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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改革开放毕业论文格式范文 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服务业与其地位作用的变化方面论文范文文献

主题:改革开放论文写作 时间:2024-0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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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服务业的发展可分为五个阶段.通过分析各阶段服务业增长特点及其在国民经济中地位作用的变化,揭示了我国推进服务业发展的基本经验,即:改革开放是服务业发展的基本动力,应该顺应形势变化和发展阶段转变推进服务业改革开放纵深发展、内外联动;加强对服务业发展的战略、规划引导和政策支持,促进服务业改革政策和发展政策良性互动至关重要;需求是服务业发展的基本导向,现代服务业发展还对创造需求、引导需求提出了更高要求;城镇化、信息化日益成为服务业发展的重要带动力量,引导服务业高质量发展需要更加重视城市群和产业融合的作用.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关于未来服务业发展的几个判断: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增速放缓、与第二产业差距拉大对全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值得重视,提高服务业劳动生产率日趋紧迫;要客观看待近年来服务业占比的提高,防止影响服务业乃至整个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我国产业结构由工业主导向服务业主导的转变仍处于推进之中,简单否定工业或制造业发展的重要性有失偏颇;推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要加大服务业改革开放和政策创新的力度,深化服务业体制机制改革和监管方式创新.

关键词:服务业 工业主导 服务业主导 劳动生产率

作者简介:姜长云,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刘振中,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T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不断发展的过程,也是服务业发展及其在国民经济中地位作用不断提高的过程.本文剖析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服务业发展的主要阶段和基本经验,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未来服务业发展需要关注的若干战略性、方向性问题.需要说明的是,按照国家统计局现行统计口径,本文在与“第三产业”等同意义上使用“服务业”概念.

一、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服务业发展的主要阶段

(一)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服务业在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中均处于辅助地位,但恢复性增长格局迅速形成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面临第二产业特别是工业占比严重偏高的格局,产业结构呈现第二产业或工业主导特征,但就业结构仍呈现第一产业或农业主导格局(见表1、表2),服务业(第三产业)发展在总体上处于辅助地位.以1978年为例,在按当年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中,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和工业分别占27. 2%、47. 7%、24. 6%和44. 1%;在全社会就业人员中,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分别占70. 5%、17. 3%和12. 2%.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上述格局有所松动,但仍未根本改变.以1984年为例,在按当年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中,第二产业和工业分别占42.9%和38. 7%,明显高于第一产业、第三产业(服务业,下同)占GDP比重(分别为31. 5%和25. 5%>;①在全社会就业人数中,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分别占64. 0%、19. 9%和16. 1%,服务业占比分别低于第一、第二产业47.9和3.8个百分点.与1978年相比,1984年在全国GDP和全社会就业人数中,服务业占比分别提高了0.9和3.9个百分点,第一产业占比分别提高了4.3个、下降了6.5个百分点,第二产业占比分别下降了4.8个、上升了2.6个百分点,T业占GDP比重降低了5.4个百分点(见图1、表1和表2).

在此期间,服务业支撑经济增长和吸纳就业的作用迅速显现.进入改革开放以来是服务业增加值增长最快的时期,服务业也是三次产业中增长最快的行业,推动服务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稳中略增.按2015年不变计算,19 79-1984年6年间,②全国服务业增加值年均增长10. 6%,分别快于GDP、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工业增加值增速2.5、4.3、2.7和2.8个百分点(见表3、图2).同期,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和T业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35. 2%、22. 0%、42. 8%和17. 9%,服务业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分别高于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T业7.6、20.8和24.9个百分点(见表4).

与此同时,服务业在全社会就业结构中的地位有较大幅度提高,成为三次产业中吸纳新增就业最多的行业.1979-1984年的6年间,全社会年底就业人数增加了8045万人,增加了3. 1%;其中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年底就业人数分别增加了1.5%、5.5%和8. 0%,服务业年底就业人数的增速明显快于第一、第二产业;在全社会年底就业人数增量中,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分别占31. 7%、32. 9%和35. 4%(见图3).服务业吸纳新增就业人数略超过第一、第二产业.

在此期间,我国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速明显慢于第一产业,但仍略快于第二产业(见表5、图4),服务业劳动生产率水平却明显高于第一产业和全社会平均水平,但低于第二产业(见表6、图5).按2015年不变计算,1979-1984年,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分别年均递增5. 8%、3.2%和3.4%.

(二)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期:服务业全面加快发展,对经济增长贡献率显著提高,但对吸纳新增就业的作用尚不显著

这一时期在我国产业结构中,服务业占比大幅提升,第二产业和工业占比稳中略降,第一产业占比降幅明显.在我国就业结构中,服务业占比也有一定幅度的提升,第二产业占比在波动中有所上升,第一产业占比有一定幅度的下降.1985-1991年的7年间,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和T业占GDP比重分别下降了6.5、1.4、增加了9.0和下降了1.7个百分点;在全社会就业人数中,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占比分别下降了4.3、上升了1.5和2.8个百分点.到1991年,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和T业分别占GDP的24. 0%、41. 5%、34. 5%和37. 0%,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分别占全社会就业人数的59. 7%、21. 4%和18. 9%(见表1、表2).

这一时期,服务业增加值的增速略低于第二产业特别是T业,但却是三次产业中对GDP增长贡献率最高的行业.按2015年不变计算,1985-1991年的7年间,全国GDP年均增长8.2%,服务业增加值的增速分别快于GDP和第一产业2.6、7.2个百分点,但分别低于第二产业和工业增加值增速0.1和0.3个百分点;服务业对GDP增长的贡献超过半壁江山,达到51. 5%,分别高于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工业35.6、18.9和24.1个百分点.

这一时期服务业吸纳就业的作用只是略高于第二产业,却明显低于第一产业.1985-1991年间,全社会新增就业17294万人,其中第一、第二、第三产业新增就业分别占全社会新增就业的47. 6%、25. 6%和26. 8%.

