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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教育类本科毕业论文范文 跟仆从领导在美国大学教育中的运用有关参考文献格式范文

主题:大学教育论文写作 时间:2024-0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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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仆从领导具有倾听、移情、愈合、觉醒、劝导、构想、远见、管家、致力于员工的成长及建立社群等特征.仆从领导在西方管理理论中具有深厚的哲学基础,可以追溯到韦伯的感召型领导和麦格雷戈的“Y理论”.仆从领导哲学与中国道家和儒家的领导思想具有高度的一致性,道家的“无欲”、“无私”、“无我”乃至“无身”、“无为”,儒家的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入世”之道与“济世”情怀、“任重而道远”的责任感、建立尧舜之世的使命感和“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理想主义都与仆从领导哲学具有天然的契合性.仆从领导在美国20多所大学及教学机构中的广泛运用:典型案例有哥伦比亚州立大学仆从领导项目和贡萨加大学的“服务学习”项目.上海财经大学国际工商管理学院结合“优秀本科生导师制”的教学改革,开展了以仆从领导为核心内容的“学习研讨实践”活动,增强了学生的学术科研、社会实践能力及服务社会的责任感.

关键词:仆从领导;大学教育;大学生责任感;教育危机

中图分类号:G64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8742(2018)01009412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仆从领导驱动下的服务型政府的顶层设计研究(13BGL072)”;上海财经大学教学改革课题“优秀本科生领导力‘读书实践’教学改革实践”;上海高校课程思政教育教学改革试点项目“‘管理*与企业文化’思政改革”

作者简介:万君宝(1964),男,湖北荆门人,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高等教育管理与企业文化.

一、仆从领导与教育危机

仆从领导(servant leadership)这一概念,由美国管理学家罗伯特 K.格林里夫(Robert K. Greenleaf)1968年在一次演讲报告中首次提出,而作为一种理论的系统化则源于1970年代他所进行的一系列研究.1970年代,他在阅读了德国著名小说家黑塞的《东方之旅》后,触发了“仆从领导”这一灵感的产生.他认为:“一位伟大的领导首先是被看作是一位仆从——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正是他的伟大所在.”他进一步阐述道:“我们假定,领导身份是一种赐予之物——它可以收回.但领导的仆从身份却是本质所在——它不可赐予,不可假定,不可收回.领导首先是一位仆从”.他在最早系统论述仆从领导理论的《作为领导的仆从》(Servant as Leader)一文中说:“仆从与领导,在所有的层级与职业中都可以合而为一吗?如的确如此,那种人在当今的真实世界活生生地存在并且富有效率吗?我对当代的看法使我对两个问题的回答都是‘是!’”.他分析说:“人们可以深思黑塞在这个故事中所要表达的是什么……这个故事清楚地表明:伟大的领导首先被看作是仆从.”

仆从领导理论的产生,部分源于格林里夫对20世纪6070年代美国大学的“校园骚乱”(campus turmoil)的反思.1944年美国国会通过的《退伍军人调整法案》(The G I Bill, 1944 Veterans Readjustment Act),使得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有超过220多万复员军人进入了2 000多所大学,大学教育由精英教育进入了平民教育时代.而旷日持久、不得人心的越南战争,使反战思想随着越南战场的退伍军人顺利地进入了校园.美国大学校园在6070年代爆发了猛烈的“骚乱”和“暴力行动”,美国的高等教育陷入了财政危机、学术道德危机、大学生信任危机等多重危机的包围之中.这些骚乱的外部诱因是黑人民权运动、青年反主流文化运动和反战运动,而根本原因则是大学之类的大型机构的冷漠、低效、官僚主义,学生的要求得不到及时的服务,“学生感到大学的管理变得冷漠和缺乏人情味.”[1]

