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载学则须疑精神与其对胡适父子的影响,该文是胡适方面有关论文范文数据库跟胡适父子和张载学和精神有关硕士学位论文范文.
胡适论文参考文献：
□林乐昌
引言：张载的“学则须疑”精神对现代大学教育具有重要启发意义
最近,大学教育是否需要怀疑或质疑精神,怀疑或质疑能不能创造价值等问题,一时引起校园和社会的广泛关注.笔者的态度是,怀疑或质疑精神在大学教育中不仅十分需要,而且亟待加强.这从北宋理学创建者和关学宗师张载的“学则须疑”精神中,能够得到启发.其实,张载的“学则须疑”精神,不仅是为学创新的动力,而且它本身就是价值观的重要体现.任何价值观都是人的动机和行动的准则,同时也代表人的基本信念.价值观既有导向规范作用,又有激励支配作用.限于篇幅,本文无法就怀疑或质疑精神问题展开全面讨论,只就张载的“学则须疑”精神特色及其时代背景,以及张载“学则须疑”精神对胡适父子的影响这两个方面略加阐述.
一、张载的“学则须疑”精神特色及其时代背景
（一）张载的“学则须疑”精神特色
在理学家中,张载特别强调为学必须具备“有疑”乃至“实疑”精神.但他并非主张怀疑一切.实际上,张载既主张“有疑”,也主张“无疑”.在他看来,“有疑”与“无疑”的适用范围是不同的：“有疑”,适用于“学”,亦即学理的探索；“无疑”,则适用于“信”,亦即信念或信仰的确立.与“疑”之“有”“无”相对应,张载论“疑”涉及以下两端.
第一,张载认为,“信”必“无疑”.在他看来,对于公认的儒家经典、道德信念和道义原理,都应当抱“不疑”或“勿疑”的态度.首先,对于《论语》《孟子》等经典必须“不疑”,亦即确信.张载指出：“学者信书,且须信《论语》《孟子》.《诗》《书》无舛杂.《礼》虽杂出诸儒,亦若无害义处.如《中庸》《大学》出于圣门,无可疑者.”（《经学理窟·义理》）其次,对于成德必须“自信”,亦即“不疑”.在解说《周易·乾卦》时,张载强调“德成自信而不疑”.他又说：“人能不疑,便是德进”（《经学理窟·气质》）；大人“进德修业”,“惟志在位天德而已”（《横渠易说·上经·乾》）.“天德”,是比“德成”更高的道德境界.最后,对于道义原理必须“在此立志”.青年张载与二程兄弟于京师“共语道学之要”时,便“涣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吕大临《横渠先生行状》）后来在论及儒家的“中道”原理时,张载指出：“孔子、文王、尧、舜,皆则是在此立志,此中道也,更勿疑圣人于此上别有心.”（《经学理窟·气质》）就是说,对于圣人皆在“中道”上“立志”是勿需怀疑的.张载在总结有学者“所志至大”,但其进德修业却未取得理想的成就时指出,这“只是谓于道未信也”（同上）.总之,在张载看来,“信”或“志”,完全属于“存心”工夫,若“心不能存”,则“道义无由得生”（同上）.这与德国哲学家康德（Immanuel Kant）将信念界定为“只是主观上是充足的”,而“客观上是不充足的”（《纯粹理性批判》）,大体是相通的.
第二,张载强调,“学”必“有疑”.张载认为,必须把“有疑”作为“学行”的起点,完成从“无疑”到“有疑”的转变.若在为学过程中始终处在“不疑”的状态,就等于“不曾学”.他说：“可疑而不疑者不曾学,学则须疑.譬之行道者,将之南山,须问道路之自出,若安坐则何尝有疑？”（《经学理窟·学大原下》）张载还认为,在学行中“有疑”并非徒托空言,必须“实疑”,然后才能够被视作“有学”.他说：“学,行之乃见.至其疑处,始是实疑,于是有学.”（《横渠易说·总论》）什么是“实疑”？在张载看来,学者的思考和见识只有在真正聚焦于问题的“疑处”时,才是真实的“疑”或实质的“疑”,而不是表面的“疑”.换言之,只有进入“实疑”状态,对于学者而言才称得上“有学”.最后,张载认为,学者还必须使自己从“有学”提升至“学进”的地步,而这仍然有赖于怀疑精神的推动.他说：“所以观书者,释己之疑,明己之未达,每见每知所益,则学进矣.于不疑处有疑,方是进矣.”（《经学理窟·义理》）就是说,读书思考需要善于发现疑点,“于不疑处有疑”,才能够使学业不断进步.总之,在张载看来,学者从“有学”到“学进”,都必须以怀疑精神作为动力.可以说,张载所倡导的是一种大胆而彻底的怀疑精神.这与近代以来的科学精神和教育精神是息息相通的.张载还把怀疑精神看成是创新的起点,强调“义理有疑,则濯去旧见以来新意”（《经学理窟·学大原下》）.
