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的对日外交析论以皇姑屯事件中村事件中对日外交策略为中心,本文是外交有关论文怎么写和皇姑屯事件和对日外交策略和对日外交析论有关硕士学位毕业论文范文.
外交论文参考文献：
【内容摘 要】? 1928年张学良作为东北最高负责人,在处理“皇姑屯事件”与“中村事件”中,遵循“力避冲突”的主要原则,斗智斗勇地与日周旋,成功地化解了张作霖被害后被动的东北政局,维护了地区稳定,同时排除日本势力干扰实现东北易帜和国家统一,取得对日外交战略上的成功.然而张学良在对日外交中也确有一定失策,其表现为：没有利用新闻媒体制造舆论向日本施压；其难以克服的恐日症思维在与日本交涉中难有进一步的作为；不善于打外交牌错失交涉资本,因此造成对日外交的诸多困难.张学良“隐忍”的外交方针造成日本方面对张学良政府软弱的判断,为此后日本进一步侵略中国埋下伏笔.
【关键词】?张作霖?张学良?对日外交?“皇姑屯事件”?“中村事件”
【中图分类号】?K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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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1003-4048（2018）02-0065-7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96/j.cnki.rbyj.2018.02.008
【作者简介】?王铁军,辽宁大学日本研究所研究员（沈阳?110136）.
一、引言
1928年6月后,张学良主政东北,其对日外交成为近年来学术界的研究热点之一.在这些研究中学者们对张学良的对日外交评价不一.有学者以1928年至1936年之间的张学良对日外交观为研究对象,认为其“反对日本政府干涉中国内政,力主中国统一”“通过秘密外交策反推翻日本军阀内阁,希冀改善中日关系”“对日外交听命于国民政府”,在充分评价张学良对日外交观的同时,也认为其对日外交思想有一定失误,并曾产生重大影响；[1]有学者从张学良对“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处理作为其对日政策研究视点,认为张学良的对日外交“有所失误”,但“系当时国际国内环境所决定”；[2]有学者从九一八事变前张学良及东北当局的对日方针为研究视角,认为张学良在“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中采取了“力避冲突”和“坚忍克制”的对日方针.[3]由此可以看出,学者们就张学良的对日外交评价尚存许多争议.实际上,一般的外交评价基准强调外交政策、外交手段以及外交思想,更为重要的评价基准则应该更注重于外交政策和外交手段下的外交结果等综合外交评价,而不是单纯的就外交政策、外交方针来探讨和评价外交.
有鉴于此,本文以1928年张学良主政东北后所经历的“皇姑屯事件”和“中村事件”两重大事件为研究线索,通过张学良在两事件中对日外交处理和方法手段的比对来进一步探讨其对日外交策略,并以此为基础探讨其对日外交策略中的失误问题.
二、“皇姑屯事件”“中村事件”与张学良对日外交
1928年6月4日凌晨5点23分,张作霖所乘坐的专列被日本关东军事先埋设的炸弹炸毁,身受重伤,不久死去.因该事件发生在沈阳皇姑屯火车站附近,故被中国史学界称之为“皇姑屯事件”.①
张作霖被炸身亡后,远在关内的张学良在张作相等人安排下,换上便服混在搭乘东北军士兵逃回东北的列车返回奉天（今沈阳）.其后,张学良在东北军将领和东三省议会等的联合推举下,子承父业就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当上东三省保安总司令的张学良首先需要处理的就是张作霖被炸事件的真相、张作霖的葬礼以及退回东北后的东北政局.对张学良而言,张作霖之死有两层意义.一方面,张作霖作为中华民国北洋政府的末代国家元首,张作霖之死是北洋政府国家元首之死；另一方面,对作为张作霖的长子并继承了张作霖政治遗产的张学良而言,张作霖之死乃是父亲之死.由此,对国家元首兼父亲的张作霖之死事件调查理应是其就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之后首要工作.这样,对张作霖被何人所杀以及张作霖被炸事件的调查就变得越发引人注目.