在格林里夫本人看来,最根本的原因则是美国社会的“领导危机”(crisis of leadership):“我们生活在一个反领导的时代,我们的大型机构很少投入精力去关注领导或理解追随关系.”[2]他接着说道:“正规的教育机构似乎并不鼓励这方面的努力.对此,我猜想教育人士似是而非的辩解是,这种准备在总的教育系统中只是不够明确罢了.如果这种辩解是真实的,那么我们怎么会深陷领导危机——一场有那么多的‘受教育人士’选择领导方式时犯下了如此巨大错误呢?而让那些能干且具奉献精神的仆从甘担风险、发挥领导作用的激励措施却极少呢?”“我可以得出的结论是:教育者正拒绝对培养仆从领导给予必要的关注,如同他们拒绝对培养医生、律师、管理者、教师、学者、工程师时给予必要的关注时一样.甚至管理学院对仆从领导也给予极少的关注.”“我曾经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劝说教育者接受这一义务,但我可以肯定的是,总体上,他们认为既无这种义务,也没有这种机会.”

而“9·11”恐怖主义危机的发生,安然公司、高盛公司丑闻的相继爆发,使人们普遍感受到了个人自由、个人权力、自我成功为中心的资本主义制度所普遍面临的社会危机和道德困境.人们在寻求解救当今西方社会危机的“良药”的过程中,仆从领导理论蕴涵的理论价值和社会意义被人们重新发现,并给予高度评价.当代著名管理学家布兰查德的评价是:“我真的相信仆从领导从没有像今天这样对领导世界如此实用,这不仅是因为人们正在寻求更深远的目标与意义,以应对当今不断变化的世界所带来的挑战,而且还因为他们正在寻求真正管用的原则与哲学.仆从领导就是管用!仆从领导在更高的水平上领导人们从而使他们达到更高的层次!”倡导“学习型组织”理论的彼得·圣吉则认为:“尽管过去几年出现了领导理论的好几波浪潮,但鲍勃·格林里夫的仆从领导具有某些与众不同的东西,它既简单又深刻……多年来,我总是直言不讳地告诫人们不要在其他管理学的领导书籍中浪费时间,‘如果你的确对真正领导学的更深入的领域感兴趣’,我对人们说,‘去读格林里夫的书吧!’”

二、仆从领导的特征及其管理哲学

格林里夫仆从领导中心的负责人史庇尔斯(Larry C.Spears)对格林里夫的原著经过长期的潜心研究,从中归纳出仆从领导的10个特征是:倾听(listening)、移情(empathy)、愈合(healing)、觉醒(awareness)、劝导(persuation)、构想(conception)、远见(foresight)、管家(stewardship)、致力于员工的成长(commitment to the growth of people)、建立社群(building community).

倾听是仆从领导的首要特征,格林里夫相信:“我对此怀有一种偏见:只有一个真正的、天然的仆从才会将倾听作为对任何问题的自动反应.它表明对于一个非仆从的人来说想要成为一个天然的仆从,必须经历一段学会倾听的艰苦磨炼,直到他对任何问题的自动反应就是首先倾听”.倾听具有多方面的含义:倾听是分析问题并最终解决问题的最根本的方法,它意味着从各种“噪音”中去发现“真实的声音”.倾听不仅包括对他人说出来或未说出来的虚心静听,而且还包括静听自己内在的声音,从而与自己的身体、精神、心灵沟通,也就是一种内省.倾听意味着在嘈杂的世界中去感知“先知”的“预言”——“伟大的思想”并非总是以山呼海啸、惊天动地的方式向人们倾泻,恰恰相反,它“降临到这个世界上时像鸽子一样轻柔”,只有开放的心灵和灵敏的知觉才会感知它的掠光片羽.

移情就是站在对方角度与立场思考问题并达成理解与共识的方法.仆从领导力求理解他人,并对他人移情思考.在工作场所中,我们预设同事的善良愿望,即使我们拒绝某种行为或表现时,我们也并非拒绝某一个人.格林里夫强调:“仆从总是接受与移情,而不会拒绝;仆从领导也总是移情,他会接受这个人,但有时会拒绝接受这个人的努力或业绩无可挑剔.”而史庇尔斯甚至声称:“最成功的领导是那种展示移情倾听的高度技巧的领导.”

