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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心雕龙方面有关论文范文例文 与论《文心雕龙?时序》中的社会历史法类毕业论文模板范文

主题:文心雕龙论文写作 时间:2024-0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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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心雕龙》是我国首部体大思精、系统完备的文学理论著作和文章学著作,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具有空前绝后的地位.全书由总论、文体论、创作论、文学评论、总序五部分构成,创造性地将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的研究紧密地结合起来,对文章写作和文学发展等多个方面的内容进行系统而全面的阐释和评论,《时序》便是刘勰文学评论的第一篇.刘勰在本篇中主要从时代背景的角度评论历代文学的发展演变,并深入探讨文学发展与时代的联系, 提出“时运交移,质文代变”、“蔚映十代,辞采九变”、“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等观点.他认为文学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时代一同发展变化的,其中“世情”和“时序”是影响文学发展的主要因素.对此,纪昀评曰:“《时序》篇总论其世.”[1] 可以说,《时序》篇是《文心雕龙》中具有文学通史性质的一篇专论性文章.但是本篇的价值不仅在于首次勾勒出自上古至南朝齐梁时代的简明文学史,同时更为重要的是运用了从时代背景角度研究文学发展的方法,即社会历史研究法.

社会历史研究法,或者称之为社会历史批评法,是“一种按照社会、文化、历史背景去解释文学活动的文学研究方法”[2],强调从时代背景的角度对文学活动进行考量和评论.虽然中国古代没有“社会历史研究法”这个术语,但是事实上从古至今这一方法一直被广泛的运用,并且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具有深远的影响.而这一方法不仅指导着刘勰的批评活动,同时对于我们今天认识和理解文学现象和文学发展也具有一定的启迪意义.因此,本文将从研究方法的角度,以《文心雕龙? 时序》篇为基础,力图对社会历史研究法的基本内涵进行较为详细的梳理.

一、社会政治方面

文学的发展变化有其自身的规律,但是归根结底,文学是社会生活的产物,文学发展的根本原因存在于现实生活之中,社会的发展变化是推动文学发展的根本动力.[3] 而这种发展变化首先受到时代政治气候的影响,同时也必将反映到文学活动中.关于文学艺术与社会政治的关系,《礼记?乐记》中早有论述:“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4]102 汉代《毛诗序》对这一观点作了进一步地补充:“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4]106可见,无论是盛世还是乱世,社会政治情况都会影响文学艺术的发展,而时代的政治面貌也会反映在文学活动中.

刘勰在借鉴吸收前贤思想的基础上,于《文心雕龙? 时序》开篇便从社会政治角度探讨文学与时代的关系.上古尧舜禹、商汤时期,政治清明、教化普及、百姓安闲,因而产生《击壤歌》、《卿云歌》、“猗欤”歌等“心乐而声泰”的颂歌;周太王、文王时代,道德高尚、功德盛大,民风淳朴,因此这一时期的诗歌“勤而不怨”、“乐而不淫”;到了西周末年,幽厉二王昏庸奢淫,政治混乱,至周平王东迁,周王室亦已衰弱,而政治的动荡不安也使得这一时期的诗歌普遍充满愤怒和哀怨之感.对此,刘勰得出“故知歌谣文理,与世推移,风动于上,而波震于下着也”[5]396 的结论.对于社会政治的导向作用,刘勰一方面认为一个时代的政治教化对文学的情理和文采会产生直接的影响,另一方面政治的兴衰也会导致文人命运的转变,进而影响文学的发展.汉末魏初,社会动荡不安,战乱频发,经济凋敝,百姓居无定所,身处乱世的文人也深受这一社会现实的影响,并反映到文学创作中.因此“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5]404 朝不保夕的乱世,世态炎凉的社会,以及人生无常的现实使这一时期的文人普遍产生慷慨悲凉的情怀,体现在文学创作中则形成“梗概而多气”的建安文学.到了西晋时期,虽然文人辈出,出现“结藻清英,流韵绮靡”的文学风貌,但是刘勰认为“前史以为运涉季世,人未尽才,诚哉斯谈,可为叹息” [5]406,为文人身处乱世而无法将自身的才华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而感到叹息.可见,社会政治背景是评论作家、作品以及文学发展状况必不可少的环节,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对文学活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二、君主态度方面

对于皇权至上的中国古代来说,统治者的态度对于文学发展的影响是最为直接的,甚至决定着文人与文学的命运.刘勰在对历代文学进行评论的过程中,也十分重视统治者对待文学的态度.在《时序》篇中,刘勰以时间为序,依次叙述了从上古尧舜禹时期一直到当代南朝宋齐时期53 位帝王统治下的文学发展状况,并从统治者对待文学态度的角度分析文学与时代之间的关系.