众所周知,张作霖系被日本关东军参谋河本大作等人事先埋设的被所害,被炸地点位于当时京奉铁路与日本满铁公司南满铁路交汇的奉天城外三洞桥桥下.由于事发地点也是中日双方共同警备铁路线的交汇处,在事件发生后中日双方就派出了由中日负责警备人员组成的联合调查小组进行了现场勘察.在勘察现场,日方派出人员按照事先安排的假现场,指认了爆炸现场附近遗留的两具“南方军派出的凶手”遗体及书信、炸弹,认定“恐系肇事当夜被我守备队所杀害之形似队之不良贵国人等犯有嫌疑”.[4]经过现场勘察,中方调查人员则认为,此种爆炸“布置之周密,技术之精巧,断非无此种技能之人所能办到”,[5]实际上否认了日方提出的“南方队”投掷炸毁专列车厢的可能性.
中日双方联合现场勘察结束后的第二天,中方为了慎重起见又派出了当时就职于东北兵工厂的俄籍工程师达尔尼和罗米托夫进行现场勘察.精于爆炸计算且长期从事军工生产的达尔尼和罗米托夫奉命来到现场后,先后提取了遗留在事件现场南满铁路铁路桥上和桥下、京奉铁路路轨的炸痕,并赶赴分别保留在奉天站和皇姑屯站的被炸毁专列车厢.根据现场勘察和在现场提取的痕迹分析,认为“此种性极猛烈,量亦多.由其装置处所观察,必系由铁桥上面安置者”[6]所为.此外,英国路透社派出的调查人员对被炸现场进行勘察后也认为,此种爆炸,即使“埋放、安装引信等亦需要四五个专业的工兵才可,且至少需要工作6个小时”[7].达尔尼等人和英国路透社的两份调查进一步明确了“皇姑屯事件”绝非简单的等非专业工兵出身之人所为.不仅如此,埋设点一定在南满铁路的铁路桥上,且需要进行精密人工操作才能准确引爆进行爆炸.
显而易见,军人出身且受过东北讲武堂近代化军事教育的张学良,不会不知道的威力和爆炸的威力.尤其是在东北兵工厂的外籍专家现场勘察报告出台后,张学良或许已经心知肚明其父的凶手是日本人.奉天交涉署根据中方反复现场勘察提出了“皇姑屯事件”乃是事前布置周密、有组织有计划的准备的结论,在此基础上草拟了就日方警卫现场责任向日本提出严重.诡异的是就在此时,奉天交涉署却接到来自东北上层人士 “仍以不发为是”的指示[8].虽然无法从当时的文献史料中寻找出是何人给奉天交涉署下达的停止对日提交书指示,但大体上可以推测出能够叫停奉天交涉署对日行为的,应该是张学良或接受张学良指示的东北上层中的核心人物.
就“皇姑屯事件”张学良的对日态度,学者们认为乃是当时奉天当局的“隐忍之策”,并进而认为奉天当局在明知张作霖死于关东军之手,却不敢公布事实真相的原因有三.其一,公布真相提出,只能激化中日间矛盾；其二,稳定东北大局,是奉天当局的首要任务；其三,不公布真相不,为的是不给日方提供口实.[9]学者们的这些解释固然有其道理.从东北当局指示奉天交涉署不得向日本提出本身就可以看出当时张学良以及当时东北上层的担心,担心如果公布了张作霖被炸真相,并向日本提出严重,一方面导致中日矛盾表面化,容易激发冲突；另一方面也有可能引发并激化东北社会的反日情绪.但任何问题都有两面性.正是张学良和东北当局的这种担心和“隐忍”才助长了日本采取进一步行动的野心.由此,张学良在“皇姑屯事件”上的对日方针还有许多值得商榷之处.
“中村事件”可能是张学良主政东北期间,继“皇姑屯事件”之后另一个重大的对日外交试金石和外交考验.