愈合是促进升华(tranormation)与整合(integration)的强大力量.所有人面对的都是一个并不完美的世界,环境污染、核扩散、战争、疾病、、性别歧视、宗教冲突、阶层鸿沟……各种社会不公又使以上灾难进一步加剧.因此,人们受到的各种伤害需要得到抚慰与愈合.在对抗各种社会不公的过程中,那些处于社会底层的“最没有特权的人”(the least privileged)——是最容易受到忽略、最容易受到伤害、最可能遭受剥夺的人,而恰恰是仆从领导最需要关注的人.格林里夫认为,检验一个人是否成为仆从领导的主要检验标准是:“对管理者最好的、也是最难的考验是:那些受到服务的人作为个人获得了成长吗?他们在接受服务时,变得更健康、更聪明、更自由、更自主,他们自身更有可能也成为仆从吗?再就是社会中最没有特权的人得到的结果:他们从中获益了吗?或者至少他们没有再次受到剥夺吗?”

觉醒是在黑暗中看到光明、在沉睡中搅动不安、在平静中感知危险的清醒的判断力和深刻的洞察力.格林里夫在其著作中,对仆从领导的“觉醒”特征进行过生动描述与大量分析.综合起来,仆从领导的“觉醒”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一是觉醒意味着充分调动我们意识中的全部潜能.格林里夫认为:“我们中的绝大多数带着非常狭窄的知觉——视觉、听觉、味觉、触觉,使我们无法感知最微的事情、日常经历中大多数最宏大的东西.因而我们也丧失了领导的机会.”二是觉醒意味着在平静中感知危险.格林里夫认为:“很少有人会承认这是一个危险的世界——道德上,物质上,智力上——因此他们并未觉醒到他们身在何处,他们是谁,他们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世界,这个世界的危险与陷阱何在?”警醒的人,高度觉醒(height awareness)的人承认危险但并不会被危险所麻痹.他或她对紧急情况有所准备并为应对险情制定了预设方案.三是觉醒是一种想得更深、看得更远、思考得更为全面的洞察力.格林里夫认为:“觉醒不是提供精神的安慰,恰恰相反,它是一种搅动不安、使人清醒的东西.干练的领导总是异常清醒并冷静地激起人们的不安.”[3]

劝导是同时站在组织和个人利益的不同视角,耐心劝说、开导并感化对方的漫长过程.当一个人把自己看作是“主人”而不是“仆从”时,他会直接“吩咐”、“命令”对方而根本用不着劝导.当一个传统的领导制定决策、执行决策时,他往往求助于“强制”、“命令”、“威胁”等专权手段,劝导会被视为软弱的表现.然而,只有仆从领导才会将劝导作为影响组织成员、取得集体共识的关键手段.在组织内部的决策过程中,仆从领导依赖劝导,而不是职位所赋予他的权威.仆从领导所追求的是他人的信服而不是威势下的服从.

构想是领导为下属勾画愿景、激发精神并实现宏伟目标的能力.当一个民族陷于沉沦,一个国家经受灾难,一个群体萎靡不振甚至走向解体时,最需要具有构想能力的领导者让他的人民从沉沦中看到希望,从灾难中获得重生,从萎靡不振走向奋发图强.格林里夫认为构想领导具有三个必备要素:一是勾勒愿景或“远大梦景”;二是充满地传达愿景,并对下属充满信心;三是持之以恒地奉献.其目的则是唤醒人民或下属的“内在精神”.

远见与构想密切相关,是预见在未来的某种情形下的可能结果的能力.由于具备了“整体看待事物”的能力和构想能力,仆从领导往往能够从组织的长远利益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表现出超越历史和时代的远见卓识.史庇尔斯总结说:“远见是使仆从领导从过去的经历中获得教训,从现在的情形中了解现实,从未来的趋势中预见决策的可能结果的特征”,仆从领导的其他许多特征都是从这一特征衍生而来,“它难以界定,却易于辨认”,因为仆从领导的远见在管理实践中可以得到明确的检验.

