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库学术影响力评价,本文是影响力方面本科论文范文与智库和影响力和学术方面本科毕业论文范文.
影响力论文参考文献：
0 引言
专业化建设、学术理论创新是智库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源泉.国内外针对智库综合影响力(如对决策者的影响、对学术界的影响和对公众的影响)的评价研究较多,但针对智库学术能力、学术影响力的研究较少.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针对全球智库、上海社会科学院和四川社会科学院针对中国智库的综合影响力进行测度评价时,都涉及了智库学术能力测评.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通过资源指标(专家人数、资金情况、与决策者关系、与媒体关系等)、使用率指标(成果被批示或被引用情况、媒体情况等)、产出指标和影响指标对智库综合影响力进行评估,涉及学术能力的评估主要采用主观问卷调查方式,从图书、期刊论文、政策简报等方面评价智库学术影响力[1].上海社会科学院对中国智库评价的主要测评指标有成长与营销能力、决策影响力、学术影响力、公众影响力,在对学术影响力评估时同样采用问卷调查方式,从核心期刊发文量、转载论文量,参加学术会议数量及层次,公开出版学术专著、会议论文集、研究报告的数量来测度[2].中国社会科学院全球智库评价中心在对全球智库评价时,对学术影响力的测评方式主要从智库连续出版物、论文、研究报告、著作、会议数量和论文引用量进行测度.前两者是主观测量法,难免会因不同地区、不同专家而产生评价结果差异；后者虽然以客观量化方式测度智库学术影响力,但只是从数量上测量,忽视了对研究成果质量的评估.另外,有学者通过统计CNKI中智库论文的总被引用数量来衡量智库的学术影响力；也有学者研究智库学术影响力、政策影响力和社会影响力,提出提升智库影响力的策略.这些针对智库学术影响力的研究为本研究讨论智库学术影响力提供了研究思路.本研究从信息计量学视角研究智库机构学术性能力的测度与评价方法,以客观量化的方法统筹考虑智库学术影响力“质”和“量”的评测,统计分析出智库学术建设能力现状,发现智库机构学术影响力相关规律,为智库建设提供参考.
1 智库学术能力建设的测度与评价
智库学术影响力反映智库的学术建设能力,智库学术影响力的度量可以采用学术引用指标.学术期刊评价学者学术质量时引入h指数、g指数,本研究借鉴学术期刊评价指数概念,用智库h指数、g指数来测度智库的学术影响力.
1.1 智库学术影响力测度方法
1.1.1 智库h指数
2005年乔治·赫希(J.E.Hirsh)提出采用h指数来计量学者的学术影响力：若学者发表m篇论文,其中有h篇论文的被引次数大于等于h,其他(m-h)篇论文的被引频次小于h,那么这个h数值就可以代表该学者的学术水平,该数值就是h指数[3].Ronald Rousseau指出：“如果将学者A发表的论文按照被引频次从高到低依次排序,被引频次最多的文章序号为1,具有相同引用频次的论文依次按发表时间的倒序排列且文章具有不同的序号,当排序后的文章序号等于该文章的被引频次时,则这个序号值就是该学者h指数的数值.”[4] h指数获取简单,易于理解,将学者发表论文的数量与质量有机地结合起来,是对学者科研质量的有效评估[5].对学者产出论文而言,若仅有论文数量增长,h指数不会发生变化；同样,若仅有个别论文引文数量增加,该指数也不会改变.因此,它是对学者持久绩效的测评,即只有处于h核内的论文(学者A被引量排序在前h的论文)被引量的增加不会增大h指数,只有h核外的论文的被引量增加才会增加h指数[6].
