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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北漂时光论文参考文献：
文│郁鸿胜 口述 / 黎振宇 整理
杨小凯（1948-2004）是著名华人经济学家,生前曾两次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提名.“”期间曾因《中国向何处去》一文入狱十余年,入狱后以惊人毅力自学了英语、数学、经济学等课程.1978年4月,从湖南岳阳建新农场出狱后,杨小凯开始寻找“深造之路”.由于“历史问题”,他无法参加研究生考试,只能在湖南一家印刷厂做外文校对工作.但在李锐、于光远等老先生的帮助下,1979年下半年,杨小凯借调至中国技术经济研究会.不到三年的“北漂”时光里,杨小凯奋力学习,在学术界崭露头角,为其走上专业研究道路奠定坚实基础.郁鸿胜先生（于光远侄子）曾和杨小凯在中国技术经济研究会朝夕相处,共同工作学习,结下深厚友谊.今年是杨小凯诞辰70周年,谨以此文缅怀一代学人的峥嵘岁月.
先后进入中国技术经济研究会
按照郁家家谱记载,我的前六代先祖在上海靠沙船业起家,巅峰时期有上百条沙船.郁家和红顶商人胡雪岩的家族是两代联姻.郁家曾在上海富甲一方,有“郁半城”之称.但到我祖父这一代,家道基本中落,成为城市平民.我父亲郁钟德共有4个兄弟姊妹,长兄是郁钟正,参加革命后改名为于光远.1932年,于光远考入上海大同大学,并于1934年转学到清华大学,后来又到延安开始革命生涯.1956年,我出生于北京,1969年在上海读初中.从初一开始,父母成为靠边站的干部或者叫“黑五类”.学校有一个造反派,在老师上课的时候,就把我家人中一些所谓“黑帮”“反革命”成员的名字写在黑板上.弟弟妹妹在班级里抬不起头,幼小的心灵受到很大伤害.
在这样的环境下,我除上学之外,就在家里看书.当时家里有不少书,一摞一摞放在藤筐里,特别是有不少政治经济学方面的教科书.我父母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家里囤积了很多人大的经济学教科书.17岁时,我到上海川沙县凌桥公社插队.两年后,我获得参军机会.1976年3月,我在解放后勤部第五汽车团服役,驻扎在北京丰台.虽然部队生活紧凑,但我还是抓紧时间做些经济学研究.来北京还有个很大的好处,就是可以经常去于光远家,那里简直是书的天堂.当时他住在史家胡同八号,这里以前是俞启威（又名黄敬,俞正声父亲）的住所.“”前,于光远住在沙滩大院.“”开始后,“”新贵关锋、林杰看中于光远的房子,就把他赶到了史家胡同.
1975年,复出后成立国务院政治研究室,于光远投身其中.1976年前后,从提出“以三项指示为纲”,到“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间来来回回,政治风云动荡.1976年10月粉碎“”后,国内开始拨乱反正,有不少新观点和提法,比如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按劳分配等讨论.于光远家里与之相关的资料、书信和文章非常多,我从中吸纳了大量观点和信息,开始自己写一些文章.
1978年3月,中科院院长郭沫若发表《科学的春天》讲话后,各类学会、研究会如春暖花开,纷纷亮相.很多研究会、学会自发而起,而非通过行政方式组织.当时国家科委恢复一年多,于光远担任副主任,负责联系中国科协.他做了两件重要的事,一是推行自然辩证法研究,提出建立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二是在1978年11月,发起成立两个研究会：中国技术经济研究会和中国管理现代化研究会.我通过借调方式到了中国技术经济研究会,做一些资料整理的工作.
这时候,杨小凯还在湖南邵阳新华印刷二厂做外文校对工作.他在1979年3月写给李南央（李锐女儿）的信里面,表达了想考社科院研究生的愿望,还让李南央帮他打听招生消息.我最早认识杨小凯是通过他的论文,大概是在1979年4、5月份.我借调到研究会后,每天去收发室拿两趟信件,有一次我拿到一封寄给研究会的很厚的信件,打开一看是篇论文.别人一般用稿纸誊写,但这篇用的白纸,内容与控制论相关,作者名字叫杨小凯.
这篇论文后来放在我的桌子上,我一页一页啃.因为我没上过大学,数学底子又不好,水平非常有限.虽然看不懂这篇文章,我还想去钻研.到了大概6月,有一天我在于光远家里一边吃午饭一边聊天,他问我技术经济研究会的事情多不多,准备给我找个小伙伴.又从包里拿出一封信,大概两页纸.他说,我给你找的小伙伴叫杨小凯.