在此期间,我国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速较上期略有提高,但仍低于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增速1.5个百分点.按2015年不变计算,1985-1991年,我国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分别年均递增0. 1%、5.1%和3.6%.按当年计算,服务业劳动生产率仍然低于第二产业,但明显高于第一产业.1991年,服务业劳动生产率较第二产业低5. 9%,分别较第一产业和全社会劳动生产率高353. 1%和82. 4%.与上期末相比,服务业与第等于产业劳动生产率的差距明显缩小.按当年计算,这一时期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服务业与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差距最小的时期,但服务业劳动生产率高出第一产业和全社会的幅度却有所扩大.

这一时期,服务业的较快发展几乎呈现全面推进的态势.在服务业增加值较快增长的同时,1991年与1984年相比,在服务业各行业中,仅其他服务业占GDP比重由8.8%下降到8. 4%,批发和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住宿和餐饮业,金融业,房地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分别提高了3.3、1.8、0.7、2.2和1.3个百分点,分别达8.3%、6. 5%、2.0%、5.4%、3.5%.

(三)20世纪90年代初到本世纪初:服务业对经济增长和吸纳就业的作用全面凸显,但1997-2002年间服务业的特殊变化值得关注

在此期间,在我国产业结构中,服务业占比呈现在波动中提高的趋势,第一产业占GDP比重降幅显著,第二产业特别是工业占GDP比重呈现先升后降但总体提升的态势.1992-2002年,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和工业占GDP比重分别降低了10.7个百分点和提高了3.0、7.7、2.3个百分点.到2002年,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和T业分别占GDP的13. 3%、44. 5%、42. 2%和39. 3%.按2015年不变计算,同期全国服务业增加值年均增速为10. 4%,服务业增加值的增长虽然分别慢于第二产业和工业增速2.3、2.6个百分点,但仍快于同期GDP增速0.9个百分点,快于第一产业增速6.7个百分点;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和工业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8.8%、42. 4%、48. 9%和36. 7%.服务业继续成为对GDP增长贡献率最多的行业,分别超过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工业40.1、6.5和12.2个百分点.但在此期间,第二产业特别是工业对GDP增长的贡献也是值得重视的.与上期相比,第一产业对GDP增长的贡献率有较大幅度的下降,第二产业包括工业对GDP增长的贡献率有较大幅度的提高.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协同带动经济增长的格局开始形成.

在此期间,在全社会就业人数中,服务业(第三产业)占比持续提高,第一产业占比持续下降,第二产业占比经历了一个先升后降总体不变的过程.从1994年开始,服务业就业人数及其占全社会就业人数的比重超过第二产业,成为三次产业中吸纳就业人数居中的行业.与1991年相比,2002年全社会就业人数增加了7789万人,其中第一产业就业人数减少2458万人,相当于全社会就业人数增加量的31. 6%;第二、第三产业就业人数分别增加1667万人和8580万人,分别占全社会就业人数增加量的21. 4%和110. 2%.在全社会就业人数中,第一、第三产业占比分别下降和上升了9.7个百分点,第二产韭就业人数占比保持不变;2002年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分别占全社会就业人数的50. 0%、21. 4%和28. 6%.

这一时期,我国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速再度加快.按2015年不变计算,1992-2002年,我国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年均递增5.2%,增速快于第一产业0.9个百分点,慢于第二产业6.3个百分点.但由于白20世纪80年代末期以来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增速持续低于第二产业,特别是此时期成为自改革开放以来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增长最快的时期,导致服务业与第二产业之间劳动生产率的差距再度拉大(见表6),但服务业劳动生产率高于第一产业的程度也有所扩大.到2002年,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分别相当于全社会、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的147. 7%、555. 3%和71. 1%.

值得注意的是,在此期间,出现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第一个服务业占GDP比重连续3年以上每年增幅超过1个百分点的时期.1997-2002年的6年间,服务业占GDP比重共提高8.6个百分点,年均提高1.4个百分点;但同期服务业占就业比重增幅不大,6年共增加了2.6个百分点,服务业吸纳的新增就业仅占全社会新增就业人数的70. 0%;由此导致1997-2002年成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增长最快的时期.按2015年不变计算,1997-2002年,我国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年均递增6.9%,增速快于1992-2002年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速1.9个百分点;服务业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进一步提升,达到55. 6%.

(四)21世纪初到2011年:产业结构从工业主导向服务业转变开始启动,进入改革开放以来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增长最快的阶段

在此期间,服务业占GDP比重在波动中继续趋于上升,第一产业占GDP比重持续下降,第二产业特别是工业占GDP比重先升后降,并在总体上略有提高.2003-2011年9年间,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和工业占GDP比重分别下降了3.9个百分点、上升了1.9、2.0和0.6个百分点.2006年,第二产业和工业占GDP比重分别达到47. 6%和42. 0%,分别成为自1979年以来第二产业占比、自1981年以来工业占比的最高点.此后,第二产业和工业占比均转入下降轨道.从2007年开始,我国服务业占GDP比重超过工业,二者分别占42. 9%和41. 3%.

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的情况相比,此时期国内生产总值和第一、第三产业增加值的年均增长率全面提速,成为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服务业增加值增长最快的阶段,但第二产业特别是工业增加值的年均增长率已较前一阶段(1992-2002年)有所下降.按2015年不变计算,2003-2011年9年间,全国服务业增加值年均递增11. 3%,增速分别快于GDP和第一产业0.7和6.9个百分点,但仍分别低于第二产业和工业0.7和0.6个百分点(见表3).同期,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和T业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5. 4%、43. 8%、50. 8%和36. 2%,服务业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再次超过半壁江山,但第二产业特别是工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仍然较高,甚至略高于前一阶段.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协同带动经济增长的格局进一步彰显.

与2002年相比,2011年我国全社会就业人数增加了3140万人,第一产业就业人数减少10046万人;第二、第三产业吸纳就业人数分别增加6862万人和6324万人,分别占全社会新增就业人数的218. 5%和201. 4%.2011年在全社会就业人数中,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就业人数分别占34. 8%、29. 5%和35. 7%,服务业已经成为三次产业中吸纳就业人数最多的行业.

按2015年不变计算,2003-2011年我国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年均递增8.0%,进入改革开放以来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增长最快的阶段.同期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增速快于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增速0.5个百分点,略慢于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增速0.1个百分点.三次产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速茌总体上差距不大.按当年计算,服务业劳动生产率低于第二产业、高于第一产业和全社会劳动生产率,且均呈相对差距缩小、绝对差距扩大的态势.