《管家与授权经理》的作者Peter Block对“管家”(stewardship)的概念解释为“为另一个人忠实地保管某些东西”.它直接来源于希腊语“oikonomia”,用来专指那些受主人之托管理一切家庭事务的人,有点类似于中国的“家仆”、“管家”.但其职责和责任性要比中国的管家大得多.他不仅管理主人的房舍、财务和其他仆人,甚至主人连不便向自己子女公开的遗产、遗嘱也交其保管.相当于中国人所说的“可以托七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是一种职业受托人.围绕管家精神,格林里夫对仆从领导治理下大型机构的“受托人”(trustee)的“受托制度”(trusteeship)进行了深入、系统而独到的设计:受托人是这个大型机构法律上的最终责任者,他们通过“受托制度”(trusteeship)对“组织管理”和行政管理进行设计,他们是管理者而不是运营者,“受托人”组成董事会,依据“平等中的第一”(primus inter pars)原则实行集体决策与团队领导;行政管理人员是机构的运营者而非管理者;而大型机构中的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领导者,因为他们都是为这个机构提供服务的仆从.

致力于员工的成长是仆从领导的首要目标和根本目标.仆从领导理论与其他领导理论的主要区别在于:仆从领导理论认为应该将员工和下属的发展放在第一位,而其他领导理论则倾向于认为应该将组织的发展放在第一位.在《作为领导的仆从》(The Servant as Leader)一文中,格林里夫写道:“仆从领导首先是仆从(servant first)——如同里奥所展示的那样.它始之于一种天然的情感:人们需要服务,那就首先提供这种服务.随后清醒的选择会让他期望进行领导.他与首先就是领导(leader first)的人形成天壤之别,或许因为强烈的权力欲或物质占有欲大为舒缓.因为强烈的权力欲或物质占有欲会将服务降格为退居其次的选择——在领导权已经建立之后.“首先是领导”(leader first)和“首先是仆从”(servant first)是两种极端的类型,在它们二者之间存在着人性变化的无限投影与混合形态.”

社群(community)是因共同的价值观、习俗、信仰而聚居在一起的社会群落,它既包括了远古历史上的氏族与部落,也包含了现代生活中的村庄、街道与居民小区.建立社群(building community)是指保持和维系人类曾经共有的生活习惯、社会风俗和文化传统.然而,现代社会发展的结果,是恬静的农业社会的社群关系被工业社会的法律关系所替代,那些依靠法律制度建立起来的大型机构为了自身的利益,对它们所服务的对象设定了“有限的责任”(limited liability)而不是“无限的关爱”.格林里夫相信,“关爱(love)是一个无法准确界定的术语,它的体现既微妙而又无限多样,但它的起点,我相信,始之于一种绝对情形:无限的责任.只要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责任精确到任何一种程度,关爱就会因为这种精确程度而大为减少.”但是,“当我们所信赖的商品与服务都由那些有限责任的大型机构来提供时”,具有社群精神的信任与关爱也就不复存在了.