这封信是李南央写的.李南央后来在名为《于光远的一件小事》的回忆文章中提到,这是李锐让她写的,大意是向于光远说明杨小凯的遭遇,并希望得到于光远的帮助.李锐和杨小凯的父亲杨第甫是老交情,都是湖南老乡,在革命年代就熟识.于光远后来在回复李锐的信中,也提到准备让杨小凯到研究会工作,用科协名义发函去杨小凯工作单位借调.另外,到第二年研究生招考的时候,将会推荐杨小凯报考社科院研究生.
我还清楚记得第一次与杨小凯见面的情景,那是1979年国庆假期结束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大概早上八点多.办公室来了一个小青年,穿着中山装,瘦瘦的,个子不高,看起来很老成.他第一眼看到我,就打招呼说,你是小郁吧？这时我也反应过来,问他,你是小凯吧？这样大家就算正式认识了.小凯报到后,我领着他去办通行证,带着他到处逛,介绍哪里是食堂,哪里可以买饭票等.
于光远给李锐的信里也提到,需要杨小凯自己解决住宿.杨小凯住在东城区,他的姑父邱纯甫时任国家经委副主任,杨小凯就住在姑父家里,住宿条件应该不错,每天骑着一辆28式自行车上下班.小凯非常温和,脾气从小就磨掉了,为人也很大方.记得有一次,天气突然变冷,我穿得比较单薄,小凯就把绒线背心脱下来给我穿.他也非常节约,大冬天骑着自行车,还戴着一副破手套.在监狱的时候,他家里给他寄一些东西,比如巧克力、咖啡之类,他很愿意去分享.后来有些人回忆,杨小凯的理论和思想,没有这么广泛的传播,可能也和他的性格偏内敛,很多时候不去宣扬自己的思想有关.
当时在研究所,管理工作做得多,研究工作做得少.小凯刚来的时候,和我一样,也是写信封.要寄2000多份报纸,又没有打印机,需要大家用钢笔一份一份写下来.因为中国技术经济研究会、中国管理现代化研究会成立以后,在全国30多个省市有分会,还有一些部委分会,超过四五十个,平时我们要和这些分会联络.整天办公室就像门诊,很难静下来做研究.不过,杨小凯还是留了些时间和专业学者交流.在中国技术经济研究会这个平台,杨小凯建立了学术界的人脉.他掌握了很多前沿信息,经常主动打电话向一些学者请教.从杨小凯的一些书信里,可以看出他对学术研究的执着.
那时我一门心思想考研.我没读过大学,直接报考研究生,压力很大.当时,我在北师大学习高等数学,上完课以后回来做作业,小凯经常教我数学.有时候学习紧张,小凯就不回姑父家睡觉.办公楼上面的床位,我和小凯晚上轮流睡.我先在上半夜睡到一两点,小凯就看书学习.等我起来后,小凯下半夜接着睡,睡到早上六七点.这样的学习状态持续了好几个月.有时候吃饭,小凯带了饭碗,我没有带,等他吃完,我洗一洗就用他的.有时候他在楼上学习,我吃完饭,就把自己的饭碗洗洗,给他带饭过去.
他有时会讲在监狱学习的经历.看守不让他安心学数学,有时候他顶了几句,看守就把数学教材抄走几天,甚至当场撕烂,英语书也是如此.所以为了防备书被抄走,他就把每个单词、每个演算过程都记在心里.他说,只要把这些内容刻在心里,就不会忘了.樊眏川的一本高等数学,从头到尾他都翻烂了,熟记于心.所以杨小凯的数学功底非常好,英语单词记忆能力也很强,这也是为什么他在出狱后可以做英文校对工作.一个人如果有小凯这样的学习心态,那是不得了的.
政治经济学考零分
1980年,社科院成立了几个新所,比如马列所、技术经济研究所等,都没有什么新鲜血液.那一年,本科生还没有毕业,老同志还散落在各个单位.想要研究所发挥功能,只能两条腿走路,一是招研究生,二是去社会上招聘研究人员,将一些具备一定研究经验和职称的人员调到社科院来.
小凯和我都报考研究生,报的都是技术经济研究所.当时报考研究生,要政审通过才能参加考试.结果政审出来,小凯没有通过.小凯平反这件事情很麻烦,解决需要一个时间周期.所以,他只能报考研究人员.可是,小凯考试的时候,政治经济学的分数却很不理想.
