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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方面有关论文如何写 和王怀字短篇小说浅说(评论)方面论文范本

主题:评论论文写作 时间:2024-02-21

王怀字短篇小说浅说(评论),本文是评论有关毕业论文题目范文跟王怀和短篇小说和浅说相关论文范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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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洁非

刻下中国小说创作,长篇斩获甚丰.中篇小说看起来声势不如80年代烜赫,实则品质出乎其上.唯独短篇小说,自汪曾祺先生辞世以来,此道更显寂寞.当然从总体上说,短篇的乏善并非近时始然,放眼百年文学历程都可以看到逐渐泯坠的态势.现代文学早中期,短篇还有挺秀的表现,尤以鲁迅先生为高帜;随着鲁迅先生遗憾性地辍止创作,这文体的丰瞻已斫其半,虽有三五后起之秀支撑门面,较前终究已觉“人比黄花瘦”;降至后期,在战乱以及政治地图悄然嬗变的暗中影响下,短篇小说从面目到质地都物是人非,对此只须检索一下1942年以后短篇小说留诸史册的篇目即可知其大概.进入共和国亦即当代,短篇小说虽是深受重视、常抓不懈的文体,虽然也代有翘楚抑或“名篇”,但实绩究竟如何,真正堪于传世、江河不废的作品容有几许,答案将由时间老人从容揭晓.总之,短篇的赢困是漫长累积的结果,若欲重起其于衰索之中,恐怕也得从艺术方面正本清源,打根儿上找寻那积弱的苗芽.

可惜这样的工作乏人为之,至少在我来说观感曾如此.作为问题,短篇小说似乎已被文学界置之度外,听凭它与中长篇的茂盛益行益远,清冷日甚.直至最近,我因缘接触吉林作家王怀宇一组作品,才意外发现此人默默做着的事情,纵然并非出于明确的主观意识,却也客观上直指短篇小说的艺术认知,为我们反思这一文体的兴衰得失提供着有效通道.

天下万物,盖有其“道”.此字所表之物,摸不着,看不见,《老子》曰“吾不知其名”“惟恍惟惚”,柏拉图所谓“理式”意或相类.事物都藏存着这样的“道”抑或“理式”,有相通的“大道”,又有独赋之“小道”.以小说创作论,即便一流小说家也少有长、中、短篇皆擅,每有长篇出色而短篇不高明或者短篇颇佳而窘于长篇的情形,甚而还有作家干脆只显才具于中篇小说,对长短篇却枘凿方圆,扦格难入.这都提示同为小说,长、短、中篇各有其经.但“道”之所在“惟恍惟惚”,人们体验着它的掣肘,想要形诸字面却谈何容易.例如短篇小说的理法,尽管19世纪末以来从古典小说修辞学到俄苏形式主义批评,都试图明其内在规则,有的从字数或篇幅方面界定之,有的从情节结构来区分它与中长篇的不同.这些研究讨论,虽是对于短篇小说奥秘的可贵探索,然俱乃理论家言,与一般的创作实践较为隔膜.短篇小说的血脉究竟如何,迄今还悬在大家心头,不得着落.但当我读王怀宇若干作品,却欣喜发现短篇之所以是短篇的诸般道理,从抽象变得具体,从朦胧变得显明,好像突然间“要领”尽呈.欣喜之余,乃为此文,欲把王氏假其叙事所发启的短篇门牖试予点明.

他的演绎大致关乎四个字眼儿,第一个是“小”.

