而是指一种生活方式.它是通过与别人的交流来定义和提炼共同的利益,对相互矛盾的观点进行裁定.因此,非社会不应认为杜威的理论与他们无关.杜威的商议或许会弱化孔子所主张的具有特定要求的社会角色,这些角色和要求可以通过那些希望赋予其责任的人们的支持来获得威信,但是这些角色不是在商议之前就被要求和确定的.

3. 孔子与杜威教育目标论的共同点

尽管孔子与杜威的观点存在一些差异,但他们还是具有重要的共同点:两者都否认规则是固定的、超然的,因为规则过于死板就难以适应生活的复杂性;两者都认同环境是变化的,一个行为正确与否取决于它所发生的环境,人们必须灵活地对环境因素的变化做出反应;两者都认识到个体是由社会培养的,一个人所处的社会类型深深地影响这个人可能成为什么样的人;两者都承认教育的重要性.

二、对孔子与杜威理论的质疑

如果孔子的观点是正确的,那么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一定能够认识到自己的角色是什么、这些角色的要求是什么.他们一定具备能正确履行这些角色所需要的美德和技能.由于每个人都具有多重角色,所以他一定懂得如何正确履行这些角色对他的要求.当这些要求相互冲突时,他一定知道该如何去抉择.他必须有意愿去遵守一个明智的领导者的指令.这意味着他能够理解这些指令,了解他们与自己的关系,并指导自己的行动.如果杜威的观点是对的,那么受过良好教育的人要通过参与商议来确定社会的方向.这要求他们不仅要懂得如何推进商议,而且知道如何对其他商议者所提出的理由进行评价.而商议者则需要知道作为商议的参与者应如何表现,作为社会的成员又该如何表现.他们要能认清并执行他们应该做的事情,这太需要技能和动机了.

1. 孔子教育理论应用于现代教育的局限性

现在,我们的问题是,以上两个理论中是否有一种理论可以为当代教育提供有利的指导.孔子提出了一个理想的理论.他勾勒出他所期待的理想的社会秩序,并试图实现这一理想.然而,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需要被跨越.有人认为我们需要跟随一个明智的领导者.但是,如果现实的领导者不够智慧该怎么办?那时,我们该做什么?孔子很关注这些.他提出要提防“伪君子”,即外表上具备作为领导人的特质,但内在却缺乏善良的品德.这就引出另一个问题:我们如何判断一个领导是君子还是伪君子?很明显,这对教育提出了新的挑战.我们不希望我们的年轻一代去跟随和学习那些并不善良、也不够智慧的人.所以,如果我们赞同儒家的模式,那么我们必须掌握能识别真正的智慧领袖的知识.这也适合于那些将来可能成为领袖的人.他能判断自己是否真正明智.获得智慧很难,那么要知道一个人是否是智慧的人也很不容易.许多人认为自己是智慧的人,事实上往往并不智慧.

另外,还有一个担忧就是,儒家模式或许过于狭窄.孔子关注的是一个上层社会的成员身份.而我们涉及的范围显然要更广.随着新的角色不断出现,每个角色所需要的道德要求、社会性和实际需求也不断地演变.当代的角色有航空公司飞行员,软件设计师,汽车修理工,特殊学生需要的老师.这些角色应该是怎样的呢——人们具备怎样的品质和美德,才能胜任这些角色?这些期望和相应的美德会因为技术进步和社会发展而不断变化.而在孔子时代,家长和孩子的期待与现代社会人们的期待也不同了.现在,女性跟男性一样,都被认为可以承担几乎所有社会、政治和职业的角色.领导阶层也开始发生变化.一所大学,一个工厂,或出版社的领导需要具备特殊的知识和技能才能胜任这个岗位.角色变得日益复杂和灵活,并相互依存,明显不同于在静态的等级制社会中,一个人的社会角色是固定的.如今,我们发现自己被卷入了一个扑朔迷离、不断变化的社会网络之中.另外,在紧急情况下,人们还可能会突然转变成其他新的角色,他们需要承担新的责任.例如,当有人受伤而旁边没有医生时,一名护士、紧急医疗技术员、甚至是路人就不得不承担起紧急救援的责任.这时,等级制社会中人们明确自己角色的方式就不适用这样的场合了.