这一时期的前半期,即2003-2007年,我国GDP特别是第二、第三产业增加值的增速均较之前上了一个台阶,并于2007年达到阶段性高点.如2007年全国GDP、第二、第三产业和工业增加值增速分别达到14. 2%、15. 1%、16. 1%和14. 9%,分别较2002年提高5.1、5.2、5.6和4.9个百分点.但从2006年春季开始的美国次贷危机,逐步蔓延成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在较大程度上制约了我国经济增长,形成了对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和工业增长速度的“下拉效应”.如2008-2011年,全国GDP、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和工业增加值的增速分别为9. 6%、10. 9%、9.8%和10. 6%,比2003-2007年间增速分别下降了1.8、2.0、2.6和2.1个百分点;2008-2011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49. 8%,比2003-2007年间下降了2.0个百分点.

这一时期,在服务业增加值较快增长的同时,服务业占比总体增幅不大,年均提高0.3个百分点.但服务业不同行业之间增长的分化特征较为显著.与2002年相比,到2011年,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住宿和餐饮业占比分别下降了1.7和0.4个百分点,批发和零售业、金融业、房地产业、其他服务业占比分别上升了0.7、1.7、1.4和0.2个百分点.

(五)2012年以来:我国产业结构从工业主导向服务业主导的转变加快形成,服务业对经济增长和吸纳就业的作用进一步彰显

按当年计算,2012年我国服务业占GDP比重与第二产业相同,均为45. 3%.从2013年开始,我国服务业占GDP比重超过第二产业,成为三次产业中占GDP比重最大的行业.在此期间,服务业占GDP比重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上升.2012-2016年,服务业占GDP比重上升了7.4个百分点,连续5年每年均较上年上升1个百分点以上;第一、第二产业和工业占比分别下降0.8、6.6和6.6个百分点.到2016年,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和T业占比分别为8. 6%、39. 8%、51. 6%和33. 3%.2017年服务业占比与上年持平,第一、第二产业占比分别较上年下降和上升0.7个百分点,工业占比上升0.6个百分点.

这一时期在三次产业中,服务业发展较为引人瞩目,这不仅表现为服务业占GDP和就业比重的大幅度提升,还表现为服务业增加值的增速一改之前长期低于第二产业和T业的局面,转为快于第二产业特别是工业.当然,客观地说,服务业增加值的增速也较之前有较大程度的放缓.按2015年不变计算,2012-2017年6年间,全国服务业增加值年均递增8. 0%,较上一阶段(2003-2011年)下降3.3个百分点,但仍分别快于同期GDP、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工业增速0.8、4.1、1.0和1.1个百分点(见表3).在此阶段,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呈现从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的阶段性转变.GDP增速较上一阶段下降3.4个百分点,第一、第二产业和T业增速分别下降0.5、5.0和4.9个百分点.同期,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进一步增加到55. 5%,较上一阶段提高4.7个百分点,进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最高的时期;第一、第二产业和工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5. 0%、39. 5%和32. 7%,第一产业特别是第二产业和T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均较上一阶段有所下降(见表4).

在此期间,全社会新增就业人数1220万人,其中第一、第二产业就业人数分别减少5650万人和720万人;服务业新增就业人数7590万人,相当于全社会新增就业人数的622. 1%,服务业成为三次产业中唯一吸纳就业人数增加的行业.同期,在全社会就业人数结构中,第一、第二产业占比分别下降了7.8和1.4个百分点,第三产业(服务业)占比上升9.2个百分点,且从2013年开始各年服务业占全社会就业人数的比重均较上年增加1个百分点以上.

到2017年,在全社会就业人数中,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分别占27. 0%、28. 1%和44. 9%.2012-2017年,按2015年不变计算,我国全社会劳动生产率年均递增7. 0%,其中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分别年均递增8.1%、7.6%和3. 7%.

这一时期,服务业内部结构调整加快深化.按当年计算,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住宿和餐饮业占GDP比重基本保持不变;但批发和零售业、金融业、房地产业和其他服务业占比均有较大幅度的提高.与2011年相比,2016年批发和零售业、金融业、房地产业和其他服务业占比分别增加0.7、2.0、0.7和4.0个百分点.与2016年相比,2017年房地产业占比保持不变,批发和零售业、金融业占比分别下降0.2和0.4个百分点,其他服务业占比增加1.1个百分点.

一、推进服务业发展的基本经验

(一)改革开放是服务业发展的基本动力,应该顺应形势变化和发展阶段转变推进服务业改革开放纵深发展、内外联动

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期,我国服务业恢复性增长格局迅速形成,与改革开放的启动及其后续影响有密切关系.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拨乱反正,做出了把党的T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和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为之后逐步放松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制度约束、形成服务业恢复性增长格局创造了条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还建议国务院作出提高农副产品收购的决定.在此前后,以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称“家庭承包制”)为主要内容的农村改革,经历了从“星星之火”转变为“燎原之势”的曲折过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迅速推广,加上国家多次大幅度提高农副产品收购,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经营积极性,促进了农业劳动生产率的迅速提高和农民收入的较快增长,为发展服务业提供了良好的市场需求;也带动了农业劳动力剩余问题日益显性化,对在第二、第三产业拓展就业渠道提出了强烈要求.农村改革的迅速展开,促进了农民收入的较快增长,也为发展服务业提供了良好的市场需求.在此阶段,部分专门领域的改革相继启动,也推动了服务业恢复性增长格局的迅速形成.如推进国有经济实行以扩大企业自主权为特征的改革、重塑农村金融体制,特别是构建以中国人民银行为核心、国家专业银行为基础、多种金融机构并存的金融机构体系(柳红星,2009),为金融服务业的更快扩张提供了重要支撑.从1978年到1984年,金融业占GDP的比重由2. 1%提高到3.1%.前述金融相关改革的带动作用,是个重要原因.