1931年6月5日,日本陆军参谋本部部员、陆军上尉中村震太郎以“日本农业学会会员”的身份秘密潜入当时黑龙江省省会齐齐哈尔,会同退役的关东军骑兵曹长井杉延太郎及一名白俄翻译、一名向导,自齐齐哈尔出发南下进行军事侦察.中村一行四人经昂昂溪后西折海拉尔,其后经索伦山、王爷庙（现乌兰浩特）赶赴洮南途中,被驻扎在兴安屯垦区的屯垦第三团一营士兵发现,带到团部,并从中村等人身上搜出了军用望远镜、、五万分之一军用地图,还有详细记录沿途自然情况、旗县人口、物产、军民分布以及兴安区屯垦军的兵力分布、炮种类和口径、官兵人数、将校姓名职务、部队驻扎地点、营房容量等军事情报调查日记.其后经团长关玉衡等人连夜,证据确凿后被兴安屯垦团秘密处决.中村等人失踪后,日本关东军派出调查人员秘密调查,获悉了中村等四人被兴安屯垦团秘密杀的全过程.
同年8月17日,日本驻奉天总领事馆林久治郎向当时辽宁省长藏式毅、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荣臻提出外交交涉,要求严惩杀害中村等人的凶手.同日,日本陆军省也向外发表《关于中村大尉一行遇难声明》,不仅掩盖中村的间谍行为,还要求中方严惩凶手.对此,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公署派出调查团赶赴洮南调查事件真相.由于当时屯垦第三团团长关玉衡等军事主官已经被秘密转移至沈阳,调查团抵达洮南后并未调查出中村被杀真相,几乎空手回到沈阳.据此,当时的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基于东北派出的调查团报告回复了日本公使馆,认为“中村事件”“全无事实等情”.中日之间围绕“中村事件”的交涉无疑为进一步激化了此前因“万宝山事件”引燃的中日民间相互敌对情绪.并且,中日媒体之间就中村的间谍行为和兴安屯垦三团的虐杀问题相互指责.
南京国民政府的回答也引起日本政府的不满,认为中国政府有意隐瞒事件真相并拖延时间,一再.迫于日本政府压力的南京国民政府指令张学良重启调查.同年9月13日,张学良指令当时东北宪兵司令部司令陈兴亚组织调查团重新赶赴洮南进行真相调查.16日陈兴亚一行自洮南返回沈阳并向张学良做了汇报,张学良由此详细了解了事件的详细经过.17日,在荣臻与日本驻奉天总领事馆总领事林久治郎的见面会上,荣臻拿出从中村身上搜查出来的罪证,并向林久治郎说明了此次调查的结果.对此,林久治郎除要求东北地方当局道歉,并按日本陆军抚恤条件支付赔偿金及惩办责任人等条件后,以需要进一步请示为由中断了当日的会谈.但是,中日之间尚未等到进一步的会谈,18日就发生了由关东军挑起的九一八事变.
事实证明,从“中村事件”第二天,屯垦三团团长关玉衡就将收缴的中村震太郎间谍证据及毙中村的详细经过向张学良本人做了报告.在“中村事件”被日本探知后,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地方当局却试图隐藏事实真相,进而在日本摆出大量的“事实”面前畏首畏尾不敢承担责任,听凭日本军方造谣生事,大肆宣传中村被虐杀的假象,从而掩盖了中村深入东北腹地非法进行军事侦察的事实.这样,使得中国政府从“中村事件”一开始就被日本政府和媒体所左右,陷于外交上的被动局面.
三、从“皇姑屯事件”“中村事件”看张学良对日外交策略
“皇姑屯事件”和“中村事件”是张学良主政东北期间发生的两大足以影响近现代东北乃至近现代中国的事件.张学良对于两事件的处理可以说代表了其主政东北时期的对日外交策略和方针.
1.张学良对日外交策略的积极效果
“皇姑屯事件”和“中村事件”相隔三年有余,两者看似没有可比性,而实际上两者之间具有太多的相似性.一方面,张作霖和中村震太郎都是军人,而且二人都是被对方军人暗中杀害；另一方面,张作霖和中村震太郎虽然都是当时中日两国的社会精英,但身份悬殊.其中,张作霖虽然落败退回东北,但头衔依然是中华民国北洋政府陆海军大元帅,而中村震太郎仅为日本陆军参谋本部的中尉参谋（死后追赠为大尉）.不可思议的是贵为国家元首的张作霖死后虽然葬礼风光,但长时期以来凶手却逍遥法外；而相较之下,只是日本陆军参谋本部的下级军官的中村震太郎,不仅死后享受近乎国家元首的国葬礼遇,日本还在东北沦陷后近乎疯狂地将所谓杀害中村的凶手抓捕归案,并按照传说中中村的死亡方式将凶手法办复仇.