仆从领导在西方管理理论中具有深厚的哲学基础.一些西方学者提出2000多年前的耶稣就是典型的仆从领导:《马可福音》记载,耶稣临死之前,弟子之中为替代耶稣的人选起了争执,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之中欲为首领者,必为汝等之仆从”——这被看作是仆从领导思想的经典论述.同时,《圣经》中记载,耶稣为减轻弟子在传道途中长途跋涉的辛苦劳顿,他亲自为弟子洗脚,这被后来许多西方学者引证为仆从领导的典范.而20世纪40年代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提出的“卓越、超自然、超人类的非凡品格”的“感召型领导”/“魅力型领导”(chariatic leadership),实际就是仆从领导的人格写照.长期从事仆从领导研究的Lee Chris和Zemke Ron认为,仆从领导理论的哲学基础可以追溯到20世纪40年代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和60年代麦格雷戈的“Y理论”.仆从领导致力于员工的成长,“对仆从领导最好的检验是:那些受到他服务的人是否作为独立的人格不断成长,他们在受到服务以后是否变得更加健康、聪明、自由和独立,而且他们本人是否更有可能成为仆从”——这同马斯洛所强调的“自我实现的需要”显然是一致的.仆从领导理论强调对员工的信任、激励和授权,并最终建立与他们之间的伙伴关系,这与麦格雷戈的“Y理论”——“将人们看作是负责任,有抱负、精力、智慧和创造性”的基本假设也是完全一致的.

而中国学者通过对比研究发现,仆从领导哲学与道家和儒家的领导思想具有高度的一致性.道家的创始人老子认为,一个高级领导者——“圣人”,应该放弃对个人权力的追求,做到“无欲”、“无私”、“无我”甚至“无身”,最终达到“无为”;儒家的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入世”之道与“济世”情怀、“任重而道远”的责任感、建立尧舜之世的使命感和“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理想主义,与仆从领导哲学具有天然的契合性.这并非东、西方文化的一种巧合,恰恰是人类共同探索未知世界时东、西方思想的必然合流.当代西方的一批有识之士发现,传统的西方理论无法解决当代西方社会所面临的深刻的社会危机,他们开始向东方管理智慧中寻求灵感、启迪和帮助,而《东方之旅》——“仆从领导”这一概念的来源,恰恰是一些西方学者开启“向东看”的“寻圣之旅”的隐喻.

三、仆从领导在美国教育机构中的运用

Lee Chris和Zemke Ron的研究发现: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20世纪60年代,美国“婴儿潮”出生的人口达7 800万,对于这批赶上美国生育高峰和反越战浪潮的一代人来说,他们的成长基因中已经被注射了“反领导的疫苗”:“CEO并不是什么英雄,而是一位时来运转的仁兄”;“老板”(boss) 在他们面前也只是“四个字母的单词(fourletter word)”.他们对传统的家长式、专制式领导模式深恶痛绝,而仆从领导模式“让经理人员求助于群体的集体智慧以集思广益”则正好适应了这一时代要求.

仆从领导及其管理哲学被广泛运用于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的商学院、教会学校、社区大学甚至军事院校.自20世纪80年始,美国开展了以仆从领导教育为核心内容的“体验式学习”(experiential learning)、“边干边学”(learning by doing)、“服务学习”(servicelearning),实际上就是强调学生在为社会服务的过程中学到真正有用的社会知识与社会经验.在格林里夫仆从领导中心的指导下,美国50多所大学,其中包括密歇根大学、哥伦比亚州立大学及贡萨加大学等一批著名大学,开展了有声有色的仆从领导教育.为了加强与外界的联系,他们建立了专门的网站,指定了专门的联系人,开展了有本校特色的教学活动.在50多所院校中,本文收录了20所院校的情况,如表1所示.

在50多所大学中,最有特色且成绩显著的是哥伦比亚州立大学和贡萨加大学的仆从领导项目.

哥伦比亚州立大学在20世纪70年代以学生罢课、封锁校园、公然与对抗成为反越战、反政府的策源地,令美国政府十分头痛.也许正是由于这种“光荣历史”,以仆从领导为核心内容的思想教育在该大学引起了包括校方、企业及非营利机构的高度重视.1998年,哥伦比亚州立大学建立了“哥伦比亚州立大学仆从领导项目”(CSU Servant Leadership Program),项目得到了格林里夫仆从领导中心、当地政府教育机构Pastoral Institute和当地基金会、当地大企业和个人业主的大力支持.这种支持既有理论指导,也有对社会活动的协助与资金方面的扶持.该项目每秋季学年开始发布公告,邀请学生参加该项目,第二年1月31日为申请截止日.2月、3月该项目的负责人必须完成对学生申请的评估与甄选工作,获选的新生可能在随后的八个学期都定期获得一笔奖学金.该项目第一期入选“哥伦比亚州立大学仆从领导项目”并获得奖学金的有15个大一学生、13个大二学生及12个大三学生[5].

