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强化对华竞争与中美关系的走势,该文是中美关系有关专科毕业论文范文和中美关系和竞争和对华方面论文怎么撰写.
中美关系论文参考文献：
刘飞涛
〔提 要〕 近年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持续上升、中美利益分配格局发生变化以及美国对国际事务管控能力下降,美国在军事、外交、经济、意识形态等领域持续加大对华竞争力度,以维持长久以来对华交往的优势地位,有时甚至不惜走向单边制裁的政策边缘.不过,中美相互依存加深、各类沟通交流机制日益健全以及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战略默契,又使中美竞争维持在可控范围之内,中美关系将迎来竞争性明显上升的战略磨合期.
〔关 键 词〕中美关系、对华竞争、新型大国关系
〔作者简介〕刘飞涛,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美国研究所副所长、副研究员
〔中图分类号〕D822.3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2 8832（2016）1 期0049-14
随着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持续推进,中美两国在海上争端和网络安全领域的分歧时有加剧,美国对华强硬并强化对华竞争的态势进一步凸显,有学者认为中美关系已经走到全面趋向紧张的“临界点”.[1] 如何客观看待和恰当处理中美竞争关系,对继续推进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设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强化对华竞争的政策表现
美国2015 年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提出,将在“海上安全、贸易、人权等一系列议题上坚决要求中国遵守国际规则、规范,同时将基于自身实力地位管理与中国的竞争”. [1] 这一表述说明,强化对华竞争已经上升为美国对华战略及其亚太“再平衡”战略的突出层面.
（一）强化军力配置,加大威慑压力.近年来,美国在军事上将中国视为现实的竞争对手和潜在的战略敌手.2012 年美国《国防战略指针》明确将中国定义为奉行“反介入和区域拒止”战略的“潜在敌手”,[2] 2015 年《国家军事战略》则把“威慑、拒止和击败国家敌手”列为首要目标,强调在当前及可预见的未来,美国应更加关注国家行为体带来的威胁.[3] 通过持续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美国军事上对华围堵、威慑和介入的态势日趋明显,甚至在局部采取了咄咄逼人的挑衅性举动：把60% 的海空、网络及外空力量部署在亚太地区；强化以澳大利亚和关岛为中心的第二岛链军事存在,在澳大利亚驻军2500 人,部署C 波段雷达和太空望远镜；升级扩建关岛基地,计划把近万名美军从冲绳迁往关岛；重返菲律宾并向新加坡派出四艘濒海战斗舰.美国尤具挑衅性的军事动作是,以“捍卫航行自由”为名推动南海周边地区的“军事化”,挑战中国在南海的主权和安全利益,主要行动包括：以舰机闯入中国岛礁12 海里范围或飞越中国岛礁；把航母战斗群和B-52 战略轰炸机驶入南海,公开喊话；首度在新加坡部署P-8“海神”巡逻机加强对南海监控.美国还将“空海一体战”(ASB) 概念更新为“全球公域联合介入与机动作战”（JAM-GC）,目标更加明确地指向陆、海、空、天、网络等所谓“全球公域”.
（二）打造同盟伙伴网络,维护地区主导地位.奥巴马曾宣称“美国在亚太的领导地位将会一直是外交政策的根本核心”,而亚太同盟体系是其“领导地位”的基石,因此美国坚决反对指责和挑战其亚太同盟体系正当性的行为.为此,美国重点强化与日本、澳大利亚、韩国、菲律宾、泰国等传统盟国的协调与合作；积极拓展与印度、印尼、越南、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等国的伙伴或准同盟关系；极力推动美日韩、美日澳、美日印等三边安全合作,试图实现亚太同盟及伙伴关系的网络化；以“前沿部署”外交为手段,加大对缅甸、老挝、柬埔寨等中南半岛国家的外交投入,尤其是推动美缅关系实现突破性发展,积极影响缅甸政治改革进程.