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期,服务业全面较快发展,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显著提高,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固然很多,但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从农村转向城市、市场化取向的改革全面展开也是重要原因,由此导致服务业发展的内在机制和外在制度逐步优化.1984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要求进一步贯彻执行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实行开放的方针,加快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步伐;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1987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三大将加快和深化改革作为大会的中心任务,明确提出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是经济发展战略必须着重解决好的3个重要问题之一,“当前深化改革的任务主要是……逐步建立起有计划商品经济新体制的基本框架”.1985-1991年我国服务业占GDP比重平均每年提高1.29个百分点,一个重要原因是1985年服务业增速明显加快,增速高达19. 4%,分别较同年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工业增速快6.5、5和4.6个百分点,由此拉动服务业占GDP比重较上年提高3.9个百分点.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城乡服务业发展及其对改善城乡生产生活的作用日益受到政府重视.但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以及1985年一号文件“里程碑式”提出改革农产品统派购制度等,也为服务业发展提供了宽松环境.

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到本世纪初期,服务业对经济增长和吸纳就业的作用全面凸显,在扩大改革开放方面若干重大标志性事件的影响值得重视.这就是,1992年“南巡讲话”、党的十四大明确“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及其后的一系列配套改革,带动了改革开放新局面快速形成,促进了服务业内在运行机制和外在体制环境的优化,带动了GDP、工业和服务业的较快增长.这一时期,我国第二产业、工业乃至GDP增速都是改革开放以后到这一时期最快的.工业、第二产业乃至整个经济的较快发展,也为加快发展服务业提供了良好的需求条件和市场环境、动力支撑.在此期间,在服务业较快发展、占GDP比重较大幅度提升的同时,我国房地产业占GDP的比重也有一定幅度的提高.1992-2002年,房地产业占GDP比重从3.5%提高到4. 4%,提高0.9个百分点,房地产业占比的提升主要发生在1997-2002年间(提高0.8个百分点).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城市住房制度改革的深化,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旨在建立多层次住房供应体系、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改革等举措,为房地产业的较快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制度条件.

从21世纪初到2011年,我国产业结构从工业主导向服务业主导的转变开始启动,是改革开放以来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增长最快的阶段.这一时期的服务业发展,两大标志性事件的影响不可轻视.一是2001年12月我国加入WTO,意味着我国经济与国际接轨和对外开放的步伐明显加快,可以更加广泛深入地分享经济全球化的红利;也意味着推进服务业市场化、产业化、社会化甚至国际化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显著增加,要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双双有所提速.二是2007年和2008年分别发布了《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服务业的若干意见》(国发[2007]7号)和《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服努业若干政策措施的实施意见》(国办发[2008] 11号).这两个文件明确要求发展服务业“坚持市场化、产业化、社会化的方向”,着力提高服务业对外开放水平、进一步放宽服务领域市场准人、加快推进国有服务企业改革、积极支持服务企业“走出去”,并对此提出了具体要求.各地围绕贯彻落实这两个文件出台的一系列配套措施或实施意见,也对带动服务业改革开放深入推进提供了重要支撑.

2012年以来,我国产业结构从丁业主导向服务业主导的转变加快形成,服务业对经济增长和吸纳就业的作用进一步彰显.这种格局的形成,固然有发展阶段转变、国际金融危机影响等多种原因,但与时俱进地纵深推进服务业改革开放,甚至协调推进服务业与整个经济社会体制的改革开放也是重要原因之一.在此阶段,对深化服务业改革开放具有重要影响的标志性事件主要有:第一,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要求“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为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创新服务业体制机制提供了“加速器”和“压舱石”.第二,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和《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要求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并就推进服务业改革开放提出了一系列高强度要求.第三,启动并推进服务业“营改增”等重大改革,实施了持续推进“放管服”改革、建立自由贸易试验区、实施国家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等一系列重大举措.这些改革“组合拳”,对服务业发展乃至经济转型的影响将是持续而深远的.

从上文分析可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服务业发展特别是其阶段性跃升,往往都与强化改革开放的推动作用密切相关.从横向的地区比较来看,情况也是如此.2017年人均服务业增加值位居全国前列的北京、上海、深圳、杭州、宁波、广州、苏州等市,基本上都属于我国经济社会特别是服务业改革开放走在全国前列的地区.

(二)加强对服务业发展的战略、规划引导和政策支持,促进服务业改革政策和发展政策良性互动至关重要

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之所以能够成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服务业增速最快的时期,有服务业发展基数低的因素,也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服务业发展因政策环境日益宽松而出现“补偿性反弹式增长”有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要求“必须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逐步改善”城乡人民生活.1979年4月召开的工作会议提出对整个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要求“使生产的发展同人民生活的改善密切结合”“积极发展对外经济合作和技术交流”.之后我国陆续对国民经济进行全面调整、进一步调整和继续调整,并转向重视发展轻工业和消费品生产(汪海波等,2010),带动了城乡市场的繁荣,也拉动了交通运输、商贸流通等服务业发展.

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明确提出“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党的十二大要求“把全部经济工作转到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在此期间,明确鼓励和支持恢复、发展集体商业和个体商业,大力恢复和发展城乡集贸市场(汪海波等,2010),鼓励农村多种经营和农工商综合经营,促进区域经济和乡镇企业(社队企业)发展,调整农产品购销政策,鼓励搞活商品流通,明确对农村个体商业和各种服务业“给予必要扶持”,要求“加强社会服务”“逐步建立起比较完备的商品生产服务体系”①等举措,都从政策上为促进服务业恢复性增长准备了良好的需求条件和环境支撑.

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期,服务业全面较快发展,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显著提高,下列政策因素的影响值得特别关注.1987年10月召开的中国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作出了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大力发展商品经济等重要论断,提出“新的经济运行机制,总体上来说应当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机制”,要求加快建立和培育社会主义市场体系不仅包括商品市场,还应包括“资金、劳务、技术、信息和房地产等生产要素市场”.从1984年到1988年,乡镇企业发展的政策环境在总体上逐步宽松,对技术交流和人才流动、城乡经济交往等支持政策趋于明朗,也为服务业的较快发展提供了积极支撑.这一时期,在全社会新增就业人数中,服务业的作用只是略高于第二产业,明显低于第一产业;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仅年均递增0. 1%.这种现象的形成固然有多种原因,但劳动力的城乡流动和区域流动仍然面临户籍制度等多重限制,也是一个重要原因.这也从反面说明,完善服务业发展的政策环境、促进服务业改革政策和发展政策协调联动至关重要.