两事件的很多情节相似但结果完全不同,这直接影响到张学良主政东北期间对日外交策略的效果上.张学良的对日外交方针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两个方面.
其一,忍辱负重,推动实现东北易帜.张作霖被炸身亡后,张学良背负丧父之痛,在其明确知晓杀害父亲凶手的情况下没有公报私仇,而是以民族大义为重与日本人委曲求全,最终力排日本人的干扰,毅然于1928年底实行东北易帜,实现了民族统一.由此,我们从实现东北易帜完成国家统一这一结果上看,张学良的对日外交可谓取得了空前的成功.
其二,“力避冲突”,与日周旋.从“中村事件”的初期最能体现该点.中村被决后,张学良第一时间就从屯垦三团团长关玉衡的亲口报告中获悉了事件的全过程.对此,张学良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将关玉衡暗中保护起来,避免事件扩大,以此试图隐藏真相避免与日本人的矛盾升级.而后,在日本关东军通过各种手段探知事件真相后,张学良也是极力应付,先是封锁了屯垦三团附近的道路交通,以防止日本人再做进一步调查.在日本的压力下不得不派出调查团后,又迫使调查团无功而返.在“中村事件”初期朝着不利于我方发展的情况下,张学良一直试图以外交归南京政府为借口,与日周旋,并期望从中找出解决问题的突破口.
事实上,“万宝山事件”后引起了日本国内日益高昂的情绪,日本有意增加在中国东北的军事实力.张学良在上述两事件的对日外交方针,则正是基于这一考量.尤其是在张作霖死后东北权力正处于交接期,张学良十分清楚,与日本关系如果处理不好,很有可能给日本国内的军国主义分子提供发动战争的口实,以及由此引起东北的社会动乱.因此,从当时东北社会情况考虑,张学良对日本所采取的忍辱负重并“力避冲突”与日周旋的对日外交方针无疑是正确的.
2.张学良对日外交策略的失误
但是,对日外交方针正确不等于对日外交策略上没有失误和问题.透过上述两事件看张学良的对日外交策略和对日外交的结果看,这一时期张学良的对日外交确有重大的外交战略和策略上的失误.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
第一,未能适时利用新闻媒体制造舆论换取外交主动,以向日本施压.
1928年6月4日,在“皇姑屯事件”发生后,最先进行详细新闻报道的当属中日两国新闻媒体.事件发生后的次日晚上,“皇姑屯事件”便开始出现在日本的《大阪每日新闻》《朝日新闻》以及日本人控制的中国东北新闻媒体《盛京时报》等报纸上.日本各个媒体报道虽然在事件经过上有细微差别,但是在张作霖列车被炸的原因上均采用了日本关东军司令部所发布的消息,即张作霖所乘列车系北伐军的南军所为,并对关东军事先预留在现场的两名“南军间谍”尸体及所遗留“信函”内容进行大肆报道,造成了张作霖被炸系南军所为的舆论攻势.
事件发生后消息迅速传到日本,被日本当局定为“满洲某重大事件”.为此,当时的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奉诏进宫面见天皇,向昭和天皇说明张作霖被炸经过.目前,还没有翔实的史料能够佐证田中是否知道张作霖被炸的事实真相,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在田中向天皇说明张作霖被炸经过时,采用了关东军司令部发布的消息,即张作霖被炸系北伐军的南军所为,日本关东军并没有参与其中.因事件发生地位于南满铁路和京奉路的交叉点,日军在此次事件中仅负有警备不周的责任.