不仅如此,许多角色会涉及团队合作.一个成员表现如何往往取决于其他合作成员的表现.团队中的每个成员可能是不同领域的专家.通常情况下,每个成员只是大概了解其他成员在做什么.例如,实验科学家不可能完全知道统计学家是如何处理他们提供的数据的.尽管这样,他们依然一起参与项目,并在合作中相互信任,这使得他们有信心正确履行自己的角色.实验科学家必须通过统计分析的方式获得结果.而统计学家必须通过分析使得实验科学家提供的数据有意义,并要与最初提出的研究问题相关联.一个工厂的工人可能不知道电缆将会如何被使用,但他们必须确保电缆是符合工作的规格以至于他们能很好地被使用.随着分工的出现,人们需要互相信任.因此,人们需要了解的是谁能被信任,如何做才能被信任,如何展示自己是值得信任的.此外,我们需要专业知识来履行个人角色,我们需要懂得如何负责地与别人一起工作.

角色的复杂性和日益模糊化也给领导者提出新的要求.一个领导者必须能指导他的下属、而不是去知晓他们具体做什么.因为在当代社会,我们需要教育式领导者、在多样化领域的专家以及不同组合的多元化团队中的成员,社会对教育的需求大大超过孔子理想模式所提出的,并且从质量上也很难满足.此外,现代社会变化飞速,今天我们所扮演的角色与三十年前的角色有了很大的差异.教育需要提供给学生能够适应、认识新需求的资源,指导他们设计新的角色,承担这些角色,并把它们执行好.他们不可能在离开学校后,只要进入一个既定的角色,生活就会满足他们的需求.

此外,我们还会质疑基于角色的义务理论是不是充分的.当然,孔子认为我们的一些义务是基于角色之上的,这是对的.例如,一些事情只有医生、律师或公交车司机有义务去做,而其他人没有义务去做.父母有义务抚养自己的孩子,但没有义务去抚养别人家的孩子;孩子有义务赡养自己的父母,但没有义务去赡养别人的父母.但是也有一些义务似乎适合更多的人.例如,每个人都有义务成为诚实、慷慨、理性而守信的人.

2. 杜威教育理论在现代教育中的局限性

与孔子的“角色既定论”相比,杜威似乎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更好的模型.杜威在否认教育是有最终目标和理想的同时,也更看重教育的开放性和灵活性.随着社会和政治秩序、科学方法、艺术、商业和技术创新的变化,新的目标被确认,旧的目标被修改或抛弃.总之,我们学会了如何适应变化,如何分配由此产生的新的利益和责任.但是,这里还有一点是令人担忧的,即暴君统治.如果没有卓越而独立的规则、价值观或理念,我们该如何防止商议被豪强或三寸不烂之舌的诡辩家所控制?我们如何阻止多数人遭受暴政?如果杜威认为所有的决定都是商议的产物,那么我们就要为如何进行决议制定规则,否则很容易被暴徒、流氓和江湖骗子所利用.当辩论中充斥着谎言、技巧、贿赂、欺骗、甚至威胁时,那么它将把社会引向一个灾难性的方向.杜威的模型可以解释为何社会道德观念和标准在不断变化.但让人担忧的是,他并不能确保这些变化是不断进步的.

三、良好教育应该造就的能力

没有一个模型是完美的,这并不奇怪.奇怪的可能是,当两者分别主张一个特定的社会体制结构时,都对教育提出了挑战.只有得到适当的教育支持,两种主张才切实可行.实际上我主张,只有得到适当的教育的支持,任何形式的人类生活才可能顺利开展.孔子和杜威都相信这一点,这就是为何他们赋予教育如此高的地位.这两种模式所提出的挑战有助于我们认识到一种良好的教育应该造就的以下一些能力.

1. 批判性思维

其中一种迫切需要的能力就是批判性思维.学生能够进行批判性思维,这比被动地吸收所传授的知识更为重要.他们应该学会批判地评价所接受的信息,这要求他们学会识别预设的前提,并确定这些前提是否有联系并且合理.他们需要学会对各种论点进行评价,并确定他们是否有效,在哪里适用.他们需要学会能够识别出具有误导性陈述,即便它是真实的;或识别一种曲解了现实的观点,即便它是正式的、合理的.他们需要学会能够对一系列推理的结果进行预测和评估.结论和政策是用来指导行动的,因此他们必须能够预测和评价执行后的结果.他们需要规划和评价各种可能选择.要做到这些,这就意味着他们必须是活跃的思考者.

