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诚日记：之下的坐二望一,本文是日记论文如何怎么撰写和陈诚和陈诚日记和蒋介石方面在职研究生论文范文.
日记论文参考文献：
陈诚,字辞修,浙田人,保定军校第八期炮兵科毕业,从黄埔军校特别官佐到国民党政权败退台湾后的“行政院长”“副总统”和“副总裁”,他的一生跌宕起伏,与中国国民党和国民革命军的历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陈诚有写日记的习惯,日记时间起自1931年2月,止于1964年1月生病搁笔,前后持续34年.可惜因为种种原因,比如1936年日记毁于“西安事变”,造成年份残缺不全,目前保存下来的仅有二十余年.虽然缺佚很多,但日记内容相当丰富,包括日常记事及个人思考、反省、自勉、与友人对话、备忘事项等等.2015年7月,台北“国史馆”“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为了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陈诚去世50周年,合作出版了《陈诚先生日记》.
“现在政治腐败,蒋先生实应负责”
1931年12月22日,陈诚在江西驻地像往常一样给未婚妻谭祥写信,所不同的是,这一次他刚刚提笔,眼角早已湿润：“今天是我俩订婚的七周月纪念,国仇友恨,岂堪回首.择生兄（邓演达）为革命而死,为中华民族而死,为世界弱者而死,死得其所矣！又复何憾？惟壮志未酬身先死,不能不为革命前途、中华民族前途、世界弱者前途痛哭耳.”
时间总是过得很快,遥想4年前,下野,陈诚的师长职务亦被何应钦等人解除,后来多亏好友严重出手相助,总算得以担任军政厅副厅长、厅长.再起,陈诚写了一封长信,大胆建议总司令忍小忿以成大谋,“务望以总理（孙中山）之度量为度量,容纳众流,包含一切,庶几革命早成,民生有托”.陈诚的耿直显然给留下了深刻印象.
1928年1月9日,日记第一次出现陈诚,“惟陈辞修为有志之官长”.其后中原大战,更是赞不绝口“各将领皆有忧色,惟陈诚之精神尚佳也”“辞修实一将才也,甚有希望”.凭借屡次荡平地方军阀的显赫战功,陈诚升任第18军军长,时年不过32岁.
1931年元月,宋美龄得知陈诚与原配不睦,早已没有婚姻之实,好心介绍干女儿谭祥与陈诚认识.谭祥是已故国民政府主席谭延■的三女儿,举止落落大方,二人很快坠入爱河,并于5月22日在蒋、宋夫妇见证下完成订婚.然而陈诚无法长久陪伴未婚妻,江西“剿共”战事如火如荼,“军将领加入前线,可鼓励士气,且促友军将领之决心”.随着步步深入江西苏区,陈诚通过比较分析国共两党政策、作战部署及军队素质的优劣,十分不满统治阶级的黑暗现实.认为只要占领苏区重镇宁都,政治一定可以恢复生机.陈诚不以为然：“我以为政治之生机,绝非专恃军事之胜利,应视政治之设施,是否为大多数人民谋利益为要也.”
说起招募夫役黑幕,陈诚更是深恶痛绝：“军队委托地方政府,地方政府转托当地豪绅,层层相委,弊端百出.每雇一■,地方照例应筹垫安家费二十元,官厅借此搜刮地方,豪绅借此从中渔利.”令人大跌眼镜的是,陈诚甚至还在日记中毫不避讳地批评：“现在政治腐败,蒋先生实应负责.”
邓演达是陈诚素来敬重的,亦师亦友的国民党左派领导人,1930年从苏联回到上海组建“第三党”反蒋,期间与陈诚有过一定联系.1931年8月,邓演达因叛徒告密被捕,陈诚恳请“为国惜才,从宽处理”,但他深知凶多吉少,“因总座与择生虽以政见之不同,而各走极端,而私感亦太恶劣也”.日记同时也显现出陈诚左右为难的复杂情感,“择生,吾友也；总司令,吾之上官.一情不可绝,一义不能忘”.得知邓演达被判死刑,陈诚几乎跪求：“而今公不能报国,私未能拯友,泪眼山河,茕茕在疚.请饬朱主任（培德）速莅江右主持.职决即日离职赴京待罪.”9月22日,陈诚确认邓演达已经惨遭决,想到东三省不能抗日,挚友又为革命丢掉性命,悲愤手书“国仇友恨”.