在评论战国时期的文学时,刘勰将任用武力征伐的韩魏、专攻权术争夺的燕赵、严加禁止文学的秦国与富有文化学术氛围的齐楚进行对比,认为正是因为齐国“开庄衢之第”、楚国“广兰台之宫”,善待文人学士,营造出浓郁的学术风气,才吸引来大批诸如孟子、荀子等著名的学者,才产生像邹衍、邹奭、屈原、宋玉等光彩照人的文人.西汉初年,统治者忽视文学,文人抑郁不得志;直到汉武帝开始推崇儒学,优待文士,文学才走向繁荣,出现“礼乐争辉,辞藻竞鹜”的新阶段.这一时期文人涌现,成就斐然,汉大赋便在此时应运而生.对此,刘勰评论道:“于是史迁寿王之徒,严终枚皋之属应对固无方,篇章亦不匮,遗风馀采,莫与比盛.”[5]399 对于西汉时期辞赋的发展,刘勰指出“爰自汉室,迄至成哀,虽世渐百龄,辞人九变,而大抵所归,祖述《楚辞》,灵均馀影,于是乎在”[5]400,将汉赋的发展归结于对屈原《楚辞》的继承.从文学发展的内部来看,这是文学在自身发展过程中对前代继承的结果;而从外部来看,则离不开统治者的大力倡导.西汉开国君主刘邦世代为楚人,《汉书? 礼乐志》记载刘邦不忘本爱好楚声,鲁迅在《汉代文学史纲要》中曾专篇论述“汉宫之楚声”,因此屈原与《楚辞》在西汉得以传诵不息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君主的倡导.建安时期,居于统治地位的曹氏三父子皆才华横溢,他们不仅大力提倡文学、殷勤地接待文士,并且身体力行地参与到文学创作中,使得文采斐然的建安七子纷纷从四面八方聚集到他们周围,形成“俊才云蒸”的局面.当然,建安文学是当时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但是它的产生和发展与作为统治阶级的曹氏三父子对文学的大力倡导也密不可分.西晋时期,国运多舛,统治者无暇顾及文学.这一时期虽然出现了诸如三张(载、协、亢)、二陆(机、云)、两潘(岳、尼)、一左(思)等才华横溢的大批文人,但是由于得不到统治者的重视和庇佑,再加上身处乱世,他们大多命丧政治斗争的漩涡,无法充分施展自身的文学才华.而对于西晋文士这一不幸遭遇,刘勰也只有无奈叹息.东晋时期,文学大兴,晋明帝司马绍尤为热衷文学,积极推动文学的发展,刘勰认为其对于当时文学发展所作出的贡献可以与西汉武帝相媲美.南朝宋齐两代,文学发展持续高涨,统治者富有才华、爱好文学,国运昌盛,文教普及,文士家族兴起,文采杰出的文人不胜枚举,对此刘勰更是不吝赞美,认为“经典礼章,跨周轹汉,唐虞之文,其鼎盛乎……飏言赞时,请寄明哲.”[5]410然而,统治者对文学的提倡并不总是对文学的发展起到促进作用,同时也具有消极的一面.东汉灵帝时期,不仅灵帝本人爱好文学,擅于辞赋,并且大开鸿都门广纳文士.对于这一举措,刘勰认为这也使浅薄不学之人混入其中,“其馀风遗文,盖蔑如也”[5]402,因此持否定的态度.但是,刘勰对于鸿都门的抨击并不是出于对时代背景的考量,更多的则是基于其“宗经”的文学观念,因此有失公正.可以说,文学的发展与统治者的态度紧密相关,而从整体上看,统治者的提倡对文学发展主要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三、学术思潮方面

学术思潮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是时代风气在思想意识上的集中体现,并随着朝代的更替、时代的转换而不断发展演变,深刻地影响着当时的文学观念.而这种影响首先通过改变文人的思维方式、处世态度、审美情趣等方面,进而影响文学创作的思想内容和风格特点,使文学作品呈现出新的面貌.在《时序》篇中,刘勰除了从社会政治、君主态度方面探讨文学发展与时代之间的关系,不同时代所盛行的学术思潮也是他关注的重要方面.