批判性思维的一个组成部分是认识到相关性和可能性的能力.当政策制定者需要可选择方案时,他不要诸如“北京被火星人入侵”这样离谱的可选方案,也不要一个在“缸中之脑”(Brains ina Vat)中产生的结果①.政策制定者不希望只有一个选项,是因为对所有可实践的目标,即便看上去是一样的,但实际上都会存在细微的差异.就好像同样是用钢笔签单,但用的是不同的钢笔.在检查预想时,我们往往不会花大量时间来研究对当前的目标显然没有问题的前提——像“实际存在那里的物体”或“3+5等于8”.如果一个模糊的预设看起来没有异议(尽管我们可质疑推敲这些预设的条件,但通常我们没有必要这么做),而且所有相关的方案所认可,那么就会认为预设理所当然是合理的.这时,关键是要教会学生哪一个选择值得认真对待,哪些假设需要评估,哪种推理模式是正确合理的.很显然,在这里,了解问题的背景是相当重要的.

批判性思维不仅仅是针对他人,思考者本身也需要批判性评估自己的信念、推理的策略和行动.他的假设是什么?如何证明他的假设?他是怎么推理的?如何证明他的推理方式是正确的?

《鲁滨逊漂流记》讲的是关于沉船后唯一幸存者(笛福)的故事.他最后来到一个远离人烟的孤岛上——据他所知,这是个无人岛.有一天,他发现沙地上有人的脚印.基于他对脚印的判断,他进而推断岛上还有其他人.显然他是对的,但对于我们而言这并不重要.我们关注的是他的推理过程.他解释说这个沙地上的压痕像人脚印的形状.他认为这形状其实是人类的足迹,并推断,他们是由人脚造成的.然后,他进一步推出,能够产生足迹的人脚必然是与一个活人相连.同时,他确定自己不会产生这样的脚印.因此,他的结论是,还有一个人在岛上.以下是他的一些预设:只有人脚才会在潮湿的沙地上产生这个特殊的形状.没有身体的脚不能产生脚印.如果这是他自己留下的脚印,那么他会记得自己最近在这个海滩上走过.因为在潮湿的沙滩上的脚印不会保留很长时间,所以不太可能这脚印是有人在很久以前留下的.每种可能都被仔细推敲.然而,他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只有人脚才会产生这种形状吗?他在远离家乡的一个小岛上.他是否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在陌生的环境中,有非人类动物(例如,某种类人猿)可能产生相同的形状的印痕?他是否确定他没有沿着这海边散步,或许他忘记做过了呢?(人们发现,当一个人遭遇船难并与外界隔绝后,他可能根本不知道如何回家,这事困扰着他,导致他容易忘记一些比较平常的事情,就像他最近在哪走过的问题.)他有足够的理由认为他原来在家所看到的沙地上脚印的经验,能用于说明在这个环境中的脚印能保留多久吗?在文学课上,学生可以学习批判性地评估《鲁宾逊漂流记》中的推理.事实上,每个文学作品都为人们评价故事人物的推理和行为提供了机会,从而促进人们批判性思维技能的提高.

批判性思维有一个潜在的好处就是能提高我们从错误中学到教训的能力.当一个孩子因为碰到火炉而受伤后,他就知道不能再碰火炉了.这是一个很好的教训.但是,如果我们知道如何进行批判性思维,那么就可以从教训中学到更多,而不仅仅是学会不去重复错误的行为.为了从错误中获得认知,我们需要返回——去回顾我们所做的事情,我们的假定是什么,我们是如何推理的,我们忽视了什么,我们高估了什么或低估了什么?我们需要自问,我们的行为、假定、忽视和评估是否合理.然后,我们才可能有一个正确的视角去分析错误出现在哪里,为何会出现错误.如果鲁滨逊的假设,即沙地上的压痕表示岛上还存在另一个人是错误的,那么他错在哪里呢?这错误是由哪个假设或失败造成的呢?当我们遵循的死记硬背的公式或方法失灵了,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们只是知道不要再做这样的事.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蛋奶酥不膨胀起来,为什么计算机程序运行失败,或者为什么车子无法启动.此外,我们不知道哪一步行为需要好好地改正.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批判地思考我们自己的行动和假设,我们不仅可以了解究竟哪里出了问题,我们也可以更多地了解上述的假设存在哪些不足.