（三）抢夺国际秩序与国际规则主导权.在国际秩序重塑和国际规则调整的背景下,美国以抢夺规则制定主导权为核心,在网络空间、国际金融和区域贸易架构等问题上强化对华竞争,试图掌控塑造国际秩序的主导权.在网络安全问题上,美国甚至不惜走对抗边缘路线,先是于2014 年5 月以网络窃密为由宣布起诉五名中国军人,继而在2015 年4 月,宣布将对对美国实施恶意网络攻击的个人和实体采取制裁措施.在区域贸易架构问题上,美国以推进“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议”（TPP）为主要手段,把中国排斥于其所主导的新的亚太区域贸易谈判及其框架之外,旨在最终改变亚洲国家经济上靠中国、安全上靠美国的格局,使亚洲国家至少也在同等经济程度上依赖美国,借此增加对中国的竞争优势,巩固美国对亚太事务的主导地位.奥巴马在2015 年国情咨文中声称,“中国想为世界上增长最快的地区书写规则,将使我们的工人和企业处于不利地位.”[1] TPP 初步达成后,奥巴马再次表示,“由于我们95% 的潜在客户都居住在美国以外,我们不能允许中国那样的国家制定全球经济规则.”[2] 美国国防部长卡特甚至说,“就广义的再平衡而言,TPP 的重要性相当于一艘航母”.[1] 美国还认为中国积极推动不包含美国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力主尽快启动亚太自贸区进程,倡导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等举措,都是针对TPP 的战略应对,中美在亚太经济秩序问题上已呈竞争态势,美国必须在构建亚太秩序以及制定规则问题上占得先机并发挥“领导”作用.
（四）打压中国模式,维护美国模式的“正统性”.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美国国内政治的极化和僵化,推动了美国及西方学界反思美国模式的缺陷.弗朗西斯·福山在其新作《历史的未来》中放弃了“历史已经终结”的胜利主义情绪,转而探讨美国制的衰落,并承认“中国模式”的优越成分.[2]加拿大政治学教授丹尼尔·贝尔在其新著《中国模式：精英政治与制的局限》中预言,未来中国道路有可能成为西方制的替代选择.[3] 中国道路的成功以及影响力的扩大令美国感到不安,抬高自身发展模式、打压中国模式的意图流露于美国政策立场之中.前国务卿克林顿在“美国的太平洋世纪”中宣称,美国的复兴能力是无与伦比的,它植根于美国的和自由创业模式,至今仍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强大的繁荣与进步的源泉.[4] 奥巴马总统也曾高调宣称,“没有自由的繁荣是另一种形式的贫困”,“制在亚洲已经取得成功,而由个人或委员会统治的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均已宣告失败”；[5] 2014 年布里斯班二十国集团（G20）会议期间,奥巴马还公开支持香港“占中”行动,称“香港人正大胆地说出他们的普世权利”.[1] 用美国前亚太事务副助理国务卿柯庆生的话说,“尽管美国并没有采取措施在中国煽动政治动乱,但华盛顿仍然致力于推动（中国）实现政治自由化并摆脱统治”.[2] 上述言论表明,美国已日益认识到中美模式竞争正在成为现实,因而一直在发展模式问题上同中国进行或明或暗的较量.
二、强化对华竞争的原因
美国强化对华竞争既有双方力量对比变化的结构性原因,也受到了美国国际影响力相对下降、中美互动角色调整、美国对华抱有不切实际期待等因素影响.
（一）中美综合国力差距持续缩小,美国担心其霸权优势地位不保.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研究结果显示：过去20 多年,中国综合国力呈上升趋势,占世界比重从1990 年的4.03% 上升到2013 年的16.57%,上升了12.54%；而美国综合国力呈下降趋势,占世界比重从1990 年的22.71% 下降到2013 年的16.32%,下降了6.39%.[3] 美国HIS 咨询公司预测,到2014 年,以美元计算的中国名义国内生产总值（GDP）达到28.25 万亿美元,超越美国的27.31万亿美元；到2025 年中国GDP 占世界GDP 份额将从2013 年的12% 上升至20%.[4] 尽管在军事、科技以及软实力等核心竞争力上,中国与美国仍有差距,但两国实力差距正在缩小已是不争的事实,也就是说,中国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有实力对美国霸权地位构成现实挑战的国家,中美之间的力量对比已经成为典型的“修昔底德陷阱”结构,美国对华疑惧加深实属自然.在美国看来,中国已从潜在的防范对象转变成为最大的现实挑战,对华防范及打压意识陡然增加.