（二）张载“学则须疑”精神的时代背景
无论是张载的“学则须疑”精神,还是与这种怀疑精神密切相关的创新精神,都有其时代背景.日本著名历史学家内藤湖南曾经为中国历史的时代划分提出了一个影响很大的概念,即“近世”.“近世”的基本含义,是“与我们相近的时代”的意思.内藤湖南认为,在中国历史的演变过程中,处于“近世”之前的时代是“上古”和“中世”.内藤湖南强调,中国从宋始进入了一个完全异质的时代,即所谓“近世”.令人惊奇的是,内藤湖南所提出的“近世”论在半个多世纪之后,西方史学界以另一种视野予以呼应.本世纪初期,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大卫·克里斯蒂安（Did Christian）在其名著《时间地图：大历史导论》中,提出了一个研究历史的全新框架,即所谓“大历史”的视野.他把距今1000年的时间跨度视作“现代的尺度”,而这一“现代的尺度”恰恰开始于“中国宋朝”.在《时间地图：大历史导论》一书中,大卫·克里斯蒂安还从农业、工业、商业、技术等多方面揭示了宋朝的“创新”规模、速度和影响（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年,第366、411-414页）.无论是“近世”,还是“现代的尺度”,都在呼唤能够因应时代需要的新的价值观.这应当是张载“学则须疑”精神和“多求新意”精神形成的时代背景.
二、张载“学则须疑”精神对胡适父子的影响
胡适的父亲胡传,十分重视为学的怀疑精神.这对胡适有所影响.而胡适父子又都深受北宋理学家张载“不疑处有疑”一语的影响.根据唐德刚翻译的《胡适口述自传》记载,胡适曾经回忆,其父胡传“于1868年春初进了新近复校的‘龙门书院’,该院山长（院长）刘熙载先生是当时扬州有名的经师”.“父亲对这位了不起的刘山长的教学方式也有所记载.他说,所有在书院中受课的学生,每人每日都得写一份‘日程’和一份‘日记’.前者记载为学的进度,后者是记学者的心得和疑虑.为这种‘日程’和‘日记’的记述,该院都有特别印好的格式”.“其中有趣而值得一提的,便是这印刷品的卷端都印有红字的宋儒朱熹和张载等人的语录.其中一份张载的语录便是：‘为学要不疑处有疑,才是进步！’这是个完全中国文明传统之内的书院精神”（华文出版社1992年,第12-13页）.
由于受父亲胡传的影响,在胡适一生所提倡的诸多“大道理”中,就包括“不疑处有疑”.在《胡适口述自传》一书的注释中,唐德刚说：“‘不疑处有疑,才是进步！’这九个字是笔者在当年笔记残稿中找出的.近查一九六八年台北商务印书馆印行的《张子全书》,却未见此条.”于是,唐德刚依据张载《经学理窟·学大原下》《正蒙·中正篇》和《正蒙·有德篇》引三条“稍近似”的语录,认为“这些都是胡适之治学终身奉为圭臬的格言.然上述九字或出宋儒其他语录”（第22页）.在这里,唐德刚说“‘不疑处有疑,才是进步’这九个字”,经查“《张子全书》,却未见此条”.唐德刚对《张子全书》的检索有遗漏,因而他这样说是不确实的.“不疑处有疑,才是进步”,是胡适对张载语录的翻译,而张载语录的原话“不疑处有疑,方是进矣”出自《张子全书》卷五《经学理窟·义理》.
由于受张载“不疑处有疑,方是进矣”一语的深刻影响,胡适后来凡遇到年轻人求字,题写最多的文字就是：“做学问要在不疑处有疑,待人要在有疑处不疑.”这一题词里,前一句是化用张载语录,后一句则是胡适待人接物的心得.
（作者：陕西省西安市陕西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邮编710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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