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滇中奇士论文参考文献：
“凡人之质量,中和最贵矣.中和之质,必平淡无味；故能调成五材,变化应节”,刘劭将“中和”视为人之最佳品质,是成才的基石.它孕育着一切美好的人格.《中庸》誉之为本与道,“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故而,此质为人之根本,乃成大器之胚芽.否则,不过落为偏才、鬼才之流,甚至是落入凡夫道.今见耄耋老人周良沛先生,给人以此感！
此公名号早有耳闻,因曾是文学少年,囫囵吞却不少作品,尤喜新诗,故而常见“周良沛”所编诗作.那时轻狂,未曾关注这位苦心孤诣的编者；后又沉溺于哲学,也就淡忘了.直到不久前,蔡毅先生跟我提及此公,尘封的记忆被打开,惊叹于人世之妙——原以为遥不可及的他,竟然与我同在一城,且能与之面谈文学.不觉有几分惊愕,亦是欣喜顿生.
于是,数人结伴,往而见之.电梯敞开,老先生下楼迎接我们,动作敏捷、声音洪亮、笑容可掬,望之不似耄耋！
我们鱼贯而入,依次而坐,周先生不仅忙着和我们聊天,还不断拆递各色零食.俨然,有宾至如归之象.
而严肃的访谈也就在这种温馨的场景中悄然展开.
苦难人生：化为创作之源
苦难是人生的刀梯,每行一步,则苦痛增一分,而每一分苦痛,也能促使心智的成熟,增益其能.所以孟子劝喻：“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周老未能例外,亦饱尝人间疾苦.
1933年出生的周老,系江西井冈山永新人.抗战时,他是难童,曾随学校四处流亡,后栖身于教堂孤儿之中,从小受过西方文化影响,求学之路在硝烟里中断.1949 年,加入解放军,随横渡长江的大军南下,之后剿匪、戍边、修路,同时勤奋自学.19 岁起,便在《文艺报》与《人民文学》等报刊发表作品.随之,从连队进入门工作,渐渐又干起了编辑工作.
然而,好景不长,1958 年,周先生被错判为“”,劳改了二十年.在十年动乱期间,他的牢房,竟然成了“禁书”搁置地——扫“四旧”而缴获“凡人之质量,中和最贵矣.中和之质,必平淡无味；故能调成五材,变化应节”,刘劭将“中和”视为人之最佳品质,是成才的基石.它孕育着一切美好的人格.《中庸》誉之为本与道,“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故而,此质为人之根本,乃成大器之胚芽.否则,不过落为偏才、鬼才之流,甚至是落入凡夫道.今见耄耋老人周良沛先生,给人以此感！
此公名号早有耳闻,因曾是文学少年,囫囵吞却不少作品,尤喜新诗,故而常见“周良沛”所编诗作.那时轻狂,未曾关注这位苦心孤诣的编者；后又沉溺于哲学,也就淡忘了.直到不久前,蔡毅先生跟我提及此公,尘封的记忆被打开,惊叹于人世之妙——原以为遥不可及的他,竟然与我同在一城,且能与之面谈文学.不觉有几分惊愕,亦是欣喜顿生.
于是,数人结伴,往而见之.电梯敞开,老先生下楼迎接我们,动作敏捷、声音洪亮、笑容可掬,望之不似耄耋！
我们鱼贯而入,依次而坐,周先生不仅忙着和我们聊天,还不断拆递各色零食.俨然,有宾至如归之象.
而严肃的访谈也就在这种温馨的场景中悄然展开.
苦难人生：化为创作之源
苦难是人生的刀梯,每行一步,则苦痛增一分,而每一分苦痛,也能促使心智的成熟,增益其能.所以孟子劝喻：“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周老未能例外,亦饱尝人间疾苦.
1933年出生的周老,系江西井冈山永新人.抗战时,他是难童,曾随学校四处流亡,后栖身于教堂孤儿之中,从小受过西方文化影响,求学之路在硝烟里中断.1949 年,加入解放军,随横渡长江的大军南下,之后剿匪、戍边、修路,同时勤奋自学.19 岁起,便在《文艺报》与《人民文学》等报刊发表作品.随之,从连队进入门工作,渐渐又干起了编辑工作.