h指数不仅可以用于评价学者的成就,还可以评价机构、科研项目组、学科、学术期刊、地区甚至国家[7]的学术影响力.Braun等通过统计2001年63种期刊的发文和被引来计算其h指数,然后将该数值与这些期刊2001年的影响因子进行比较,认为h指数可以用于学术期刊评价[8].Banks将h指数拓展到度量科学主题,研究不同主题的学术评价问题,他以12种化合物和固体物理学领域的29个研究主题为对象,通过分析,改进h指数,提出hb指数,并论证了其应用的有效性[9] .Van Raan用h指数对荷兰大学全部化学和化学工程研究机构进行评测,发现对那些规模比较大的研究小组尤其适用[10].万锦堑等认为,h指数可以用于高校学术能力和影响力评价,并将高校h指数定义为：“该院校在一段时间内发表的论文在一定时期内有H篇的被引频次均大于等于h次,其余论文的被引频次均小于h次,这个数值就是该高校的h数值.”[11]
1.1.2 智库g指数
h指数也存在缺陷.比如,h指数并不随个别论文引文数的增加而变化,这对评价有科研成果积累的个人和机构较为适用,但用于评价从事科研不久、没有学术成果积累的青年学者并不合适.再如,h指数对h核内的高被引论文不敏感,造成对某些高质量论文评价的不公平.为解决h指数缺陷,学者们进行类h指数和h指数衍生指数研究.2006年Egghe提出g指数概念,将g指数定义为：将论文按照被引频次降序排列后,当论文中有g篇论文的总共被引频次大于等于g2,且其后(g+1)篇论文获得的引文频次总数小于(g+1)2,那么该作者的评价指数为g[12].g≥h,在被引频次排序中,排名靠前的文章引用量越高,g指数越大,随着h核内文章引用量增加而变大.g指数解决了h指数对被引频次高的论文不敏感缺陷；对文献产出少、但被引频次很高的学者和机构,g指数比h指数有较好区分度,g指数较h指数公正,因为g值越大,表明学术影响力越大.在评价中,通常把g指数作为h指数的补充或提高指标.
本研究借鉴h指数、g指数思想,定义智库h指数为：该智库机构在一段时间内发表的学术成果,若有h篇论文的被引频次均大于或等于h,其余论文的被引频次均小于h次,那么这个h数值就是该智库的h指数值；定义智库g指数为：该智库机构发表的学术成果按照被引频次降序排列,当有g篇论文的总被引频次大于等于g2,且其后(g+1)篇论文总共获得的引文频次小于(g+1)2,那么g就是该智库机构的g指数.
1.2 数据获取
本研究智库样本来自：(1)入选2015年宾夕法尼亚大学全球智库排行榜的中国智库；(2)2015年零点咨询集团发布的中国智库综合影响力名单；(3)25个首批国家重点建设智库；(4)在中国网智库中,选取前31个智库、5个有代表性的地方社会科学院智库、前16个民间智库,以及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南京大学、同济大学、中山大学的68个智库.去掉不符合本研究要求的智库,得到160个智库样本.
本研究使用Google Scholar作为指标数据收集工具,并以Publish or Perish作为引文分析软件.检索时间为2016年9月.在计算智库h指数时,以2010- 2015年作为时间跨度,按照机构名称来检索智库机构的学术评价指数.例如,在搜索框输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搜索结果显示所有Google Scholar中的学术成果、每一个学术成果的被引频次,以及作者、标题、年份和其他信息,同时通过软件获取机构的h指数、g指数、学术差、学术势等数据.h指数和g指数的具体情况见表2.
1.3 智库学术影响力评价分析
h指数为0的智库大都是高校智库,究其原因,这些智库的学术成果发表署名机构往往是所在高校或高校院系,因此其h指数需要今后单独研究.本研究对余下的123个智库的学术影响力进行分析,样本描述性统计量见表3,学术差用g-h代表,学术势用g/h代表.
1.3.1 智库h指数评价分析
由表3和图1可以看出,各智库机构h指数分布于0~47,均值为5.56,标准差为6.507；h指数小于等于6的智库占样本总量的65%,h值为1~4的智库有40多家,表明h指数在区分小于均值数据上表现力不足.具体数据也表明h指数的唯一性不够,一个h指数对应多个智库机构,该情况在h指数小于均值的部分尤其突出.比如,有10家智库的h指数均为5.因此,h指数虽然可以代表智库机构的整体学术能力,但区分度不够,只能大体分出智库学术影响力等级,不能区别出具有高被引文献机构的实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h指数最大,数值为47.中国社会科学院拥有哲学部、社会政法学部、历史学部、经济学部、国际研究学部、马克思主义研究学部等六大学部近40个研究院所、180余个非实体研究中心,主管全国性学术社团105个,代管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13],因此实力强,h指数大.