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到本世纪初期,服务业对经济增长和吸纳就业的作用全面凸显,一个重要原因是优化服务业发展的宏观政策环境“再上新台阶”,并且带动了服务业相关体制机制改革的深化.在此方面,较有影响的标志性事件主要有:第一,1992年6月《 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决定》发布,明确要求“争取用十年左右或更长一些时间,逐步建立起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统一市场体系、城乡社会化综合服务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第三产业增长速度要高于第一、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和就业入数占社会劳动者总人数的比重,力争达到或接近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该文件还就加快发展第三产业提出了若干主要政策措施.第二,1991年10月《国务院关于加强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的通知》发布,该文件不仅明确了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的方向和原则,还就加强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提出了若干明确要求和支持措施.第三,20世纪90年代末期,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党提出“要扩大国内需求,充分发挥国内市场的潜力”“把扩大国内需求作为促进解决增长的主要措施”.

21世纪初到2011年,我国产业结构从工业主导向服务业主导的转变启动,是进入改革开放以来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增长最快的阶段.这一阶段政策创新对我国服务业发展的影响尤其值得关注.如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坚持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方针,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发展现代服务业,提高服务业比重和水平”.在此期间,《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服务业的若干意见》(国发[2007]7号)、《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服务业若干政策措施的实施意见》(国办发[2008]11号)明确提出“把加快发展服务业作为一项重大而长期的战略任务抓紧抓好”,并就加强规划和产业政策引导、大力培育服务领域领军企业和知名品牌等提出了具体要求和政策支持措施.应该说,国发[2007]7号、国办发[2008]11号是近年来我国服务业政策创新中的两个里程碑式文件,对于推动这一时期乃至后续时期我国服务业的发展,促进我国产业结构从工业主导向服务业主导的转变,发挥了重要作用.

2012年以来我国产业结构从工业主导向服务业主导的转变加快形成,服务业对经济增长和吸纳就业的作用进一步凸显,这有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后,需要推动速度变化、结构优化、动力转换的因素;但加强对服务业发展的战略、规划引导和政策支持,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第二十四章明确要求“加快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开展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行动,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优化服务业发展环境,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生活性服务业向精细化和高品质转变”.2012年12月发布的《服务业发展“十二五”规划》,明确了服务业市场化、产业化、社会化、国际化的发展方向,并就服务业发展的总体要求和重点任务、扩大服务业开放、改革完善服务业发展体制机制和强化规划实施保障等提出了具体规划.这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服务业新政出台最为密集的时期,既包括《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指导意见》(国发[2014]26号)、《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生活性服务业促进消费结构升级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5] 85号)等服务业发展的综合性文件,还包括更多类似《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国发[2015]40号)、《国务院关于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5]93号)等涉及服务业特定领域发展的文件.这为促进服务业地位作用的迅速凸显,提供了更加优越的政策环境.

从上述分析可见,随着服务业发展水平的提高,加强对服务业发展的战略、规划引导和政策支持,对于促进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性日趋凸显.与此相结合,促进服务业改革政策和发展政策协调互动,也日益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服务业在各地产业结构演变、经济发展和国计民生中的重要性迅速凸显,各地对服务业发展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但服务业发展中地区之间、企业之间同质竞争的问题却日趋突出,重复投资、盲目建设的问题也日趋严重.在此背景下,加强对服务业发展的战略、政策和规划研究,以及促进服务业改革开放政策和发展政策的协调,更应引起重视.

(三)需求是服务业发展的重要导向,现代服务业发展还对创造需求、引导需求提出了更高要求

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服务业实现较快的恢复性发展.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城乡商品经济恢复性发展对服务业的需求.一方面,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迅速提高,要求加快发展便民利民的服务业,更好地满足城乡居民的生活需求,特别是解决温饱问题的需求;另一方面,农业劳动力剩余问题日益显性化,大批下乡知识青年回城增加了城市就业压力,也要求通过加快发展就业门槛低、吸纳就业能力强、对劳动技能要求不高的服务业,开拓非农就业机会.

从20世纪90年代初到本世纪初,其他服务业占GDP比重迅速提升,成为支撑服务业占比较快提升的主要力量.这与同期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提高,带动教育、卫生等非营利性服务业和信息服务、商务服务、文化娱乐等营利性服务需求的迅速扩张有很大关系.如从城市居民家庭人均消费支出及其结构变化来看,在人均消费支出总量迅速扩张的同时,食品、衣着等温饱支出增幅放缓,且占比降幅较大;但医疗保健、交通通信、教育文化娱乐等服务支出增加显著,且占比提高明显(见图6).产业发展规模的扩大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推进,导致对信息服务、租赁和商务服务、科技服务等需求迅速扩张和升级,也是此时期其他服务业更快发展和占比提高的重要原因.这一时期在经济较快增长的同时,政府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增长较快,也为教育、卫生等公共服务业的较快发展创造了条件.

从21世纪初到2011年前后,我国服务业增加值的增速较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都有所加快.这得益于2001年我国加入WTO后对外开放迅速扩大带来的体制机制改革的激发效应,但同外部需求的迅速扩张,以及国民经济特别是工业持续高速增长带来对生产性、生活性服务需求的拉升效应,也有很大关系.2005、2006、2007年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唯一一个连续3年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GDP增长贡献率超过10%、拉动经济增长1个百分点以上的时期.2008年以后,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第二产业包括丁业增加值的增长全面放缓,弱化了需求对服务业发展的拉动效应,成为对应阶段服务业增加值增速放缓的重要原因.面对严峻的国内外形势,许多企业发展难度陡增,甚至维持运转的难度也空前加大.这些企业首先压缩或抑制增长的往往是服务需求.与进入21世纪初期情况相比,2008年以后城镇居民收入增长明显放缓,也在很大程度上抑制生活性服务需求的扩张及生活性服务业的发展.与2003-2007年这一时段相比,在2008-2011年这一时段,第二产业和工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降反升,第二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由42. 6%上升到45. 0%,工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则由36.1%上升到37. 5%,分别上升了2.4和1.4个百分点.究其原因,同2008年以后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国家在扩大国内需求、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搞活流通扩大国内消费并保持对外贸易稳定增长、稳定外需等方面连续多次出台更加有力的措施密切相关.