英人舒马赫有《小的是美好的》,论的是人类经济和技术文明,然而对于我们美学思考也形成启发.大与小,有时确实牵涉美善.这世上,人常以“大”为美,比如汉字的“美”字本身便上“羊”下“大”,所谓“羊大为美”,一般人容易好大喜功,背后也有审美情绪的作用.大无疑可唤起无以替代的美感,比如雄壮之美、宏大之美、丰腴之美、崇高之美;但大之美既非唯一,亦不足涵盖一切,还有很多事物,宜小不宜大,大了反失其美.我以为短篇小说的美学秘密,在小不在大.但“小”字与短篇小说之间的关系,还没有引起深入认识.亚里士多德最早提出叙事的长度问题,后来西方戏剧就非常注意从这个角度考虑情节安排.像古典主义戏剧三一律规定所涉情节的发生时间以不超一日夜(24小时)限度为宜,目为舞台上一出戏最佳的情节长度.他们何以会这么想,姑不细说,总之是认为长度与叙事的合理性有关.小说的短、中、长篇三类别,之所以获其分野表面看也是长度问题——中篇较短篇篇幅更长,长篇的字数又超过中篇.确实,三类别最直观的差别就在篇幅.但如果以为这就是本质差别,显然会出问题.时下颇有创作者,只写了简单的情节和少量人物,却撑持至数十万字篇幅,而自命为长篇小说.这样的创作便透出徒以篇幅区分小说文体的误解.所以小说断非有长有短那么简单,篇幅长短只是不同类属在体量上的外部表征,从内在来论,长短之别的美学实质应是“大”“小”所迥.一部长篇小说,当在“大”字上做文章,力求大构思、大主题、大视野、大局面,艺术上愈给人宏大、阔大之感愈显成功.但若以同样标准索诸短篇小说,我却不知其为成功抑或失败.好的能够击中人心的短篇小说,与其说在格局之大,不如说在格局之精,尺幅天地而玲珑有致的面貌,对短篇小说来说远超硕伟之态.其次,短篇小说宜乎于小还在于另一个道理,就是小说这事物的最早起源,如《汉书·艺文志》所言,出乎“街谈巷语,道听途说”,是“闾里小知者之所及”,孔子谓之“小道”,贴近日常社会人性人情,是其直接反映;虽然发展到以后,有了长篇、中篇体式,可以述载较为广阔重大的社会历史画面,但那初始的功用和韵味,还是借助短篇小说保留了下来.不妨说短篇小说独特的艺术价值就在于贴近日常生活形态,传递“阊里小知者”的喜愁欢忧,保持其“小道”的观感,而不是状庙堂之高,隆社稷之盛.我不知道外国有无类似《汉书·艺文志》的理论,但对短篇小说的艺术实践,中外格外一致,都一样侧重凡庸生活、细民琐事,欧美短篇名家名篇举如契诃夫、莫泊桑、欧·亨利、海明威等,概莫能外.中国从唐传奇、宋明话本到蒲松龄,短篇艺术从来未逾此轨;现代直到鲁迅为止,短篇家数也都是谨守一个“小”字,斤斤乎小处着眼,于貌不惊人、平易简朴的视角点触人生.然而后来,随着革命意识形态介入文学且取得绝对权威,短篇小说渐渐脱离了“小”,而益愈拔向于“大”,也被要求去承载大义大道,写沉遂厚重的主题.文学与革命意识形态相结合,本身无何,只需要依据艺术规律区别对待,对中长篇要求多一点,对短篇不至苛求即可.岂知不然,施诸短篇小说的负担毫不稍逊,建国初一个著名案例便是《我们夫妇之间》,因从柴米油盐、夫妇之伦入手叙事,而被上纲上线一通猛批,使作家从此不敢着眼凡人小事,短篇创作一概被英雄主义、重大斗争、高尚理想所淹没.及至于“”,执短篇小说之牛耳的《朝霞》诸作,更为“你死我活”的高格雄伟贯穿.至此短篇艺术之坠地,盖不可收拾矣.“”终了,政治上的绳索虽多解去,但长久以来的格调已铸成,思路实际上很难从中摆脱,除了汪曾祺那样少数艺术天性与短篇真昧自然相通者,绝大多数作家之于短篇创作,实际上仍舍小趋大——只不过政治、意识形态的“大”,换成了哲学的、文化的抑或审美的、技巧的而已,总之是唯恐不高深,唯恐不奥远.七八十年下来,短篇小说终于被“高大上”思维折磨得奄奄一息,那种“小道”之美,那种“闾里小知者之所及”的价值、意义及捧读快感,不复可得;若此,则其颓然不振,不亦宜乎?