获准通过“哥伦比亚州立大学仆从领导项目”评审的学生必须参加如下几个方面的活动:

一是理论学习.每个学期必须撰写有关仆从领导的论文、日记、学习心得或参加学术讨论会.

二是校园活动.“哥伦比亚州立大学仆从领导项目”鼓励学生参加校园内的“学生政府”(student government),该“学生政府”的新职位一半由仆从领导项目的学生竞选获得.参加仆从领导项目的学生还必须担任学校“问题学生”的辅导老师,实行一对一的指定辅导,这样,他们成为了主流社会与社会边缘化学生的桥梁.

三是社会活动.他们可能参加企业的,参加由非营利机构组织的社区服务活动,或是接受企业的高层管理人员——仆从领导模范的指导.这些学生每个月参加6个小时的社区活动,到目前为止,共参加了由24个机构组织的共7 148小时的公益活动,对“问题学生”的辅导花费时间达1 147小时.

这一项目向学生提供了服务他人、服务社区、服务社会等仆从领导管理哲学的心灵体现与社会实践过程,帮助了社会,也完善了自我,是一个独立精神与协作精神的全面提高过程.该校仆从领导项目负责人Mary Sue Polleys所作的研究表明:虽然进入该项目的学生的SAT(专项能力)成绩没有要求,但他们的实际总分都在9001 300分之间;其GPA(综合评价)也都在B以上.同时,在对“问题学生”的辅导评价过程中,辅导老师包括领导能力、责任心等综合评价平均得分都在4.45 分以上(总分为 5分).有的学生对这一项目评价说:“仆从领导项目是我大学生活中最有价值的生活体验”;“仆从领导项目使我大开眼界,这是其他项目所无法提供的……感谢这一难得的机会,感谢这一年的美妙时光.” Polleys认为,这一项目带来的是多赢局面:学校培养了优秀的人才和未来的仆从领导;企业物色了未来的优秀雇员;社区活动吸引大学生的广泛参与;学生则拿到了一笔助学金,丰富了社会经验还顺便找了工作.

贡萨加大学(Gonzaga University)在20世纪90年展了仆从领导教育项目.根据John Kohs利用自己在贡萨加大学《管理*》课程教学中所进行的教学实验,1993年贡萨加大学开始了以仆从领导为核心内容的“服务学习” (“servicelearning”)项目[6].该项目大致分为五个步骤:

(1)课程申请:参加《管理*》学习的学生可以同时申请加入“服务学习”项目,完成课程大纲要求后可以获得该门课程的相应学分.该课程大纲明确要求学生完成24小时的社会服务,记录社会服务过程中的工作日记(心得体会)并最终提交期末论文.期末论文的主要内容是包括仆从领导哲学在内的管理*.在此过程中学生会对工作日记的形式、内容提出疑问,老师会定期查阅学生的日记并对学生提出的疑问进行解答或书面指导.在为期4个星期的项目活动中,学生会就*理论和自己在社会实践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展开讨论.

(2)与非营利组织接触:通过在校园展开的“自愿者集市”(Volunteer Fair),学生主动与校园内各非营利组织展开接洽,了解非营利组织的服务领域、内容、方式,并与需要自愿者帮助的非营利组织的代表进行意向洽谈.

(3)与非营利组织签订合同,贡萨加大学的辅导员会主动介入,代表学校、学生与非营利组织洽谈相关合作的要求.该合同为贡萨加大学的规范合同,涉及到双方的责任和义务,包括学生提供24小时自愿服务、具体的服务内容、用人单位对学生的支持与评估、学生必须满足的健康要求与保密要求.一旦进入合同约定的社会实践过程,学生要提交三次工作日记,记录自己的感受、心得和体会,包括自己遇到的困难与困惑.老师要对学生的日记给予迅速反馈,并提供必要的困惑解答和精神激励.学生的日记和老师的指导形成跟踪记录档案,为期末的论文写作积累素材.