2. 创造性思维

另一个重要而迫切需要的能力是创造性思维.学生应该学会创新.对于这一点,他们需要了解哪部分公认的描述是有意义的.他们需要了解哪些因素是固定的,哪些是变化的.创新是基于对现有资源的利用,创造性思维不只是白日梦(虽然它可能是一种自由想象的方式).一个创新者不会只是幻想让汽车飞起来是件多么酷的事,而是会严谨地考虑每一步想象该如何去实现.鉴于当前汽车工程和航空电子设备的发展形势,我们拥有哪些资源?还有什么我们需要修改?在这基础上我们能做什么?哪些只是需要我们简单的坚持?我们应该再次质疑假设是否起了重要的作用.或许我们认为是固定不变的因素,可能事实上是变化的.而认为的变量,可能是固定不变的.通过假设定量和变量,可能并不合理地阻碍了我们的努力.这一点,对于科学、艺术,外交,社会领域的创新同样都很重要.

创造性思维需要我们清楚,我们认识的事实和事实本身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在柏拉图的《梅诺》篇里,苏格拉底问一个年轻的奴隶:如何画出一个正方形,使它的面积是边长为2英尺的正方形的两倍.这位奴隶男孩说,要使一个正方形面积是另一个的2倍,那么这个正方形的边长应该是另一个正方形边长的2倍.所以这个正方形的边长应该是4英尺.但是他的答案是错的.因为按照他的方法所获得正方形的面积是原来的4倍——16平方英尺,而不是(所期望的)8平方英尺.接着,这个奴隶男孩又提出新的正方形边长应该是3英尺长,因为2英尺太短,4英尺太长.然而,这时所获得的正方形的面积是9平方英尺,而不是8平方英尺.面对这个情况,奴隶男孩一脸茫然.因为他所知道的数字只有整数.并且他已经尝试了所有合适的整数.现在他们没有更多的可以使用的数字了.他认为这个问题是合理的,所以它应该有一个合理的答案.但是他只会使用整数,所以没法给出答案.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方法就是引入无理数.一个8平方英尺的正方形的边长为:2 英尺.

苏格拉底没有提供数字答案,他绘制了示意图.对于我们来说,关键是要解决问题中所需要的新的东西.男孩知道,答案必须是大于2而小于3.具备更多的数学知识的人(那些知道有理数,但不是实数),应该可以说出这个数必须是1.14至1.15之间(原文如此.译者注).数学创新——引入无理数——就能够指出边长的精确长度.

当苏格拉底意识到只依赖整数不能回答这个问题时,他建议用其他的资源——即用图解的方式来解决.通过画对角线将边长为4英尺的正方形的相邻两边的中点连接起来,得到一个内部的正方形,其面积为16平方英尺的一半,即为边长为2英尺的正方形面积的2倍(见图1).尽管这时,我们还不能知道新的正方形的边长是多少,但这使得问题的解决向正确的方向迈出了一步.

《梅诺》篇中的讨论展示了数学中的创新思维.如果老师在数学课上采用这种创新的教学方法,学生就能感受到在做数学题时他们自己预设的作用.当学生意识到可能这些预设会限制他们的思维,就会考虑通过其他方式可能有利于问题的解决.他们会认识到数学是一门创造性的学科.假如大多数人认为数学是最严格的学科,使用规则而获得的结果也是固定的,那么现在他们可以开始怀疑,或许每一个学科都具有创造性.

3. 集体思考的能力

杜威提倡的另一个重要的能力是集体思考的能力.这个能力不仅仅是简单的收集信息,然后把问题解决.如果只是这样,可能导致相互交换关系中某些方面会被不适当地控制.集体思维要求每一方表达出自己的观点,让别人听到并获得尊重.也就是说,思考者应该有能力去接受他人的观点、评价这些观点、洞察这些观点所传递的信息.当然,这并不需要同意对方全部的观点,他只需要尊重地倾听他人的观点.但是,尊重地倾听并不等于轻信别人的观点.学生同样需要有能力去评价别人的言辞,不能因为同龄人的压力而去盲从.也就是说,他们需要在不牺牲自己智力和人格完整的前提下去容纳别人的观点,并给予合理的尊重.他们需要知道如何合作以及如何公平、正直地竞争.

此外,即使参与了集体思考,他们需要知道如何形成自己的意见,并为自己制定目标和理想.如果商议的目标是共同找出一个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案,那么那些只会机械地接受别人的意见或像机器人一样顺应别人议程的人,对问题的解决是没有贡献的.当商议者想要获得一个明智的决定,独立思考者的价值就是能够提出一些可能的新观点.当需要抛弃开始的观点,并撤回最初设定的目标和理想时,综合思考者需要知道如何证明并修改它.在所有修改环节中,他们必须对事情的背景保持敏感.如果他们能正确理解这些观点产生的过程,他们就可以认清新的机遇和问题的障碍.他们可以在基于现实状况的前提下想象新的可能性.