邂逅王怀宇短篇小说,我突然间有久违重逢抑或恍若隔世的感觉.这感觉初时并不鲜明,因为偶然于小处着眼的短篇,从别的作家那儿也能见到.然而等到《生活艺术》《冬天不会再有坏消息》二集毕收眼底,我终于知道谨守一个“小”字的短篇创作意识,对于王怀宇非出偶然,竟是有意为之.略去其重复者,两集共近20个短篇,而庶几无一舍小求大,“小”的尺度与追求贯穿全体.作者坚持不将短篇小说做成“大文章”,反拨着七八十年以来对该文体贴胸毛,秀肌肉,穿厚底靴等伟岸其体魄的做法.所呈现的人物皆系极普通、与万千读者全无轩轾的草民,所注目的情节皆系碌碌寻常的世之常态,所揭启的情怀皆系生活流动之中真实而又微小的涟漪——最关键的是,所申发的意蕴或主题亦尽属庶众社会最熟悉最亲切的日常*.这些小悲小怡、小挂小怨、小愁小悔、小黠小智……纷至沓来,不绝如缕,如《我们到底能做什么》(又题《亲人》)中,有恩于“我”与大哥的叔叔,因癌症从乡下来城里投靠,却被无奈地支吾回家;如《群众艺术》中,某基层文化单位围绕评职称事,上下展开一番智力游戏;如《平安县的命案》中,农夫李杜只因命运突然闪现的一个小小缝隙,错里就错成了杀人犯;如《平安县的长跑冠军》中,“”期间的长跑天才赵东生,毁于一种以军帽构成的时尚和爱情冲动……作者笔下所摹述的人与事,都小到不能再小.旁人以抱得西瓜为美,王怀宇则只顾摭拾一粒粒芝麻,吮味品咂,兴趣盎然.他对小的独钟,似乎较汪曾祺先生且有过之,因为像《受戒》《异秉》等名篇,在当时短篇小说的普遍格调下虽以宁小勿大显得琵琶别抱,但在小人物叙事背后仍隐约有一点微言大义,王氏作品则连这种微言大义也不索取,知其小而守其小,从小事入手亦以小义之辨为餍足.在我看来,这种态度使他激活了短篇小说的纯正属性,那种唯短篇小说可以予人的魅惑被重新付诸读者,使短篇阅读真正成为一种独特、不与他物相混淆亦不能为他物所置换的享乐.