2012年以来,我国服务业增速虽然高于第二产业和工业,但增速明显放缓.一个重要原因是,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抑制了产业发展对生产性服务业需求的更快扩张.在城镇化率2011年已达51.3%、2017年已达58. 5%的背景下,近年来城镇居民收入增长较之前明显放缓,也在相当程度上抑制了城镇居民生活性服务需求的扩张.从2008年开始的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服务业发展、服务业需求的影响进一步深化,也是值得重视的原因.2004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的增速跃升到10%以上,此后持续增加到2007年的16. 1%,从2008年开始服务业增加值的增速在波动中趋于放缓,2012年以来一直在8%上下徘徊,服务业增速降档特征比较鲜明.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服务业行业结构演变中最引人瞩目的现象,是其他服务业占比呈现持续大幅度提高的趋势.1978年,其他服务业占GDP的7.2%,2017年增加到21. 1%,尤其是自2009-2017年9年间其他服务业占比提高了4.5个百分点.其他服务业包括营利性服务业和非营利性服务业.近年来,政府加强教育、卫生、水利等基本公共服务,鼓励非基本公共服务发展,是支撑其他服务业较快发展的重要原因.但以信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等为代表的营利性服务业较快发展,是其他服务业较快发展及其占比较快提高更为重要的原因.如2017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较上年实际增长26%,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增加值较上年实际增长10. 9%,增速分别快于服务业总体18.0和2.9个百分点.但是,这些新兴服务业相对于传统服务业发展,不仅需要适应需求、面向需求.更需要创造需求、引导需求,甚至通过新型服务消费的引导和示范,激发潜在的服务需求.

(四)城镇化、信息化日益成为服务业发展的重要带动力量,引导服务业高质量发展需要更加重视城市群和产业融合的作用

一般而言,城市往往是服务业企业的主要集聚地,也是服务业需求较为集中的地方.城镇化带动的产业集聚和产业升级,为深化服务业分T协作、促进服务业与三次产业的融合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城镇化带来的人口集聚和生活方式转变,也为生活性服务业发展创造更加优越的条件.推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也对推进城镇化转型升级、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提出了强烈需求.现代服务业高集群性、高创新性特点,有利于知识、科技、信息、人才较为密集的城市成为发展服务业的主要载体(姜长云,2011).城市较高的要素成本,也容易形成对现代服务业发展的筛选机制,将部分发展层次较低的服务业拦截在城市载体之外.当然,不同类型服务业由于功能作用和需求特征不同,其分布特点也有较大差别.比如,满足基本民生需求的服务业往往需要随着人口和社区分布格局的调整,形成相对均衡分布.但就总体而言,现代服务业的集聚集群集约发展,也为推动城市的集约型、紧凑式发展,为增强城市创新能力和辐射带动能力、为提升城市品质提供了强劲支撑.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服务业发展的经验充分证明,服务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发展,与城镇化之间往往具有较强的良性互动关系(见图7).党的十九大要求“以城市群为主体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2017年经济工作会议要求,“提高城市群质量,推进大中小城市网络化建设,增强对农业转移人口的吸引力和承载力,加快户籍制度改革落地步伐”.2018年元月30日政治局围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进行集体学习时强调“建设彰显优势、协调联动的城乡区域发展体系”.要结合引导服务业集聚集群集约发展,做好促进服务业与城镇化良性互动的大文章.

改革开放40年来,随着服务业发展及其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地位和作用的提升,产业融合的重要性日趋凸显.产业融合以产业链延伸、产业范围拓展和产业功能转型为表征,以技术融合和体制机制创新为动力,通过实现产业之间的融合渗透和交叉重组,形成新技术、新业态、新商业模式,实现产业跨界融合、要素跨界流动和资源集约配置,激发新的市场需求及其整合集成,带动产业布局的优化调整、产业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提质增效升级.产业融合往往是服务业拓展市场空间、培育新动能的重要途径,也是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发展方式转变发挥引领带动作用的重要方式.近年来,许多服务业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发展很快,与服务业同其他产业的融合发展有密切关系.随着服务业发展水平的提高,服务业不同行业之间的融合发展,也是实现产业融合的重要途径.如物流业与金融业的融合、信息服务业与交通运输业的融合.产业融合增加了服务业发展方式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信息化的发展不仅加快了产业融合的进程,也为拓展升级产业融合提供了新的路径.近年来,各种“互联网+”“+互联网”、数字经济、平台经济迅速发展,运用大数据等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的故事频繁涌现,就是对信息化、产业融合重要性的很好说明.许多服务业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成长,往往与信息化、产业融合高度相关.通过推进产业融合,带动城乡融合发展,也日益成为实现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协同发展的重要途径(姜长云,2018).

三、关于未来服务业发展的几个判断

(一)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增速放缓、与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差距拉大,对全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值得重视,提高服务业劳动生产率日趋紧迫

从图4和图8可见,无论是按当年计算,还是按不变计算,近年来我国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增速放缓的问题都日趋突出,服务业与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的差距也有拉大趋势.甚至按当年价计算我国服务业与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绝对差距拉大的现象,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就已经开始,进入21世纪以来进一步扩大.按当年价计算,2017年我国服务业劳动生产率人均122456. 84元,相当于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的79. 9%,与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的绝对差距由2011年的21499. 97元扩大到2017年的30870. 96元.按不变计算,2012年以来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较前一阶段明显放缓,是白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增长最慢的时期.

之前的研究显示,随着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相对重要性的凸显,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增长放缓、与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差距拉大的现象,将会制约全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影响城乡居民收入的增长;甚至妨碍服务业乃至整个经济运行质量、效益和竞争力的提升及创新能力的成长,加剧服务业国际竞争的劣势.当然,这种现象的形成有服务业与第二产业属性差异的因素.但在服务业增加值已经超过GDP半壁江山的背景下,提高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的问题还是应该引起重视.为此,要以推进服务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加大服务业改革开放和制度创新的步伐,积极引导服务业集聚集群集约发展,努力激发体制机制改革和制度创新对提高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姜长云,2018).

