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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论文参考文献：
李敬泽
著名文学评论家,198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曾在《小说选刊》《人民文学》任编辑,主编.出版著述多种.现任职于中国作家协会
我在榆林一座剧场看过《米脂婆姨绥德汉》.
那个剧场是我所喜欢的,是童年时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影院风格,破旧简陋,但是有人气.观众进进出出,不衫不履,嗑瓜子,扇扇子,烟瘾犯了站起来大摇大摆走到大堂抽烟,活生生的百味杂陈的人间.
但大幕启处,是热血男儿,是柔肠百转的女子,是蓝格莹莹的天和莽莽苍苍的地,是悲欢离合,是响遏行云低若游丝的歌.
这样的戏正是人间的戏,戏里人深爱人间,于人于事于物都有情有义.他们走在这俗世里就如远远地走在黄土高坡上,心里是有劲儿的,踏实而敞亮.他们是英雄儿女是俗世男女,也能随时从戏里走出来,走进台下人群.
这是难得的境界.
这戏的作者是阿莹先生.后来我认识了他.
阿莹先生属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投身文学的那一代人.那一代人中,很多人随着时势之变放弃了文学的志向.他们没有错,对文学来说,读的人无论如何应该比写的人多.写作和创造,这注定是少数人的事.而阿莹先生属于坚持下来的少数.“坚持”一词其实也不确切,他不是坚持——顺便说一句,我也不喜欢一个在这种情况下常用的词——坚守,“坚守”就有一种自我悲剧感.但爱文学的人何须坚持或坚守,比如阿莹先生,以文学的方式与自我相处、与世界相对,这于他不是一件苦事,不过是“悠然见南山”“相看两不厌”罢了.
在这三十多年里,阿莹先生一直在写,小说、报告文学、戏剧和散文,特别是戏剧和散文,卓然有成.
同时这三十多年里,他也由一个工人一路走来,经历很多事,做了很多事,成为一个高级干部.
谈论阿莹先生的创作,其实都免不了要在做文和做事之间下笔,但这其中的关系似乎又很难说清,大抵也就是止于“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挤出时间写作”云云.
现在,我试着说一说.
三十多年来,阿莹先生的写作从未中断,但从另一方面看,他对中国文学在这三十多年间的种种潮流、风尚似乎不甚在意.即以他后来专注的散文为例,他写乡土,写亲情,写历史文化,写艺术和人生,放在同类题材的书写谱系中,都有一种大道朝天、我自独行之感.他的写作没有“为赋新词”的纠结,没有寻常文人或知识分子的强装和弄险,而是脚下一条路,坦然走过去.读他的文章,你不会惊艳和称奇,你会触动、感动,感到沉静、沉着.
“做文”,包含着一层人工胜天然的意思,要做,常常就不免强做,语不惊人死不休.这当然很好,但事情还有另一面,就是,惊人之语常常不免强行扭曲事物.这在诗歌中或许是题中应有之义,但在散文中,就有可能变成辞胜于意,变成了对世界与人生的不负责、不诚恳.
所以,我有时很怕除了写散文什么也不干的散文家,因为他只对他的文章负责,对他们来说,做文最重要,而潮流和风尚就是判卷子的老师,不得不时时窥伺、揣摩众意,文章就难免浮浪.但如果,散文家在写文章的同时还做着事,不管是大事还是小事,不管是摆个小摊还是负一方重任,他们都会知道,事自有事理,不可轻亵,写文章当然要把话说漂亮,所谓言而无文,行之不远；但把话说漂亮并非为文的目的,为文是为了体人情、明事理.他们的文字是对自己负责、对世界负责的,也许不那么眩目妖娆,但于人心、于世界都更贴切、更亲近.
“修辞立其诚”,这个“诚”字是真诚,也是诚恳.诗歌的写作与世界的关系可能首先是艺术的,而散文的写作与世界的关系肯定首先是*的,是一个人恳切地说自己的所知、所感.李白是好诗人,李白却不一定是好的散文家.当然,如果活到现在,李白也尽可在网上发帖子,天马行空,呼风唤雨.
所以,像阿莹先生这样,一边做事,一边为文,对事负责,也对文负责,也就正可以不看潮流,不观风向,只写自己眼前心底的文字.
这部书名为《大秦之道》,起自《石鼓山之谜》,结于《三秦之游》,五十二篇文章,一以贯之,是一个人的路.阿莹先生在陕西这片土地上一路行去,寻幽探胜,抚今追古.一边走着,有所见、有所感、有所思,行诸笔底,蔚为大观,一个人的路竟被他走成了“大秦之道”,大道朝天,所通者古今之变、文明之理.
新时期以来,写历史、写文化已成为散文巨流,不仅是发思古之幽情,也不仅是重启私家著史、文人论史的传统,更重要的是,对历史、对传统文化的态度和看法,在中国依然是一个尖锐迫切的现代性难题,百多年来聚讼纷纭,大概还会争论下去.时至今日,“自我吊打”仍然多见,“翻案文章”“修正史学”也比比皆是；但另一方面,随着国人自信的增强,也有越来越多的人,能如钱穆先生所言,对历史怀着同情的理解,对传统存着温情礼敬之心.《大秦之道》,便是如此.
所谓“同情”,不是以后知之明看当局者迷,而是设身处地,怀着一份体贴的善意,忧古人之所忧,乐古人之所乐,从中领会出先人在他们的条件之下的所以然.由此而生理解,理解先人的艰辛与开创,理解他们的局限与宏阔,由理解而生礼敬之心,在簸荡纷乱的世界上,认同祖国与家园.
这一部书便是温情礼敬之书.
阿莹先生是陕西生人,他写这一切时,心中先存着桑梓之念,这是吾土吾民,是生我养我之地,先人的血在我身上流着,所以,放眼望去,观一切皆有情.
文人论古,常见之病是飞扬跋扈、任性好辩,役古人如奴仆,视万物如刍狗.此病难治,因为病在无情,于古人不亲,并不认他是我的先人.而《大秦之道》为有情之文.于古人先贤有情,于山水有情,于时光有情,于一粥一饭有情,于残碑剩瓦有情……
因为有情,所以有义；因为有义,于这世间担着义务和责任,所以阿莹先生行于大秦之道,便如同老农面对田园生计,目光清明,不任情、不滥情,一切只是珍惜、端正.情中应有理在,他的文是通情达理之文.阿莹先生博闻强识,于乡邦文献多所留意,又曾管过文物、旅游,纵三千年、横八百里,披襟当风,指点今古,这书里有的不仅是知识,更有见识,知识容易见识难,因为这见识断不能靠抄书得来.
情与理,这是散文的根本命题.所谓通情达理,做到很难.古人认为,情动于中,但还要约之以礼.这个“礼”,窃以为就是“理”,就是行于世间的正当和由此而来的表达与书写的得宜.比如阿莹先生的文章,于世间深切用情,但他的看人看物、看山看水、看书看字,其蔼然、肃然,其细腻与脱略、放达与执着,都浸润着诚挚、礼敬.这是性情,也是修炼.情之深浅合度、情之远近得宜,此情与彼情的联类、掩映、平衡,等等,自有疾徐轻重的节奏和韵律,这或许就是情达于礼和礼和乐的地方.
阿莹先生爱乐,此书中暗自有乐,有大秦之道上的古风.
——终究是写了《米脂婆姨绥德汉》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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