由此引出另一字眼儿“微”.微与小意相连但不尽同,微必小,而小未必能微.微除了小,有不显、难察的含意,以及精粹、幽妙的情状,古人云,“道心惟微”“精妙微纤”.王怀宇短篇小说,如果我们用“小”字状其外观,那么对其妙谛之解,或许就应落于“微”字.王氏选材,非仅着眼于体积,要不然人间小事无数,岂不皆可以入小说?将其短篇读下来,我以为作者奉持两个原则,一是人或事虽小而自有微义存焉,一是通过精心揣摩,借助深细表现使其叙事能够发微烛幽.凡此“见微”笔触,乃作者最孜孜以求者.往往短篇小说由于依存凡人小事,作家为调寄效果,避免平淡,不得不运用戏剧化构思来使它起伏有致,这就是最经典的“谜面”技巧,有如谜语设计,借叙事过程暗埋各种惊奇的伏线,而在结尾引爆,收其余音绕梁之效;莫泊桑、欧·亨利均擅此道,后者甚至赢得“欧·亨利式结尾”专称.王怀宇不走此径,他的路径是将事物捕捉到微、刻画也到微,他显然认为,叙事一旦抵于精微,即便无事巧构,同样可以刻骨铭心而免于平淡.这一取向大抵得之于东方文化,是儒禅思维的馈赠.自古以来,东方人就凭借这样的思维在美学上独造一境,无论诗、画和造型艺术都以善抉“微观”妙韵动人以深,王怀宇则把这思维转而移诸短篇小说.《我们到底能做些什么》中兄弟二人对昔有大恩现在因重病前来投靠的二叔,助之无力,却之不义,作者对这样一种普通人的无奈生活况味,极尽微芒之叙,最终既写出人物的微介之态又没有将这种微介写成卑微,恰到好处地把握住本来颇难把握的分寸,让人回味不已,广大读者将因这种看似微小的差异感到自己作为普通人的道德处境被深刻击中.《阳光的友谊》写的是常见的“为酒所误”情节,本篇中这一“误”之所以误得我们满心温馨,完全在于一个最微隐的细节——旅游鞋上一个小标记,它微隐到酒多之老赵未曾注意到完全正常,同时,事后老赵以及作为读者的我们一旦知道那是男青年女友深情所绣上的,这微隐得令人极易忽视的标志,瞬时彰然其大,令宁愿赤脚下车也不对老赵说破的男青年内心那样阳光灿烂.而在《女孩》中,一个年方十一的女童,奉母命独出办事,迷路,遇狼,历险,最终总算平安回到家中,然而母亲对于女孩的脱险的讲述竟似未闻:

“对了,布票带回来了吗?”母亲突然想起她最关心的事.

女孩默默地把带回的布票交到母亲手里.

这不动声色的两行,令先前所有紧张、揪心的情节黯然失色.“布票带回来了吗?”母亲随口一问不能再寻常,在无数岁月流淌中可以想象早已淹没得无影无踪,作者却轻轻将它拈起,以此最微不足道之细节,凸显那个时代生活与生命所难承受之重.女孩所历险境,在母亲心里竟不抵几张轻如鸿毛的布票,作者莫非欲责母亲以无情吗?凡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答案都将是“否”.一个大的时代的肌理,就这样凝固在微末之处,作者微文喻世的功夫确实了得.

第三个字眼儿曰“暖”.我或许有些固执地认为,短篇小说必须与这字眼儿为伍,不离不弃.当然它非短篇小说所独属,中、长篇亦可采用,但后两者因为体量宽大,容得下更加复杂的情形,故有余力覆盖生活的驳杂乃至异样异态.而短篇小说以其短小,去简单就复杂非明智之取.如果说文学归根结底是以情动人,那么对短篇小说来说,纯洁透彻的情感总是比晦暗虬结的情感来得适宜,而这当中“暖”字当是其主色调.次者,这是短篇小说的人道情怀所决定.如先前所论,短篇小说文体留存着小说的初始义理,“街谈巷语,道听途说”,“闾里小知者之所及”,切近细民琐事,它的角度既不能比生活高亦不能比生活低,而应平视,与生活同声求气,嘤鸣相友,体现无微不至的包容性.如果说艺术也有*,则此即短篇小说之*.在我眼中,短篇小说将其艺术*发挥最好的时期,是19世纪后半叶的欧美创作,当时之作家,怀抱人道主义精神,体察世俗众生,录其情状,传其心曲,且总是能于平凡暗淡之中发掘良善,而令作品有慰藉人心的作用.二十多年前,有感于现代以来小说变异,我曾撰《传统小说与传统风格》一文追怀19世纪小说之美,谈到十余篇欧美短篇,其中一段写道:

也许,还应该谈谈传统小说家喜欢表现的生活小景就像法国作家菲伯立在《还家》中描写的那种生活小景:一个抛弃了妻子的酒鬼,四年后回家,却见妻子已和他的一个老友一起过日子了;起先是尴尬,然后,他克制着自己要主动离开,妻子和老友却恳求他无论如何要住一夜;两个男人打酒买肉,一起抽着烟,他们仍然是朋友;第二天,他心平气和地告辞了,临别时,他吻了吻妻子,末了又对老友说道:“来,老伙计,让我们也接一个吻.”只要读到这样的故事,我无不感到如沐春风;其间,那素朴、平淡而醇厚的人情,那哀而不伤、怨而不怒的生活感慨,永远散发着令人沉醉的馨香.