（二）美国国际管控能力下降,进入维护霸权的心理敏感期.美国综合国力的相对下降也带来了其国际管控能力的明显下降.一是号召与整合同盟力量的能力下降.在对俄罗斯制裁问题上,不能保证欧洲盟国与其同步；在东亚虽力推美日韩三国开展同盟式合作,但进展一直不大；在中东与伊朗缓和关系遭到盟友以色列的公开质疑和反对.二是控制和应对热点问题的能力下降.美国在乌克兰问题上过早透露不会进行武力干预的底线,让俄罗斯占尽先机；在叙利亚问题上犹疑不定,使巴沙尔至今仍掌握政权；在朝核问题上奉行“战略忍耐”,使朝核问题原地踏步.三是把控大国关系的能力下降.在对华关系上,美国对于中国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倡议躲躲闪闪,平添了两国关系发展的不确定性；在美俄博弈问题上,俄先出兵乌克兰又出兵叙利亚,美国一直处在被动应付地位,不能确定俄罗斯会带来何种程度的挑战以及美俄关系最终会走向何处.正是因为美国国际管控能力下降,其处理国际事务的自信心受到明显冲击,“衰落”成为国内社会的敏感词.美国事实上进入了维护霸权的心理敏感期,易怒和过度反应成为其典型的行为特征.
（三）中国国际经济角色转变对美国利益带来冲击.随着经济实力不断上升,以及国内大力推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中国的国际经济角色发生转变,使中美经济交往的利益分配方式发生变化,对美国利益带来冲击.
中国正努力从制造业大国向制造业强国和创新型国家转型.2015 年5 月,国务院发布实施制造强国战略第一个十年的行动纲领《中国制造2025》,计划到2025 年迈入制造业强国行列,到2035 年争取制造业整体达到世界制造强国阵营中等水平,到建国一百周年时争取进入世界制造强国前列,制造业主要领域具有创新引领能力和明显竞争优势.[1] 该战略的成功推进将使美国霸权赖以存在的核心优势面临挑战.
中国从资本短缺国向资本输出国转型.近年来,中国在外汇储备、对外投资总额以及对美投资增速等数据上表现突出,截至2015 年10 月,中国外汇储备总量超过3.5 万亿美元,稳居世界第一；2014 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创下1231.2 亿美元的历史新高,连续3 年位列全球第三；中国对美国直接投资增长迅速,2014 年首次超过美国对华投资.[1] 中美经贸关系结构正在发生巨大变化.
中国正从国际经济规则的被动接受者向主动塑造者转型,中美经济交往的利益分割方式发生变化.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就是不断融入国际秩序、不断适应国际经济规则的过程,中国总体上属于被动的接受者和适应者.而从中国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改革到推动成立金砖国家发展银行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标志着中国向国际经济规则的主动塑造者和改革者的角色转变.
中国发展模式转型.中国正在从重发展、轻治理,向发展与治理并重的科学发展转型,尤其是随着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国的推进,包括美国企业在内的外资企业所享受的超国民待遇逐步减少,在华经营的竞争压力不断加大.
