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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一生功业在紫荆论文写作 时间:2024-0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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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11月5日,控制北京政局的冯玉祥将军发动政变,清逊帝溥仪被逐出紫禁城.11月20日,民国政府成立清室善后委员会,清理点查皇宫中的文物,*善后事宜,主持者多为著名北大教授和社会名流.我的父亲单士元时年十八岁,正在北京大学史学系读书,机缘凑泊,经学校师长陈垣、沈兼士等鼓励与汲引,报考后,于12月29日获清室善后委员会批准,成为一名书记员,负责清点宫中文物的挂号贴签工作,得以经见故宫无数珍宝文物,饱览秘籍旧档,如入宝山,眼界洞开.从此,单士元与故宫结缘,从故宫建院中的小字辈,至1962年被任命为故宫博物院副院长,直到1998年去世,守望故宫七十四年,工龄与院龄同.回顾他一生的行迹,著述丰赡,成为清史和档案专家、古建筑学家、文博专家,声望崇隆,堪称“一生功业在紫禁”.

单士元(1907—1998),字君实,生于北京一个世代为医的平民之家.少年入私塾就读,打下文史和书法基础.十三岁时半工半读,参加由著名学者张宗祥主持的文澜阁《四库全书》的补抄工作,当时称为“抄写零字”,在方家胡同国子监内进行补抄,经他抄写的文澜阁《四库全书》补抄页至今存于杭州文澜阁图书馆内,是他终生引以自豪之事.“五四运动”以后,北大学生会响应蔡元培校长倡议,筹办“平民夜校”.1923年,十六岁的单士元有幸得到就读的机会,因成绩优秀,引起北大授课教授关注,破格允许他在北大史学系旁听.1924年,单士元夙愿得遂,考入史学系,得众多名家如沈兼士、朱希祖、马裕藻、周作人等教授亲炙,学业日进.

1925年10月10日,成立故宫博物院,下辖古物馆、文献馆、图书馆.单士元在清点工作中兢兢业业,表现良好,继续留任,因在北大读书,学习和研究的课题是明清史及其历史档案,被分配在由图书馆副馆长、北大教授沈兼士主持的文献馆工作,经教授同意,仍以半工半读形式从事点查事务.文献馆重点是故宫建筑、宫廷史文物、历史档案和宫中旧档秘籍,在沈兼士教授带领下,对清代文物和浩如烟海的历史档案进行整理工作,积极提倡研究档案,单士元杖履追随,时受训迪,使他不仅从书本上获得知识,又与故宫所藏历史文献档案进行比对印证,相得益彰,收获良多,受到沈师等师辈的奖掖与扶植.1925年,在恩师沈兼士的启发和指导下,他爬梳史料,对文献馆办公所在地南三所的渊源进行考证,引证《清宫史》、《清宫史续编》、《日下旧闻考》、《嘉庆会典》等史料档案,撰成《故宫南三所考》,三所为明代撷芳殿,《明宫史》有明载.据乾隆三十一年内务府奏销档记载,乾隆十一年撷芳殿改建为三所房间,后由皇子居住,至二十六年皇子移出.三十年后重加修缮,再命皇子居住.由此得出结论:“据此则清乾隆所建三所,确为明代撷芳殿旧址.嘉庆赐以‘撷芳’之名,有由来矣.”此文为单士元发硎初试的处女作,得沈师肯定.此后,单士元奉陈垣、沈兼士二师之命,参与对内阁大库档案的整理工作,受益匪浅.1929年,文献部改称掌故部,单士元在掌故部整理旧档文献,在名流学者许宝蘅指导下,编辑出版《掌故丛编》,后改称《文献丛编》.至第七期,改由陈垣、沈兼士二师指导,出版二十余期,对单士元着意培养,此时多由单士元主编;同时在大高玄殿整理军机处档案,并写出《清代军机处档案》等研究文章,后又发表《清代内阁大库档案流散记》,缕述内阁大库档案流散播迁的概况,足成一家之言.