有些智库机构的研究成果包含几篇影响力较大的高被引文章,由于其他文章的被引频次较少而没有引起h指数的变化.比如,国家行政学院《新型城镇化的战略意义和改革难题》一文,被引频次达218次,而该机构处于h核之内的多数文章被引频次为20~80,最大为88次.虽然该机构有高被引文章,但由于其他文章被引频次较低,h指数仍然不高.因此,h指数是智库机构学术影响力评价的重要指标,但不能作为唯一指标,还需其他指标来协助评价和区分层级.
1.3.2 智库g指数评价分析
对低被引文章不敏感是h指数的优点,在h指数收集过程中可以发现高被引文章,从而确定高质量文章.但是,对h核内的高被引文章也不敏感,导致对存在高被引文章的智库机构的学术影响力也不敏感,这是h指数在评价智库学术影响力时的缺陷.为此,本研究同时采用g指数评价,其数据获取方法与h指数收集相同,使用Publish or Perish工具计算样本数据的g指数,见表2.
中国社会科学院g指数最大,数值为71.结合表3和图2可以看出,g指数的最大值为71,全距为71,均值为9.11,标准差为10.832,区分度较高.因此,在对智库机库进行学术影响力评价时,可以先用h指数进行排序,得出大体的等级区分,然后再对相同等级的智库用g指数进行排序.比如,h指数均为6的4个智库——教育部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综合开发研究院、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当代世界研究中心的g指数分别为13、10、8、7,采用g指数对相同h指数的智库进行排序有较好的区分,g指数可以作为h指数的补充.
1.3.3 智库机构学术差与学术势分析
g指数是第一个具有独立性的类h指数,学者们研究了将h指数和g指数组合成新评价指标的效果.Egghe最早提出组合h指数和g指数的可能[14].叶鹰指出这种组合可构成新的应用指标,并定义(g-h)为学术差,(g/h)为学术势[15].学术差和学术势均由h指数和g指数通过计算得到,但表达的实际意义各有不同.
h指数和g指数的主要差异在于对高被引论文的被引数量变化的处理方式.h指数对被引数量的计量方法只计算未进入h核内的论文,没有考虑h核外论文(被引频次小于或等于h值)的情况,对未进入h核的论文的微量变化也不敏感.h指数对进入h核内的论文的被引频次的增加也不敏感,无论h核内的论文频次怎样增加,都不会改变h值.g指数考虑了g核内论文的被引频次,若核内论文被引频次增加,g核内的总被引频次增大,g2数值就越大,g核的范围就扩大,g指数就增长.可见h指数和g指数在评价学术能力形成过程的主要差异在于：h指数不计h核内论文的被引频次增加数量,而g指数则在计算时将被引频次大小及增量计算在内,即在论文集合中高被引论文的被引频次差异导致h指数和g指数差异[16].
学术差和学术势是将两指数结合,在计算方法上体现两者的差异,也代表不同的含义.学术差表征了所有高质量论文中更高质量论文的被引频次分布差异.学术差和学术势越大表明被引文章集合中高被引文章的被引次数集中度越高,说明测评对象中包含一些较突出的高水平文章.本研究将学术差和学术势引入对智库的学术影响力评价,以期发现有突出贡献能力的智库.
