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军奏响开国大典上的国歌,本文是开国大典类自考开题报告范文与国歌和开国大典和杂牌军方面自考开题报告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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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0月1日,举世瞩目的开国大典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随即,华北军区军乐队队长罗浪,指挥200名军乐队队员,奏响了雄浑激扬的《义勇军进行曲》.没有人想得到,这支整齐有序的军乐队,其实是一支杂牌军.
聂荣臻命令：如遇空袭要原地不动
1947年10月,晋察冀军区野战兵团在清风店打了个大胜仗,歼灭了国民党第三军主力并俘虏了该军军长罗历戎.罗历戎是黄埔军校毕业生,因此被俘后见到曾任教官的聂荣臻,开场白就是：“人也被打散了,也被缴获了,就剩下一个军乐队了,算是送给老师的见面礼吧.”
当时任晋察冀军区抗敌剧社乐队队长的罗浪闻讯后非常惊喜,赶紧缠着上级说,请把军乐队留下来,千万不要遣散,以备将来派用.
几天后,聂荣臻叮嘱时任华北军区宣传部副部长的张致祥：“尽快将国民党第三军的军乐队收容过来.”接受任务后,张致祥亲自来到抗敌剧社对乐队队长罗浪说：“赶紧带人把国民党第三军军乐队收容过来,以此为基础,成立我们自己的军乐队.”
罗浪带着学徒单洪顺骑着缴获来的自行车,历时半个月,在保定、高碑店一带找到了所有军乐队队员.经过组织上政审、鉴定和调查,最后确定留下40人,与抗敌剧社乐队原有的10多人,经聂荣臻司令员批准,改编为我华北军区军乐队（后来,以此为基础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正式成立,罗浪担任军乐团团长兼指挥）.
紧接着,罗浪又马不停蹄地到石家庄军校青年训练营挑选了40多人.他们当时所使用的乐器多数是日本投降后留下的.到了1949年7月,组织上决定由罗浪负责组建一支200多人的联合军乐队.之后,他又联合了20兵团各部队的军乐队成员,并收编了北平局军乐队20多人,组成了200多人的联合军乐队.
回忆往事,罗浪说：“新成立的这支军乐队可谓来自‘五湖四海’,有解放军的宣传骨干,有起义投诚的旧军人,有收编过来的北平旧等,使用的乐器更是五花八门,基本上都是战利品.”
直到1949年8月初,罗浪才知道组建的这支联合军乐队将要参加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阅兵,而是开国庆典.那时还保密,并不知道将要参加开国大典的演奏.从阅兵副总指挥聂荣臻到阅兵指挥部主任杨成武,都再三强调这次阅兵的意义十分重大,要大家“一切行动听指挥”.聂荣臻还向全体人员发出一道命令：如遇空袭,要原地不动,天上下刀子也不能动,保持原队形.
1949年7月,29岁的罗浪奉命组建联合军乐队的时候,并不知道自己将要成为指挥演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第一人.
直到9月初,罗浪才知道,自己将要举起的是开国大典上那支重若千钧的指挥旗.
令他们欢欣鼓舞的是,1949年9月27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上,《义勇军进行曲》被确定为代国歌.
罗浪为新中国国歌的诞生感到分外高兴.在政协第一届会议上,军乐队参加了一系列重大活动,政协开幕、闭幕以及给纪念碑奠基的仪式上都有军乐队队员的身影.罗浪记得在政协第一届会议开幕式上,军乐队员穿着刚发的新军装站在前排的座位上演奏《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会议休息时,从主席台上走下来,与第一排军乐队队员握手,后排的战士因为没能和握上手而急得哭了起来.
当《义勇军进行曲》被确定为代国歌的时候,负责通知此事的工作人员却忘了通知罗浪.两天后,罗浪接到迟来的电话后,立即着手配器,他挑灯夜战,凭着自己对乐曲的理解和顽强的毅力,在很短的时间内拿下了对代国歌总谱的配器.经过反复计算,罗浪决定,配合国旗上升的时间,《义勇军进行曲》要连奏3遍.
国歌确定后,开国大典的阅兵式上又采用什么乐曲呢？这也是一个大问题.9月初,阅兵指挥部就召开会议,几经讨论,都难以定夺.
当时一部分人主张按老规矩办：采用旧军队的阅兵曲即德国的乐曲；一部分人主张“一边倒”,全部采用苏联乐曲,因为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只能用“老大哥”的乐曲.苏联顾问听罢,咧嘴直乐.
年轻气盛的罗浪则提出了第三种方案,就是要用经改编的我军的某些革命歌曲.新中国自己的庆典,为什么不用我们自己的乐曲呢！
三种意见争论激烈,哪个也不能轻易被否定,这让阅兵指挥部主任杨成武为难了,略倾向于第三种意见的他让罗浪连夜起草了一份文字方案,一并上报到军委.那哼唱了多年的熟悉的旋律征服了首长的心,聂荣臻批示“同意用我们军队自己的曲子,请五大书记审阅”,随即潇洒地挥笔写下了“以我为主,以我国为主”,周恩来批阅“同意主席的意见”.
罗浪当时所报的曲目是：《东方红》《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没有就没有新中国》《团结就是力量》等.这些歌曲至今还在人民群众中广为传唱.
于是,一套以解放区流行歌曲为主,其中穿插了《骑兵进行曲》《炮兵进行曲》《战车进行曲》,以及后被军委正式命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为主旋律的开国大典军乐曲诞生了.随之,罗浪抓紧修改配器.整整半个月,罗浪和他的乐队为迎接开国大典那一刻的辉煌,度过了一个个辛苦而兴奋的白天和黑夜.