清宣统二年(1910),汪精卫刺杀摄政王载沣,密埋炸弹,事泄被捕入狱,定为死刑,狱中赋诗:“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传诵一时,其舍身报国、视死如归的豪情壮怀为时人称道.经肃亲王善耆相劝,载沣作释怨之举,饬法部改处汪精卫无期徒刑.次年,辛亥革命爆发,汪精卫被释放出狱.当年汪精卫被获堂讯,外间传言其供述多达万言.俗话说“空口无凭,以文字(件)为准”.单士元留心检阅宫中杂档,在内府旧档中发现了汪精卫被捕后的供词,仅寥寥数百字而已.经整理,发表于《文献》上.其后,单士元在整理军机处折包档时,又发现汪精卫自写的供词,并附有关奏件,或即外间所传万言供述.为此,单士元撰成《谋刺载沣地点及汪兆铭供词》一文发表,以正视听.其实,汪精卫系狱后,在肃亲王善耆怀柔感化下,思想动摇,颓唐消沉,革命意志丧失殆尽,悔恨自己谋刺是一时冲动之举,出狱后撰文《正月的回忆》,对善耆感激涕零,开始投机政客的生涯.对此,单士元指出:“其晚年投靠日本帝国主义并和日本培植的伪满洲国合作,成为中华民族的罪人,有由来矣.”

1929年,大学毕业的单士元在师长的期许勖勉下,报考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北大研究所国学门是蔡元培校长积极提倡和规划,于1922年1月设立的,以实践同人整理国故的理想,是中国现代大学中最早建立的一所研究机构,体现了中国知识界亟待成立专门机构以推动学术研究的自觉.历年培养出的国学研究俊才济济盈庭,堪与清华研究院比并.在教授推荐下,单士元提供了有学术价值的《清代文字狱》为报考论文,被诸师统一审评后,准予入学,在国学门以明清史及其历史档案和考古金石之学为研究方向,专业导师为时任国学门主任沈兼士,史学教授陈垣、朱希祖,以及后来在北大任教的清史专家孟森,文字学家沈尹默、文学语言学家刘半农教授单士元语韵学,并从满族世家寿春先生学满文,蒙古学者奉宽先生学蒙文,从西藏来京的藏地名经师学藏文,还选修了留学归国的著名女教授陈衡哲开设的西洋史和西洋建筑史,可谓多多益善,转益多师.与他同时攻读研究生者,有谢国桢、商鸿逵、傅振伦、方国瑜、蒋炳南、金受申等多人,后均成学术名家.与此同时,单士元身兼二任,学习之余仍在故宫.

单士元用志专笃,埋首故纸堆寻觅史迹,创获颇丰,如他配合馆内同仁编印军机处档案,发现一批零散凌乱的太平天国文书.根据这批文书,并查对清代档案中所藏洪大全供状,军机处档中太平天国天王诏旨等记录,他将文书中所记录的太平历加以推算排编,编成《太平天国史日历》,使太平天国存世十四年的日历较为完整地得以呈现.太平天国颁布的典章制度和重大事件的发生均可得到确认,对太平天国研究颇有贡献.他撰作的《清代起居注考》在历史档案学界堪称开山之作.他从清内阁大库残存零乱的旧档中发现一册《多尔衮摄政日记》,由此入手,考证出清代正式设立起居注馆始于康熙九年,五十七年裁省.雍正谋得帝位后,又恢复起居注,迄于光绪未闻更易,凡八朝起居注,除咸丰一朝完整无缺外,其他各朝均间有缺佚,共三千四百九十一册.详审各朝起居注,单士元特为指出,起居注应随时出班记事,但有涉机密或会议事件及召诸臣出班口谕事宜,仍不能参与.可以见出,专制帝王并非“君举必书”.单士元有关清代起居注的考证研究较日本人的相关研究更为深入、翔实,受到故宫同仁的称赏.随着档案史料及其研究的出版物日增,吸引了研究明清史的各界学者前来参观或查阅和利用档案文献.单士元受命负责接待工作.他热情为来访者服务,代为查找,助之备好,先后为蒋廷黻、刘半农、顾廷龙、吴燕绍、王芸生、妙舟法师等著名学者提供所需档案文献史料.1932年,时任中国社会调查所所长陶孟和、经济学教授汤象龙邀请单士元在《中国近代经济研究集刊》上撰写《故宫文献馆档案之分析》,首次向全社会揭橥介绍历史档案及其学术研究的价值.

单士元在《自述》中称,他的第一专业为明清历史及档案史料学,1933年,他的研究生毕业论文是《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大臣年表》,是对《清史稿》的补遗之作.1927年,由清遗老赵尔巽等人修纂的《清史稿》疏漏殊多,朱希祖教授提出,在《清史稿·表》中应补写“总理衙门大臣年表”.早在《清史稿》开馆之初,即有清末学士吴向之有此建议,未被采纳.经朱希祖、孟森二师再次提出,让单士元以毕业论文形式玉成此事,成为他对明清历史档案研究的第一个成果.单士元利用军机处档案、民国外交部档案、西方列强给清王朝的照会原件,参考清廷编辑的《筹办夷务始末》原抄本,并参阅李鸿章、翁同龢、李鸿藻等人的文集、日记、文稿,终于如期撰成《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年表》,经研究所教授审查,评为成绩优良.孟森教授在1934年出版的该书单行本上亲撰序言,称“单生士元留心档案,辑成此表,详明核实,可以补旧史之阙,可以拾《清史稿》之遗,可以助研讨外交史者知人论世之力”.研究所主任胡适为单行本题签,马衡教授亲写评语:“诚如著者所云,无总署大臣表,则交聘表失其依据,无总署表,则外交部失其沿革.此表正以补《清史稿》之阙.他日修清史时,此表可补入也.”