根据学术差与学术势的定义,将h指数和g指数作为计算先决条件,计算得出两个学术评价指标具体数值,见表3.由于部分机构的h指数为0,其学术差和学术势无法计算,因此仅得到93个有效样本.使用学术差和学术势的意义在于：当h指数相同,学术差和学术势数值较大,少数说明这个机构的论文中,往往存在被引频次较高的论文,这进一步说明被评价智库机构中少数优秀论文水平较高、影响力较大.比如,h指数均为13的3个智库机构为中国行政管理学会、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其学术差分别为17、19、28.相比之下,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学术差较大,该机构处于h核内的文章的平均数为53.66,但有3篇高被引文章的平均被引频次达到143,是平均被引频次的2.7倍,这3篇高被引论文分别是樊纲等的《最终消费与碳减排责任的经济学分析》、林毅夫的《“潮涌现象”与产能过剩的形成机制》、陈斌开等的《发展战略、城市化与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分别被引207次、145次、78次.中国行政管理学会h核内的平均h指数为17.9,前4篇高被引文章的平均h指数为21.75,与h核内平均h指数差别不大.因此,当学术h指数相近时,学术差和学术势也可用于辅助评价样本智库的学术影响力.
利用SPSS20.0统计分析软件对智库学术影响力的4个指标进行相关性分析,设置相关类型为Spearman,分析结果见表4.智库机构h指数与g指数Spearman(斯皮尔曼)相关系数为0.974,表明在置信度为0.01的水平上,相关性统计显著,说明这两个评价指标对智库机构影响力的评价结果是一致的.同样,智库学术差与h指数和g指数在0.01水平上相关系数分别为0.856和0.946,相关性显著.学术势与学术h指数、学术g指数和学术差无统计上的相关关系,因此相对独立,可以配合其它指标使用.
以上分析表明,将h指数和g指数结合评价智库的学术影响力效果较好,能实现质和量的统一.h指数可大体区分出智库机构学术影响力等级水平,针对h指数对高被引论文不敏感的缺点,可用g指数辅助测评.学术差和学术势是表征智库学术影力中较高水平论文分布情况的指标,可判断智库的高水平论文的层次.智库学术影响力需要结合4种评价指标的不同特点来共同评价,其关系不是相互代替,而是相互补充.
2 智库学术影响力评价结果
利用h指数和g指数,结合学术差与学术势,对样本智库学术影响力进行排名,结果见表5和表6.表5和表6表明,学术影响力高的智库,综合影响力也较高.为更清晰地看出智库学术影响力与其综合实力的关系,将以上智库学术影响力排名与201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全球智库排名中的中国智库名次进行相关性分析.为比较各机构并进行排名相关性分析,本研究从全球智库排名的9家中国智库中,选出与智库学术影响力相同的8家,然后按照原有排名进行排列,对比本文这8家智库的排名结果并进行相关性分析,结果见表7.表7表明,智库学术影响力排名与社科院排名的斯皮尔曼相关系数为0.881,表明两者相关性较为显著.因此,智库学术影响力排名与全球智库综合排名结果有相关性,进而说明智库学术影响力是智库综合影响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3 思考
学术影响力是智库综合影响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智库综合影响力的体现.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不仅要处理好当前问题和长远问题,也要致力于解决学术基础和应用的机理,这也是说智库要有真学理的思想[18].比如,关于“和谐社会”的理论宣传,通常只宣传“和谐社会”的内涵、意义,几乎看不到国际上有关和谐社会的研究内容,导致难以就该主题进行国际对话.事实上,涂尔干、斯宾塞、孔德等思想家早就提出“社会有机团结”(Social Organic Solidarity) 理论.英语里虽然没有与“和谐社会”完全对应的词汇,但“社会有机团结”表达的就是和谐社会的含义.研究表明,我国在研究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时没有调动这些理论资源.由此表明,基础研究是学术能力的表现,是智库建设的根本.智库建设、智库产品不能脱离基本的学术研究.正如于信汇所言：“学术研究是根基,决策咨询是绿叶,根深才能叶茂,智库要提供思想和智慧,需要有潜心的学术研究,才会有创新的思想和解决问题的智慧；解决当前的政策决策不能仅仅从当前社会问题出发,还要结合历史经验,历史规律来决策,通过学者的研究,历史可以昭示现实,从而避免决策者犯历史虚无主义的错误.”[19]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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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媛媛,博士,新疆师范大学计算机科学学院副研究馆员.
收稿日期 2016-12-30
（责任编辑：刘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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