与此同时,日本在中国东北的各个机构通过各自不同的渠道,向日本本土传回了有关“皇姑屯事件”的详细经过.其中,仅从目前所能够查阅到的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外交史料馆以及防卫省战史研究室图书室的档案文电上看,有关东厅警务局和日本奉天总领事馆发给日本外务省的电文以及日本关东军宪兵司令部发给日本陆军省的绝密电文.这些电文,尤其是关东厅警务局和日本奉天总领事馆的报告,分别以“据说”的形式向日本当局汇报了关东军可能参与其中的可能性.这些报告张作霖被炸真相的电文在传到日本本土后,开始在日本外务省和陆军省上层中广为传播.自然一些有关张作霖被炸的传闻也开始在日本社会上层流传.为此,当年9月中下旬,日本外务省牵头组织由日本陆军省、外务省中负责中国事务的相关官僚参加了“皇姑屯事件”特别调查委员会.在该委员会的秘密会议上,委员会召集了关东军司令部和奉天总领事馆相关人员进行事件的详细说明.在该委员会上,关东军司令部的相关人员虽然肯定了关东军没有进行有组织地参与该事件,但没有否认关东军的一些军人可能参与了该事件.在此情况下,该委员会没有得出任何结论就不了了之.“皇姑屯事件”成为战前日本政界上层“不能说的秘密”.
通过“皇姑屯事件”特别调查委员会,日本当局暗地里逐渐了解事件真相后,田中首相再次进宫面见昭和天皇,说明张作霖被炸事件的经过,并暗示事件可能是日本关东军所为的事实.由于田中首相的两次说明前后不一致,导致昭和天皇听了汇报后,一语不发,拂袖而走.田中内阁因没有得到昭和天皇的信任于1929年7月集体辞职,成为近代日本政治史上唯一一届因失去天皇信任而辞职的内阁.另外,“皇姑屯事件”的真正元凶河本大作在其后被调离关东军司令部,免去现职,服预备役.张作霖之死引起了日本政局的动荡.
与“皇姑屯事件”引起日本政界轩然大波相较,东北当局和当时东北地区的新闻媒体反应则可以用异常平静来形容.事件发生当日,中日当局成立了一个“皇姑屯事件”联合调查组,专门调查张作霖列车被炸原因.在事件调查中,仅就目前调查档案资料显示,中日联合调查组的层次比较低,成员多是事件现场的宪兵和.该调查组围绕事件现场遗留的所谓“南军”的炸弹和信函以及现场做了联合勘测外,争论点主要集中在警备责任问题上,事实上并没有真正对事件的成因做出分析.在“皇姑屯事件”渐露真相的情况下,东北当局除了东北交涉署向日本奉天总领事馆提出了几次交涉,希望日本当局能够查明真相外,竟然集体“失语”,没有更大的作为和动静.张学良便服潜回沈阳,在一切准备就绪后,发布张作霖讣告,并举行了葬礼.甚至还邀请日方代表出席了张作霖的葬礼,接受日本政府代表的祭奠和香典,而没有对日本采取进一步的大动作.
另一方面,东北当局控制的新闻媒体也选择了沉默,没有对张作霖之死做进一步的舆论深究.根据学者郭俊胜的研究,当时东北的新闻媒体中,如当时沈阳新闻媒体《盛京时报》《奉天新闻》《奉天每日新闻》大多被日本人所控制,进而在当时沈阳仅有的两家中国人主办的新闻中也采取了日本的说法[10].即使张学良没有办法在沈阳公布事件真相,也应该有办法将真相告知给京津等其他地区的新闻媒体公布出去,并利用媒体给日本施压.
同样的失误在其后的“中村事件”中再次重演.1931年8月当日本关东军通过派遣特务机关调查了解中村被杀全过程及真相后,日本国内的《大阪每日新闻》《读卖新闻》《新闻》,以及当时日本人在东北地区创办的《盛京时报》《奉天新闻》,对中村震太郎被东北军虐杀事件进行大幅报道.由于日本媒体对虚假信息大幅报道,日本国内立即掀起了狂潮.其中日本军国主义团体 “在乡军人会”“政友会”“满洲青年联盟”等先后在日本、大阪以及租借地的辽东半岛等地举行游行、演讲和会员大会,向日本政府发送书强烈要求日本政府派兵使用武力解决所谓的“满蒙”问题.在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疯狂煽动下,日本数十个右翼团体联合在的,为中村震太郎等人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和隆重的“中村大尉慰灵式”.在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煽动下,日本政府和军部陆续接到要求政府驻兵惩治凶手的数十份书,要求日本政府派兵以武力解决“中村事件”.在日本某种势力的操纵下,主要新闻媒体每天大量报道中村的葬礼、中村的生平事迹.中村成了中国军人下的牺牲品,也成了日本的国民英雄.在日本新闻媒体的报道下,日本国民沸腾到了极点.在日本朝野的眼中,中村到中国东北做了些什么事情已经不是议题的中心,无需置疑,而中国国民尤其是东北军倒是瞬间成为了之徒,野蛮之士,成为应该“膺惩”的对象.