中国图书目录学肇兴渊源有自,从汉代刘歆《七略》,历唐、宋以至明、清,皆绍承其绪,但档案目录学则未之前闻.受陈垣教授历史目录学为读书门径之说的启发,单士元深感建立档案目录学的重要.1936年,在山东青岛召开的中国博物馆协会与中华图书馆协会第一次联合年会上,他宣读了《档案释名发凡》,成为历史档案学界提出建立档案目录学的第一人,堪称他对明清历史档案研究方面的第二次成果.在工作实践中,他深切体会到,在浩如烟海的档案里,须释名工作为先,依名检索可获指南的便利.他将释名工作大致分为两类:其一释档册之名,其二释档案中的名词术语.归纳释名方法,他对内阁大库档案、军机处档案和由满文译为汉文或译音居多的清内务府档案分别加以,指明释名方法,并举例详加说明.1934年,单士元研究生毕业后,多所大学聘其任教,讲授通史、近代史、明清史和历史档案.利用原档案史料进行专题研究成为单士元的强项,广受赞誉.如他在1936年撰写的《清恭王府沿革考略》是其又一篇力作.作为第一个进入恭王府进行考察研究的人,单士元查阅宫中相关诸档文献,撰写成文,厘清该府沿革:恭王府初为乾隆时大学士和珅府第,后为嘉庆朝永璘庆王府,咸丰年间赐其弟奕,是为恭王府.数十年间,中国古建园林学家和红学研究者对恭王府进行多方位研究考订,均未超越单士元的研究.著名红学家周汝昌在《芳园筑向帝城西》文中称:“想起研考恭王府,最早而又极有贡献的文章,当推单士元同志的《清恭王府沿革考略》.”上世纪九十年代,著名园林学者、建筑学教授陈从周对单士元首考恭王府的功绩备加推誉,赠联:“鲁殿灵光唯公健在,红楼旧址那日先寻.”

单士元自称,他的第二专业是中国建筑史研究.1930年,民国政要朱启钤自政界退隐,创建了第一个中国人组织研究古建文化遗产的学术团体中国营造社,下设法式部、文献部,分别由留学归国的古建筑专家梁思成和刘敦桢任主任.单士元供职于故宫,对故宫这一古建群体有深厚的感情,且有浓厚的研究兴趣,他在攻读研究生期间,曾选修陈衡哲教授的西洋史和西洋建筑史,受其熏染,民族自强自尊的意识得到激发,立志对中国建筑史进行探究.他认为,古建筑史也属于历史范畴,历史档案和古建之间可以相得益彰,对此曾有过有关札记,因此应邀参加营造社,任编纂工作.他以搜集文献史料为开端,其后对造型艺术、结构技能等方面尤所关注,先后撰成《清代建筑年表》、《明代建筑年表》,后因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爆发后,手稿损失不存.当年,建筑学界以研究法式、建筑史者居多,研究古建工艺技术的乏人问津.单士元查阅有关紫禁城建筑设计的史料档案,对样式雷和马氏营造世家尤为关心,并向马氏后人马辉堂请教.据马辉堂告知,古建行业中有瓦、木、扎、石、土、油漆、彩画、糊八大工种,施工中均有严格技术要求,工种间相互配合,乃至有行话、工具,师徒间传承技艺与人际关系,工钱与分配等等均有规矩.这些单士元前所未闻,促使他进一步认识到,研究建筑史不能侧重历史素材和实物调查而忽视建筑理论研究,不讲工艺之学、工具之学,就无法全面了解中国建筑的形成与发展,因此难以构成完整的中国建筑史.把古建工艺技术纳入中国建筑史单士元为第一人.新中国成立后,他受建筑工程部建筑科学研究院委托,任中国建筑历史与理论研究室研究员兼代主任,并参与中国建筑史的编写工作.晚年,当同行晚辈敬称他为“古建专家”时,单士元逊谢不敏,戏称:“我是秃子改和尚,将就地干了几十年古建筑工作.”