中国小说变异途径虽与欧美不同,然殊途同归,都表现为疏离人道主义——在欧美是哲学价值观所致,在中国则最初是政治所致.我们现代文学中期以前,短篇由于从纳人道主义,以平视角度待人生,动人风致犹足,而晚近七八十年来,立足他处,凌世驭众,色厉内荏,短篇之道日益隳坏,至今不能修复.许多作家执笔短篇,都没意识到此一文体有特定的*和章法之限,意念杂芜,格调纷乱,以为它无所不能,无所不至,而不知守其纯;晦涩者有之,审丑者有之,变形者有之,抽象者亦有之……各逞所欲.凡此,皆以求变为短篇出路.然而看遍沧桑之后,我个人对短篇艺术却愈益取保守主义态度,认为守其初义与本分方为复兴之道,这毕竟是由实践验明了的事实.目下,对短篇小说*奉持最忠的作者,我视线所及允推王怀宇氏.一个置身于21世纪的作家,能勇于采取19世纪的古典眼光从事短篇创作,是他过人之处,以及鉴别力和信念所在.“怀抱人道主义精神,体察世俗众生,录其情状,传其心曲,且总是能于平凡黯淡之中发掘良善,而令作品有慰藉人心的作用”,这几句话可以丝毫不爽落实在王氏所有创作中.结合作品来看,他最擅长两样题材:一是乡镇背景下的芸芸众生以及这一背景向城市延伸出来的故事;二是中国最基层的文化单位——县市群众艺术馆里的人事百态.前者如《我们到底能做些什么》《平安县的命案》《平安县的长跑冠军》《女孩》《狼群早已溃散》《惯犯李大民》,后者有《群众艺术》《制造威信》《站长老谁》《阳光的友谊》诸篇.而不论系何题材,也不论叙事上如何变化,王怀宇都努力为之灌注暖意.这首先取决于鲜明的意识,其次还取决于思考、品咂与发现的功力.作者坚定地相信,平凡的世界及人生不仅潜藏暖意,且正是靠暖意维系维持,作为其文学代言体的短篇小说,应为人间照耀和提供这种暖意;以此为自觉意识,他的创作便凝聚了顽强而细敏的注意力,从任何可能的地方抉显暖意.这样的情怀,先前所曾提到的作品均已见之,兹再以《站长老谁》为例.本篇开头龌龊之甚,写省群艺馆美术部主任张山水“恩赏”某乡村文化站长获奖,以此接受请吃.那奖项张山水只是随手一扔扔给对方,甚至不屑于记住他姓谁名甚,心思只在于喝人家的“事前明白酒”和“事后感谢酒”.感谢者出场时也是极其委琐,对于张山水的作威作福,低声下气,逆来顺受.故事似乎就将以这卑陋的格调进行下去.直到张山水因事离席,只剩下感谢者“老谁”(姓秦,一个并不难记的姓氏)和被拉来陪喝的张山水同事王一文,故事格调才开始翻转——王一文接连目睹两样东西:一张“老谁”的,上面显示他年38岁,远不是看上去的那样苍老;另外是一份晚期肝癌诊断书.更令王一文震惊的,是“老谁”知道他获奖纯出“侥幸”并不真实,但“不管这奖有多么侥幸”,他取出“家里的全部积蓄五百三十八块钱”前来致谢,只为这并不真实的获奖,是对乡村文化站的认可!结尾,王一文找到张山水讨要“老谁”的地址:“我要把酒钱寄给他.”“老谁”以卑微的形象登场,而以尊严的形象谢幕,从一个连姓氏都不屑于被人记住的可怜虫,变成深深刻在脑海里、感动与敬重并存的难忘形象.作者在描绘这样的情节时,保持着对于弱者们艰辛然而始终不堕的人生的巨大敬意,启人以众生平等之心,绝不侮慢任何看上去渺小的人.