(4)经历分享:以小组为单位在全班进行工作经验、经历和感受的分享,包括期末论文中的关键内容,尤其突出个人感受至深的原则、事例与细节.(5)提交期末论文:其内容包括本人实习机构的背景、社会实践的大致经历和自我感受、自我评估.参加该项目的学生共24人,本项目的研究者Kohs的评价是:“该项目的最大成功之处在于改变了学生的心灵”,学生们向那些无家可归、身患重病、长期吸毒、孤苦无依的“最没有特权的人”提供帮助的过程中,真切地感受到了这个社会的缺陷、问题、阴暗之所在,从而增强了“公民式服务”(service as citizenship)的愿望.

四、中国大学的仆从领导教育

美国的仆从领导教育有四个方面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一是充足的社会资源:它调动了美国基金会、教会、企业及大学专项奖学金等广泛的社会资源,为该项活动提供了充足的经费.比如,美国两家最大的接受政府拨款的基金公司Lilly Endowment Inc.和WK Kellogg Foundation就为相关活动提供了大量经费.二是广泛的社会参与:该项活动吸引了政府、教育机构、企业、非政府组织及当地社区的多个利益相关者的参与,形成全社会参与的联动效果与组织协同的整体效应.三是著名专家学者的指导:美国大学的仆从领导教育吸引了大学校长、著名教授学者、教辅人员的积极参与,他们承担了项目发起人、主持人、设计者、研究者、学生导师及协调服务人员等不同角色,已经开发出“领导学”、“领导力”、“管理*”等几十门关于仆从领导的理论研究与实践运用课程,相关教学研究的论文超过1 000篇.四是深入的学生社会实践活动:仆从领导理论对于确立当代大学生服务社会的价值观,培养倾听、移情及构想等多方面领导技能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从美国大学“体验式学习”、“边干边学”、“服务学习”、“关爱社区”(Community of Caring)、“好伙伴文化”(Positive Peer Culture)、“社会企业家精神”(Social Entrepreneurship)等仆从领导项目看,参加此类项目的学生普遍学习了仆从领导理论,参与了企业、社区、非营利组织的社会实践,获得了学分和奖学金,对学生领导技巧、领导素质、领导能力和服务于社会的综合素质是多方位的整体提升.

美国社会学家 Scot Peck 在《等待降临的世界》一书中写道:“格林里夫提出 , 只要建立三个真正管理良好的大型机构 ,即私营部门、公共部门、非营利部门,这个世界就能获得拯救 .”结合中国的当代社会实际,我们认为,中国的小康社会与服务型政府建设取决于四个关键领域中的仆从领导.一是政府中的仆从领导:在中国“大政府”和“主导型政府”的模式下,政府拥有巨大的权力和庞大的资源,当握有实权的官员将手中的权力和资源不是用于为人民服务而是用于为个人攫取私利时,它对社会的政治生态与道德环境的破坏是毁灭性的.据统计,中国目前由财政供养的广义的公务员人数已经达到4 000多万,即使万分之一的人成为仆从领导,也是4 000人的庞大队伍.在格林里夫看来,在环境不利、制度缺陷的情况下,哪怕只有一个仆从领导,通过他的真诚服务也可以产生整个社会体制的某种改变.二是大型企业中的仆从领导:当前大量的社会资源,包括财务资源、人才资源和信息资源都掌握在大型机构,主要是大型企业的手中.尤其是中国的大型国有企业,掌握了中国的石油、矿山、金融、通信、广播、船舶、化工及机械制造等众多领域的关键资源,积聚了大量的高端人才,享受着政策、资金、市场方面诸多优惠政策,因此,中国的大型国有企业(也包括大型民营企业)理当承担服务社会的责任. 三是非营利组织:中国的大型非营利组织,如各类基金会、本身享受着国家的政策、税收优惠,承担着抗震、救灾、扶贫、保护环境及扶持教育等公共服务职能,但“郭美美事件”以来,以为代表的大型非营利组织普遍面临着诚信、公平、透明等服务*的质疑.四是社区中的仆从领导:中国当代的迅速工业化、城镇化进一步加剧了以“乡土中国”为代表的传统村社文化的解体与消失,当代高节奏、高速度、高压力下的人们普遍面临着收入差距、阶层隔阂、感情疏离、“梦中乡关无处寻”的“城市病”,这反过来又加剧了盗窃、吸毒、卖淫、留守儿童、失败家庭等现代社会问题.当代社区是我们能够系统解决或延缓这一问题的最后一道堤坝.因此,可以说,当代中国有多少社区就需要多少真诚奉献的社区仆从领导.