与之相比较,身为中华民国北京政府军政首脑的张作霖之死就显得平淡无奇.对于当时的东北民众而言,连年征战、穷兵黩武的张作霖之死可能使得自己的家庭不再生死分离；对于历史学家而言,自袁世凯死后北京的中华民国政府就已经失去了正统性,而非正统的中华民国的元首之死正是正统性的北伐政府替代早已失去正统性的政府的好时机.这样,张作霖虽然死后也享受了相当隆重的葬礼,但是当时中国民众关心的是张作霖死后的东北政局,而非张作霖本身被何人所炸.随着张作霖葬礼的结束,关于其死因真相也再无人追究.在张作霖死后第二年,一位好事者龚德柏写了一本《日本人谋杀了张作霖》在南京出版,其中除了列举和批驳了张作霖之死的“被京奉线路轨上埋设之地雷所炸”“列车上事先安放了炸弹”以及被“现场附近投掷之炸弹所炸”的三种说法外,对于是否是日本关东军所为仅停留在大胆假设和揣测阶段,并无实际意义上的证据显示.同样,与同时期东北民众为日本在东北延吉设立领事馆、吉会铁路修筑等问题上所引发的大规模抵制日货等反日游行相比较,仅就目前所收集的资料看,张作霖死后没有任何东北民众性的聚会、游行以至来日本关东军的暴行活动.同中村震太郎之死相比较,张作霖之死并没有引起东北民众乃至中国民众对日本的任何活动.
就张学良个人而言,目前还没有资料证明其相信了当时日本以及新闻媒体所称的其父张作霖系“南军”所为的说法.按照古代史研究中常用的逆推法进行推演,试做出如下假设.假如张学良深信了当时日本以及新闻媒体所称的其父张作霖之死系“南军”所为说法的话,依张学良自幼所受中国传统教育情形看,在张作霖死后全盘继承了其父的政治遗产,张学良不会在其父死后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去同所谓的杀父仇人“南军”取得联系,并在不到半年时间里,降下中华民国北京政府的国旗,升起“南方军”的中华民国南京政府旗帜.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此时的张学良不仅没有采信日本以及日系新闻媒体的说法,反而深信其父张作霖之死是日本关东军所害.由此我们认为张学良在得知其父张作霖被日本人所害后,还是心怀愤怒,以至于将对日本人的愤怒转移到了亲日的杨宇霆、常荫槐身上,在张学良的官邸老虎厅杀了杨宇霆、常荫槐二人.但是愤怒之余,张学良在东北公布事实真相无望的情况下,并没有将真相透过京津等地的新闻媒体公布出去,以争取世界舆论在道义上对自己的支持.尤其是在“皇姑屯事件”中日本完全处于理亏情况下,如果当时张学良能够选择适当时机或适当手法,公布事件真相,或对日本提出严重,运用新闻媒体形成压力,或许能够挽回这一时期对日外交上的被动局面.正因为张学良没有很好地运用“皇姑屯事件”中日本人理亏的好时机,使得日本人“做贼心不虚”,导致对日外交进退失据.