（四）对中国自由化预期失败,美国保守派滋生失望、懊恼情绪.按照美国对华政策保守派的说法,自尼克松政府以来,美国两党对华政策的一个基本假设是,通过支持中国改革开放,培育中国社会的“中产阶级”,最终推动中国社会走向“自由化”,而中国道路的成功则意味着美国对华接触政策的彻底失败.[2] 早在2006 年,孟捷慕就在《中国幻想》一书中提醒美国民众,资本主义不会给中国带来.2015 年2 月,白邦瑞在《百年马拉松》一书中称,美国对华接触派的错误假设之一就是中国将走向化道路.一向被视为中国通的沈大伟也抛出了耸人听闻的“中国崩溃论”,足见美国精英界的失望和懊恼情绪.这些负面情绪正逐步变成全面逆转对华政策的冲动,成为美国强化对华竞争的深层心理动力.2015 年4 月,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发布的“修正美国对华大战略”报告指出,中国已经是而且未来几十年仍将是美国最大的竞争对手,中美进行长期战略竞争的可能性居高；美国把中国“纳入”国际秩序的努力已经给美国在亚洲的主导地位带来了新威胁,甚至可能对美国的全球权势地位造成重大挑战,因此需要制定以制衡而不是协助中国崛起为核心的新的大战略.[1]
三、抑制美国强化对华竞争的因素
虽然美国强化对华竞争来势凶猛,但中美相互依存加深、各类沟通交流机制日益健全以及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战略默契,使中美竞争总体维持在可控范围之内.
（一）相互依存的深度、广度以及对称性进一步增加.中美双边投资、贸易规模持续扩张.2014 年,双边贸易额达5551 亿美元,同比增长6.6%,创历史新高,中美互为第二大贸易伙伴,美国是中国第一大出口市场和第六大进口来源地,中国是美国第三大出口市场和第一大进口来源地.中美“金融恐怖平衡”仍客观存在.截至2015 年8 月末,中国持有美国国债1.2705万亿美元,继续保持美国最大债权国地位.[2] 中美人文交流创历史新高.2014 年,两国人员往来达437 万人次,其中中国公民赴美228 万人次,首次超过美国公民来华人数（209 万人次）,中国赴美各类留学人员总数达49 万人,是美国第一大国际学生来源国.[3]
（二）各类沟通交流机制日益健全,为降低竞争烈度提供制度保障.中美之间已建立了90 多个对话沟通机制,涉及政治、军事、经贸、科技、环境等各个领域.政治与安全领域代表性机制主要有首脑互访、首脑、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美议会定期交流机制、中美副外长级政治磋商、反恐磋商、金融反恐工作组磋商、人权对话.经贸、科技、环境领域主要有中美联合经济委员会、中美商贸联委会、中美科技合作联委会、中美环境合作联委会、中美能源政策对话等.军事领域主要有中美军事、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中美副外长级战略安全、多边军控和防扩散磋商、国防部副部长级防务磋商、中美司局级军控与防扩散磋商等.人文、卫生及司法领域主要有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卫生部长级会晤、中美食品和饲料安全工作组会议、中美副部级教育磋商会、中美执法合作联合联络小组、中国交通部与美国海岸警卫队高层定期会晤、中美网络安全执法合作.上述一系列沟通交流机制,不仅致力于两国增信释疑,而且日益寻求双方互动接触的规则化,中美重大军事行动相互通报机制、海空意外相遇行为规则以及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等都反映了这种努力,总的来说有效降低了美国对华竞争的烈度,降低了发生误判的风险.
（三）新型大国关系方向为美国强化对华竞争设立底线.作为两个核大国和军事强国,中美避免战略竞争与对抗,尤其是避免重蹈冷战时期美苏对抗的覆辙,符合两国人民的长远战略利益.主席访美期间明确指出,“世界上本无‘修昔底德陷阱’,但大国之间一再发生战略误判,就可能自己给自己造成‘修昔底德陷阱’”.[1] 奥巴马总统同样表示,“不认同守成大国和新兴大国必将发生冲突”,他“相信美中两国有能力管控好分歧.美中之间的竞争应该是建设性的、具有积极意义的”.[2] 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苏珊·赖斯亦称,“即使在两国分歧问题上采取强硬立场,美国仍然拒绝接受中美冲突不可避免的简化逻辑和消极言论,中美关系不是零和游戏,两国管控分歧的能力远大于此.”[1] 上述表态表明,致力于避免重蹈“修昔底德陷阱”已成为两国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底线共识和战略默契.这种共识有效抑制了美国国内保守势力在处理对华关系时的躁动和极端倾向,使美国在强化对华竞争时具有底线意识.例如,美军舰艇在南海闯入中国岛礁12 海里范围具有极大的政治挑衅含义,但同时美国舰艇又遵循了“无害通过”的海上通行原则,说明美军在有意降低军事挑衅的含义,降低与中国真正发生军事冲突的风险.