新中国成立以后,万象更新,百废俱兴,单士元开始了古建事业的新起点.先是他担任解放后第一任文物编辑组组长,编写出第一本《故宫导引》.1954年,经梁思成举荐,修缮故宫古建筑的任务交由单士元主持.他提出“着重保养,重点修缮,全面规划,逐步实施”的十六字原则,让工程修缮队接收了自明清以来专门烧造古建琉璃砖瓦的老窑厂,并聘用院外有娴熟传统工艺技术的匠师来院参与修缮,这些能工巧匠,时有“十老”之称.在单士元领导下,集中了当年具有传统技术工匠最多、最有实力的专业修缮队伍.至1959年9月,故宫大修在单士元主持下高质量提前完成.

1954年,单士元入党以后,报国之心日炽,工作更加勤恳.除主持故宫古建大修,故宫西北角楼等修缮之外,还主持修缮午门正楼的加固工程,在不拆卸的前提下,采用“叉手”加固法,成功解决了劈裂架梁的承重问题.1956年,赴山东曲阜,协助当地文保所清理原孔庙档案文物,并考察孔庙等古建筑,撰成《山东曲阜孔府档案整理记》.1957年,他在建研院以“北京故宫进行修护保养状况”为专题讲述故宫.1964年,在北大周一良教授邀请下,为历史系开设“六十年来新发现的史料”课程.他还全程陪同被特赦后撰写《我的前半生》的溥仪到故宫,寻找回忆线索与写作灵感.刘敦桢主持编写《中国古代建筑史》、《中国近代建筑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十周年》三书,单士元作为编委,并承担明代至战争时期涉及明清故宫、坛庙衙署等内容的写作.此外,他担任国家建委建筑史编委会委员,写有《永定门》、《正阳门》等有关北京古建筑的文章,编印建筑艺术装饰丛书《宫灯图录》.“”以后,中科院编写《中国古代建筑史》,单士元被聘为顾问之一,并亲自担任《琉璃砖瓦技术》的编写.1978年,单士元被恢复故宫博物院副院长职务.先后当选全国政协第五届、第六届委员.他的业务活动与社会活动频繁.1980年,参加北京史学会成立一周年学术年会,被聘为顾问.1982年,受聘为国家文物委员会委员.他与罗哲文、郑孝燮均为全国政协委员,老而弥坚,辛勤奉献,共同的志向与责任感,使他们不顾年高劳累,文保足迹遍山川,跋涉在祖国大地,看古建遗存文物,参与审查推荐重要文化历史名城,宣传国家颁布的文物保护法和实施状况,不遗余力,界内人士把他们三位文博专家称为“三人行”或“三驾马车”,以示对三位文博前辈的尊崇.晚年,各种荣誉和社会职务纷至沓来,虽说是实至名归,但他谦抑自重,不忘初心,恪尽职守,不蹈虚空,笃行而已.

1995年,单士元出席中国紫禁城学会成立大会,被推选为会长.10月6日,故宫博物院举办“庆贺单士元先生为故宫博物院辛勤奉献七十年”纪念会,赠送“鸿才硕彦”楠木烫金字匾一方.1997年,单士元所著《我在故宫七十年》出版,此书由至交、老友启功题写书名,首发式在故宫中举行.12月1日,由中国文物学会会长罗哲文亲题的“国宝卫士”楠木烫金匾作为祝寿礼品赠予单士元.

“”以后,因父亲年迈,我开始随侍左右,照顾生活起居,为他分劳,做文稿整理、文字记录等工作.1994年,经领导批准,我被任命为父亲的秘书.多年的耳闻目见,使我获益良多.垂暮之年,他老人家立下三条座右铭:其一安贫乐道铭:“君子安贫真富贵,达人之命是吉祥.”其二处世铭:“行止无愧天地,褒贬自有春秋.”其三是修身铭,他释称:“古人有言:‘君子安贫达人之命.’在当时正值经济开放,下海经商是热道之时,我不能矣.对经济收入,安贫不等于不喜富.但取之有道,若贪心大,再不合法攫取,则失去自己自然与原本富贵了.还有遇过誉之言如秋风过耳心无感受,不沾沾自喜不引以为荣.若遇求全之毁言,犹如帽戴我耳,不得闻.若入耳,亦不介意而当引以为戒.”对此,我们后辈以家训视之,以家风承之,赓扬不坠.今年是家父一百一十周年诞辰,故宫博物院准备为其举办纪念会,谨撰此文,作为对父亲的缅怀追念.读者或可从中受到些许教益,对老一辈学人的执念与追求有所感悟,起而效之,则吾愿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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