(二)客观看待近年来服务业占比的提高,防止影响服务业乃至整个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从上述分析可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服务业占比连续3年以上连年大幅度提高的时期只有两个,分别是1997-2002年(年均提高1.43个百分点)和2012-2016年(年均提高1. 48个百分点).这两个时期的共同特点在于,GDP、第二产业和工业增加值的增速均较前期有明显放缓,服务业增加值的增速在总体上快于第二产业和工业.而且服务业占比的提高,同服务业水平的较快上涨也有很大关系.尤其是2012-2016年,按当年计算的服务业增加值占比增加了7.4个百分点,但按不变计算的服务业增加值占比仅增加1.7个百分点(见表7).可见,按当年计算服务业占比的上升,主要是因素作用的结果.当然,此处导致服务业占比提升幅度较大的因素,既包括服务业涨幅较大,如房租、劳动力成本较快上升导致的结果;也包括工业品降幅较大的作用.如以上年同月为100,则自2012年3月起到2016年8月,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指数连续54个月低于100.可见,近年来服务业占GDP比重的较快提高,既有符合产业结构演进规律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等方面的积极因素(国民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背景下第二产业尤其是工业增速放缓),也与服务业较快上涨、工业整体下降的状况密切相关.付保宗(2014)的研究发现,工业比重的下降,容易导致经济高速增长阶段的终结;工业比重过早出现拐点,容易成为经济过早进入低速增长区间的原因.在工业进而GDP增速放缓的背景下,如果因素的作用能够支撑按当年计算的服务业增加值出现较快增长,那么服务业占GDP比重出现较大幅度提高很可能就是“水到渠成”的.

可见,如果不加区分,将服务业占GDP比重的提高简单归结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结果,容易形成片面、误导性结论.近年来我国服务业占GDP比重的提高,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消极的一面在于,服务业占比的提高在相当程度上不是因为服务业发展形势太好,而是工业发展形势不好.进一步说,工业增速放缓,与发展阶段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的背景有关.但如据此简单否认与服务业占比较快上升相关的经济运行风险因素,也不是明智之举.

上述两个时期,我国服务业占GDP的比重都有连年大幅度的提高,但其明显不同之处值得重视.1997-2002年间,在服务业占GDP比重大幅提高的同时,服务业占就业比重增幅不大,由26. 0%提高到28. 6%;同期服务业新增就业人数相当于全社会新增就业人数的70. 0%.这一时期成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增长较快的时期.但2012-2016年我国服务业占GDP和就业比重分别增加了7.4和7.8个百分点,服务业吸纳就业比重的增幅大于占GDP比重的增幅,且服务业成为三次产业中唯一吸纳就业增加的行业.同期服务业吸纳新增就业人数相当于全社会新增就业人数的547. 3%,由此导致按2015年不变计算,2012-2016年间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年均仅递增3.5%,成为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增长最慢的时期.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该时期服务业发展出现了低端化、泡沫化问题,凸显了推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近年来,有些地方把服务业占GDP比重,甚至服务业占就业比重的变化作为考核服务业发展状况的重要指标.虽然我们不能全盘否认其合理性,但综合上述分析可见,在判断服务业发展状况时,过分强调这两个因素也会带来严重问题.片面追求服务业占GDP比重的提高,如果届时能够实现目标,很可能会以工业进而整个经济增长速度进一步放缓、妨碍经济中高速增长为代价,甚至影响整个经济的高质量发展.片面追求服务业占就业比重的提高,还可能以服务业劳动生产率降低为代价,带来服务业低端化、泡沫化问题,影响服务业高质量发展.

(三)我国产业结构由工业主导向服务业主导的转变仍处于推进之中,简单否定工业或制造业发展的重要性有失偏颇

从上述分析可见,从21世纪初,我国产业结构从工业主导向服务业主导的转变即已启动,但由于近年来按不变计算的服务业占比增幅,明显小于按当年计算的服务业占比增幅,简单地说我国产业结构已经实现从工业主导向服务业主导的转变还有些过早.我国产业结构仍处于从工业主导向服务业主导的转变之中.如果考虑到近年来服务业占GDP比重的连年大幅上升,经历了前一阶段服务业占比缓慢提高的“蓄能”准备阶段,就更容易理解近年来服务业占比的连年大幅上升难以长期持续.2003-2011年9年间,我国服务业占比由42. 2%提高到44. 2%,年均递增0.22个百分点.况且,按照国家外汇管理局口径,2017年我国服务贸易收入2065亿美元,支出4719亿美元;服努贸易逆差2654亿美元,较上年增长14%,其中运输项目逆差561亿美元,旅行项目逆差2251亿美元,分别较上年增长20%和9%.①庞大且不断增长的服务贸易逆差说明,我国服务业的国际竞争力还比较弱,还难以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唯一的主引擎(姜长云,2016),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仍然需要发挥工业与服务业“双引擎”作用.

近年来,有些研究提出,工业已经不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我国正处于“去工业化”的过程之中;有些地区甚至提出基于其资源优势和区位条件,应该绕过_工业化阶段,直接从以农业为主导的经济结构转向以服务业为主导的经济结构.②我们不否认这在少数地区有其合理性,但就多数地区而言,片面否认发展工业或制造业的重要性,过度强调工业与服务业对立的一面,忽视其建立融合互补关系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可能是比较危险的.

美国佐治亚理工学院制造研究院院长、美国国家科学院材料与制造委员会主席王绪斌(2018)提出,制造业在衡量一国宏观经济的直接影响力方面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对国家投资的回报率是其他行业难以比肩的,制造业在拉动就业和孵化创新方面往往具有特殊重要的作用,因此制造业是国家经济的命脉.从美国制造业的历史和现状可见,制造业衰退必将导致国家层面的危机,最终将使经济社会生活蒙上浓浓的阴霾.夏杰长、倪红福(2016)的研究提出,在全球价值链背景下,服务业与制造业的界限日益模糊,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经济发展更需要工业与服务业“双轮驱动”、融合发展;应避免从过去片面强调工业主导地位转向单纯强调服务业主导地位.李钢(2013)的研究证明,“二战”后发达国家第三产业比例不断提升,主要是由于第三产业上涨速度快所致,而第三产业实际产出增长更快并不是重要原因;美日两国在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相同阶段时,第二产业占比仍处于上升阶段.