仆从领导理论自20世纪90年代引入中国后,不少学者尝试将仆从领导引入中国大学的教学与服务.例如,仆从领导运用于大学教师领导力的培养,仆从领导运用于高校图书馆服务,仆从领导运用于课堂气氛与学生满意度关系的研究[79].与美国的仆从领导教育相比,我们的大学教育中还没有形成广泛的社会支持、大量的师资投入、广泛的社会实践项目和明显的领导力培育成果.

自2015以来,上海财经大学国际工商管理学院结合“优秀本科生导师制”的教学改革,开展了以仆从领导为核心内容的“读书研讨实践”活动,以培养学生服务社会的领导力.“优秀本科生导师制”是上海财经大学国际工商管理学院的本科生培养改革的一项举措,本项目以仆从领导理论为指导,借鉴国际上大学教育中仆从领导教学的经验,旨在培养优秀本科生学习、科研、社会实践能力,在专业导师的指导下,进一步塑造学生服务社会的责任感.其做法是:

(1)专长与特长相结合.导师的专长与学生的专业选择、兴趣爱好相结合,学生在本院、本系、本专业选择适合自己的指导老师.

(2)双向选择.进入该项目的学生要求绩点排名必然在前20%,在此条件下学生选择导师,导师面试学生.

(3)数量限制.要求每位导师每届指导的学生限定在35名之内.

(4)读书计划与科研计划.每位入选该项目的学生在导师的指导下完成学期读书计划和学年科研计划.要求每学期完成五本专业名著的阅读,提交五篇读书笔记,并在导师指导下每学年从事一项科研计划.2015年纳入优秀本科生导师制项目的导师有21人,学生52人.至2017年,已扩大到导师近50人,学生100多人.小组每学期举办至少三次活动,要求学生阅读格林里夫的仆从领导的原著,当然也包括《科学管理原理》、《国富论》、《第五项修炼》等其他管理名著以及其他名师推荐的阅读书目,每次活动时要求学生交流自己阅读名著后的读书心得.对于表现突出的学生,推荐到上海著名的证券公司、投行、基金管理公司实习,要求学生运用自己学到的仆从领导理论与专业知识提供力所能及的服务.实习期满后要在小组中汇报自己的实习感受.邀请接受学生实习较多的单位、领导、部门经理到校为学生讲座,并了解学生在本单位的实习情况.通过这种以仆从领导为核心内容的“读书研讨实践”活动,学生普遍感到既系统地学习了仆从领导理论,又增强了服务社会的生活实践,还提高了自己的专业能力.

中国大学校园开展的仆从领导项目,仅仅是当代中国社会背景下实现建设和谐社会与服务型政府的初步尝试.要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宏伟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们迫切需要培养致力于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社会进步的无数仆从领导.

参考文献

[1]Kohs,J. Student Experiences with Service Learning in a Business Ethics Course[J].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1996(15):4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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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70520;编辑:荣翠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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