然而,好景不长,1958 年,周先生被错判为“”,劳改了二十年.在十年动乱期间,他的牢房,竟然成了“禁书”搁置地——扫“四旧”而缴获离政治的,政治也不能等同分行抒写的自身,但它对于为诗者的成败,却有撇不开的作用.这和我前面反对运动中用政治口号的配合、堆砌,图解政策,取代文艺的态度是一致的.那样,只能用所谓的‘政治’葬送艺术,用所谓的‘艺术’庸俗化了政治.我们要防止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这便是他所致力的一个诗学要点.
在现实与艺术之间,为诗歌寻找栖身之地,既不堕落为庸俗的政治物,亦不超然于世外,而是在关照人间的过程之中,回到诗歌自身,正如聂鲁达所言：“诗人之敌,莫过于他自己没有与同时代的最被忽视、最受剥削的人们找到共同语言的能力”.诗歌是时代的精神标志,是连接上帝的楼梯！他竭尽全力,还原诗歌的真谛.
拒绝遗忘：平淡中的奋进
时光的步伐,未曾因为苦难而停留,它默默地流逝,悄悄地抹去痕迹.许多曾经饱受苦难的人们,而今已作古,他们已经化为无名氏,不能言说.在大时代面前,他们已经悄无声息,逐渐被人遗忘,甚至还可能被粉饰,一代人的劫难,就这样进入无痕的黑暗.这既是历史的无情,也是人性的悲哀！谁能铭记一个时代一个民族的深重灾难？
当我们问及周老今后的学术计划时？他坦言,没有明确的计划,不过是随遇而安.的确,人生到了84岁,谈何计划呢？连明天的太阳能否见着,都没保障,计划何从谈起？对于声名远播海外的周先生而言,他选择偏居一隅,安心做自己的事情.在平淡之中,尽一己之力,为中华的文化事业续写华章.然而,他并没有因为高龄而懈怠,反倒有老骥伏枥之势,每天伏案工作十余小时.先后学会电脑,发送邮件,打印复印,还会用录入笔输入材料,不得不令人拍案叫绝！而他却又自嘲是不会用手机的“老笨蛋”！
这一智一愚,所显现的正是智慧,因为电脑网络能够为其节省宝贵的时间,而手机恰恰会浪费时间.他不愿将有限的生命耗费在琐碎事情之中,而是集中精力写作,编书和研究新诗,以此面对真实自我.他珍惜上苍所赐的光阴和机会,顺天道而行,正值新诗诞生一百年之际,便选编了《中国新诗百年选读》,同时还写了二十来万字的介绍与评述,既有总结与梳理之意,又有示于后人之用,“对新诗百年的历史,我们需要好好总结,千万不能患上历史经验和教训的健忘症”.
对于一个民族而言,最可怕的是不断重蹈悲哀的命运.而这样的悲剧,在我国历史上,尤为突出,每个王朝都摆脱不了“革命的悖论”——从革命者转变为执政者,然后又被革命,一次次的杀戮,并没有唤醒沉睡的人们,悲剧依然还在上演！由此足见,整个民族的集体遗忘症有多么严重和可怕！
而周先生的努力,就在于通过研究新诗的历史,以抗拒整个民族的遗忘症.百年来,新诗的命运与中华民族的命运关联一体,它是民族命运的映射.“因为近百年的新诗运动,无论是创作实践或理论,每前进一步,都因时因地无法不遇到不同之‘敌’的干扰、破坏,不正视它就无法向前”,因而通过系统的研究,消除各种恶敌,才有新天地.“战胜和清除了各种诗歌之敌,诗应能阔步前进”.而不应漠视新诗的命运,忽视新诗的历史,放纵新诗的敌人,否则灾难还会再次降临！
为了抗拒集体遗忘症,周先生在平淡之中日以继夜地奋进,不仅要书写新诗史,而且还要撰写他们那一代人的苦难史,即将出版的散文集《人在天涯》便是这种苦难的书写与证明,以文学的形式铭记历史,拒绝遗忘！他渴望“诗歌和文学成为建设我们新生活的钢铁与面包”,那时人间就会充满善良的天使,真善美才会漫山遍野！
周老仍宅在自己的居所,仍以中和平正之心耕耘着自己的事业,不知老之已至,虽处边地,却心系天下,仍举一人之力,干着经天纬地之大业！边地有此翁,不再是“疑城”！
（作者系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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