“皇姑屯事件”真相没有在新闻媒体上进行公布还有一个意想不到的政治苦果.依据当时的形势判断,“皇姑屯事件”真相可能只是限于当时东北当局上层的极少数人.其中相当一部分人虽然听到有关事件真相的传闻,但是可能依然深信系“南方”所为,并非为日本关东军所为.对于大多数不知道内情的东北普通军官、官员、民众而言,他们宁愿相信曾经是战场上的敌人所派的“南方”所为,完全没有形成对日的同仇敌忾心理.这也是我们解释为什么在九一八事变之后的几天内,日本关东军区区几个铁路守备队竟然没有受到多少抵抗,便顺利占领东北大部的原因.以至于后来东北军政官员的相当一部分投靠日本,同日本关东军合作,成为中华民族所不齿的汉奸.换而言之,对于当时“吃张家饭”,视张作霖为恩人,同张作霖有着封建君臣关系的东北军政旧部而言,如果事先知道大帅张作霖是被日本人炸死的真相,或许九一八事变中日军不至于如此神速地占领东北大部,或许在东北各地的抗日义勇军队伍里又多了几份中坚力量.当然历史不允许假设.换而言之,如果张学良能够抢先大幅报道日本人对于张作霖被炸的警卫责任问题和“中村事件”中中村违法进入东北腹地进行军事侦察的消息,并以此作为同日本人进行谈判的筹码,很有可能就不会出现当时在对日外交上的处处被动局面.反倒是日本利用“中村事件”大肆宣传,进而成为了日本武力占领中国东北的国内国民总动员工具.
第二,恐日症思维,使其对日外交陷于被动.
透过张学良主政东北期间的两次重大事件中的对日外交,我们发现张学良的对日外交基础是建立在恐日思维下的对日外交.“皇姑屯事件”发生后,在大量证据面前足以使得张学良充分相信杀害其父亲张作霖的真正元凶就是日本关东军,但对此张学良不仅没有任何以追究日本铁道守备队警卫责任的动向,反而在张作霖的葬礼上还接受日本政府、关东军乃至于日本外务省派出的吊唁使节前来吊唁.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张学良在内心一直是存有恐日怕日的心理.
第三,错失良机,不善于打外交牌.
一般认为,国家间的外交一方面是依靠实力的外交,一方面外交也是相互妥协的外交.而妥协外交的关键是相互间需要有可资妥协的资本.在围绕“皇姑屯事件”的对日外交中,张学良本可以以日方铁道守备队警备不周以及追究炸毁张作霖专列的来源为议题,作为与日本进行交涉的证据,并利用舆论压力迫使日本在某些悬案上做出一定让步,而恰恰在这一点上张学良放弃了唯一可以让日本妥协的资本.而在“中村事件”中,张学良在手握中村进行间谍活动的证据情况下,本可以在第一时间就中村深入东北腹地进行军事侦察一事先行向日本提出,以取得与日本交涉的话语权和主动权.而恰恰在这一点上,张学良又以“力避冲突”,试图与日本采取拖延战术失去了让日本进行外交妥协的外交牌.
综上所述,通过“皇姑屯事件”“中村事件”中与日本的外交交涉可以看出,张学良虽然忍辱负重并努力排除日本势力的干扰,实现了东北易帜,完成了国家统一,但在对日外交的方针策略上仍然有许多失误,而且这些失误最后导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从而成为日本进行武装侵略东北的一个原因.
四、结语
弱国无外交,在近代以来西方条约体系下,一个国家的外交是依靠国家的整体实力为背景而实现的,但是在近代以国家强权为背景的国家外交中,弱国的外交还是有通过外交方针、外交策略以及外交艺术手段来达成国家战略目的和目标的可能.由此,评价一个外交政策可以通过外交方针、外交策略,尤其是通过外交达成的结果来进行评价其外交政策.