（四）合作同步强化起到软化竞争的作用.美国虽有意全面强化对华竞争,但也不能无视在稳定全球经济、扩大军事交流、维持地区安全和推动全球治理等领域对华合作需求仍在上升,从而对强化对华竞争的冲动起到抑制作用,或适度软化了美国竞争行为的强度.目前,中美除双边经贸、地区安全及防扩散等传统合作领域之外,还不乏新的亮点和增长点.
军事交流与合作持续成为中美关系的重要亮点.2013 年11 月,两军在夏威夷首次举行人道主义救援减灾联合实兵演练；2014 年,中国军队首次参加美国主导的“环太平洋”演习和美泰共同主办的“金色眼镜蛇”多国联合军演；同年,中国还与美、澳两国共同举行了中美澳三方联合军演.2015 年上半年,围绕南海岛礁建设问题,美国高调介入,双方发生激烈争吵,但这并没有妨碍军委副主席访美日程,双方不仅达成了新的陆军交流机制,还在南海问题上扩大了共识.
全球治理尤其是气候变化问题成为中美合作新的增长点.2014 年奥巴马总统访华期间,两国发表《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宣布各自在2020 年后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目标,同意共同推动国际气候变化谈判于2015 年巴黎会议达成协议,加强两国在气候变化领域的务实合作.主席访美期间,两国进一步发表《中美元首气候变化声明》,美国重申将向绿色气候基金捐资30 亿美元,中国宣布出资200 亿元人民币建立“中国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金”,[1] 支持其他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反映了两国为推动巴黎气候大会成功再度做出的实质性努力.中美还签署了关于发展合作的谅解备忘录,旨在就可持续发展、粮食安全、公共卫生、救灾及人道主义援助等更广阔的发展问题开展合作.
四、未来走势
美国强化对华竞争既有其内在的强大动力,也面临着主客观层面的制约和缓冲因素,中美竞争失控并滑向冷战式对抗的可能性不大,但竞争面凸显将会成为未来中美互动的主要特点.
（一）中美将迎来竞争显著加剧的战略磨合期.美国强化对华竞争的核心根源是对自身霸权旁落的担忧.随着中国国力进一步提升,美国对华焦虑感还将继续上升,对华竞争的强度也会持续增加并呈长期化发展.就此而言,无论党还是共和党赢得2016 年美国大选,美国强化对华竞争的态势都不会发生大的转变.当前,尤其不能排除的情况是,在美国大选背景下,在共和党候选人及其他国内强硬派的压力下,奥巴马政府有可能在人权、贸易、台海以及涉华海上争端等问题上对华示强,在个别敏感问题上甚至可能奉行边缘对抗的政策.
（二）竞争将维持在可控范围之内.美国强化对华竞争既面临中美相互依存关系的捆绑,也基本接受中美交流机制化建设的规范,还有不断扩大和持续深化的合作予以软化、缓冲,再加上“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共识,中美竞争大致可维持在可控范围之内.一方面,在分歧、摩擦、矛盾突出的问题上,双方都应会保持战略审慎和战略克制,尽量避免走极端,以防造成双方都不愿面对的战略摊牌局面.另一方面,由于双方合作需求的黏合,积极管控竞争,使之总体维持在良性轨道之内,可有效防止两国间的互利合作受到不必要的干扰.尤其重要的是,避免片面地把竞争视为中美关系的主导性因素,防止两国不可控制地滑向全面战略对抗.