不过,眼看与谭祥佳期渐近,陈诚发泄完心中不满,自动调整心绪,“论私谊择生不过系我友,而蒋先生实无异父兄”.毕竟,现实利益更能左右政治人物的最终站队.
“天下不是父子二人的”
1960年代的台湾身处美苏冷战、国共对峙的夹缝中,不论内外部都面临各种冲击.根据大陆时期制定的“宪法”,“总统”任期为6年,得连选连任一次,到1960年任期届满.随着改选日子临近,开始出现两种截然不同的声音,有人“敦请”第三次参选“总统”；有人不仅反对三连任,甚至希望国民党能够分化出一个反对党.后者的代表人物是以“研究院”院长胡适为核心的“自由派”知识分子.
1958年5月26日,陈诚约胡适、陈雪屏、蒋经国便餐,谈到“总统继承问题”,胡适心直口快：“美国人总是说蒋总统扶植儿子,既扶植儿子,何以要儿子做特务头子和政治部主任？我看蒋总统是培植陈副总统.”场面顿时变得尴尬起来,蒋经国不发一言,陈诚连忙打起圆场,“这几年大家工作都辛苦”.平心而论,确实力挺陈诚不遗余力,从“行政院长”“光复大陆设计委员会主任”到“副总统”“副总裁”,陈诚已然成为台湾岛内“蒋氏之下第一人”.在接班人问题上,也曾“假定两年之内反攻尚未开始,则届期国民代表大会人数不足无法召开时,只有移缴总统职权于副总统继任”.
陈诚的心情很复杂,要说没有半点“坐二望一”之心,恐怕谁也不会相信.12月24日,“光复大陆设计委员会”举行午餐会,陈诚回忆该会成立之初,秘书请示他有什么指示,“我说我不与本会一千八百余人比聪明”.没想到胡适立马接口：“有聪明而不与别人比聪明,这是做领袖的智慧,我觉得陈主任委员说这句话有做总统的资格.”大庭广众,陈诚竟不反驳,当天的日记反而显得踌躇满志：“胡适认为这是最聪明的指示.”其实陈诚也摸不透到底想不想连任,蒋一会儿考虑卸任之后以党魁身份指导军政,一会儿考虑以在野“革命领袖”来领导“反共”.
1959年1月,陈诚为避寿,邀约胡适、梅贻琦、蒋梦麟、王世杰同到台湾中南部参观访问.参访闲暇之时,众人讨论政治.不料外界不明真相,引发诸多猜测,比喻胡适等四人为“商山四皓”（西汉初年著名隐士）,拉帮结派,旨在怂恿陈诚抢班夺权.原本与胡适提倡的“自由主义”格格不入,此后迁怒、猜忌之心日重,“辞修不识大体,好弄手段,又为政客策士们所包围利用,而彼自以为是政治家风度,且以反对本党侮辱首领的无耻之徒反动敌人胡适密商政策,自愿受其控制之言行放肆无所顾忌,不胜忧闷无法自遣”.
1960年3月,“国民大会”通过相关修订案,规定“总统”可连选连任,不受“宪法”约束.后来找到陈诚,表示“商山四皓”之事让他觉得此种复杂的局面陈诚无法处理,只有他能应付,所以他才决定要连任,不过以后仍会以“国家重任见托”.陈诚心生惶恐,“余告以对于政治原无兴趣奉命,由从军改为从政,徒增总统负累及忧虑,内心歉疚,实无以自解,常感如能死在总统以前是幸福”.在这之前,陈诚已经意识到对自己的“猜疑”,多次传话胡适,“你上次说的‘够做总统资格’这句话,给我闯了祸,希望你下次不再闯祸”“总统连任之必要,不要害我”.如今旧事重提,比小11岁的陈诚只得近乎诅咒一般表明心迹,日记又云：“此次谈话深感总统对于余之期望似甚切,但对余之疑虑实太深.”
1965年3月5日,陈诚因患肝癌医治无效去世,未能进入古稀,但也不算早逝.弥留之际,陈诚口述遗言：“希望同志们一心一德,在总裁领导之下,完成国民革命大业.不要消极,地不分东西南北,人不分男女老幼,全国军民共此患难.党存俱存,务求内部团结,前途大有可为.”据说,还有一句临终遗言没有正式录入——“天下不是父子二人的”.
（摘自《国家人文历史》冯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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