二百人的演奏没错一个音符
1949年10月1日下午3时,令世界瞩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拉开了序幕.罗浪率领着号称礼乐之神的军乐队提前进入天安门待命.
秋天的北京是最美的,天高云淡,一切都透着喜庆.参加开国大典军乐队队员的军装和皮鞋都是新发的,就连乐器也都重新喷上了漆,在阳光下闪闪发亮.200人的军乐队面向天安门城楼,站成两个方队,各自以十行横队和十行纵队的宏伟气势奏响同一支威武雄浑的乐曲.罗浪回忆说,我把大小军鼓都安排在第一排,这在当时是一种创造性的思路,是为了展示一种威武整齐的新面貌,是为了造成一种鼓乐喧天的大气势.以宏伟的气势等待着党和人民的检阅.
此时,和开国元勋们正沿着城楼西侧的古砖梯道,稳步登上天安门城楼.
罗浪的心“突突”地跳了起来.当时还没有报话机这类设备,当登上天安门城楼时,如何通知罗浪开始演奏《东方红》呢？在排练时,典礼指挥张致祥望着城楼上飘舞的红旗,急中生智：何不用块小红绸子在城墙上向罗浪发信号呢？于是张致祥与罗浪事先约定：就用这种土办法联系发出信号！直到1955年以后,城楼上与军乐队的联系信号才正式改为挥动小红旗.
14时30分,罗浪悄悄瞄了一眼军乐队,但见队员们个个仪表端庄,军姿挺拔.阳光下乐管泛金,乐鼓流银.罗浪心中暗暗喝彩.
14时50分,一直守候在城楼西侧的典礼指挥张致祥,看着和领导谈笑风生,拾级而上.此时,罗浪也正紧张地盯着张致祥.当一行登上天安门城楼时,张致祥立即向乐队挥起了红绸子.顿时,军乐队奏响了高昂的《东方红》.15时整,大典司仪林伯渠宣布庆典开始.接着,以洪亮的声音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政府已于今天成立了！”
当时的气氛既热烈又紧张,司仪宣布“升国旗”、“鸣礼炮”后,却忘了宣布“奏国歌”.的话音刚落,罗浪就准备指挥军乐队演奏国歌,这时却未听到司仪发布命令,等了大约半分钟后,罗浪按预定的程序,果断地指挥军乐队奏起了国歌,天安门广场上顿时欢声雷动.
司仪紧接着宣布阅兵式开始,军乐队奏响了雄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步兵、骑兵、炮兵和坦克兵等方队依次通过天安门广场,共和国年轻的空军也首次驾机掠过天安门广场的上空……虽然军乐队的排练时间非常短,但在开国庆典上,200人的演奏,竟没有错一个音符.
谈到国歌奏响那一刻的心情,罗老兴奋地说：“老实讲,我当时就只有一个念头,就想着执行命令,坚决完成这次任务,不出任何差错.28响礼炮鸣响的时候,整个天安门都在晃动着,我知道这28响代表着28年浴血奋战的成果,军乐一响,整个天安门广场回声四起,好像有许多乐队在同时演奏,场面很壮观！事后回想起来,这的确是一个很激动人心的时刻,而我曾经在那个激动人心的时刻里扮演了一个激动人心的角色,我很骄傲.”
后来,对军乐队在开国大典上的出色表演十分赞赏,兴奋地说道：“我们国家这么大,天安门又这么大,要有一支千人军乐团嘛！”于是,1951年初,有关部门责成罗浪负责筹建一支千人军乐团.聂荣臻为此批示并专门拨出经费用于军乐团建设.同年7月,军乐团扩编为1000人,罗浪担任团长兼总指挥.
每个国庆节都要到天安门看一看
罗浪是著名人民音乐家冼星海的学生,1937年从马来西亚回国.抗战前期到上海求学,17岁时到达延安,1939年到达敌后抗日根据地晋察冀边区.他说,开国大典是对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一次大总结,大检阅,是解放区党组织和地下党组织的一次大团圆,也是一次胜利品的大展览.
罗浪回忆,当时参加阅兵的队伍所使用的全是在历次战争中缴获的战利品,军乐队的乐器、战士手中的、从天安门前经过的每一辆战车,每一件战利品上都留有我们中国人28年艰苦奋斗的痕迹.
开国大典后,罗浪于1949年底南下,后来调到上海军管会文艺处工作.1950年任上海交响乐团副主任.1951年又回到北京,为国庆两周年筹建千人乐队,作为华北军乐团团长、总指挥,他参加了国庆两周年庆典.1952年出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首任团长.
此外,他还担任过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所军乐学校的校长、训练总监部军事电影处处长、广播乐团团长、八一电影制片厂军教制片室主任.他曾获独立自由勋章、解放勋章.2002年,罗浪被授予第二届中国音乐“金钟奖”终身荣誉勋章.
在战争与和平时期,罗浪的音乐创作内容都十分丰富.他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创作的作品有歌曲、大合唱、歌剧等200余首,如《一分区进行曲》《七月小唱》《狼牙山谣》《五壮士之歌》《献花曲》《生活在晋察冀真快活》等歌曲,成为鼓舞人民、打击敌人的有力武器.
新中国成立后,他在军乐曲方面又创作和改编了数十首.周恩来总理曾选用他的军乐唱片作为馈赠外国贵宾的政府礼品.
几乎每年国庆的时候罗浪都会到天安门看一看,停一停,回忆回忆当年的往事.天安门广场浓缩着中国的发展之路,当一个个方队踏着我们演奏的旋律走过时,那种激动而自豪的心情,是无法用言语来表达的.
罗浪感叹道：“我是在内忧外患、颠沛流离中长大的,在1949年10月1日下午3点那一刻,我由衷地感到,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这一天让我终生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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