按照李南央的回忆,后来小凯把考零分的事情告诉了李锐和她.他答题的内容,并不完全是老师看不懂而打零分,而是和标准答案差别太大,小凯用了自己的方法和模型来解释,有自己的判断和思考在里面.这件事是后来批试卷的老师和我说的,他们内部也反复讨论过.这样的事,我也做过.读初中的时候,政治经济学考试问什么叫剩余价值.我除了答剩余价值之外,还答了绝对剩余价值、超额剩余价值、平均剩余价值等.结果反而减了分数,老师认为你不按标准答题,有些卖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没什么可以发挥的,以书为纲,书上标准答案,你一背就行了.当时的环境下,这种考试肯定不可能给太多自由发挥空间.所以对小凯来说,参加传统考试很不合算.当时我们手里天天拿着政治经济学的教科书在背,他不看也不背,他的兴趣并不在此.
因为没能录取,只能以借调名义继续工作.这时候,小凯觉得在北京呆不下去了,就有离开的想法.武汉大学的刘鹰刚好在社科院进修,他向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推荐了小凯,后来小凯就去了武大.
合作完成第一本西方经济学译著
我和杨小凯合译过波兰经济学家奥斯卡·兰格的《经济控制论导论》.大概是在1979年11月,时任中国技术经济研究会理事的乌家培来国家科委开会.会议结束后,他向我们提到,美国经济学家克莱因要访华,社科院想出一本书,作为克莱因访华的一个礼物.杨小凯就和乌家培商量翻译《经济控制论导论》.接下这个工作后,小凯对我说,他来负责翻译,我主要承担类似前言、后记的翻译以及一些辅助工作.小凯连续开夜车,三天的时间就睡了几个小时,元旦假期也没休息.那时候真是惜时如命.国家科委每周六都组织在人民大会堂看电影,一摞一摞的电影票放在桌上,可以随便拿,但我和小凯从来不去.
这本书是改革开放以后,西方经济学进入中国的第一本译著,在1981年出版.以前有些书,所谓资产阶级经济学,可能以灰皮书的形式出版,不对外公开发行,仅限于一定级别以上的干部阅读.这本书还可能是小凯唯一翻译的一本书,后来都是自己写书,包括上世纪80年代的《数理经济学》《经济控制论初步》等.杨小凯的数学功底好,对数理经济学、“三论”——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有不少研究.“三论”在80年代特别火,杨小凯写给于光远的信里,就讨论到金观涛的论文,他是“三论”的代表人物.当时国家科委主任宋健对“三论”非常重视,由钱学森建立了系统工程.小凯的思想和常人不一样,他没有在科班学过传统的政治经济学理论,这是优点也是缺点.优点是不受框框的限制,缺点就是观点会被领导或者专家看作“异类”,因为不在一个话语体系里.
小凯说,他在监狱里养成了用数学思维思考问题.他举了个例子,用铅笔在桌上画了一个圆,问我这是什么.我说是一个圆.他说不对,如果你用微分的视角,可以把它无限细分,就成了一条条直线.这种思维非常特别.后来小凯用超边际分析方法看待社会经济事务,都非常独到.他试图用数学模型、思维以及框架体系来解释很多问题.所以小凯做经济研究,数学方法用得特别多.小凯既懂理论、又懂模型,还愿意和实践结合,所以他的研究非常深刻.但他也不是纯粹陷入模型,对现实非常关注,数学模型只是技术手段,技术积累到一定程度,可以提升到宏观层面.
为改革开放理论界输送青苗
那时,北京思想学术界非常活跃,特别是不少年轻人开始初露头角,比如杜润生领导的农发组、改革四君子等.杨小凯在北京期间,和北京的学术新秀交流比较多,但整体来说,那时他主要在学习方法,还没有进入改革序列.1978、1979年,改革思想还没有完全呈现.一大批年轻人主要在学习,而不是创新.当时思想大讨论,粉碎“”以后的拨乱反正,主要还是一些著名经济学家和老一辈经济学家,年轻人还不具备这种导向性.年轻人真正开始走上舞台,是在1980年以后.
技术经济研究会接触的都是老教授、老同志,他们在“”前散落到各个部门.研究会主要是把这些经验丰富、研究能力比较强,在各专业领域领先的专家聚集起来.他们主要在提建设性建议,而且领域仅限于技术经济,不像其他人会涉及改革开放各领域.于光远是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首任所长,这个研究所当时很活跃,参与了社会主义生产目的讨论、按劳分配的讨论等.而技术经济研究会,主要是整理教科书、建立学科,加强管理学科的系统教育.不同学会的功能不一样,有些研究会主要是影响社会,影响高层领导的思想；有些学会是建设学科,帮助大学培养青年人.
现在大家回忆小凯,对他在武汉工作,到美国求学,在澳大利亚教书的经历说得很多,但在北京的那段历史讲的人很少.实际上,小凯的学术生涯起点,就是那三年的“北漂”岁月.
（作者郁鸿胜系上海社科院城市与人口发展研究所原所长、教授、研究员、博导,黎振宇系爱思想网副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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