就“皇姑屯事件”和“中村事件”而言,张学良主政东北时期的外交可以由两个判断标准进行评价.其一,从外交所要达成的目的看,在“皇姑屯事件”中,张学良能够采取隐瞒张作霖死讯并拖延公布死亡时间的方法,与日本斗智斗勇,成功地化解了张作霖被害后东北政局的被动局面.由此,张学良排除了实现东北易帜中日本势力的干扰,并在年底毅然实现了东北易帜和国家统一,可谓张学良在对日外交战略上的成功.其二,从外交手段和策略上看,在“皇姑屯事件”上张学良不仅没有追究日方在三洞桥上的警卫责任,而且也没有进一步追究张作霖被害的真相.这样的做法虽然避免了激化与日本的矛盾,排除了在国家统一上的日本势力干扰,但却使得日本在道义上,至少表面上没有理亏.日本关东军成功地躲过了因外国国家元首造成的政治丑闻,进而躲过了因此可能陷入日本国民的信任危机.如果说“皇姑屯事件”中张学良能够以实现最终目的为目标,采取了较为灵活的对日外交手段,那么,在“中村事件”的处理中张学良则进退失据.开始就没能掌控对日外交上的主动权,在掌握中村等人深入东北腹地进行军事侦察等违法证据情况下,迫于日本压力进行了两次所谓的真相调查,从而失去了与日本进行对等谈判的资本,使得日本通过新闻舆论大肆宣传东北军虐杀中村大尉,反而失去了道义上的高地.张学良的对日外交失误反而成就了日本在外交上的成功,无形中“中村事件”成了日军进行国内军事动员的极好素材,日本关东军在违反日本军令的情况下,竟然得到了日本国内的支持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进而武装占领了东北全境.
张学良从1928年至1936年间活跃于中国的政治军事舞台,在其不太长的政治生涯中,因东北易帜,实现了国家统一,发动西安事变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备受推崇.通过九一八事变前张学良在“皇姑屯事件”“中村事件”中对日外交战略和策略的分析考察,既取得了很大成功、也确实存在着一定失误.历史研究是一个极为客观的历史再现,因此并不影响对张学良一生历史贡献的评价.
参考文献：
[1] 赵英兰等.论1928-1936年张学良对日外交观[J].社会科学战线,2014（6）.
[2] 曲博. 张学良主政时期的对日政策及评析[D].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2011年硕士论文.
[3] 王慧宇.九一八前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当局的对日方针[J].东北大学学报,2011（5）；索亮等. 张学良在东北易帜前的对日外交[J].世纪桥,2011（19）.
[4]日本驻奉天总领事馆林久治郎为认定肇事者视中国队事致高清和照会[A].辽宁省档案馆编.皇姑屯事件始末[M].香港：香港同泽出版社,1998：71．
[5]高清和为饬属协助查缉凶犯复林久治郎照会[A].辽宁省档案馆编.皇姑屯事件始末[M].香港：香港同泽出版社,1998：74.
[6]辽宁省政协委员会文史委编.张作霖·奉系军事集团[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9：429．
[7]邢安臣.皇姑屯炸车案考证[A].郭俊胜.张作霖与日本关系[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8：166．
[8][9][10]郭俊胜.日本抢先声明清白与皇姑屯事件真相被揭露[A].郭俊胜编.张作霖与日本关系[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8：156-157、157-158、159.
（责任编辑?吴占军）
简而言之，此文为适合皇姑屯事件和对日外交策略和对日外交析论论文写作的大学硕士及关于外交本科毕业论文，相关外交开题报告范文和学术职称论文参考文献.
再访唐德刚：听唐德刚说张学良几述纠纷始末
一 2001年,我们夫妇前往美国纽约探望儿子一家,已经预订了9月14日的机票,途经旧金山再到纽约 9月11日,儿子来电说,纽约出事了,世贸大厦被炸 接着就是美国联合航空公司通知,9月14日的航班取消.
张学良和蒋经国的交往
研究张学良的人,多会关注他与长达半个世纪的恩怨纠葛,而张学良与蒋经国的交往情况却鲜为人知 事实上,不论是通读张学良的口述历史,还是翻阅其幽禁日记,我们都可以看到,在同蒋氏父子的交往中,与之间近半个世纪.
民国最昂贵的囚犯张学良
张学良是从1938 年11 月开始,被老蒋囚禁的,当时的物价大体可以这样讲 五元钱可以做一桌海参席,十元可以做一桌鱼翅席,百元大钞在市面上寻常难见 而张学良、于凤至、赵四小姐,那时候赏给厨房师傅、茶房.
张学良终生未回大陆的隐情
1949 年,“西安事变”名将张学良被带往台湾,从此再也没有回过大陆 事实上,张学良将军非常希望在有生之年访问北京和沈阳老家,并通过绝对信赖的密友穿针引线,眼看就要成行了,可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