谨守于“小”精细于“微”,传情于“暖”,守此三者,而辅以作家优良之技巧、佳粹之语言,短篇小说的创作当可立于正位矣.然若要锦上添花、更上一层,还有待另一因素,我称之为“趣”.“趣”字语意甚多,当其指涉精神层面时,日兴味,曰风致,曰韵味.“趣”无关事之好坏,而颇关乎高下;一件事情,无以言趣,并不妨碍它的方正,但倘能有趣,则平添神妙.古云:“仰慕同趣,其馨若兰.”可见事情凡是达至“趣”的层面,才沁人心脾,解颐通窍.短篇小说不事铺张,成于精巧,但一味精炼也不免枯索紧绷,故优秀短篇时涉闲笔,来调剂阅读情态,使之滋味别出;但闲笔又不宜多,多则喧宾夺主,流为赘疣或玩溺.总而言之,好的短篇作家知道对故事和人物要有一定的把玩意识,却又节制得恰如其分.王怀宇就颇解此味,他有时是在构思上(如《惯犯李大民》里的监狱失火),有时是在细节上(如《群众艺术》里的饭局),有时是在话语上(如《制造威信》里老木对老翟画作的定位),使叙事收意趣横生之效.而将他短篇创作知趣、有趣风貌体现得淋漓尽致的,则为《公鸡大红》.这是一篇拟人式的准童话作品,将群鸡之世界敷以小说家言.我在作品后面所附评论者赏析中,看见“游戏性”字眼儿,深以为然.此一“游戏性”,非轻谑油滑之谓,而是脱纵想象,以顽童般真心率性将生活与世界重新看过,故而通篇童趣盎然,从场景、形象到遣词择字,每令人霁颜.如描绘“男主人公”公鸡大红脸上长着“已经有些皱纹的眼睛”;如述说鸡们所深爱的“主人家房后那片神秘的青草地”“蕴藏着无穷无尽的宝贝”时,称蟑螂、蚂蚁、花大姐为“常见食物”,蚂蚱、蜻蜓、扁担钩为“稀有美味”,蜘蛛、蚯蚓、甲虫为“上好佳肴”,蟋蟀、蝼蛄、蜈蚣则为“难得珍品”;如形容昆虫相对于鸡的口之于味是“汁液饱满、口味新鲜”;如自鸡眼看去,那只讨厌的大黑狗“长着一双邪恶的眼睛,一张臭哄哄的大嘴巴”;如大红作为情人眼里所见的母鸡芦花,“身体虽然丰腴,但走路的样子却很轻盈,日渐风情万种起来”;如为鸡群世界江湖道上彼此争雄的几只公鸡所起诨名:大老白、杂毛儿、金脖子、大胡嘴……此题材设非有一副多趣的笔墨,后果想必一定是写得“呆若木鸡”了,而《公鸡大红》却神完气足,纸上欲活,足见作者心胸趣兴之饶.

从王怀字作品所引起的对于短篇小说艺术的四点感悟,有的过去有所意识,有的则完全拜其所赐,包括曾经有所意识的,也是这次变得轮廓相对清楚.我在此不揣浅陋,尽着自己的理解为之引申为论述,除了彰显作者在短篇创作上的孜孜所求,也冀希对此一文体拾其要旨有所裨益.当然,谁也不能说靠这四点就可以穷尽短篇的妙门,但至少在我看来,王怀宇所提供的是这种文体较为纯净的美感.与此同时我还有一个感受,就是王怀宇在写作短篇小说时,有一种如鱼得水、两相亲和、两相愉悦的状态,好像那是最贴近他才华、品性的事情.

责任编校 谭广超

此文点评,上述文章是大学硕士与评论本科评论毕业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相关优秀学术职称论文参考文献资料,关于免费教你怎么写王怀和短篇小说和浅说方面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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