（三）竞争可以转化为新的合作契机.中美实力对比变化使双方对竞争结果的预期趋向务实,任何一方都不会指望对方全输而己方全赢,相互妥协实为中美竞争的最佳归途.美国学者戴维·兰普顿提出,“中国和美国都不应把‘适应’或‘妥协’视为忌讳字眼,在相互依存成为首要现实的当今世界,两国都应对各自的权力、权力构成以及如何使用权力持更加现实主义的态度.”[1] 比如,近期网络安全几乎成为引爆中美关系的重大分歧,两国关于网络安全规则的竞争异常激烈.2015 年9 月,美国媒体披露奥巴马政府因问题准备宣布对中国公司实施制裁,中美网络对抗一触即发.为此,主席委派政法委书记孟建柱访美,与美方就打击网络犯罪进行深入交流.主席访美期间,双方同意“各自国家政府均不得从事或者在知情情况下支持网络窃取知识产权,包括贸易秘密以及其他机密商业信息”,[2]建立两国打击网络犯罪及相关事项高级别联合对话机制.中美在网络安全问题上的激烈竞争最终以网络执法合作的形式得到有效管控.
（四）竞争将推动亚太构建包容性秩序.美国在秩序层面强化对华竞争,是以捍卫其地区政治、经济以及安全事务主导权为宗旨的.但对中国而言,探讨亚太秩序问题并非要挑战美国在亚太的正当利益和传统优势地位,而是要在现存秩序下谋求承担国际责任和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合理空间.随着综合国力的增强,中国承担国际义务的能力和意愿上升,不堪重负的美国向中国让渡部分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空间并与中国分担国际责任将是大势所趋,由此可以推动包容性政治、经济及安全秩序在亚太的诞生.以中美围绕亚投行进行的博弈为例,美国最初对中国倡议成立亚投行一直持抵制态度,认为中国试图另立炉灶、挑战美国主导的国际金融秩序.随着英、法、德等主要西方国家加入,美国转变了此前的强硬立场.主席访美期间,双方达成共识：中方承诺新成立的金融机构,将与现有国际金融机构的专业性、透明度、高效率和有效性原则保持一致,并遵循现有金融机构的环境和治理高标准；美方承诺尽快落实2010 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和治理改革方案,支持将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中美围绕亚投行问题产生的分歧和摩擦由此得到有效管控,两国关于国际金融秩序的竞争最终实现了双方都能接受的软着陆.
五、结语
尽管当前美国逐步加大对华竞争力度,但两国利益深度交融的事实没有改变,双方在地区、国际及全球诸多问题上相互合作的需求依然存在,相互依存、相互借重仍是定义中美关系性质的主导层面,这也决定了两国关系总体上合作的一面仍然大于竞争的一面.中美双方对此都应保持全面、客观地认识,同时还要冷静、理性地加以对待.首先,双方要防止片面化和极端化倾向.片面强调合作而无视中美关系竞争性上升的事实,无异于奉行逃避现实的“鸵鸟政策”,但过度强调甚至是夸大竞争在中美关系中的地位,有可能得出不合实际的悲观论断.其次,双方还应坚持“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根本方向,通过建设性方式有效管控竞争.基于“不冲突、不对抗”的战略底线,加强战略沟通,建立管控风险、化解危机的长效机制,最大限度地避免严重的情绪对立和战略误判,将竞争限定在良性、可控的轨道内.最后,双方还应挖掘竞争中潜藏的合作机遇,通过相互适应创造更多的合作空间,在网络、外空、发展合作、气候变化、反恐、传染性疾病等领域寻找并打造新的合作增长点,推动中美竞争向合作共赢的方向转变,维持中美关系总体稳定和健康发展的大局.
【完稿日期：2015-12-23】
【责任编辑：李 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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