白2007年开始,我国第二产业和工业占比均转入下降轨道,有人据此认为从当时起,我国的去工业化就已启动.但是,倘若我国的收入分配格局有所调整,中低收人群体、中低收入地区增收的步伐进一步加快,城乡之间、区域之间、不同收入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有所缩小,国内第二产业或丁业需求扩张的空间仍会很大,当前许多地方的“过剩产能”很可能就会转换成“有效供给”.因此,如果在调节收入分配方面有更大力度,工业化仍可成为许多地区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动力,通过促进下业化转型,实行与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再工业化,仍有很大空间.魏后凯(2018)提出,要高度重视区域的再工业化问题,并把中西部的中小城市作为实现再工业化的重要载体.我们认为这种观点是值得重视的.香港作为服务业占GDP比重达到90%以上、高度自由的市场经济体,已成为全球闻名的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其近年来在“构建全方位‘再工业化’政策体系”等问题都已引起特区政府和社会的重视.①当然,这种“再工业化”一定是建立在工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的基础上.在当前发展阶段下,我国应该如何科学处理工业、制造业与服务业的关系,据此应该得到某些启示.

(四)推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要加大服务业改革开放和政策创新力度,深化服务业体制机制改革和监管方式创新

总体而言,服务业改革开放仍是我国改革开放最薄弱的环节,推进服务业改革开放容易因意识形态、国家安全和战略利益等“借口”而遭遇障碍,甚至被迫“半途而废”.随着服务业发展水平的提高,推迸产业融合、信息化与服务业融合对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迅速凸显.这往往进一步增大推进服务业改革开放的难度,甚至要求将深化服务业改革开放同深化整个经济社会领域的改革开放有机结合起来,将深化服务业对内开放与对外开放有机结合起来.当前,一方面,推进服务业对外开放仍然任重道远;另一方面,在许多地方,服务业对外开放的步伐往往明显快于对内开放的脚步,甚至存在“对外开放积极、对内开放消极”的问题.近期发布的《外商投资准人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18年版)》说明中提出,《外商投资准人负面清单》之外的领域,按照内外资一致原则实施管理.这实际上要求在不同地区的内资企业之间按一致原则管理.2018年4月,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提出,在扩大开放方面,我国将采取大幅度放宽市场准人、创造更有吸引力的投资环境、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主动扩大进口等重大举措,并尽快使之落地.2018年6月,《国务院关于积极有效利用外资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的通知》(国发[2018] 19号)发布.要以此为契机,做好服务业“建设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全面开放体系,发展更高层次开放型经济”这篇大文章,激发开放对改革、改革对发展的带动效应.

近年来,在服务业迅速发展的同时,各种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快速成长,成为发展服务业中的亮点所在,也是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的重要途径.在此背景下,创新新兴服务业监管方式日益重要而紧迫.为此,加强对以下问题的研究至关重要.

一如何科学辨识新兴服务业的真发展和伪发展?如近年来广受关注的共享雨伞,到底是商家的营销方式还是服务业新业态.原本25元一把的雨伞,顾客交30元钱押金,用完后归还,商家(或平台,下同)收取少量费用.但许多使用者用完后并未归还,也不要求商家退还押金,这种情况恐怕也是商家乐见的.

一如何把握新兴服务业的产业属性.只有以此为依据科学制定监管措施,才能统筹协调争取创新收益与抑制创新风险的矛盾.如网约车或共享单车不是一个单纯的交通运输服务业问题,其中涉及到金融创新与信息服务业、交通运输业的融合发展问题.将其简单归结为交通运输服务业问题,恐怕会引发许多难以解决的后续矛盾.

一在新兴服务业发展中如何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网约车对推进交通运输方式变革、对激发出租车改革的影响值得肯定.网约车加盟城市交通竞争后,淘汰的部分出租车司机属于劳动力市场的低端,其收入水平和就业竞争能力往往较差.在鼓励服务业创新提高城市交通效率的同时,怎样解决这些人共享发展的问题,值得认真思考.实际上,近年来许多新兴服务业的发展,都存在机会和收益越来越向少数人集中的问题.怎么解决好五大发展理念中创新与共享的矛盾?如果不注意这些问题,调节收入差距、促进共享发展,可能只是空谈.

一新兴服务业发展中带来的垄断问题.许多与网络经济相关的新兴服务业发展,存在“先下手为强”的问题,“网络会鼓励成功者取得更大的成功”.尽管这些先行者往往以创新为其显著特征,但待其形成垄断后,有可能形成对进一步创新的障碍.从历史经验看,垄断者往往缺乏动力去进一步改善面向其服务对象的服务.尤其是许多与网络经济相关的新兴服务业,许多取得垄断地位的先行者往往倾向于收编新加入的竞争者,这更容易形成对竞争和创新的抑制效应.如何在顺应网络经济发展规律的基础上,科学把握新兴服务业与传统产业中垄断特点及其影响的差异,形成适应新兴服务业特点和发展要求,又能保障不同类型服务业公平竞争的反垄断措施,是未来创新新兴服务业监管方式必须重视的问题.

参考文献:

1.付保宗:《总论:中国工业发展的阶段性变化》,《中国产业发展报告.2013~2014》,经济管理出版社2014年版.

2.姜长云:<中国服务业:发展与转型》,山西经济出版社2011年版.

3.姜长云:《应该重视提高我国服务业劳动生产率》,《中国发展观察》2018年第1 1期.

4.姜长云:<中国产业发展:从“十二五”到“十三五”》,《中国产业发展报告:2016年面向“十三五”的产业经济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

5.姜长云:《乡村振兴战略:理论、政策和规划研究》,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8年版.

6.柳红星:《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金融体制的改革与发展》,《南昌工程学院学报》2009年第2期.

7.李钢:《服务业能成为中国经济的动力产业吗》,《中国工业经济》2013年第4期.

8.汪海波等:《中国现代产业经济史》,山西经济出版社2001年版.

9.王绪斌:《为什么制造业必须成为国家战略》,搜狐财经,2018年5月9日.

10.魏后凯:《要高度重视区域的再工业化》,个人图书馆360oc.com,2018年4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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