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兴起,纵横游说盛行,在思想领域出现百家争鸣的盛况,而在文学创作中则出现“屈平连藻于日月,宋玉交彩于风云”的新面貌.对此,刘勰评论道:“观其艳说,则笼罩雅颂,故知暐烨之奇意,出乎纵横之诡俗也.”[5]398 他认为,屈宋作品中瑰丽奇诡的风格特征主要源于战国时期纵横诡异的学术风气.而对于这一时期的文学新变,刘勰在《辨骚》篇中也有过专门的论述.他指出,屈宋作品中的“典诰之体”、“规讽之旨”、“比兴之义”、“忠怨之辞”与经书相合,而其“诡异之辞”、“谲怪之谈”、“狷狭之志”、“荒淫之意”的风格特征则异于经书,并由此总结道:“固知《楚辞》者,体宪于三代,而风杂于战国,乃《雅》《颂》之博徒,而词赋之英杰也.”[5]45 可见,《楚辞》在继承经典的同时,正是由于深受当时盛行的纵横之风的影响,故而呈现出“惊釆艳艳”的独特艺术风貌.自西汉武帝独尊儒术开始,儒家学说逐渐成为统治两汉社会的主流思潮.至于东汉,儒学备受推崇,儒家思想更是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并深刻地影响着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对此,刘勰认为:“然中兴之后,群才稍改前辙,华实所附,斟酌经辞,盖历政讲聚,故渐靡儒风者也.”[5]402 可以说,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无论是内容,还是文采,都具有鲜明的儒学风气.对于东汉文学的这一特征,刘勰在《事类》篇中尤为称赞,他认为:“至于崔班张蔡,遂捃摭经史,华实布濩,因书立功,皆后人之范式也.”[5]340 以经书为创作典范,采摘儒家经典中的话语,确实使当时的文学创作呈现出文情并茂、清丽雅致的崭新面貌,这一点是值得肯定的.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儒学风气的盛行也使得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陷入因袭模拟的窠臼之中,严重缺乏创新.而刘勰本人由于“宗经”观念的局限,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不够客观、全面.时至正始,谈玄之风兴起,到东晋时期尤为盛行,并逐渐风靡整个文坛,“自中朝贵玄,江左称盛,因谈馀气,流成文体.”[5]408 刘勰认为,东晋文学所形成的这种新的文风,正是受清谈风气影响的结果.可以说,在这一历史时期,几乎所有的文人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这一思潮的影响.他们普遍从玄学出发感悟人生,作品的内容多为对老庄思想的阐释,充满着浓郁的玄学色彩,并创造出专门用于谈玄畅理的玄言诗.对此,刘勰评论道:“是以世极迍邅,而辞意夷泰;诗必柱下之旨归,赋乃漆园之义疏.”[5]408 他认为,谈玄论道的风气在带来新的文风的同时,又使得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出现脱离现实、不务实际、抽象枯燥等弊病,并在《明诗》篇中指责道:“江左篇制,溺乎玄风.嗤笑徇务之志,崇盛忘机之谈.”[5]61可谓正中东晋文学之要害.

综上可见,刘勰在《文心雕龙? 时序》篇中,主要从社会政治、君主态度、学术思潮三个方面,结合大量史实,系统地梳理了历代文学发展演变的情况,揭示出文学发展与时代之间的密切联系,并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了社会历史研究法的基本内涵.这一研究方法在《文心雕龙》其它篇章中也有所体现,是指导刘勰批评活动的重要研究方法之一.自刘勰之后,历代的文论家也多从社会历史的角度来考察文学活动,如白居易、袁宏道、叶燮等,而这一研究方法对于我们今天文学批评活动的开展同样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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