有些人认为,我们似乎已经将孔子和杜威早已抛在脑后,因为觉得他们的理论对现代教育改革的辩论没有价值.而我认为,这是一种误解.相反,按照最初由古德曼(1954)勾勒的并由罗尔斯(1972)阐述的研究方法,我建议我们把它们作为当*论的来源.这不是说去接受其表面的价值,而是认真包容,做可能的修改和拓展,以达到一定的反思平衡.

四、构建可行理论的思维途径

下面我简要地描述一下构建的方法.构建一个切实可行的理论,首先开始于我们目前已经接受的所有思想.这些思想可能是信仰,可能是推理的规则,也可能是方法和价值观.它们相互之间可能并不一致,整体上也不完善.这些理论有时不能解答一些问题或解决一些困难.对于这样的理论集合我们显然是不能接受的.我们把它们作为最初的基础投入.事实上,我们已经倾向有利于理论发展的事实证据.理论集合不能被我们接受只是说明这个集合的部分是不能被接受.因而我们要修改、订正、推广它们,直到这些思想和理论共同被纳入一个反思平衡的系统.当它们看起来至少和其它任何可替代方案一样合理的话,这种系统才可被接受(见Elgin 1996).

杜威和孔子的陈述都很有吸引力,然而,我们发现那些陈述有所不足.这就是我们开始提出的关于教育改革的审慎评论.正如前面的评论,我们看到孔子的言论似乎不能令人满意,因为它的前提是严格的等级制度.于是,我们试图修改它,想看到如果我们使等级结构灵活些,那么将会发生什么.我们担心,不是所有的责任和义务可以通过基于角色的价值理论得到满足.例如,如果我们增加一般角色、道德*、认识*,或者比如理性*,那么情况会怎样呢?我们担心杜威的理论可能会偏离熟思者而被恶霸和诡辩者所利用.我们能否设计机构并去实践杜威的做法,从而防止过分荒谬的行为发生呢?一种策略,是教会学生识别并拒绝欺凌和诡辩的行为.另一种策略则是设计一些能执行审议的方式来保证这些策略的有效性.如果我们认为现代教育过于强调竞争,那么我们可以站在杜威的角度,用他的观点说明集体商议强调的是合作,而不是竞争或对抗.

杜威和孔子的理论中令人瞩目的论述以及背后的诠释,为现代教育改革的审议提供了初步的立足点.

试图构建一个反思平衡系统——尤其是一个像教育一样复杂的话题——是无法保证成功的.我们开始于一个理想的想法,并寻求一些元素将他们塑造得更好.杜威和孔子,毫无疑问,是我们一些最佳创意的来源.由此,我们可以预计所产生的系统将包括儒家和杜威的立场与观点,然而,我们也可能是错的.即使这些想法从理论上说是可信的,但到执行时可能是不切实际的;即便当他们从个体来说都是吸引人的,但当他们结合后可能让人无法接受的;即便他们的理论具有厚重的传统性,但是当教育面临孔子和杜威都无法想象的新问题时,这些理论可能没法提供有用的指导.或许,他们已经过时了.但是,他们本身无法提供我们当代教育改革需要的深刻见解.然而,这个事实,并不能说明他们对当代的教育改革的辩论没有任何有价值的贡献.

在其它地方我曾提出,教育应该让学生掌握技能、动机和方向,并引领他们过上他们认为的好生活.为了规划并试图实现自己美好生活的理念,他们需要认识自我,知道可用的和可预见的机会,资源和约束;需要知道如何才能在一个位置利用这些机会,并了解他们在选择一个机会后会得到什么,失去什么.这进而要求他们有一定的教育资源和物质资源,使他们能够评估可用的选项,并在其中选出合适的选项.他们需要有能力发现机会,为自己设计方案,富于想象力地拥抱采取不同方案的可能性.机会必须是活的选择,而不是空想.因为这里谈论的机会一定是被认为可以真正利用的.学生需要发展的能力恰好是,正如杜威和孔子所认为的“适应环境”.很显然,前面我们提到的这些能力是非常重要的.至今为止,如果教育不能促进批判性思维,创造性思维和集体思维,那么它对学生来说就是一种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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